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思想革命”的實質＊

吳 煒 李文珍

眾所周知，在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曾經有過關于黨的思想路線和方針政策的長期爭論。歷史表明，正是這些爭論，在隨后的延安時期引發了一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整風運動，從而實現了黨的思想革命，并引導中國革命獲得了最終的勝利。本文不打算詳細追述這場思想革命的來龍去脈，而只想對其實質談談個人的看法。

一

在蘇維埃革命前期，中共黨內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所謂“農民黨”問題、所謂“軍黨”和“書記獨裁”問題，土地政策應是“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還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軍事戰略方針是“一切以保存、壯大實力為前提，絕不與敵打消耗戰；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之薄弱環節”還是“進攻路線”。這些爭論中最具理論性并且對日后中共的思想革命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第一個問題。限于篇幅，本文略去其他內容，只對此一問題稍加闡述。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產生于高度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因此自然極為重視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領導作用的發揮。俄國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達程度雖然不如西方國家，但比之中國要強出許多，加之在十月革命的勝利及其擴展過程中，工人階級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農民則與這場革命關聯甚少，因此蘇俄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自然也十分強調工人階級的地位和作用。中國工業更落后，工人人數更少，但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機構，自然不能不接受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觀點。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后不久，楊克敏被湖南省委派往該地巡視。在1929年2月25日給省委的報告中，他批評邊界黨組織是“農民黨”，認為由于農民文化素質低下，因此“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①《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6頁。而這種情況必將使革命的純潔性受到嚴重玷污，從而使革命事業遭遇嚴重挫折。這種認識顯然來自蘇俄和共產國際。與之有所不同，作為根據地一線的領導人，毛澤東早在大革命期間就曾經從事過農民運動，因而對農民與革命的關系有所認識，曾提出過“農民最具革命性”這一與黨內主流思想不同的觀點，雖然上井岡山后，毛澤東也認識到根據地黨組織的成分幾乎全是農民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頁。毛澤東、楊克敏二人對根據地黨組織成分的認識基本一致，但據此而作出的判斷卻有極大的不同。，而且這時他尚未完全擺脫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上述觀點的影響，因此在根據地初創時期也曾一度對黨的“農民化”傾向表現出某種憂慮。然而，通過一段時間的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踐，毛澤東已不再有這種擔心，反而對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即用無產階級思想教育農民）充滿信心。在毛澤東看來，農民文化程度固然較低，但通過通俗易懂的方式將革命知識和道理教給農民還是可以做到的，因而用無產階級思想徹底改造農民使之成為合格而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并非是一個不可企及的夢想，關鍵在于黨的組織及其領導人的主觀努力。①其實，列寧也曾經這樣說過：“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只有根據后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眳⒁姟读袑幦返?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5頁。在他看來，農民文化知識少，一方面固然是缺陷，但換個角度來看，也未嘗不是優點，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那些受第二國際錯誤思想影響的人大多是文化水平較高的人，而中國農民正因文化水平低而可避免這種對中國蘇維埃運動極為有害的錯誤影響。況且，就算你想讓工人階級成為革命的主力軍，這在根據地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在這里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除了汪洋大海般的農民，就只存在少量工匠和店員?；谶@種近乎無懈可擊的分析（黨內那些喜歡照搬經典的教條主義者盡管感情上不愿接受這種分析，但在理論上對此也無話可說），思想和政策主張一向比較靈活和務實的毛澤東很快就放棄了黨內高層領導普遍具有的那些不切實際的想法，不再理會對他這種做法的種種批評，開始花大力氣加強對農民特別是農民黨員的思想教育，并很快就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作為上述爭論中的一方，作為長期在黨內受壓制的一位從事實際工作的領導者，江西根據地的慘痛經歷和教訓給毛澤東以強烈的心理和思想刺激，促使他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事關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為什么他那些比較符合實際的方針和政策主張雖然在黨內和軍內得到了眾多的基層領導人和廣大指戰員的擁護，卻總是遭到那些在中央執掌大權的領導人的阻撓和反對，而且反對的理由和依據一般并不是“是否符合實際”（在毛澤東看來，這理應是判斷一項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根本標準，這一點無須爭論，不應該把時間浪費在這樣的問題上），而是“本本”即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共產國際的相關決議。那些蹲在大城市里想當然地瞎指揮的教條主義領導人，對根據地斗爭的實際情況相當隔膜，因而對戰斗在斗爭第一線的人們的勸告、意見和建議常常置若罔聞、頑固拒絕，而且動輒給不贊同他們意見的人戴上各種嚇人的帽子，如“右傾機會主義”、“山溝馬克思主義”等。對此，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就在后來成為名篇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憤怒地寫道：“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國有許多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共產黨員，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嗎？就是明顯的證據。我們說馬克思主義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雹凇睹珴蓶|選集》第1卷，第111頁。

長征之前，由于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以及由于書籍的缺乏和戎馬倥傯的戰爭生活所導致的理論上的欠缺，毛澤東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著述活動來思考和闡述自己的思想主張（即使有，也不可能產生如后來那樣的影響。比如《反對本本主義》當時就未產生多少反響）。然而長征結束到達陜北和延安后，這一切都有了根本的改變。這一影響深遠的事件不僅在中共的政治史和軍事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其思想史上也同樣是一個轉折點。作為此后一個長時期的黨的主流思想的代表，毛澤東正是從這時真正開始了自己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理論著述活動，從而創立了后來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實現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

二

那么，毛澤東所發動的這一思想革命是如何進行的呢？他是如何戰勝那些熟讀馬列主義“本本”、貌似理論權威的黨內對手的呢？

以往理論界在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意義和創新時，關注更多的是毛澤東所提出的那些具體的革命策略和方針（如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而對這些策略方針生成的理論根據似乎重視得不夠，挖掘得不深，對兩者的邏輯關系也缺乏足夠的、明確的認識。實際上，盡管前者更具有實踐上的可操作性，對中國革命的勝利更為直接，但如果沒有后者，前者在理論上將無法立足，無法真正懾服人心（例如，如果不能對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這一對于中國革命的勝利至關重要的策略給予理論上的論證和辯護，它將擺脫不了對其“占山為王”的舊式農民起義的指責，即便它最終使黨獲得了全國政權），從而在實踐過程中就很難做到暢通無阻。這一點，對于注重意識形態的共產黨人來說，顯得特別重要。對此，作為當事人的毛澤東是心知肚明的。如果說在長征之前，毛澤東還基本上滿足于作為一個根據地領導人和具體工作的實踐者，對理論問題不甚關注，對來自黨內高層的那些批評和指責一般抱著“走著瞧”、“事久自然明”的態度，那么，在長征之后，隨著黨內地位的提升并逐漸走向最高領導崗位，理論意識在他的頭腦中變得越來越強烈和明確。他清楚地意識到，如果還繼續像以前那樣就事論事而不系統構造一整套嚴密而嶄新的理論體系，是不可能真正打敗黨內那些頑固的教條主義對手的，也不可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那么，毛澤東的理論構造策略是什么呢？

筆者認為，借用現代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說，毛澤東所發動的這場思想革命由關系密切的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對象理論”層次上的，即那些關涉中國革命勝利的具體方針政策及其理論闡釋。二是“元理論”層次上的，即為前述具體方針政策提供理論說明和辯護的“高層”理論原則。兩者的關系不難理解：沒有前者，后者將淪為凌空蹈虛的純粹理論思辨。作為注重實踐的革命者，沒有人喜歡而且也消費不起這種理論奢侈品。而沒有后者，前者將蛻變為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它指導下的“革命”即使勝利了，也絕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那種革命，而不過是又一次重復了中國歷史中上演過無數次的改朝換代而已?？紤]到中國革命當時的特定環境——馬克思主義本是舶來品，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本營，顯而易見，第二個層面的突破是更為關鍵的，也更為艱難，而一旦有了這方面的突破，第一個層面的突破就順理成章了。那么，這種突破是如何實現的呢？在筆者看來，這里的關鍵就在于對“主義”的態度和認知。

眾所周知，20世紀是一個“主義”盛行的世紀，這在中國表現得尤為明顯。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社會，不僅各種光怪陸離的思想或思潮、花樣翻新的理論，以主義的名義吸引著人們的視線，即使那些聲稱“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而熱衷于方法的人，其實也并不反對主義本身。在多災多難、危機四伏的中國，為了救亡圖存，人們先是求助于傳統的某種變通，后來又借力于某種流行于世界的模式，但這一切似乎都無濟于事：“中體西用”隨著甲午慘敗而破產了，“君主立憲”隨著戊戌政變而流產了，“民主共和”也由于洪憲鬧劇而付之東流。正在絕望之際，來自西方的主義借助于蘇俄這一榜樣的示范重新點燃了國人的希望之火，從此，中國人對主義的熱情和追逐就一發不可收拾，主義的“幽靈”就始終在中國的上空中徘徊。然而，中國人對主義的這種從未有過的熱情，完全是出于救亡圖存的現實考慮。正如陳獨秀所言：“我們現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個比較最適于救濟現社會弊病的主義來努力改造社會?！雹佟蛾惇毿阄恼逻x編》（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66頁。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具有鮮明實踐性品格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其他種種遠離現實的或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的主義）才受到了國人的青睞，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問題才始終是中國革命與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關鍵性問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會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登場亮相。

對現代中國人而言，從最終歸宿上說，主義思維的取向是實踐的，即為了解決實際問題而引入的，但由于作為主義前身的理論在實踐運動尚未展開之前，其正確性和有效性有待確定，故理論的命運雖說從終極角度講須由實踐來裁決，但此一裁決理論的實踐與等待理論指導的實踐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因此，只有“化理論為主義”，方能既先行地使理論得以指導實踐，又能在這同一過程中檢驗該理論。這就是為什么人們一方面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另一方面又認為實踐必須由理論來加以指導的原因?？磥?，理論與實踐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不可避免的“解釋學循環”，而正是這種循環，使理論被化約為主義同樣成為不可避免，使通過主義的話語方式確立一種理論、一種世界觀的不容隨意動搖的地位具有了某種正當性與合理性。不如此，理論與實踐的循環與互動將不可能順利實現：不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或“理論聯系實際”將成為一句空話，“理論指導實踐”亦同樣不可能落實。理解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這種關系，我們就不難解釋為什么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批駁了教條主義者對實踐的輕視之后，不僅沒有因此而歸附作為教條主義對立面的經驗主義，反而更加重視理論、甚至積極地創立自己的理論的原因了（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所謂“解釋學循環”絕非向相對主義的讓步，而恰恰正是科學的實際，是科學得以成立的根本條件，當然也是非常符合辯證法之精神的。也正是以系統化的主義具有與科學類似的性質和力量為依據，在著名的“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主義派”才能理直氣壯地指責和批駁“問題派”在解決中國所面臨的急迫社會問題時的膚淺和不得要領。

另一方面，對主義的崇尚畢竟意味著對抽象的符號系統和思想原則的信任，因而主義思維在理論上難免導致這樣一種思想方式，即“以某種抽象的原則來推演和涵蓋解決具體問題的途徑”，照這種思想方式或思維模式看來，“一旦人們認定某種抽象的主義（或理念）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這種理念原則的制度一旦建立，那么，從官僚腐敗、國民道德水準低下，直到各種社會弊癥和令人困擾的實際問題，也都能迎刃而解”①蕭功秦：《近代思想史上的“主義與問題”之爭的再思考》，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的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42頁。。必須承認，在一定限度內，作為人們認可的符號系統，主義具有批判現實、變革社會的作用，20世紀中國的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歸根結底，主義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變革社會的實踐活動，因而我們絕不能把主義本身看得太重，否則將可能顛倒主義與現實本應具有的合理關系。如果一種主義不但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反而成為束縛人類的思想、壓制人類利益的工具，那很顯然，這樣的主義遲早將會被歷史所遺棄。

三

在這個事關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與主義派不同，問題派是這樣理解主義的：“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作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地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于抽象名詞的迷信?！雹凇逗m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73—274頁。有趣的是，雖然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主義派固然是青睞于主義，但至少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并沒有因此而忽視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這一點他們是強于后來的教條主義者的）。注重實際調查的《少年中國》的創辦即是一個明證。另一個例子是毛澤東在1919年秋在長沙所組織的“問題研究會”，提出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勞工、國際事務、團結民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和孔教等方面的140多個問題。①國外有學者甚至進一步把毛澤東看做是“問題派”而不是“主義派”。例如邁克·戴就認為，毛澤東在1919年及以后都贊同胡適對某些人以空談主義來代替研究問題的艱苦工作的批評。參見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四卷《“傳說”的傳說》，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6頁?？磥?，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毛澤東所發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對發動者本身而言絕非偶然，而且，它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一反教條主義和迷信“本本”的思想態度明顯地更接近問題派而不是主義派（雖然它源于主義、是主義的產物），它雖然不僅不打算拋棄主義、而且依然高舉主義的大旗，但顯然不滿意過去那種僵硬的主義崇拜，而要從這種崇拜中解放出來。從這種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有些類似于中國古代那種以“實事求是”為標志的所謂“引導性”政治傳統（亦可稱“道理”傳統）。章太炎將這種引導性傳統概括為“當下即是”，即認為在當下實踐之先、之后的理念與理論并不能給當下的實踐提供根本性的指導，當下的實踐才應是人們的第一關注對象。這一傳統把“實事求是”中的“是”理解為“直”、“這里”、“當下”。它意味著當下的這里發生著的活潑潑的實事，它指向的是活生生的實踐過程。這種認識包含著一種對實踐正當性的肯定：實踐的正當性不能從某個理念來獲得證明，而是通過實踐與此時此地此一境況的“正好相當”來自身顯現。這與奧克肖特的下列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政治活動中，人們是在一個無邊無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沒有港口躲避，也沒有海底拋錨，既沒有出發地，也沒有目的地。事情就是平穩地漂浮?！雹凇灿ⅰ尺~克爾·歐克肖特著，張汝倫譯：《政治中的理性主義》，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51頁。不過，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運動仍然屬于中國現代思想的范疇，屬于一種現代性現象。這里的關鍵，是它將古代“實事求是”的引導性傳統的“是”作了符合現代性訴求的改造，即將其等同于“規律”或“真理”（對此，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曾經作過十分著名的解釋），這樣，古代的“道理”傳統就轉變為現代的“主義”傳統，“當下即是”被置換為“理論聯系實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理論指導實踐”。③參見陳赟：《困境中的中國現代性意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47—149頁。相對于古代的引導性或道理傳統，這種新型的主義傳統中的“實事求是”敘述所包含著的理論先行的思維取向，顯然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態度。其所蘊涵的科學精神對中國現代思想家和革命者的吸引力是顯而易見的，對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也是功不可沒的。

四

與上述以“實事求是”為標志的思想風格不同，教條主義者在本體論和思維方式上是唯理主義者。唯理主義者習慣于把理性與實踐看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對理性的理解有一種純粹化、理想化的傾向。他們心目中的理性只是純粹理性，不了解實踐理性也是理性的一種形式，而且對人類的社會政治生活而言，實踐理性的重要性甚至要遠遠超過純粹理性。與此相應，他們對知識的理解也有一種純粹化的傾向，只承認（純粹）理性化的、系統化的科學知識才是知識，拒絕承認實踐知識也是知識、而且對社會政治生活來說甚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知識。對唯理主義者來說，斯邁爾斯如下的這段話——“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固然寶貴，但其性質是學問；而從實際生活中累積起來的經驗，其性質是智慧；一小塊智慧的價值比一大堆學問大得多”④轉引自〔英〕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張曉華等譯：《資本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5頁。簡直就是在褻瀆高貴的人類理性，是一種膚淺因而不足為訓的經驗主義。

中共歷史上的那些教條主義者就明顯地表現出這樣一種唯理主義傾向。在他們看來，既然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那么只要把現成的馬克思主義“本本”照方抓藥似的搬到中國來，中國革命的勝利很快就將大功告成。顯然，教條主義者不懂得理性與經驗、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純粹知識與實踐知識的復雜關系，把革命和政治純粹理性化、知識化，認為只要把握了歷史和革命發展的一般規律，一切就萬事大吉了。在這里，教條主義者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一般與個別割裂開來，不了解二者的辯證關系；二是由于未能真正弄清楚理性與實踐、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關系，所以，教條主義者以為，知識只有一種形式——只有技術性知識才是知識。實際上，知識可以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技術性知識，是“知道那個”的知識，通常以一般性規則的形式明確地加以表述，能夠通過系統的學習和記憶來加以掌握和應用。如數學和物理學等高深的科學知識，寫成小冊子的烹調術和駕駛技術等生活知識。另一類知識是實踐性知識，是“知道如何行事”的知識。之所以說它是“實踐性”的，不僅僅是指其像以小冊子形式出現的烹調術和駕駛技術等知識那樣與生活和實踐息息相關，而主要是指對它的學習、領會和把握不像數學和物理學等科學知識那樣，主要靠閱讀書本來掌握。它不像技術知識那樣能夠以規則的形式來表述，而只有在使用過程中方能把握。比如，雖然我們可以在烹調書里讀到有關烹調的知識，但如果不親自下廚，一個人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烹調術的；你可以把關于駕駛技術的書籍倒背如流，應付這方面的考試也可以穩操勝券，但如果不上公路去親自駕駛汽車，你是永遠也不會操縱方向盤的；同樣，黑格爾譏諷康德的話——“在沒有學會游泳之前千萬不要下水”也告訴人們，只是在岸上學習游泳的有關理論和比畫著游泳的姿勢和動作而不親自下水，將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游泳健將。不過，這兩類知識的區分是理論上的，在現實生活中它們是不能分離的，因為人類的任何活動都同時涉及到這兩種知識，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種，人類活動都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對從事這類活動的人們來說，實踐性知識的重要性，一般而言要遠遠大于技術性知識。一個滿腹經綸的宗教學家未必就是一個虔誠的教徒，而一個虔誠的教徒卻完全有可能沒有讀過任何經典。同樣，一個深通權謀的政治家在政治學知識方面可能是一個白癡，而一個號稱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的政治學家卻完全有可能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被那些缺乏政治學素養的政客隨意玩弄于股掌之中。

由此看來，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內部所發生的這場思想革命——以“實事求是”為標志，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旗幟和內容，其實質就在于對待理論或主義的一種新的態度。這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新的思想方式的誕生，而有了這種新的思想方式，那些新的思想和心理氣質、新的方針政策、新的行動方式——如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一新的革命方略的關鍵不在于應不應該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因為只要無法在城市立足，先占領農村就只能是唯一的選擇，就像毛澤東自己所說的，這叫“逼上梁山”，而在于創造性地將貧農視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認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可以以貧農為基本組織成分來建構。另一個關鍵是在土地革命中用傳統的均田制代替土地國有化政策）、“理論聯系實際”（打破了教條主義對黨的長期統治，恢復了中國文化傳統所固有的“實踐理性”精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具體化（扭轉了黨原有的俄式、偏重工業化、城市化、正規化的風格和氣質，從而能夠更好地適應農村革命的新形勢）、“群眾路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和“先鋒黨”概念與儒家民本思想的結合）等等——也就會順理成章地產生出來，因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