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語境中審視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史**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青年》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2BKS013)的階段性成果?！增那锇资恰霸谥袊鴤鞑マq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的說法為例

對歷史應該在歷史語境中審視，還是在現實語境中審視呢?列寧對此有明確的態度：“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雹佟读袑庍x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這段話就是要求我們以遵循前者作為研究歷史的基本方法。陳寅恪也認為：“凡著中國哲學史者，其對于古人之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②陳寅?。?《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頁。。他雖然談的是治古代哲學史的一個重要原則，但就方法論來講，與列寧的思想是相通的。

所謂歷史語境是指對所研究的對象，必須?了解其歷史背景、范圍與語言的時代性。在歷史語境中審查歷史，不僅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原則與科學方法，而且還是研究者對其研究對象下筆評論的前提條件。這一點在研究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史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起止時間是一個有待學術界統一的問題，本文暫定在1918年至1927年。時尤其重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傳播是從傳播唯物史觀開始的，是一個逐漸演變的歷史過程。不同歷史階段，馬克思主義所呈現的基本形態有所不同，有些重要概念與現在有很大的落差。以馬克思哲學稱謂為例，迄今為止，在中文語境中流行過兩種提法：第一種是所謂“以恩解馬”，即恩格斯提出的“唯物史觀” (又譯為“唯物主義歷史觀”)；第二種是所謂的“以蘇解馬”，即蘇聯哲學教科書和斯大林提出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②此外還有狄慈根、普列漢諾夫、列寧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提法，但沒有流行開來。。

對此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恩格斯在不同的語境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有“現代唯物主義”、“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新哲學”、 “新的歷史觀”、 “共產主義世界觀”、“歷史唯物主義”等多種提法。其中“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提法被馬克思明確認可。1859年6月，馬克思發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對自己創立的新哲學作了經典表述。7月19日，他寫信給恩格斯，建議寫書評談一下其中的“方法問題和內容上的新東西”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2頁。。8月，恩格斯發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首次將馬克思的“方法問題和內容上的新東西”稱之為“唯物主義歷史觀”，稱贊它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新的科學的世界觀”，是黨“理論的基礎”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頁。，其基本觀點就像“一根紅線貫穿著黨的一切文獻”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頁。。1877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第一編 (即哲學部分)以論文的形式在歐洲發表。在論文中，恩格斯全面闡釋了馬克思新哲學的來源、本質屬性，以及主要內容，指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進行了徹底改造，創立了科學的歷史觀。論文第一次明確提出“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是馬克思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兩個偉大發現，而“由于這兩大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頁。。1880年，恩格斯又將《反杜林論》中“最重要的部分”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3頁。摘錄成一本小冊子。這個小冊子后來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簡稱《發展》)書名聞名于世?！栋l展》的第二章專門闡釋了一個觀點，即“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徹底的唯物論與“自覺的辯證法”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中稱自己的辯證法為“我的辨證方法”，并闡述了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質上的不同，但吸收了黑格爾辯證法“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1版的序言中將馬克思的辯證法稱為“自覺的辯證法” (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頁)。的統一體。馬克思為該書法文版 (第一版)寫了序言，稱它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3頁。。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約·布洛赫、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明確地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唯物史觀”⑨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約·布洛赫的信中，將唯物史觀與歷史唯物主義連用；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明確說“馬克思發現了唯物史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591、669頁。。很顯然，在恩格斯那里，“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是同義詞，指向馬克思的新世界觀與方法論，即馬克思的哲學。由于《發展》比《反杜林論》傳入中國要早得多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于1912年在上?！缎率澜纭冯s志刊登了部分譯文，《反杜林論》的第一個中文本由吳黎平翻譯，1930年由上海江南書店出版。，所以中國人最初是從《發展》中了解到了唯物史觀中闡發的辯證法。

對“唯物史觀”的提法，在恩格斯逝世前后都有人質疑，傳播到我國亦然。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哲學“后來有四種名稱，在學者間通用，都是指此法則的，即是：(1) ‘歷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歷史的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3)‘歷史之經濟的解釋’(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 (4) ‘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在 (1)、(2)兩辭，泛稱物質，殊與此說的真相不甚相符。因此此說只是歷史之經濟的解釋，若以‘物質’或‘唯物’稱之，則是凡基于物質的原因的變動，均應包括在內……第 (4)一辭，在法蘭西頗流行，以有傾于定命論、宿命論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較起來，還是‘經濟史觀’一辭妥當些”①《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6頁。。李漢俊也指出：“‘唯物史觀’這個名稱在德文原文為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英譯為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History)。馬克思并沒有用這樣的名稱，是他底親友因格爾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6)為他取的這個名稱，很容易令人發生誤會，尤其譯為‘唯物史觀’的時候，容易令人發生誤會，在德文原文固然是可以這樣譯，但亦未嘗不可譯作‘物的史觀’?！雹跐h俊述：《唯物史觀講義初稿》，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緒言”第2頁。這是李漢俊在武昌高師授課講義，具體時間待考，當在1922年下半年至1924年之間。那么為什么“唯物史觀”的提法得以流行呢?李大釗解釋：“只以‘唯物史觀’一語，年來在論壇上流用較熟，故且仍之不易”③《李大釗全集》第3卷，第216頁。。李漢俊的說法表明，這個詞“現在已經成了慣用的名稱，只好隨俗使用”④漢俊述：《唯物史觀講義初稿》，“緒言”第2頁。。這樣，從五四時期到20世紀30年代，“唯物史觀”在我國媒體、理論界成為非常流行、通用的概念。

第二，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稱謂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經過20世紀20年代蘇聯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名稱的討論后，到1938年由斯大林發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文章而一錘定音。至此，這個提法成為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標準稱謂，從30年代后期開始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亦成為我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一稱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解放，我國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展開了爭鳴。學者們普遍認為：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不是簡單的名詞定義問題，而是如何“回到馬克思”的問題。涉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屬性，斯大林的提法有悖馬克思的本意。那么，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如何稱謂，哲學界對此并無定見，尚在討論中。

第三，恩格斯與斯大林的提法有本質的不同，這反映在他們對馬克思哲學定義的不同詮釋上。恩格斯的詮釋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唯物論 (徹底的唯物論)與辯證法 (自覺的辯證法)的結合統一；斯大林的詮釋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的統一。

很顯然，在恩格斯那里，“自覺的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是屬種關系，而到斯大林那里，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主義成了并列關系。斯大林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劃分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大塊，便將自然觀和歷史觀割裂開來，也抹去了歷史唯物主義中的辯證法，顯然與馬克思的原意不符，沒有反映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特征。

第四，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不是本文的任務⑤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稱謂的討論參見石云霞：《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問題》(《普通高等學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重點難點解析》，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王東、林鋒： 《馬克思哲學創新實質新探》(《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張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規定及其稱謂》(《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8年第6期)。，本文只是說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名稱在不同傳播階段有不同的解讀，因此我們在研究時，必須考慮這些不同解讀影響了不同時代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然而直至今天，我們還是只按照斯大林的定義來審視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因此誤讀、誤解，甚至歪曲最初傳播者本意的情況非常普遍。

長期以來，學界流行的瞿秋白是“在中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的說法就是比較典型的一個例證。這個說法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例如丁守和在《瞿秋白思想研究》的專著中指出：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在中國首先談論辯證唯物主義的是瞿秋白”①丁守和： 《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9頁。。這一說法在進入21世紀后依然被沿襲下來。例如，陶德麟等人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與反思》(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一書中，就專門設計了一節“瞿秋白：在中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又如，劉小中、丁言模編著的《瞿秋白年譜詳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也承襲此說。

所謂瞿秋白是“在中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的說法，依據是1924年瞿秋白在上海大學執教時編的《社會哲學概論》 《現代社會學》《社會科學概念》(以下簡稱“三講義”)中，首先在我國傳播了辯證唯物主義。

而實際上，此說有悖歷史，也有悖瞿秋白原意。只要將這三個原始文本，及其相關的理論背景、范圍略加考證，問題就清楚了。

第一，瞿秋白在“三講義”中，傳播的是“dialectics”(“互辯法”)，不是“辯證唯物主義”。有意思的是，瞿秋白可能就是怕別人誤解他的意思，特意在相關譯著里，注上英文“dialectics”，專門說明他不同意將“dialectics”譯為“辯證法”。他指出：將“dialectics”譯成“辯證法”是從日文中轉譯過來的，這種翻譯“不甚確切”，因為“‘辯證’兩字和普通論理學(邏輯)無所分別，而且和互辯法原義無甚關系?；マq法的原意，本從希臘字‘Dialog’—— ‘對話’而出，意義是互相辯駁；至于互辯法一詞的哲學上的意義，實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時可以互變……所以如果意譯，則不如譯為互辯法及互變律，兩詞可以同用，重要卻在那一個‘互’字上”，或者音譯“第亞力克蒂”(羅馬字母之音)。②〔蘇聯〕郭列夫著，瞿秋白譯： 《新哲學——唯物論》新青年社，1926年，第157頁譯注。至于瞿秋白的見解是否正確，應該將 “dialectics”譯成 “辯證法”，還是譯成“互辯法”，那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應該尊重瞿秋白，“回到瞿秋白”。

為什么說瞿秋白傳播的“dialectics”不是指向“辯證唯物主義”呢?因為那時在中文語境中還沒有這個概念，如前所述，這個概念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才出現的，因此我們不應該將瞿秋白自己還不知道的概念強加于他。

第二，瞿秋白闡述的“互辯法”實際上與恩格斯的“自覺辯證法”是同義語，指的是馬克思的辯證法。瞿秋白傳播“互辯法”的理論來源于布哈林1921年出版的一本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通俗讀本。這個讀本在我國有多種版本，僅1930年就有普益出版社、樂群書店、泰東圖書館、現代書局等4家出版社出版了4個版本。本文以普益出版社的《歷史的唯物論》為分析底本，簡稱“30年本”。1983年人民出版社將此書改譯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并重新翻譯出版，簡稱“83年本”。

布哈林的《歷史的唯物論》與《共產主義ABC》為姐妹篇，都是馬克思主義通俗讀物，在世界范圍內曾產生了很大影響，先后有近20種文字的譯本。而瞿秋白是中國最早接觸、運用《歷史的唯物論》的人。瞿秋白的“三講義”實際上是《歷史的唯物論》的中文解讀本，而且瞿秋白的《現代社會學》第一、四章，直接取材于《歷史的唯物論》的第二、五章。布哈林對馬克思哲學的詮釋基本上是遵照恩格斯的唯物史觀的思路，是將馬克思的辯證法置入唯物史觀的框架內闡述的。如他所講：“歷史的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的“一切基礎之基礎”，“這種學說底要點是創自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人稱之為唯物史觀或簡稱‘經濟的唯物論’”③〔蘇聯〕布哈林著，梅根、依凡合譯：《歷史的唯物論》，普益出版社，1930年，第9頁。。因此，1930年上海泰東圖書館出版這本書時，直接將書名譯為《唯物史觀》。布哈林在書中非常強調馬克思的辯證法，除了全書貫穿這個理論外，還特辟第三章“辯證法的唯物論”進行專門的論述。布哈林之所以強調辯證法，是出于蘇俄革命與建設轉型時期的客觀需要。列寧處在帝國主義時代，又締造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個新時代給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新課題，要求馬克思主義必須要有新境界、新發展。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理論、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理論 (即東方革命理論)、新經濟政策等，沒有“自覺的辯證法”是無法提出的，所以布哈林詮釋的唯物史觀就有了列寧哲學的新元素，有了時代的新內容。問題在于，斯大林的提法產生后，如何翻譯布哈林的這本著作就給我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翻譯的學人提出了挑戰。結果，他們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原意，而是按照斯大林的提法，將“83年版”的書名改譯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 (共8章)。這個改名不僅違背了布哈林的本意，而且在邏輯上也產生了問題。按照斯大林的提法，既然馬克思主義哲學被分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兩部分，那么怎么在詮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書中出現應該屬于“辯證唯物主義”內容的“第三章辯證唯物主義”呢?①“30年本”的標題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貼近恩格斯的提法。顯然這是矛盾的。而如果“回到布哈林”，就會解決這個矛盾。因此，將布哈林的《歷史的唯物論》 (或《唯物史觀》)的書名改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這樣一個看似很小的事，卻成了是不是從歷史語境中審查歷史的又一個例證。瞿秋白的“三講義”與布哈林保持同一立場，即將馬克思的辯證法視為唯物史觀的很重要內容，所以，將瞿秋白宣傳辯證法(“互辯法”)說成傳播與唯物史觀(“歷史唯物主義”)并列的“辯證唯物主義”，就違背了瞿秋白的本意。不僅如此，這樣的評價還低估了瞿秋白1924年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歷史價值，這點將在下面進行評述。

第三，鑒于以上的敘事，瞿秋白顯然不能被稱為是我國傳播“辯證唯物主義”的第一人，那么能否被稱為是中國傳播馬克思辯證法的第一人呢?也不能。這里需要對“第一”的概念確定標準。所謂“第一”就是“最先”，或者“最早”，或者“首先”，而不應該涉及傳播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在具體考察馬克思哲學傳播到中國的歷史時，如果考慮到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就會因具體的指向不同，出現多個“第一”。例如毛澤東的《矛盾論》從某個角度也是可以稱之為“第一”的。而這里的問題只是需要確定第一個傳播馬克思辯證法的人是誰。

根據現有的史料，五四時期首次提到馬克思辯證法的是1919年7月18日至24日《晨報》副刊刊登的譯文《馬氏唯物史觀概要》。該文開首就說明，“馬克思學說的構成分子，就是當時世上流行的辯證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論的觀察法。他學說的新特征，就在于把這兩個東西結合攏起來就是了?！薄笆廊送鶎⑥q證法看做有詭辯的意味……辯證法并沒有詭辯的意味……其實這辯證法，可算是進化的思索法，換句話說，就是將一切事物，作為歷史的考究。因為一切事物，是變化不息的。所以要理解事物，便不能不理□他的生死和盛衰。主張唯物論的人，要把這個思索法，應用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研究’上頭，這就是‘唯物史觀’，這就是馬克思學說的根據?！钡谶@一時期，李大釗、陳獨秀等傳播者是在傳播唯物史觀中的徹底的唯物論部分，包括《馬氏唯物史觀概要》，雖然也提到辯證法，但僅此為止。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說》(郭泰著，中華書局，1921年)可以說是當時傳播唯物史觀的集大成者，但詮釋的是徹底的唯物論部分，對于辯證法等“許多復雜的問題”，則“完全沒有提及”②〔蘇聯〕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第1頁。。

1922年1月23日、31日，上?！睹駠請蟆犯笨坝X悟”用了4個版面刊登李漢俊的《唯物史觀不是什么?》一文。這篇1．3萬字的文章其實是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二章哲學部分的中文解讀本，在唯物史觀早期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章指出了唯物史觀是“辯證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論的觀察法”的“巧妙地結合”①漢?。骸段ㄎ锸酚^不是什么?》，上?！睹駠請蟆贰坝X悟”副刊，1922年1月23日。；論述了唯物史觀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唯物論的聯系與本質區別；批駁了社會上對唯物史觀的種種誤解與歪曲，澄清唯物史觀與近代唯物主義、詭辯唯物論、“盲目的經濟史觀”、機械唯物論等的區別；集中闡述了世界是不斷矛盾運動的基本辯證法則。該文的歷史價值表現在多方面。首先，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啟蒙由徹底唯物論發展到馬克思的辯證法的一個重要標志。其次，在中文語境里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理論來源與矛盾運動法則進行了初步解讀。再次，強調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尤其是經濟越落后的社會，“新主義、新思想”②漢?。骸段ㄎ锸酚^不是什么?》，上?！睹駠請蟆贰坝X悟”副刊，1922年1月31日。的啟蒙就越重要，因此必須加強對無產階級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灌輸，促進他們行動起來投入社會革命；強調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必然隨著世界進步潮流而進化等思想。最后，該文是中共一大后，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 (特別是辯證法)來剖析國情的最新探索成果之一。

1923年3月1日，《少年》第7號發表了石夫節譯，阿多那斯基 (V．Adoralslay)著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一文。此文是第一篇宣傳馬克思辯證法規律的專論，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章闡釋了5個規律：第一個規律是思想 (意識)由人生存的物質條件所決定，強調馬克思的辯證法是唯物的辯證法。第二個規律是全局與局部的關系，要以統攬全局的觀念觀察事物的發展?！霸谡紊?，這個規律要我們不僅注意到一國的情形，應注意到各國的情形。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全國中和全世界大勢中觀察階級斗爭的發展與事變?！钡谌齻€規律是在運動中研究問題，說明辯證法觀察事物的方法論。第四個規律是理論必須聯系實際?！拔覀儾粦辉谡J識環繞我們的環境，我們應改變環境。我們不應只觀察爭斗、思索爭斗，我們應加入爭斗，從爭斗中吸取教訓?！钡谖鍌€規律是任何事物都是變化著的，沒有永遠不變的“真實”，因此制定方略時必須隨著社會的變化，階級斗爭的變化而變化。由于《少年》是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讀者極其有限，國內讀者更是無法讀到，因此后來在瞿秋白主編的《新青年》季刊第3期 (1924年8月)上特地進行轉載?！缎虑嗄辍愤@一期同時還發表了普列漢諾夫的《辯證法與邏輯》一文。

通過以上馬克思主義哲學早期傳播史的歷史掃描，不難看到，瞿秋白的“三講義”正是以上傳播的繼續，是馬克思主義傳播鏈條中的重要一環。我們只有深入到歷史范圍，才能進入瞿秋白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場景中，從而在歷史的語境里，“回到1924年的瞿秋白”。

值得強調的是，如果將“三講義”的評價僅僅關注在傳播馬克思的辯證法上，是無法真正詮釋其價值的，而只有將它置于馬克思主義傳播史的整個流程中考察，才能凸顯其歷史貢獻。筆者認為，“三講義”的價值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它標志著瞿秋白成為我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奠基者。其次，它表明瞿秋白是將唯物史觀的徹底唯物論與“自覺辯證法”打通為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再次，它是馬克思主義傳播主渠道由日本渠道轉向蘇俄渠道的重要標志之一。③當時懂俄文的進步知識分子并不多，通過俄文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還有張西曼、楊明齋、俞頌華、李仲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