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歷史深處的真實世界——評《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周祖文 金 敏

黃道炫著《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以下簡稱《張力與限界》)自2011年11月出版以來，學術界、知識界反響熱烈。就筆者的體驗而言，閱讀該書的過程，是一次跟隨作者一起探尋歷史深處的真實世界之旅：既有的先入之見猶如一張陳舊的地圖，其標注的某些地點、方位甚至坐標，不得不在作者所觸及的真實世界面前不斷地被校正、修改乃至顛覆。

一、重新闡釋第五次反“圍剿”

1933年秋，國共雙方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拉開序幕，一直到1934年10月中旬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對于這一段歷史，流行的解說一直是認為這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挫折，并以“左”傾錯誤為這一失敗的主要原因。 《張力與限界》承認這是一個“失敗的結局”，但歸因于“左”傾則“更多是基于政治考慮的結論”，“忽視了其中包含的歷史的、社會的諸多因素”①黃道炫：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頁。。政治正確的代價是不可避免地掩蓋了潛藏在歷史深處的復雜情態。

《張力與限界》這一書名本身，就表明了作者對于第五次反“圍剿”這一段歷史的新思考。對“張力”與“限界”這兩個詞，作者在不同的場合都曾給予過較詳細的說明。在此，我們根據作者的解釋嘗試作下述理解?！皬埩Α弊畛跏且粋€物理學概念，復雜而多維，簡單來說是內聚力和外延力的相互作用，在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中后，“張力”的概念更形復雜，作者主要強調的是張力的緊張性和可能性；“限界”不是界限，后者是一種靜態概念，而前者則是一種動態概念，反映的是一種動態的波動區間；“張力”和“限界”兩者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形象地描摹1933年至1934年中共革命在中央蘇區所經歷的大起大落：1933年秋，位于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處于全盛時期，僅僅一年之后，這一中共控制的最大的蘇維埃區域就在國民黨軍強大的壓力下而易手。

當然，“張力”和“限界”不止是顯白的描摹，還有更深層的意蘊。細讀全書，我們能體味到作者的深意?！爸泄哺锩旧砭褪且粋€從不可能到可能的創造奇跡的過程”，但“再強的張力也有自己的極限”，博古等人“被歷史推上中心舞臺”，其實也只是“歷史的祭品”，“他們改變了的或者可以改變的東西實屬有限”②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2—3頁。。個體或群體處于復雜的歷史進程之中，哪怕“張力”再強，能量再大，也終究會面臨其“限界”或極限。1927年國共分裂之后僅僅數年，中共就締造出擁有數十萬人的武裝、開辟大小十數塊蘇區的傳奇。但到了1934年秋的時候，中共開始面臨極限。換言之，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在本質上是歷史與自然規律的結果，是“張力”達到其“限界”的結果：當南京政府調動百萬大軍、全力以赴，并采用碉堡戰術，步步為營地“圍剿”中央蘇區時，中共在前四次反“圍剿”中每每涉險過關的運動戰、游擊戰不再靈驗，不得不采用收效甚微的“短促突擊”戰術和陣地防御戰；同時，蘇區僅有兩三百萬人口，連年的戰爭使中央蘇區陷于消耗戰的資源陷阱之中，人力物力已經窮盡，數量多達三四十萬的脫產、半脫產人員使民眾負擔非常繁重，蘇維埃在財政上入不敷出；此外，蘇區內部的社會政治生態也不斷惡化，尤其是肅反搞得人心惶惶，工作作風上強迫命令、官僚主義等開始盛行，擴紅困難重重，赤白對立嚴重等等，所有這些都指向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結果。

如果說“張力”是能， “限界”是不能，那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共革命不斷挑戰著能與不能的邊際”①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477頁。。能與不能，第五次反“圍剿”前后的中共革命都已觸及。實際上，“張力”和“限界”的重新闡釋給讀者以新啟發：如果拋開意識形態上的路線之爭，而直面歷史本身，也許可以說，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無關乎“左”與“右”，也無關乎聚訟紛紜的人事糾葛，而只關乎歷史規律本身；此后中共及其紅軍能夠在革命達到其“限界”之時，成功地進行戰略大轉移，雖是失敗，其實也是勝利。

二、觸摸真實世界之后的洞見

《張力和限界》審視歷史有其標準，該書“更多的只是想呈現一種面對歷史的方式，即盡可能不在預設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對原初的過程”②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5頁。。歷史研究者面對塵封在文獻中的原初的真實世界時，無疑也會面臨一種緊張關系。按照顧頡剛的觀點，歷史是層累造成的，其中既有人為的因素，也有自然的因素，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歷史與潛藏深處的、原初的真實世界的歷史之間有著相當的距離?！稄埩拖藿纭放Υ┩副韺痈鞣N人為和自然造成的假象與幻象，直達原初的真實世界，觸摸玩味，體悟歷史的復雜與微妙。閱讀全書，屢屢可見令人慨嘆“原來如此”的歷史圖景。書中提出了很多洞見慧識，引人深思。以下僅舉其大端。

首先，《張力與限界》認為土地與革命相關性并不強，革命的源流應當具有多樣性。這一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書中指出，土地集中與貧窮并不能充分支持土地革命。蘇區、游擊區和白區各村莊土地占有也與土地革命呈負相關狀態，蘇區村莊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把土地集中看做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觀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說服力。從貫串中國歷史的角度看，貧窮倒確實是農民屢屢尋求變局的一個基礎性原因。貧窮是革命的溫床，但貧窮并不一定意味著革命。土地革命向來被認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個助推器，但面對歷史深處的真實世界時，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們常常認為的那樣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農民從地主、富農那里獲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蘇維埃區域一般較小，戰爭負擔甚重，農民真正得利其實并不大。不過，畢竟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對土地的渴望是農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驅動。尤其贛南、閩西存在著大量公田，為中共開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資源。在土地之外，《張力和限界》特別強調兩點，其一，蘇維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樣性，蘇維埃革命為農民提供平等、權力、尊嚴、身份感，也是農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視的政治、心理原因；其二，土地革命中農民是被動地被卷入的，中共的政治、軍事斗爭是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這是以往革命史書寫中較少提到的。

其次，《張力和限界》將查田運動置于第五次反“圍剿”的背景下，提出一個新解釋，即，查田運動可以理解為階級口號下的財政備戰措施。查田運動以清理階級關系為發動理由，但贛南、閩西土地比較分散，地主、富農較少，中農很容易成為平均的對象，很多被定為地主而被分田的家庭，其人均占地數量也只是維持溫飽線的中農水平。除了階級關系，《張力與限界》特別指出，查田運動實際上是第五次反“圍剿”前夕中共的一次戰爭動員和籌款運動，是支持蘇維埃的財政需要也是運動開展的一個重要誘因。查田運動特別重視對被定為地主、富農者的財物沒收，統一管理和上交。在運動開始后的三個月，僅四個縣就籌款18萬元，整個中央蘇區共完成60萬余元，比1932年蘇區江西全省農業稅收入55萬元還多出5萬余元。因此，從財政角度來說，查田運動實際上是戰爭環境下非常規的籌款方式，是第五次反“圍剿”前夕的財政準備措施。

再次，《張力和限界》從20世紀30年代前期國內政治生態著眼，提出了蔣介石“放水”讓紅軍往西突圍的新觀點。當時國內各派政治力量之間關系極其詭譎。在蔣介石看來，中共乃是國內政爭諸多棋子中比較重要的一枚，此時對蔣的最高統治地位形成直接威脅的并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內部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實力派。兩廣方面也曾詆蔣“剿共”不力，事實上，在前三次“圍剿”中，蔣在遭遇挫折后確實立即選擇了保存實力。第五次反“圍剿”之際，中央蘇區的東面是19路軍，南面是陳濟棠；在解決福建事變之后，南京政府就從東、北、西三面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包圍?！稄埩εc限界》強調指出：蔣預料到紅軍必將向西突圍，無視陳誠請求往西線增兵的建議，反而在東線增兵；李宗仁抱怨南京政府在軍事部署上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紅軍往西突圍；蔣在日記中也把“追剿”紅軍、抗日準備與控制西南三者放在一起考慮。①參見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81—88、441—475頁。這一切，都指向了蔣難逃“放水”的嫌疑?！胺潘f”雖然很難找到直接證據，但無疑是洞悉當時國內政治生態之后具有創見的合理的歷史推論。君不見，歷史上有實事而無材料、有材料而無實事者，絕非少數。

最后，《張力和限界》反復指出，歷史非常復雜，極其微妙，遠遠超出后人的想象，這也提醒歷史研習者在面對歷史深處的真實世界時，應該放棄預設與成見。比如，以往一直認為第五次反“圍剿”中王明、李德等人是主張陣地戰的，并因此要為反“圍剿”失利負責；但書中所運用的史料表明：共產國際、王明和李德事實上都主張運動戰和游擊戰，反對陣地戰。共產國際兩次致電中共中央，強調運動戰的作戰方針；李德認為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陣地戰都不合適；王明也主張要將紅軍和游擊隊從內防守的軍事行動，與紅軍和游擊隊在蔣軍后方和兩翼實行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配合起來。歷史的復雜與微妙就在于，他們雖然明知陣地戰不可行，但最終卻被逼上了陣地戰的陷阱之中。再比如，蘇區內部還存在著大股的土匪和刀匪，在蘇維埃政府控制下的頭陂，紅軍挑土豪存谷時，卻要由偵察員先進村偵察，武裝部隊隨后跟進，嚴密警戒。又比如，中共與農民之間的互動情態也很復雜。農民對于平分土地有其自己的處理方式，廣昌和黎川都分過田，分田的小冊子和分田的標識都有，但田畦還是維持著現狀，并未加以改變。蘇區農民在跟隨紅軍或地方武裝攻打白區城市時，不分階級貧富，亂拿白區的財物，使得中共對于如何在發動群眾參加斗爭同時又保持嚴格的紀律頗為困惑：放任會導致秩序失控，而加以約束又影響農民積極性?？傊?，真實世界是復雜的、立體的、有質感的，值得歷史研習者慎重對待。

三、嘗試革命史書寫的新范例

近幾年來，革命史研究有步入轉型期的跡象，李金錚教授在2010年就明確地發出“向新革命史轉型”的呼聲。②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稄埩拖藿纭烦醺逶缭?005年就已基本寫就，此后一直跟隨作者穿梭于歷史與現實之間，對現實的體悟與對歷史的洞察交織在一起，不斷豐富和改進。同時，這也給了作者反思革命史舊有書寫范例、嘗試革命史新范例的時機，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閱讀在給了我一副眼鏡的同時，還給了我一雙我自己的眼睛”③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483頁。。我們認為，《張力和限界》在嘗試革命史書寫的新范例上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

第一，盡可能從原初的歷史出發，擺脫歷史研究中最容易陷入的結果導向陷阱，以探尋歷史的本真。這是《張力和限界》最大的特點，也是最成功之處。革命史的舊有書寫更多的是結果導向的宣傳和論斷，距真實的歷史有相當的距離。結果導向存在脫離歷史場域和語境的“后見之明”，歷史的本真可能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被遮蔽、扭曲。有鑒于此， 《張力和限界》“盡可能避開歷史進程中現實需要帶來的政治口水，更多通過當年的而不是后來的，描述性的而不是價值評判的歷史資料”，展現真實的歷史。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多次強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雖然中共從中樞到將領都意識到陣地戰的不可取，但由于南京政府采用的碉堡戰術，緩慢卻堅決地步步進逼，紅軍的活動范圍受到極大壓縮，沒有足夠的地域空間展開運動戰和游擊戰，廣昌戰役中就不得不向陣地遭遇戰的方向發展，廣昌戰役之后紅軍活動空間更為逼仄，采取依托堅固工事進行陣地戰，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無奈的現實選擇。對此，從原初的歷史出發，體察真實歷史中的特定情境，不一味苛責陣地戰，并要求其承擔起反“圍剿”失利的責任，似乎是更接近于歷史真實的。在全書中，作者一以貫之的，是把對歷史求真的探索視為歷史研習者立身之本，“在不確定的可能中戮力逼近那確定的唯一，是歷史研究者無法逃避的宿命，否則，我們因何而存?!”①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 (1933—1934)》，第5頁。

第二，努力跳出學科分野的束縛，在歷史原有的脈絡中理解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諸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書中花很大的篇幅討論了蘇區的土地占有狀況和公田。這是一般革命史著作較少涉及的，但土地占有狀況是中共革命理論的重要根基所在，很有必要著重加以討論；而占全部耕地20％至50％的公田是贛南、閩西的特色，這有利于中共的土地革命實踐，能更好地動員分了土地的農民投入到戰爭中去。當時蘇區絕大部分青壯年都參加了紅軍，江西興國長岡鄉和福建才溪鄉，79％和77％的青壯年男子都參加了紅軍，一般的如寧都縣，參加紅軍比例也占到全體男性的40．58％，已經達到可征發人員的極限。由此觀之，書中所提供的經濟數據、社會情態、政治決斷與戰場形勢不是孤立的，而是融為了一體，成為描述歷史混沌表象中的有機構成部分。

第三，關注農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感受，給予農民以革命行動者的地位。中共革命的特質是動員農民，革命史書寫離不開農民，不過，真正給予農民革命行動者地位的著作絕少見到?！稄埩拖藿纭吩谶@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首先，書中對于農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感受的描寫可謂濃墨重彩，以此來探尋農民之所以參加革命的內在原因；其次，在論及赤白對立之時，書中特別強調農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對立的基礎性原因，農民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革命走向的力量之一；再次，農民的傳統屬性也使中共革命不得不在傳統與現代之間進行調和。赤白對立本質上是“部落式的戰爭”，與強調階級革命的中共革命相去甚遠，而農民的宗族傾向也使中共不得不一方面依賴宗族的力量，一方面又要抑止農民的宗族意識。無論如何，農民作為革命行動者的地位在本書得到了較好的反映。

此外，國共雙方的軍事攻守是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以往的歷史著作對于軍事這一部分或者有意無意地規避，或者失之簡略，《張力與限界》第七章花了120多頁的篇幅，對雙方的軍事行動作了詳盡的、傳神的、行云流水般的敘述，是一大亮點。歷史學著作對軍事的重構能做到如此出色的并不多見。

當然，《張力和限界》也有其不足之處。在歷史深處的真實世界中，無數的行動者共同推動著歷史的車輪，而不僅僅只有國共雙方，書中對于國共之外的第三方、對于農民中的邊緣群體的關注稍顯不夠。例如，發動福建事變的19路軍是相當重要的第三方，但在書中，更多只能在國共對福建事變的反應中才能窺見19路軍“怯生生”的背影。類似的，如果給予蘇區內部的土匪和刀匪更大的篇幅，如果能更詳盡地展現被分田的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這些被剝奪者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感受，也許能更深切地呈現歷史的復雜性。

從來白璧有微瑕。上述不足并不影響《張力與限界》成為近年來革命史書寫中引人注目的成功佳作。畢竟歷史實在太復雜，潛藏著無限的可能與面向，《張力與限界》當然不可能窮盡與1933—1934年發生在贛南、閩西的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相關的一切。歷史的可愛與迷人之處，就在于她永遠會有問題留待研習者去不斷地追問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