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的偽軍政策再研究

侯竹青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偽軍政策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不過，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側重從兩面派或兩面政權的角度來探索八路軍的偽軍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且以靜態研究為主，對其具體演變過程的考察過于簡略，或有意無意地忽略一些較為敏感的史事；而對新四軍的偽軍政策亦較少涉獵，缺乏系統的研究，難以窺見中共偽軍工作的全貌。近來，對這一問題研究較為深入的是臺灣學者劉熙明的《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一書。然而，在探討中共的偽軍政策方面，此書的分析較為簡略，缺少政策和實踐彼此間互動的研究，其所得出的“中共對偽軍的政策是和平收編為主，和平不成，再以武打或武嚇等強硬措施”的結論①劉熙明：《偽軍：強權競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香村出版社（臺北），2002年，第224頁。也比較簡單化。其實，關于偽軍政策，中共中央雖然有總的精神，但各地往往有更為具體的解釋和規定，如新四軍的偽軍工作就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理論和實踐的特殊性，并對這一時期華中各根據地黨、政、軍的處境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進而促成了理論和政策的互動，以及相關政策的不斷完善。本文即以新四軍②新四軍的編制大致以皖南事變為界，之前主要稱為支隊，之后改編為師，為了行文方便，本文沒有做嚴格的區分。各師的成立時間如下：1941年1月，新四軍第1、2支隊合編后發展演變成1師；3月，八路軍第4縱隊改編成4師；2月，新四軍第4支隊改編為2師；同月，以八路軍第5縱隊為基礎新成立了3師，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編為5師；3月，原江南指揮部所屬部隊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國軍等部合編成6師；皖南事變后，活動于皖江地區的無為游擊縱隊、新四軍第3支隊挺進團及皖南事變突圍出來的部隊編成的第19旅及挺進團，組成新四軍7師。為視角，就其偽軍政策及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前后貫通式的考察，以管窺其演變過程。

一、醞釀“拉”，力主“打”

1938年春，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向敵人后方發展的指示，新四軍各支隊先后挺進敵后，開展游擊戰。此時，日軍已在占領區組建了一批偽軍，以維護治安、“清剿”抗日力量。因此，偽軍工作是新四軍必須首先面對并需要解決的一個緊迫問題。為此，同年7月26日，新四軍政治部即發布了《敵軍政治工作綱要》，強調了敵軍工作的重要意義，明確了敵軍工作的策略和方法。這反映出新四軍決策層在思想上對偽軍的政治工作有一定的認識，但該理論并沒有應用到對偽軍工作的實踐中，新四軍對偽軍采用的是單純軍事打擊政策。究其原因，大致有如下方面：

首先，新四軍到達蘇南時的情況決定了軍事打擊政策的合理性?？箲鸪跗?，江南地區雖有名目繁多的“抗日”游擊隊伍，但相當多的隊伍并不打日軍，反借抗日之名行“擾民之事”，從而破壞了所有抗日隊伍的名譽，被民眾貶稱為“游吃隊”、“小日本”，而被“恨之入骨”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四軍·文獻》（1），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257頁。。新四軍雖然是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裝，但初來乍到，群眾對其并不認同：“不惟看見我們就跑，而且實行堅壁清野，有些強悍的地方，則不準我們住房子、買糧食，甚至向我們開起槍來”。②《新四軍·文獻》（1），第257頁。即使民眾對新四軍的抗日立場有一定的了解后，情緒仍舊低落，對武器落后的新四軍仍是充滿疑慮和不信任：“懷疑我們是否能夠打日本……對我們仍然表示出不理睬，連糧食也不愿意賣給我們?！雹邸缎滤能姟の墨I》（1），第258頁。相反，偽化氣氛充斥于整個社會。甚至離敵人百數十里之地“亦組織維持會，替日寇辦糧食，送豬、牛、雞蛋，尤其有些地方（如朱門、陶吳、谷里等處）竟強迫人家幼女集中維持會中，以備歡迎日軍奸淫”④《新四軍·文獻》（1），第259頁。。這些媚日行為使日軍更加肆無忌憚：“交通線上五六十里有敵人十余個守兵，交通線內，簡直百數里沒有一個日軍”，“敵人士兵三五成群，未帶武器，也可到離其駐地至十里遠近的鄉下橫行”⑤《新四軍·文獻》（1），第256、261頁。。所以新四軍必須付諸嚴厲的軍事打擊行動才能激蕩正氣，鼓舞人心，喚醒國民的抗日意識；才能消除民眾的疑慮和戒備，取得民眾的信任，立穩腳跟；才能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

其次，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亦為新四軍的軍事打擊政策提供了便利。一是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到來之前，華中僅有零星偽軍。二是國民黨的敵后力量（韓德勤、冷欣、李品仙等部）亦未組織起來，國共矛盾尚未凸現。三是日軍正大舉西進，“對敵后顧不了，所以那時在敵后很和平，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大的‘掃蕩’”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四軍·文獻》（3），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109頁。。這種相對寬松的環境有利于實行軍事打擊政策且易取得成效。而新四軍挺進蘇南后，殺傷敵人的比例高于華北八路軍即與此有關。

再次，新四軍的軍事打擊政策與中央缺乏明確的偽軍政策亦分不開。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戰形勢與如何進行抗戰等問題。中央書記處成員王明初步提出了對偽軍和偽軍工作的認識：由于戰線太長，兵力不足，“敵人現在用盡威脅利誘的方法，企圖在已被他占領的區域內利用漢奸組織中國人的偽軍隊來協助日軍作戰；雖然在有些地方，敵人曾經能夠在漢奸幫助之下，組成以日本人作軍官中國人當士兵的軍隊來助戰，但無疑義地，這些少數中國同胞受欺騙受威脅是暫時的”，因此，“只要我們進行艱苦的政治爭取工作，他們早遲是會掉轉槍頭去攻打中華民族公敵的”。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37—438頁。從實際情況看，此時對偽軍的這一認識并不全面和客觀，提出的對策亦是籠統和模糊的，缺乏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但這是中共高層首次從政治角度看待偽軍問題，其意義重大。然而，此時中共中央關于對偽軍的政治工作尚未形成明確的政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下級部隊開展爭取偽軍工作的手腳。

由于以上各種因素的影響，當時出現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許多部隊“只知從軍事上去打擊偽軍，而忽視從政治上去瓦解敵偽軍”①《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3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頁。。顯然，新四軍對偽軍的政治政策條令形同一紙空文，僅停留在政策層面，并未貫徹到實踐中去。

二、嘗試“拉”，堅持“打”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后，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的戰略中心由前方戰場轉到“掃蕩”敵后和加強對敵后的控制。國民黨中央也發出了“政治重于軍事”的應對措施，并開始進行對偽軍的政治工作②《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2頁。。10月中旬，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指示，提出了對各種漢奸的基本方針，并要求對于動搖和被迫的漢奸應爭取其“同情抗日，幫助抗日”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第673頁。。雖然這一指示并不是針對偽軍工作，但畢竟為新四軍的偽軍工作提供了依據。1939年2月，新四軍政治部據此提出了在敵偽軍工作方面進行組織建設的總方案：“健全對敵偽軍工作的組織與系統，實施新的編制，并在各級服務團中培養五人至七人的敵工組，受政治機關之直接指導，以后嚴禁任意調敵工人員做其他工作?！雹堋缎滤能姟の墨I》（1），第736頁。

與此同時，根據形勢的變化，一些新四軍部隊開始將偽軍的政治工作付諸實踐。比如，在爭取偽軍的宣傳工作上有了初步成效：士兵學會了對敵喊話，“散發了一些宣傳品”⑤《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8頁。。此外，在爭取偽軍反正上亦邁出了第一步。首次取得成效的是陳毅領導的第1支隊。1939年3月，在地方士紳的協助下，金壇直溪橋和鎮江衛崗160余名偽軍反正（即“三月事件”）。雖然這次反正事件得益于士紳的牽線，人數亦不多，但政治意義重大，動搖了日偽間所謂的親密合作關系，日軍開始懷疑偽軍的忠誠，“殺了百多偽軍”⑥《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303頁。。更主要的是，它鼓舞了新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加強了他們對偽軍政治工作的信心。5月，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發表《論江南偽軍工作》一文，對江南偽軍的情形、爭取其反正的意義和方法以及“三月事件”的經驗教訓作了分析和總結⑦《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160—176頁。。這是新四軍作出的第一份較系統的關于偽軍工作的報告，初步提出了對偽軍“采取寬大的政策”以及比較具體翔實的操作方法，也反映出新四軍的一些高級干部對偽軍工作開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然而，就整體而言，各地新四軍并沒有對偽軍工作給予應有的重視。其表現之一是開展的宣傳工作存在不足。對偽軍的宣傳品存在種種缺陷：喊話口號長，“不能喊得清楚”，影響口號效果⑧《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184頁。；宣傳品的種類也太少，僅“一種兩種”；內容單一，缺乏變化，“老是一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不善于根據具體條件和環境加以變化，令人乏味；對敵偽的情況缺乏調查研究，宣傳品散發比較隨便，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等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3輯，第313頁。。而更為重要的是，新四軍各支隊都普遍存在“爭取偽軍工作更未進行”的問題?！?0《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46頁。

可以說，在1940年之前，新四軍對偽軍仍然采取軍事打擊政策，政治工作僅處于萌芽狀態，成效甚微。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與下列因素有關：

首先，與華北偽軍數量眾多的情況不同，汪偽上臺之前，華中偽軍雖有增加，但數量仍不多，易于解決，因而未能引起新四軍的重視。新四軍敵工部部長林植夫曾檢討說：“下面對敵情沒有報告，所以我們對這一工作沒有進行具體的布置，部隊方面也還沒有注意到把偽軍工作當作重要工作?！雹佟缎滤能姾腿A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57頁。新四軍政治部的報告也可反證這一點：“須深入部隊中對敵偽軍工作”進行宣傳教育，“切實克服輕視傾向”②《新四軍·文獻》（1），第736頁。。更主要的是，此時的偽軍主要“由大城市敲詐勒索的流氓領導的人數不多、組織嚴密的匪群”構成，其成員主要來源于流氓化的失業群眾，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相當的社會基礎（從清末漕運廢除后就形成組織，并延續到民國）；組織嚴密，這些“流氓群眾均有頭目率領，系統分明，具有長期斗爭經驗”，“極其反動，難以爭取”；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的利益，沒有職業和政治操守，為了鞏固取得的“統治地位”，“東風大隨東風，西風大隨西風”，投靠力量強的一方。③《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248頁。日軍利用這一點，在其控制范圍內“收編土匪，濫下委任”，借這些武裝來擾亂抗日后方，鉗制抗日力量④《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96頁。。在力量弱小、前途未卜的情況下，新四軍也很難吸引偽軍或準偽軍的注意，對偽軍的政治工作亦極難進行。下面的例子即可旁證。為了防止土匪投靠日本，新四軍曾仿效華北八路軍，采取“政治手段，分化瓦解土匪，爭取其下層投向人民”的政治策略，但遭到失敗，土匪大多最終投靠了日本⑤愛潑斯坦著，賈宗誼譯：《人民之戰》，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225頁。。土匪兼偽軍的情況又驗證和加重了新四軍對漢奸的厭惡心理。

其次，除了匪群偽軍外，還有因其他種種原因不得不投靠日本的偽軍，也就是說偽軍并非同質化的統一整體，其中不乏有民族意識、并非真心投降敵人的人員。但在民族主義者尤其是高舉民族大義旗幟的中共眼里，偽軍即漢奸（時稱“二鬼子”），彼此間并無差別；且偽軍一般是本地人，對該地風土人情比新四軍要熟悉，是日軍的幫兇和“掃蕩”的急先鋒，對新四軍威脅最大，“比鬼子還討厭”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蘇中史編寫組：《蘇中抗日斗爭》，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5頁。?？梢哉f，熱烈的愛國革命精神和慘痛的遭遇使新四軍對偽軍的痛恨和仇視成為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打擊偽軍的政策亦更易獲得他們的認同。

再次，群眾工作也未開展起來。新四軍處在日軍、偽軍、國民黨軍各種力量中，環境比八路軍復雜，為了避免授國民黨軍以把柄，各項工作的開展不得不慎之又慎。日本占領武漢、廣州之前，抗戰處于第一階段，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國共合作也處于蜜月階段；而華中是國民黨關注的焦點，為了避免給國民黨以口實，新四軍對中共中央開展各項工作的指示未能靈活地加以執行，群眾工作尚未全面開展。林植夫在分析敵工薄弱的原因分析時說：“始終沒有開展成為群眾運動，不僅沒有動員民眾參加”，甚至“沒有動員全體指戰員的參加”，“部隊參謀、民運、敵工沒有取得很好的聯系，民眾、敵工組沒有普遍的組織起來，所以就更加影響到對偽軍工作的開展”⑦《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48、257頁。。對于善于運用民眾力量的中共而言，這不能不是一種無奈和遺憾。

客觀地說，新四軍對偽軍采用軍事打擊政策有其積極的一面。它和當時情形基本上相適應，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從挺進蘇南到日偽“清鄉”這段時間內，新四軍共消滅敵偽12.9萬多人⑧葉劍英在《中國共產黨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中記載：新四軍斃傷敵偽124252，俘虜敵偽5392。見《新四軍·文獻》（5），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537頁。，樹立了軍威、鼓舞了志氣、贏得了民心，亦動搖了偽軍與日軍之間的信任。陳毅在挺進江南一年后總結經驗說：“幾次漢奸偽軍均被我干脆解決的教訓下，一面日寇更不相信偽軍，增加對偽軍的壓迫，一面全國戰爭的影響，終于打動偽軍的心，造成起民族覺悟”。⑨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中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94頁。一部分偽軍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也開始對新四軍暗送秋波。鐘期光說：“有一個據點被我們毀滅或某一部偽軍被我消滅或者我們反掃蕩勝利的時候，偽軍偽組織都會很恐慌，希望和我們改善關系?！雹佟短K中抗日斗爭》，第301頁。這樣，新四軍對偽軍的軍事打擊政策為政治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對偽軍政治工作的薄弱使新四軍的武力打擊政策并不能取得最理想的效果，與八路軍、國民黨軍對偽軍工作取得的成果進行比較，即可說明問題。冀東敵偽政權被摧毀和冀察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是八路軍策動冀東偽軍反正響應的勝利果實；而國民黨在南京、平漢路之良鄉等地區，也先后爭取了數萬名偽軍反正。在全國的偽軍反正潮流中，華北地區“先后已在幾十次以上（1939年6月止——筆者注），有成團成師以至成軍的全部嘩變過來”。與之相比，雖然發生了偽軍投誠的三月事件，新四軍亦“常常大批捉到偽軍俘虜”②《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303頁。。但總體而言，“過去江南的這一方面（偽軍的反正——筆者注）還是很沉寂的，我們只常常不幸的聽到，某地游擊隊叛變到敵人方面去，可是從來沒有聽到有偽軍反正過來”③《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164頁。。

更為主要的是，由于偽軍的地方特性和抗戰的持久性，僅憑武力，忽視或輕視政治工作，也易于把偽軍推向投敵的不歸路，無異于“為淵驅魚”。如津浦路東蘇皖邊區對瓦解敵偽軍工作“沒有很好的去進行，敵偽軍官兵對我們不了解，以為被我俘虜后就要抽筋剝皮，所以在戰場上頑強抵抗，死不繳槍，并經常出動騷擾，使我們的部隊疲于奔命，民眾跑反”④《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3輯，第169頁。。而日軍利用新四軍對偽軍政治工作的缺陷，加強自己的政治工作，將新四軍妖魔化并放大性地對偽軍進行欺騙性宣傳，嚴重破壞了新四軍的形象，引起了那些對中共政策心存疑慮、處于觀望中的偽軍的強烈心理反彈和對抗行為，“偽軍被其（日軍——筆者注）利用”，在戰斗中“死不繳槍，拼命抵抗”，導致新四軍“不能取得更大勝利，遭受不必要的傷亡”⑤《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46頁。。而且，過分的軍事進攻刺激了敵人和暴露了自己，是新四軍在蘇南戰局形成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形勢的逐漸變化下僵硬的偽軍政策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日漸暴露出來，適時調整偽軍政治工作成為當務之急。

三、發展“拉”，調整“打”

自1939年冬起，隨著新四軍開始陸續渡江北上，原有的政治、軍事環境優勢已逐漸喪失，特別是黃橋戰役之后，新四軍的力量在華中由第三位躍居第二位，由國民黨、日偽忽視的對象變為兩者聯合打擊的敵手，所處環境日益惡劣。而且，此時偽軍實力亦發生了質的變化。據日寇夸大的數字，1939年江蘇省的偽軍包括正規軍、地方性的民團以及尚不能算上“純粹偽軍”的不脫離生產的偽軍，共有18030人，蘇浙皖地區共44135名⑥《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168頁。。而偽國民政府（1940年3月）成立后，也開始大量招募偽軍。同時，國共磨擦中失敗的大批國民黨軍隊也不斷投敵，特別是集團偽軍的出現使偽軍力量劇增，僅蘇中地區偽軍鼎盛時即達5萬人，其中的80％是由國民黨軍叛變過去的⑦《蘇中抗日斗爭》，第389頁。。與之前的小股偽軍不同，這些偽軍具有相當強的戰斗力，是“清鄉”的主要力量，對新四軍的威脅最大。但這些偽軍也存在被爭取的有利條件：與先前頑固不化的漢奸不同，這些偽軍原是與中共有聯系的友軍轉化而來的，政治態度復雜，多數“尚留戀抗戰”⑧《新四軍·文獻》（3），第28頁。。加之，由于其人數眾多和戰斗力較強，對國民黨軍、日軍和共產黨軍三方力量的消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國民黨軍從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即已開始加強偽軍的政治工作，“以爭取偽軍的反正”①《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161頁。，已經領先了一步。因此，開展偽軍政治工作對中共而言已刻不容緩。

面對這種局勢，中共中央于1940年4月下達了關于瓦解敵軍和偽軍工作的指示，并于7月在《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決定》中再次強調，不僅要求各地方拿出具體實施方法，而且下達了任務，要求各部隊“必須在今后一年中表現瓦解敵偽軍的成績”②《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3頁。。這是自抗戰以來中共中央首次對各軍的偽軍工作提出任務要求，表明在中央層面上開始給予偽軍政治工作以高度的重視。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新四軍一些部隊的偽軍政治工作初見成效。如黃克誠部開赴豫皖蘇邊界后，“建立了一個敵軍工作委員會，四個敵軍工作站，有幾十個工作人員在工作”，“最大的工作是宣傳工作……對偽軍的傳單較多”。③《新四軍·文獻》（3），第423、424頁。又如，活動在淮南津浦路的2師“對偽軍爭取，最近有不少成效，儀征、來安、嘉山、天長等已有數股有了聯絡，做到了不侵犯、送情報、聯絡其他偽軍等。這一工作現在迅速推進中。近來已減少了偽軍騷擾，部隊得抽空整訓。我們策略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集中力量撲滅與頑方有聯系之偽軍”④《新四軍·文獻》（2），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455頁。。這些成就反映出新四軍一部分部隊的偽軍工作開始發生變化。

但就整體而言，新四軍仍沒有探索出適時和長期性的偽軍政策。相反，如活動在興（化）東（臺）泰（州）地區的聯抗還“采取了相反的與偽軍對立的政策”⑤《新四軍·文獻》（3），第218頁。。中共中央對新四軍“某些地區雖有一些初步的成績，然而更多的地方還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82頁。的批評也說明其在地方的實踐和中央政策相脫節。究其原因，主要與干部的思想觀念和軍政素質有關。

新四軍由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改編而成，三年游擊戰爭期間，因散處各地，“政治工作不能得到總的領導”，新四軍軍部成立后，“又開往前線”，“又是小部隊分散游擊”，仍無法貫徹統一領導⑦《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34頁。，政治教育缺乏。而新四軍中工農干部尤其是農民干部占相當大的比例，他們雖具有工作經驗，但文化水平低，敵我之間你死我活的斗爭觀念根深蒂固⑧新四軍挺進敵后前，中共中央一再告誡新四軍干部要轉換土地革命時期時的思維，爭取更多同情者，擴大和鞏固自己的力量。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1輯，第24頁。，面對新的“環境和對象”，不能及時轉換已有的觀念⑨《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48頁。。而且抗戰以來新四軍與偽軍之間的斗爭也進一步加深了這種觀念，使得打擊偽軍的政策更易獲得他們情感上和心理上的認同，并在實際中得到堅決貫徹執行，其他政策則遭到無形抵制。

不僅如此，在緊張的戰事環境中，部隊中還普遍存在“重軍事輕政治”的傾向，政治工作處于邊緣化的境地?？箲鸷?，形勢的發展需要大量干部，在各方用人、干部奇缺的情況下，干部的配備往往是由崗位的緩急決定的，能力“比較差”的干部往往被配給到“無足輕重”的政治部門。由于對政治工作的輕視，敵工部門往往成為救火隊，即使少量的干部也不能全身心進行政治工作，有經驗者時常被調去其他崗位救急，致使敵工部門的力量更為薄弱，“所有工作人員更缺乏經驗”○10《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48頁。。而偽軍工作是一種集政治、軍事等多方面于一身、復雜微妙的策略斗爭，它需要高質量的干部隊伍。顯然，這種工作是許多政治干部無法理解，更無法勝任的，致使其成效大打折扣。盡管新四軍曾編發了對敵工作綱領、優待俘虜方法、對敵偽軍工作課程以及連隊對敵工作教材、口號、標語等，但因“工作人員缺乏敵工知識與經驗”，致使“工作不大”○11《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第2輯，第258頁。。

此外，中共中央雖然有明確的偽軍政治政策，但缺乏解決干部思想顧慮的配套措施。雖然就中共的政治理念而言，共產黨員是無產階級的先鋒，應具有獻身精神。但不管是土地革命時期出身于農民的黨員，還是抗戰后新吸收的黨員，離這種高度的政治理念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會對一些敏感問題顧慮重重。特別是對偽軍的政治爭取工作，相當多的干部認為和偽軍進行聯系將來會“說不清楚”，因而不敢放手去做偽軍政治工作。如國民黨軍官顏秀五投敵后，惠裕宇曾想與其恢復聯系，但考慮到他的偽軍身份而猶豫不決，不敢越雷池一步，后來得到陳毅“可大膽前往”的明確指示，才于1942年春前去做顏秀五的工作。①《蘇中抗日根據地》，第546頁。

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因素，新四軍的偽軍政治工作開展不夠，并帶來消極影響。如1941年國共磨擦時，“頑固派常常是用各種方法把偽軍工作做好，在敵偽區建立根據地，與我們斗爭。比如這次程道口戰役（1941年8月發生的新四軍與韓德勤部的磨擦），離眾興集只有十二三里，離洋河三四里，當我們追擊的時候，這些小頑固派就躲避到偽軍里面去。平時也常是掛起偽軍符號。反共軍在津浦路的兩側到處委官，要偽軍援助東進”②《新四軍·文獻》（3），第112頁。。特別是日軍和國民黨軍聯合對付新四軍的時候，由于歷來對偽軍政治工作缺乏長期性的考慮，在突如其來的“掃蕩”面前，新四軍措手不及，遭受了不應當的損失。1941年，由于日偽的“清鄉”，蘇南抗日根據地遭受到嚴重的損失，被日寇幾乎全部偽化。③《蘇中抗日根據地》，第439頁。蘇中根據地也曾“有一時期專打偽軍，愈逼愈反，乃造成偽軍死心塌地幫助敵人”④《陳毅軍事文選》，第256—257頁。?？梢哉f，新四軍對偽軍政治工作缺乏長期性戰略，導致在形勢突變時的嚴重后果。

四、完善“拉”，靈活“打”

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共中央不得不再次發布《中央關于敵偽軍偽組織的工作決定》，提出了“熬時間儲力量”的敵后抗戰總方針，要求各地除了軍事活動外，“更重要的是開展反敵偽的一切政治活動”，其中，“對敵偽軍偽組織的工作”，便是這種政治活動的最重要之一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82頁。。而切身的經歷亦使新四軍對偽軍的工作有了全面的認識。陳毅說：“在軍事上制服偽軍，在政治上控制偽軍，就等于粉碎敵人的‘清剿’、‘掃蕩’”。關于新四軍偽軍政策的具體轉變過程，粟裕在致王必成、江渭清的電報中有所記載：“作戰部隊仍不應主動進攻敵人，以免過于刺激敵人引起報復而增加自己的困難，博望地區的情況就是明證。一九四一年蘇中日寇指使全部偽軍及殘留頑軍同我斗爭，使我在嚴重的軍事斗爭中雖然經受了鍛煉，提高了戰斗力，但不得不付出相當的代價。去年我們轉變方針，不主動進攻敵、頑，而只集中力量打擊最壞的頑固偽軍，并加強敵軍工作?！雹蕖缎滤能姟の墨I》（3），第760頁。這表明，經過1941年的殘酷斗爭，新四軍的偽軍政策在1942年前后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為了使偽軍政策能取得成效，中共中央和新四軍做了大量的工作。

針對抗戰以來組織不健全的現象，中共中央于1941年秋提出了敵工組織結構的指導方針：根據地由黨政軍成立統一的敵偽工作委員會，分區亦設立同樣的委員會，其任務是總結工作經驗，確定工作方針，制訂工作計劃；軍隊中設立敵偽工作部，受前述委員會領導，地方黨成立一些對敵偽工作站；在接近敵偽地區，設立敵偽工作站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87頁。。根據該精神，新四軍各根據地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敵工機構，并能因時、因地制宜。如日偽進攻重點的蘇中根據地的敵工機構就比其他地區復雜。敵工機構的任務之一是利用各種渠道同偽軍建立內線關系，其職責分工明確。當時規定：團一級以上關系由分區和地委敵工委員會掌握；營連級關系由縣委掌握；連以下關系由區委掌握⑧《蘇中抗日斗爭》，第574頁。。

由于偽軍工作的特殊性、復雜性和危險性，對敵工人員的素質要求極高，除了高度的政治覺悟外，還要考慮到個人的軍事素質和社會活動能力等，能否具備這些條件是偽軍政治工作的成敗關鍵。面對抗戰以來敵工隊伍不穩、人員能力低下等問題，華中局明確指示：“應當抽調得力的與有秘密工作經驗的干部以大力去開展敵占區及爭取城市中偽軍、偽組織及人民中的工作?！雹佟缎滤能姟の墨I》（3），第44頁。指示下達后，各戰區均加強了對敵工工作的組織和領導：

一是派一大批優秀干部充實敵工部門。如一師師長粟裕下令：“大力挑出最好的干部去進行這一工作，并經常加以檢查”，陳毅也要求各部門“抽調大批忠實可靠面目未暴露的干部，到偽軍、偽組織中加強工作和取得其掩護?！雹凇缎滤能姟の墨I》（3），第204、259頁?！爸灰m合于做偽軍工作者不惜調團縣級干部充任，以開展偽軍工作?！雹邸缎滤能姟の墨I》（3），第290頁。蘇中3區地委敵工委員會則由具有豐富統戰經驗的朱克靖、陳玉生分別擔任正副主任。1旅、3分區政治部的敵工科則由曾任新四軍政治部服務團社會調查組副組長的盛華擔任科長④《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261頁。。建陽縣敵工站于1942年2月改為敵工科，由3師7旅20團敵工股長劉彥德調任。鹽城縣敵工科首任科長是軍部軍法處的陳少健。三師廉純一擔任了淮安縣敵工部部長。⑤《黃克誠與蘇北抗日根據地》，第405—406頁。

二是全面培訓敵工工作人員，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業務素質。所有被選拔出來的人員，在上崗前需經過特別培訓，甚至那些經驗豐富、黨性強的高素質干部也不例外。例如，1942年9月和10月，新四軍政治部敵工部，從1師、3師等部抽調一批連以上干部，又從地方選調一批年輕干部（約30人），分別舉辦兩個敵工干部訓練班，培養敵工干部。課程包括情報工作、內線工作、交朋友工作等，由經驗豐富的老干部敵工部長劉貫一、軍敵工部調查研究科科長高原等親自授課。受訓后，原部隊干部大都充實到各縣敵工部及縣敵工站，地方干部則被分派到縣敵工部。因地方干部熟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往往被派遣到相應的敵占區、敵偽據點，搜集情報，瓦解偽軍組織，爭取愛國進步分子，做內線工作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省新四軍研究會編：《黃克誠與蘇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405頁。。新四軍的先頭堡蘇中地區先后派出惠浴宇、朱克靖、黃逸峰、夏征農等人，去做李長江、顏秀五（偽第1集團軍副司令）、楊仲華的工作⑦《葉飛回憶錄》，第260頁。。此外，還加大了對普通干部的教育力度。到1942年為止，新四軍舉辦了5所抗大分校和大量培養地方干部的黨校，并在干部間掀起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學習運動⑧新四軍各部開展干部教育運動的進度并不一致，有的遲至1943年才開始，主要與戰事有關。。經過教育后，普通干部把握政策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陳毅總結道：“干部政策教育有些收獲，一般已引起干部對政策的注意。對偽軍、對士紳、對友軍的政策，上級干部都有一些認識”，“各師時事教育有很大的進步”⑨《新四軍·文獻》（3），第1015頁。。機構的健全和一大批具有理論和實踐經驗人員的加入為新四軍偽軍工作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與此同時，相關的配套政策和措施也陸續出臺，為新四軍的偽軍政治工作提供了組織、思想和技術上的保障。其中，利用幫會即為突出一項。

華中地區的幫會組織很多，不僅下層民眾，包括社會上的上層人士、工商業者、開明士紳以及地方實力派中，許多人都是幫會成員，他們和偽軍、國軍中的上層軍政官員有著朋友、師徒或把兄弟等多種關系?！?0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南抗日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491頁。新四軍挺進蘇南后即開始做幫會工作，但因中央沒有明確的政策和指示，許多干部心存顧慮，未敢放手去做。如蘇中3分區委敵工部長陳玉生開始做敵偽工作時，認為“開香堂收徒弟”的建議是封建迷信，甚至連過去的老關系也拒絕利用，直到層層上報到華中局這件事才得到解決①《葉飛回憶錄》，第266—267頁。。高層干部心理壓力尚且如此，普遍黨員干部的疑慮可想而知。所以，當時大部分敵工人員僅做一些初步的工作，如登門拜訪或通過關系與之交朋友等方式，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雖有成績，但僅能自保，不能利用幫會充分地為抗戰服務。針對這一情況，中共中央于1941年冬作出了關于開展青洪幫和“三番頭子”工作的指示，同意“舊瓶裝新酒”：在敵占區，經上級批準，縣長可以收學生，不過所收的學生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真心抗日。這一政策消除了工作人員的后顧之憂，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迅速打開了局面。如蘇中3分區偽軍工作的開展，即是通過陳玉生開香堂邁出了第一步。當時一次就有上千人給陳玉生送帖子，其中不乏偽軍頭子②《葉飛回憶錄》，第267頁。。蘇中的經驗于1943年被黨委總結成《關于反“清鄉”斗爭中掌握青紅幫的指示信》③《葉飛回憶錄》，第268頁。一文加以推廣。在蘇南地區，丹北保安司令韋永義、山北縣縣長趙文豹、山南縣縣長吳翼、揚中縣縣長施光前、武進縣縣長顧維衡、鐵道工委副書記董必成都收過學生④《蘇南抗日根據地》，第491—492頁。。這樣，利用幫會就成為新四軍進行偽軍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渠道。

另外，偽軍間日益激化的矛盾也為新四軍在偽軍工作上的縱橫捭闔提供了良機。茲以蘇北、蘇中為例。

1941年，日軍開始“清鄉”時，新四軍在蘇北、蘇中主要面對4股偽軍，其中勢力最大的是原國民黨蘇魯皖邊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部，其次是原江蘇省保安第8旅楊仲華部。由于日本采取“以華制華”、分而治之的策略，1941年秋偽蘇北行營成立后，汪精衛便扶植楊仲華部以抗衡李長江部。該政策不僅沒能增強對偽軍的控制，反而導致各派系間矛盾重重，不聽偽中央調遣，對日本亦心存疑慮，暗地與國共兩黨保持聯絡。日軍為了加強對其控制力，鏟除其反抗意識，于1942年8月逮捕了楊仲華，并縮編了李長江部⑤《葉飛回憶錄》，第261頁。。其結果在蘇中偽軍中造成了強烈的震動和極大的恐慌，普遍產生了“怕整編、怕調防、怕打前鋒”⑥《粟裕軍事文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172頁。的三怕思想。1943年，日軍欲“將滿洲、華北偽軍的經驗用在華中”⑦《新四軍·文獻》（3），第28頁。，于12月下旬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剝奪了李長江和顏秀五的軍權，并將蘇北偽軍統一編為第5集團軍，委任積極反共的項致莊為司令⑧《葉飛回憶錄》，第261頁。。這一改編，也引起了偽軍的強烈反抗，使日偽矛盾更加激化。

無獨有偶，此時地方上偽軍的派系斗爭亦愈演愈烈。1942年中由蘇南調來的“南浦旅派”開始在蘇中、蘇北強化整編偽軍，引起了地方實力派與“南浦旅派”的斗爭。以上兩派時稱“舊派”。日偽在蘇南“清鄉”成功后，李士群將堅決執行日本對華新政策的張北生由蘇南調往江北，時稱“新派”。隨著蘇中、蘇北“清鄉”的開始，舊派之間、新舊派之間也展開了斗爭⑨《新四軍·文獻》（3），第287頁。。

敵偽矛盾和偽偽矛盾交織在一起，加劇了偽軍的離心力，亦為新四軍實施謀略提供了良機。政治上，地方實力派與“南浦旅派”斗爭時，新四軍即在偽軍中提出了“維持現狀反對改編”的口號，并幫助他們想辦法出主意，“許多偽軍均在這口號下靠向我們，孤立了南浦”○10《新四軍·文獻》（3），第289頁。。不僅楊仲華被捕后其部下與新四軍進行聯絡，連李長江也“正式與我一分區專員去談判，表示過去一切可以取消，今后應彼此合作對付敵寇‘掃蕩’，且于談判時，自動撤退兩偽據點，以示誠意”○11《新四軍·文獻》（3），第993頁。；張北生的“新派”到來后，新四軍及時提出了“專打新派，不打南浦與老偽軍”等口號，制造和擴大敵人之間的矛盾，“不僅使偽軍站在我們這邊，而且連南浦對偽軍強化這個工作亦消極了，希望偽軍幫他同來反對新派”①《新四軍·文獻》（3），第290頁。。新四軍在利用偽軍內部的矛盾時，也注重運用制衡策略，表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利用舊派，打擊新派；利用舊派又不使其完全勝利，打擊新派又不使其完全失敗，使兩派力量相互對消”②《蘇中抗日根據地》，第442頁。。

新四軍偽軍政策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1941年秋夏前的被動局面。粟裕對此評價說，蘇中地區“自去年（1942年——筆者注）1月以來，除夏季敵情較為嚴重外，其余時間蘇中部隊均處于比較安定的環境，深入了地方工作，加強了部隊訓練，把敵人孤立我們變為我們孤立敵人”③《新四軍·文獻》（3），第760頁。?；顒釉诨茨辖蚱致返?師：“近來已減少了偽軍騷擾，部隊得抽空整訓”④《新四軍·文獻》（2），第455頁。，并能利用偽軍關系為新四軍服務。1942年，江渭清的6師匯報說：“偽軍都與我們有關系”，產生“大量兩面派”⑤《蘇南抗日根據地》，第210頁。。1943年，活動在江南的16旅“在敵偽頑的夾擊中，在敵據點梅花樁的復雜環境中，我們過封鎖線能夠通行無阻。我們軍工部就在湖熟鎮敵據點里搞了個兵工廠，造手榴彈、地雷，許多重傷員也常常送到偽軍據點群眾家里休養”⑥《蘇南抗日根據地》，第468頁。?；茨系?師利用偽軍“建立了連接路東、路西兩地區的交通線，變敵偽據點為我之聯絡站、情報網，變敵封鎖線為我‘安全走廊’”⑦《新四軍·回憶史料》（1），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571頁。。甚至皖南事變后才成立的、人員最少的7師的偽軍工作也做得有聲有色：“利用偽軍關系替我們搞情報，買槍支、子彈，或掩護我們在日寇統治區采購布匹、機器、電料、紙張、醫藥等用品。由于我們的群眾工作一直深入到敵偽軍據點內，因此，不僅能夠及時、正確地掌握敵偽各種情況……”⑧《新四軍·回憶史料》（2），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第437頁。在日偽“清鄉”的高峰期（1942年至1943年），新四軍不僅由被動變為主動，而且從喪失根據地變為擴大根據地，并最終站穩了腳跟，取得了反“清鄉”斗爭的勝利，這與偽軍政策的成功實施是分不開的。

在開展政治工作的同時，新四軍并沒有放棄對偽軍的軍事打擊政策。相反，新四軍對其非常重視，只不過是將“打”和“拉”兩種策略靈活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整體政策⑨《蘇南抗日根據地》，第478頁。。對于使用兩種策略的環境，粟裕曾有過精辟的論述：“進行偽軍工作，是以革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群眾的利益、堅持斗爭的利益為前提的。凡于我們有利的事情，應用各種不同的策略去爭取，凡于我們不利的事情，就應采取各種斗爭方法和手段予以打擊”○10《粟裕軍事文選》，第177頁。。對于二者的關系和作用，粟裕認為：“打”是“拉”的前提和基礎，因為不“打”不足以立“威”，“如果我（新四軍——筆者注）無實力，對他（偽軍——筆者注）無威脅，他就不會同我接近，要爭取他也就更為困難”○11《粟裕軍事文選》，第177頁。。但與以前不加區別的打擊政策不同，而是帶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策略性：“注意掌握打擊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對象，要分別輕重緩急大小先后，而不能亂打……我們給予偽軍的打擊，有的是為了戰略意圖，有的是為了威懾他們以達到爭取的目的，最終是為了達到堅持斗爭的勝利”○12《粟裕軍事文選》，第178頁。。例如，1943年反“掃蕩”時，新四軍“打擊最頑固的偽軍”，但在“‘清鄉’人員大部分已不敢再胡作非為，逃跑的逃跑，消極的消極”時，就改為以爭取為主○13《新四軍·文獻》（3），第298頁。。軍事打擊建立了“威”，政治工作又建立了“信”，如此雙管齊下，促使偽軍向我方靠攏?？梢哉f，經歷了1943年的反“清鄉”斗爭，新四軍的偽軍政策已經成熟，實施起來亦得心應手，以后只是隨著局勢變化對具體方式加以調整而已。如1944年，針對中共中央發出的以各種方式爭取偽軍反正①從1944年到1945年，中共高層多次發布策反偽軍的文件，如《關于加強偽組織政治攻勢的指示》《中共中央華中局、新四軍政治部關于偽軍、偽組織工作的指示》等。的要求，新四軍適時在根據地掀起了群眾性的偽軍工作運動（最為出色的是“紅黑點”工作和“叫夫索子”運動），形成了黨政軍民一體化的偽軍政治工作。

在“打”與“拉”兩種手段的運用下，新四軍在偽軍工作上取得了很大成績。據不完全統計，8年抗戰中，新四軍殲敵約35萬，其中爭取反正偽軍54000余人，占殲滅偽軍總數的15.4％，并掌握與控制了一些偽軍、偽組織，孤立了日軍和那些對日軍死心塌地的偽軍，加劇了日偽之間的矛盾，促使偽軍進一步分化動搖，削弱了偽軍的戰斗力，有力地配合了對日偽軍的攻勢作戰。這也成為加速華中抗戰勝利的一個重要因素。

五、結論

抗日戰爭為中共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偽軍工作即是挑戰之一。由于偽軍具有人數多、無政治立場等特點，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而是成為影響國民黨、共產黨、日軍三方力量對比中的一個重要變量，此為中共的偽軍政策的背景。新四軍的偽軍工作實踐既與中共中央對偽軍工作的指示或精神有很大關系，體現了中共偽軍政策的演變過程；但也并非亦步亦趨，體現了自身的特殊性。

大致以1942年為界，之前新四軍對偽軍主要采用軍事打擊政策，政治工作被忽視?？陀^上講，這固然曾與抗戰初期偽軍的反動性和力量較弱有關。但僅此尚不能充分說明問題，因為在1940年后形勢已經改變、中共中央政策已出臺的情況下，新四軍的偽軍政治工作仍落后于形勢發展。事實上，共產黨人固有的思想觀念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在階級斗爭和革命思維的影響下，多數共產黨人已形成對敵毫不妥協、進行斗爭的觀念，使他們難以逾越思維定式而對敵采用溫和的政治方式，導致偽軍政治工作的滯后性。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新四軍的偽軍政策才得以徹底轉變，這既與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有關，更與新四軍的切身遭遇相關。至此，中共中央的偽軍政策和新四軍的偽軍政治工作實踐趨于一致。新四軍也最終形成“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偽軍政策，并收到巨大成效。

可以說，從初期僵硬的偽軍政策到后來靈活、成熟的偽軍政策，從初期僅軍隊參與到后來黨政軍民參與，新四軍走了一段較長的路，雖其間有種種不足和失誤，但就整體而言，其成效值得肯定。這一過程顯示了中共中央和新四軍在尋求問題的正確解決途徑時所作出的努力，體現了中共的務實態度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中共在政治上的日趨成熟，偽軍工作的日趨完善，為反“清鄉”的勝利和根據地的鞏固發展奠定了基礎，乃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一過程也表明：政策和實踐間并非亦步亦趨，實踐有自己的特殊性；歷史本身更是豐富多彩，在對歷史問題進行探討時，不應僅停留在政策層面，還要深入考察實際運作的情形，只有如此，才能離真實的歷史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