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一年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

喬 君 陳 鶴 翟亞柳

201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90周年。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國際社會中的“中國因素”進一步凸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受到格外關注。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國外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視角，推出一批研究成果。本文僅就了解與掌握的信息作簡單梳理與介紹。

一、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黨史研究

隨著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日益關注，國外學者對這一時期中共黨史的研究熱情在減退。在研究目的上，除一些學者意在還原歷史細節、呈現歷史的多樣性復雜性外，許多研究者只是將其視作現實研究的歷史延伸，更多的是為反映和理解現實問題服務。

（一）關于黨的建立時期

在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關系方面，俄羅斯學者索特尼科娃發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開端》①Сотникова И.H.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чал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в Кита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6.一文。此文針對過去俄羅斯歷史文獻提出的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共產主義工作是從共產國際二大開始的說法，利用大量檔案資料證明：俄國共產主義者與中國革命知識分子代表的接觸，早在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之初就開始了。作者通過翔實的史料揭示了與中共建立相關的共產國際、俄共（布）機構的演變和相關人員的活動，展現了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復雜進程和俄共（布）、共產國際發揮的巨大作用。

在中共一大研究方面，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發表《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②〔日〕石川禎浩：《由考證學走向史料學——從中共一大幾份資料談起》，《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一文，對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視作重要史料的3份資料——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葛薩廖夫《中國共產黨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1929年12月31日）》進行了考察與分析。作者認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黨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譯、整理、編纂等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今后中共一大研究所需要的，不是對現有各種資料進行比對的“考證學”，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資料內容及其形成過程的“史料學”。

在早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特點的形成方面，俄羅斯學者馬馬耶娃發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形成與國共合作路線的特點》③Н.Л.馬馬耶娃：《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形成與國共合作路線的特點》，《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2011年。一文。此文著重強調，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推動力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充分增長和社會上工人階級地位的增強，還有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出現的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這表明在社會政治運動和政治進程中，精神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具有重大作用。此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組織主要由知識分子和學生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在學生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與工人運動脫節。在中國共產黨活動的最初階段，已經明顯展示出它的另一個特點：既要從中國國內的政治局勢整體特點出發，制定自己的政治綱領，同時又善于修正原有的政策，制定出適合形勢變化要求的決議。正是這種做法保證了中國共產黨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

（二）關于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一直是各國學者長期關注的研究領域。但由于史料和國家文化、價值取向及利益的不同，不同國家的研究者交流不夠，有些觀點過于注重交鋒，仍然以各自的研究為中心。2011年出版的兩部匯集中、日、西方學者研究成果的文集，對加強抗日戰爭國際學術研究交流有一定作用。

《為中國而戰：中日戰爭軍事史文集（1937—1945）》①Mark Peattie，Edward Drea，Hans Van de Ven，The Battle for China：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是在2004年1月哈佛大學亞洲中心舉辦的“中日戰爭軍事史專題研究”國際會議基礎上形成的論文集。全書共收入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研究成果20篇，從軍事史角度多側面地觀察分析了這段歷史。文集分6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戰爭綜述”，包括中日戰爭大事記，中日戰爭期間主要軍事戰役綜述，以及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和平”研究所研究員馬克·皮蒂追溯中日戰爭起源的文章。作者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寫起，全面回顧了日本對中國一步步的侵略政策和行徑，同時也介紹當時中國國內政治軍事情況，用歷史事實表明中日戰爭的爆發不是偶然事件所致，而是日本侵華政策發展與中國國內形勢相結合的產物。第二部分“戰爭前夜的兩國軍隊”，研究了戰爭前夜中日兩國軍隊的軍事實力。第三部分“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陷落”、第四部分“戰爭發展與尋求軍事解決”和第五部分“日軍后期攻勢：緬甸和豫湘桂戰役”則按照戰爭進展情況，詳細考察了中日戰爭中的重要軍事戰役和與軍事相關聯的一些事件。在第六部分“歷史視角”中，日本學者等松春夫提出，戰爭后期日本的軍事阻滯在于自己的缺點；英國劍橋大學的方德萬認為，中國進行戰爭的重要性并不是其在全球戰爭中的重要性，而是對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個重要斷裂，為中共的勝利打開了道路；美國學者羅納德·斯佩克特指出，毛澤東所倡導的人民戰爭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中國對戰爭史的最大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全書附有大事記、戰爭發展形勢地圖、近年來中日戰爭史研究方面較有影響的英文、中文和日文圖書書目，為研究者提供了較為全面的資料線索。

《國際關系中的日中戰爭》②〔日〕西村成雄、石島紀之、田嶋信雄編：《國際関係のなかの日中戦爭》，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1年7月。是由日本學者西村成雄等人合編的論文集，收錄了日、中、英、俄等國學者的16篇論文。全書分為三個部分：作為全球政治的日中戰爭、兩國關系中的日中戰爭及戰時日中關系。主要論文包括：日本學者田嶋信雄的《日中戰爭與日德中蘇關系》、石島紀之的《關于經由云南援華渠道的國際關系》、姬田光義的《未完的戰爭責任》，中國大陸學者楊奎松的《抗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楊天石的《蔣介石與印度獨立運動》、中國臺灣學者楊維真的《關于越南問題的中法交涉（1945—1946）》，英國學者拉納·米特的《日中戰爭前后的英國外交與中國觀的變化》以及俄羅斯學者馬馬耶娃的《日中戰爭時期蘇聯、美國與國共統一戰線》等。這些論文都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對這場戰爭進行了深入研究，為抗日戰爭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此外，由日本學者野村浩一、近藤邦康、並木賴壽和砂山幸雄等合編的《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7卷本）③〔日〕野村浩一、近藤邦康、砂山幸雄編：《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巖波書店，2011年。也值得一提。此書是在1976年出版的《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原書收錄了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200份資料，而《新編》對其中的100份資料進行了修訂，并將資料收錄的時間擴大到從清乾隆末期到1953年，還新增了100份資料。此書于2010年2月出版第1卷，2012年完成最后2卷的編寫。這套叢書以文明、近代和革命為原則，將中國近代思想史劃分為7個階段，對近代東亞史以及構建新的中日關系進行了較為系統和深入的研究。其中第6卷《救國與民主：從抗日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分為5個部分：全民抗戰與構建戰時體制、持久戰下的國家建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抗日戰爭、共產黨管轄地區的思想運動展望、國民政府統治地區的文化與社會，對于中國抗日戰爭的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關于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中共黨史研究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已成為國外學者比較關注的歷史時期，近年來對歷史事件的研究仍然集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問題上。

（一）關于這一時期的總體研究

本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①William C.Kirby.ed.，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60：A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是2009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文集以“政治”、“社會轉型”、“財產與福利”、“文化、信仰與實踐”、“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去看其未來”5方面分類，共收錄論文26篇，代表了一批知名政治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專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成果。主編柯偉林在題為“當代中國歷史的奇跡與教訓”的前言中，從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簡要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中國60年的基本情況和特點，認為新中國前后30年是一個連續的有機的連接。

日本學者久保亨的《面對社會主義的挑戰》②〔日〕久保亨：《社會主義への挑戦1945—1971》，巖波書店，2011年。一書，則將1945年至1971年的中國稱為“希望、挫折和考驗的時代”。此書共6個部分，分別是“戰后復興的希望與混沌”、“冷戰中建國”、“激進社會主義路線‘大躍進’的挫折”、“試行錯誤的社會主義”、“激進社會主義的再挑戰：‘文化大革命’”、“被迫轉變的文革路線”。作者認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后，中國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戰后構想，中國充滿了理想與希望。但迫于國內外嚴峻的形勢，中國被迫作出選擇。在握有政治實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開始走向社會主義，但其間遇到了許多挫折和考驗。有學者評價此書是一本了解現代中國起源的非常不錯的入門書。

（二）關于“大躍進”運動

以往國外學者對“大躍進”歷史研究的重點都集中在中央決策層，并且主要依靠官方的文件和媒體資料來支撐。近年來，隨著資料公開程度的加強和多樣化，個人訪問、口述史料和地方史料的運用，該領域研究視角有所轉向，對于“大躍進”運動災難性后果的細化研究成為國外學者比較關注的課題。新的研究除關注中央和省級政府在這一事件中的作用，還關注到社會基層、農民所經受的影響、基層干部所起的作用和他們對這一運動的反作用，中國不同地區歷史命運的差異性及產生差異的原因等問題。在方法上，以個案研究、比較研究、統計分析方法運用為主，同時大量依靠地方檔案、統計資料和訪談口述資料。

英國學者克里斯·布拉莫爾的《中國四川省的機構與饑荒1958—1962》③Chris Bramall，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1958—1962，The China Quarterly，208，December 2011.，以四川省為研究對象，直接使用縣級統計數據，包括氣象數據、糧食產量數據等，通過介紹四川省各縣在這一時期的死亡數字，認為20世紀60年代初人均占有谷物量的下降是四川饑荒的主要原因。雖然天氣是谷物整體減產最重要的原因，但人均谷物減少，與中央糧食征收指標有很大關系。作者還以成都地區為例，分析并認為地方干部對中央和省政府命令反應和態度的不同，成為許多縣自然條件相似但死亡人數不同的重要原因；并指出在當地干部堅持激進地推進中央政策的地方，死亡率就高。但是，作者認為這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地方干部不應被譴責。

美國東田納西州立大學程強兵（音譯）的《“大躍進”的再解釋：過度投資、強制存留與中國1959—1961年大饑荒》④Chen Qiangbing，Excessive Investment，Compulsory Saving，and China’s Great Famine of 1959—196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20，Issue 72，2011.一文，則研究了過度投資和強制存留在1959年至1961年大饑荒中的影響。文章指出，在農業部門能夠提供充足供應的不現實設想下，中國于1958年開始工業化的高潮，結果導致大量無法完工的工業項目的上馬。為完成這些工程，當時中央計劃者加大了糧食征購和城市勞動力使用指標，并因為一些政治因素而對開始發生的饑荒反應不夠迅速，加上其他諸如天氣災害等因素，最后導致十分嚴重的災難后果。

同樣涉及“大躍進”及其后果研究的，還有奧地利學者金伯利·恩斯·曼寧和加拿大學者文浩主編的論文集《吃苦：關于中國“大躍進”及其災荒的新視角》①Kimberely Ens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ed.，Eating Bitterness：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and Famine，Vancouver：UBC Press，2011.。論文集涉及的內容包括：關于“大躍進”的歷史記述、“大躍進”時期文學作品的浪漫化、從婦女工作的性別政治學看“大躍進”中的激進主義、1957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人民公社分配體制、公社化運動個案研究、安徽與江西死亡比例差異研究以及這一時期城市、農村等社會情況的研究等。為幫助讀者更好地閱讀本書，編者在前言中簡要回顧了中國近代多次饑荒的歷史和1957年至1962年間“大躍進”的歷史過程，概述了近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大躍進”歷史研究情況，以及近年來中國及西方學者對“大躍進”研究的新視角。本書的出版被認為是該領域一項有重要意義的研究成果。

此外，美國學者夏亞峰和中國學者沈志華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和中蘇分裂》②Zhihua Shen＆Yafeng Xia，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People’s Commune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ume 20，Issue 72，2011.一文中，利用最近得到的中、俄兩方面的資料以及相關媒體報道，揭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中蘇分裂之間的關系。

（三）關于“文化大革命”

美國肯塔基大學何若書的《革命化的文物：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文化機構》③Denise Y.Ho，Revolutionizing Antiquity：The Shanghai Cultural Bureaucrac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1966—1968，The China Quarterly，207，September 2011.，利用上海文化局檔案和一些未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傳單等資料，考察了1966年至1968年，上海文化機構針對紅衛兵“破四舊”所做的大量文物保護工作。作者指出，1966年夏上?！捌扑呐f”運動開始，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官員很快行動起來，參與抄家罰沒物品和歷史遺跡文物的收集和搶救；1967年4月，上海市查抄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建立；《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于1967年5月14日下達后，上海市文物小組積極開展了大量工作。通過分析“文革小組”的報告及相關資料，作者還指出，在紅衛兵“破四舊”活動中，上海市文化機構人員充分利用革命語言和領袖的語錄，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把許多文物圖書保留下來，而不是銷毀和破壞，并且充分利用中央和地方及“文革小組”個別成員的指示和要求，組織人力開展文物搶救。最后，作者認為，上海文化機構人員這么做的原因，與這些官員多為能正視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定關系。

日本學者谷川真一的《“經驗交流”與造反運動的擴散》④〔日〕谷川真一：《「経験交流」と造反運動の拡散》，《中國研究月報》2011年3月。一文則指出：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不只是城市、而且還將農村卷入其中的全國性的大亂。但對于這場開始于城市的政治運動是如何擴散到農村的問題，幾乎還沒有任何實證性研究。以陜西省93個縣為例，此文考察了“文化大革命”由城市擴散到農村的過程。文章總結認為，造反運動由城市到城市近郊，然后至偏遠地區，呈階段性擴散。在這個過程中，紅衛兵的經驗交流起了主要作用。但此文同時分析指出，造反并不都是城市紅衛兵煽動起來的，其中有10％至20％是因內部因素而起。內部因素主要來自黨政機關干部和當地學生。

此外，中國學者董國強與美國學者魏昂德合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政治學：軍管下的南京》⑤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Loc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Nanjing Under Military Control，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0，No.2（May）2011.和《官僚制度設置中的派系：南京文化大革命沖突的起源》⑥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Walder，Factions in a Bureaucratic Setting：The Origin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onflict in Nanjing，The China Journal，Issue 65，2011.兩文，均從地方史角度分析了南京“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也有一定的價值。

（四）關于對外關系

近年來，美國學者亞當·卡斯卡特和查爾斯·克勞斯非常關注中國外交部解密檔案，已發表了相關論文。2011年，他們合作撰寫的《兄弟關系：中國和北朝鮮交往新材料（1950—1954）》①Adam Cathcart and Charles Kraus，The Bonds of Brotherhood：New Evidence on Sino-North Korean Exchanges 1950—1954，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ume 13，No.3，Summer 2011.，運用最近解密的中國外交部檔案，研究了中國和朝鮮在朝鮮戰爭中的雙邊關系，包括1950年至1953年中朝兩國之間回國部隊協調、難民安置、學生交流等方面的問題，同時還對中國參與戰后朝鮮重建的情況作了初步的分析。

新西蘭奧塔哥大學的尼古拉斯·胡在《間接傷害：中蘇敵對與中越聯盟的中止》②Nicholas Khoo，Collateral Damage：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no-Vietnamese Alli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一書中，則運用了“首要敵人理論”（principal enemy theory）來說明中國的外交政策。他認為：1964年標志著中蘇聯盟事實上的中止，并且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8年勃列日涅夫掌權之后，蘇聯成為中國頭號敵人；把蘇聯作為首要敵人也決定了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政策，包括中越伙伴關系走向中斷。強調蘇聯因素在中越關系交惡中的作用并不是新的提法，但作為一名政治學學者，作者能有效利用歷史例證加強他的理論說明，根據競爭理論的方法論標準評估了競爭雙方的力量比重，展示了蘇聯因素在中越交惡中的作用。有學者從歷史學角度指出，此書存在的問題是忽視了歷史進程中的復雜性、偶然性、細微差異和因果關系多樣性，政治學理論的演示性超過了歷史的記敘和分析。

日本學者石井明的《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變遷——以毛澤東的革命外交展開為中心》③〔日〕石井明：《中國共産黨の対外政策の変遷——毛沢東の革命外交を中心に》，《東亜》，2011年2月。一文，則以毛澤東推動的革命外交為焦點，對中共建黨90年來外交政策的演變進行了回顧與分析。作者認為，自建黨以來，中共和斯大林及蘇共雖然存在種種分歧，但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前，毛澤東及中共對斯大林仍表示出“恭順”之意。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毛澤東不斷推行其革命外交路線。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雖然新的領導人忠實地遵從毛澤東的外交路線，但內容逐漸發生了變化。進入80年代后，中國的外交必須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從90年代起，中國更加強調愛國主義教育，認為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必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必須實現富強。這一主導思想滲透在中國外交的方方面面。

中國的對外援助問題也越來越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日本學者岡田實的《“對外援助國”中國的形成與變化：1949—1964》④〔日〕岡田実：《「対外援助國」中國の創成と変容：1949—1964》，御茶の水書房，2011年11月。一文，考察了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對外援助的原因、政策和體制。此文利用大量資料，分析了中國對外援助的發展歷程，并認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由戰后復興走向發展之路，中國在接受蘇聯援助的同時，開始向“兄弟國家”提供援助，并進一步發展為有著“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的對外援助國。

此外，美國學者斯蒂芬·洛貝爾的《在強權斗爭中贏得朋友影響敵人》⑤Steven E.Lobell，Winning Friends and Influencing Enemies among Great Power Rivals：The Case of Washington，Beijing，and Moscow，1969—1979，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2011.一文，描述和分析了1969年至1979年的華盛頓、北京和莫斯科的關系變化。日本學者服部龍二的《日中邦交正?；禾镏薪菢s、大平正芳及官員們的挑戰》⑥〔日〕服部龍二：《日中國交正?；禾镏薪菛?、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5月。一書，則再現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等緊密協作，實現日中邦交正?；倪^程。

（五）關于這一時期其他事件、人物

美國學者盛慕真的《毛澤東與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精英政治：高崗事件再回顧》⑦Michael Sheng，Mao and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the 1950s：the Gao Gang Affair Revisited，Twentieth-Century China，36.I，67-96，January 2011.一文，依據最新資料回顧了20世紀50年代的高崗事件，重點研究了毛澤東運用精英政治加強自己領袖地位的問題。美國學者賈斯汀·雅各布的《為大規模赦免準備：1956年沈陽和太原的日本戰爭罪行審判》①Justin Jacobs，Preparing the People for Mass Clemency：The 1956 Japanese War Crimes Trials in Shenyang and Taiyuan，The China Quarterly，205，March 2011.一文，介紹了1956年沈陽和太原的日本戰爭罪行審判在中共推動中日關系發展中的作用?！睹珪r代中國城市管理與危機：1963年天津大洪水與“大躍進”的災難管理之比較》②Lauri Paltemaa，The Maoist Urban State and Crisis：Comparing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he Great Tianjin Flood in 1963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The China Journal，Issue66，July 2011.一文，以1963年天津市委在中央支持下應對天津大洪水情況的個案，研究了當時中國的城市災害管理原則和實踐，并認為1963年天津大洪水的災難管理是比較成功的，至少在中國城市中，毛主義政府管理的技術和結構是非常有益于成功的危機管理。澳大利亞學者泰偉斯與孫萬國的《華國鋒領導下的新經濟政策：黨的共識與神話》③Frederick C.Teiwes，Warren Sun，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The China Journal，No.66，2011.一文，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到1978年間中共高層領導，尤其是華國鋒、鄧小平和李先念等關于國家經濟工作的方針。作者認為：中共權力斗爭沒有影響中國1977年至1978年正在發展中的經濟道路，在經濟的關鍵問題上，華國鋒和鄧小平的立場基本上是一致的。

三、關于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共黨史研究

2011年國外關于這一時期中共黨史的研究成果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且數量眾多。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在本年中依舊是研究的熱點問題。這些研究更加重視中共的獨特性，認為中共執政體制的最大優勢是保持穩定和具有效率，因此持續關注中共長期執政對西方和世界的影響。其中很多研究成果的選題、方法和視角都值得關注。

（一）關于鄧小平與改革開放

2011年9月，美國學者傅高義的《鄧小平與中國的轉型》④Ezra F.Vogel，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長達876頁（其中引文和注釋達150余頁）的著作出版后，被譽為西方學者有關鄧小平生平的最權威著作。此書正文共分6個部分，包括“從革命者到建設者到改革者（1904—1969）”、“鄧走向高層的曲折道路（1969—1977）”、“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鄧小平時代（1978—1989）”、“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鄧小平的歷史地位”。此書共50余萬字，僅用3萬多字介紹鄧小平從出生到“文革”期間下放的60多年，而用大量篇幅詳述了鄧小平把中國引向富強之路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并正面評價了其貢獻。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是20世紀所有政治領袖中最重要的幾位之一，他不僅帶領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改革，而且讓古老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他指出，“在提高如此眾多的民眾的生活水平這一點上，20世紀有任何其他領導人比鄧小平做得更多嗎？”“在20世紀，還有其他領導人能像鄧小平那樣，如此深刻、持續地影響世界歷史嗎？”有評論家認為，傅高義的寫作平實、流暢、明白，雖然沒有披露什么前所未聞的獨家消息，但讓鄧小平的形象變得清晰，讓中國的迷局變得可以理解，讓那些小角色都栩栩如生。因此，此書不僅是一部領袖傳記，它也是一部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改革開放史，是一本涵蓋面極廣的史書兼傳記。

（二）關于中國經濟改革

《中國之外：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比較視角》⑤Scott Kennedy，Beyond the Middle Kingdom：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a’s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Stanfor University Press，2011.一書是美國學者斯科特·肯尼迪主編的一部文集，目的是把中國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更直接地放在政治學中的比較政治學研究子領域中。文集由前言、7篇論文和結論組成。通過與法國、韓國、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和俄羅斯等國進行比較，作者把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實踐，二是權威主義背景下利益群體行為的資源支持和結果；內容則相對集中在與日韓等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比較和與俄羅斯及東中歐后社會主義國家的比較。通過比較，作者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比東亞發展國家更為分散和復雜，在保持相對的經濟平等和激勵創新方面比上述國家要弱。而與后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及東歐相比，中國的經濟政策更有優勢。針對近年來西方學者過于強調中國因地域遼闊，文化歷史悠久而形成獨特性的傾向，書中多篇研究文章表示，其實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還是有許多相似之處的。

由日本學者中兼和津次主編的《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制度·政策的變遷與評價》①〔日〕中兼和津次編：《改革開放以後の経済制度·政策の変遷とその評価》，早稲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2011年3月。一書，收集了當今日本研究中國經濟或中國經濟史比較有名的學者論文11篇，從宏觀政策及制度、財政與金融、勞動、國際貿易與產業4個方面論述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制度及政策的變化與發展。論文包括田中修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變遷》、加藤弘之的《地區開發政策》、中兼和津次的《價格政策制度的變遷及其評價》、內藤二郎的《財政體制改革的再檢證與評價》、曾根康雄的《金融的對外開放政策與制度》、木崎翠的《雇傭與勞動的轉移政策》、大橋英夫的《出口振興政策的調整》及菅沼圭輔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與糧食自給戰略》等。這些論文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發生的變化給予了較高評價，認為：自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資源分配體制由計劃轉為市場，所有制由公有制為主轉為包含公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分配制度由平均主義轉為能力主義，決策體制由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企業分權轉變，企業制度也由過去單一的行政附屬物向以利益和自己責任為行動原則的現代企業制度轉變；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變化，在這30年間，中國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體制。

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中國改革屬于新版的新經濟政策。但皮沃瓦洛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②Пивоварова Э.П.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Форум，Москва，2011.一書中將二者進行了比較，提出二者存在著相似性毋庸置疑，但其區別也顯而易見。此書認為：中國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而且預計要“用幾代人的時間”；中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廣泛運用馬克思列寧著作，但他們放棄了人剝削人的理論，發展生產力和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成為改革效率的主要標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方面，此書認為：過去30年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偏離了傳統的社會主義規范，為了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不僅允許個體經濟存在，也允許私營經濟發展，不僅是按勞分配，還有按資分配，中國建立了宏觀經濟層面的市場經濟。中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混合經濟”，這種經濟既不屬于古典的社會主義，也不屬于新經濟政策類的社會主義，但無論如何，“社會化生產”思想仍是其必要的組成部分。對于兩極分化，此書認為：目前中國只存在分化而不是分級，分級發生在富人愈富、窮人愈窮時，而中國并沒有發生這種情況；雖然財產差距在增大，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都在增長，只是增幅不同；改革期間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減少了2.5億至2.7億。

俄羅斯學者波爾加科夫還對深圳發展進行了研究。他的《深圳改革成就》③Портяков В.Я.Шэньчжэгь：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а，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6.一文認為，30多年時間，深圳從一個靠近香港、僅幾萬人口的漁村發展成為生產總量位居中國第四，對外貿易額僅次于上海居國內第二位的特大城市；深圳的發展成為中國實行現代化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標志；而讓深圳引以為自豪的不僅是其發展速度，更是30多年來深圳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所發揮的先行者和實驗田的重要作用，這體現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及其所進行的行政體制改革的嘗試中；深圳的發展為1997年香港回歸營造了有利環境，也為近年來中國建設和諧社會、創新型國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深圳發揮了不同的功能。研究深圳特區的建立、發展和各階段對國家、社會功能的演變及其未來的發展命運，不僅有助于中國學研究，對于更廣泛的社會學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三）關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研究

俄羅斯學者斯米爾諾夫《經濟轉型時期中國現代化思想政治基礎演變之特點》①Смирнов Д.А.Особенност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 КНР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11№5.一文認為：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政治體制逐步強化了中共在憲法內的領導地位，這也正是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所在；中國政治體制的演變，不同于俄羅斯，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并沒有伴隨出現國家政治體制的激進變革；深刻的經濟改革與權威政治并行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特色之一；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弱化中共對國家政治機構直接或間接領導，包括對各級干部政策的監督、對社會穩定的維護、使社會主義現代化方針深入人心，等等；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并不是要實現多黨派競爭政治的根本性改變，而是要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適應時代召喚，通過經常性的自我完善，總體保持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政治架構，并在此基礎上肩負起實現國家長遠發展的責任；而市場經濟本身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最主要挑戰；中共必須處理好改革進程中的兩個問題，一是協調社會各階層利益，避免因兩極分化過大引起的社會沖突，二是協調政治制度民主化與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的關系。

中共的適應性是近年國外學者和政治家共同關心的一個話題，這種適應性產生的原因成為學者研究的重要內容。而從中共的歷史發展中去探尋這一特質的來源與形成，則成為一個重要方面。作為集中反映中共適應性治理的研究成果是德國學者韓博天和美國學者裴宜理主編的論文集《毛的看不見的手：中國適應性治理的政治基礎》②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Perry ed.，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此論文集指出，所謂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是有彈性的治理，是對新挑戰作出變化的能力，進而從不同方面，結合中共思想、政策在其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程中的發展過程，體現了一個總的思想，即中國當下仍然與中國的革命經驗密切相關（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也被視為一種革命）。對當下中國成就的解釋，很大程度上必須基于中國的革命遺產，無論正面的經驗還是反面的教訓，最終會對其執政的適應性產生重要意義。論文集收入美、英、德、加拿大、韓國、中國學者的主要文章有：韓博天和裴宜理合寫的《適應不確定性：游擊戰風格與中國的適應性治理》、裴宜理的《從群眾運動到管理運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構建》、韓博天的《通過實驗決策：有特色的政策過程的建立》、王紹光的《通過實踐和試驗學習：中國農村合作醫療》、溫奈良的《治理公民社會：采用革命的方法服務后共產主義時代的目的》、李本的《民粹主義者法制的一種回歸？歷史遺產與法制改革》、趙月枝的《革命遺產在媒體和意識形態中的保持與爭論》、帕特里夏·桑頓的《從動員群眾到服務公眾》、傅士卓的《難以捉摸的鄉鎮有效管理》，鄭在浩的《中央—地方動力學：歷史的延續性與制度的彈性》等。

近年來，中共領導干部的培訓體制成為國外學者不斷著力關注的課題之一。他們試圖以此作為探究中共應對挑戰的適應性和自身變化能力的窗口。加拿大約克大學陳宗翼的《創新與保持：重建中國的國家領導干部培訓體系》③Gregory T.Chin，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The China Quarterly，205，March 2011.一文，從創新角度考察了中國國家領導干部培訓體制，提出三個主要觀點：一是國家領導干部培訓正在中組部的領導下加強和改進，著力強調改革精神和創新精神，尤其表現在浦東、井岡山和延安干部學院的創建上；二是中國的政治精英把領導創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雖然他們也正努力把這種創新與確保中共執政地位的努力與資源相平衡；三是通過建立中組部領導下的培訓學院，中共正在使自己的干部培訓體系呈現出包括黨校體系在內的多樣化。文章指出，2005年浦東、井岡山和延安三所新的干部學院的正式開學，表明了黨的領導干部培訓體系的重大改變。文章認為，這些改革背后的邏輯表明，在培訓研究方面的不斷創新可以促使中共不斷滿足市場轉型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不斷改變的治理的需要，同時輔以維護黨的執政方式。

四、對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的關注與研究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各國學界與政界以不同方式對這一重要紀念日表示了關注。既總結中共執政成就，也預測未來挑戰和走向。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際，日共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不破哲三（曾任日共中央委員會議長）對中共取得的成就、中國發展及中日關系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關于中國的發展對于中國及未來世界的意義，不破哲三認為：21世紀將是考驗資本主義體制繼續生存的資格及能力的世紀；對致力于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這個世紀也是考驗社會主義是否真正有資格和能力承擔人類未來的世紀。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中國毫無疑問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更需要以這種角度來看待問題。具體有，在經濟政策上如何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最優先解決的位置上？在國際事務中如何確立杜絕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橫行的國際秩序？在現實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如何體現“人民當家做主”的精神？在全球變暖及廢除核武器等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上如何發揮積極作用？①“不破社研所長、中國新華社のインタビューに答える”，「しんぶん赤旗」2011年7月2日，http://www.jcp.or.jp/akahata/aik11/2011-07-02/2011070204_01_1.html。

俄羅斯共產黨也在莫斯科舉行了紀念中共成立90周年的圓桌會議，就中共發展歷程、經驗教訓等進行了深入探討。與會的俄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指出：90年來，在中共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和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不斷取得新勝利，擺脫了落后和貧窮，目前正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強調，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順應時代發展需要，不斷開拓創新，是中共極為可貴的品質。②http://kprf.ru/20-6-2011.

古巴各界人士于本年6月30日在首都哈瓦那集會，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高教部長卡內爾在會上致辭表示：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十月革命和蘇聯反法西斯戰爭之后震驚世界的事件，是馬列主義的勝利，鼓舞了受壓迫及不發達國家和人民的解放斗爭；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中國人民持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獲得世界人民的贊賞。

此外，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為中共成立90周年分別舉辦“關于中共執政經驗的座談會”和“中共工作機制研討會”。會議由馬達里亞加歐洲學院基金會主辦。馬達里亞加歐洲學院基金會總裁皮埃爾·德弗雷涅指出：中共是一個改革的政黨，歐洲人習慣用自己的理論審視中國，而這次研討會的目的就是讓人們了解創造中國奇跡的動力之一——中共。德國馬克思主義中國研究學會也舉辦了“中共成立90周年研討會”。原民主德國駐華大使羅爾夫·貝特霍爾德表示：我非常高興中共找到了能夠克服困難、改正錯誤的力量，找到了前進道路；這是非常重要的歷史和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共產黨學習借鑒；中共為世界各國共產黨樹立了榜樣。保加利亞反法西斯聯盟、保中友好聯合會、保社會黨戰略研究中心和“新曙光”黨在索非亞共同舉辦“中共成立90周年”研討會。保社會黨議員團主席米科夫宣讀了黨主席斯塔尼舍夫發來的賀詞，指出：中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并推動中國走向前所未有的繁榮，也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共同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