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禮學文獻的文學研究視閾考察
——以“三禮”為代表

■鄧聲國

先秦禮學文獻的文學研究視閾考察
——以“三禮”為代表

■鄧聲國

先秦禮學;“三禮”學;古代文學;研究視閾

考察近一百年來的禮學研究歷程，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角度開展與之相關的禮學研究，特別是研究先秦禮學與古代文學的相關具體問題，這在當前學界仍是一個研究的薄弱環節。據筆者所知，盡管目前有少數學者的研究涉及這一方面領域，但其研究還談不上深入、系統、全面，大多處于局部個案問題的探討和分析，成系統的綜合研究工作尚付闕如。有鑒于此，筆者愿不揣谫陋，陳一己之見，就先秦禮學與中國古代文學相關聯之研究視閾情況，與學界同仁共加商討。

禮學之名包含著狹義的、廣義的多重意蘊，一般說來，禮學不同于禮制或禮俗，它的特點在“學”，其表現形式是著述或言論。傳統禮學研究的具體對象，主要便是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式各樣的禮學文獻，其中又以專門的著作和篇章為主，旁涉各種信札、詔令、奏儀等文獻載體。先秦禮學文獻最重要的代表之作，便是《周禮》、《儀禮》、《禮記》(即小戴《禮記》)這三部禮書，一般被合稱為“三禮”。此外，《大戴禮記》、《逸禮》( 已佚)也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作品。鑒于“三禮”在古代都曾成為欽定之“經”，所以今人站在禮學史的立場，可以將它們都喚作禮經。此前人們對于有關“三禮”的研究，主要著眼于三者互相之間的關系及其地位等方面，屬于禮經學的研究范疇。然而，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作為一種事實存在的文學本體，它們實際上仍是先秦文學創作主體的一部分，從文學本體論的角度對其進行文學視閾研究，有其客觀存在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任何群體與個人都無法加以回避。以下，我們將根據相關的禮學文獻史料情況，從文學本體論的角度，并結合各種禮學分支與先秦文學之親疏關聯情況，考察和探討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中存在的具體文學研究視閾情況。

一、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之文學特質

先秦禮學文獻之文學特質問題，最易于引起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因而首先有必要就此展開一系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了大量的文學史著作，對《詩經》、《楚辭》、《莊子》、《韓非子》等一些先秦時期的代表性文學作品討論甚多，然而有關“三禮”的文學特質問題卻很少涉獵，據筆者所知，目前只有褚斌杰、譚家健主編的《先秦文學史》[1]一書給予了一定的關注。該書在第四編“諸子散文”中，設立專門章節討論了《禮記》的文學價值，特別是著重探討了《檀弓》篇的故事性和語言藝術，并細致介紹了“在后世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章”——《禮運》、《中庸》、《大學》、《學記》、《樂記》等，同時對《檀弓》一篇的分析也比較細致。這種做法，無疑是對此前文學史著作寫作范疇的一個重要突破。不過，現在看來，從先秦禮學文獻文學價值研究角度來考察，作為一部斷代文學史著作，其仍然還有一些問題值得學界同仁繼續為之詳加探討。就筆者當前的認知而言，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有重新認識和探究的必要:

其一，“三禮”諸書文學特質及其文學內涵要素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就“三禮”文學價值討論而言，褚、譚《先秦文學史》中僅涉及其中的《禮記》一書，而對《周禮》和《儀禮》未能列目并展開論述。之所以撇開《周禮》、《儀禮》二者不論，究其原因，有學者認為，“《周禮》一書本身并非文學作品，但對上古文學尤其是對《詩經》研究具有特別意義”，“《儀禮》的文學價值同樣也體現在文學史研究的史料價值，自身文學性并不明顯”[2]。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有其偏頗之處，對于先秦時期的作品來說，它的文學性強弱并非體現在其自身行文文學品格的強弱方面，細細品讀原典不難發現，《周禮》文章典雅而簡潔、《禮記》具有極強的敘事性，足以證明它們自身的文學特質問題，這充分說明早在那個時代“禮”就已經深入到了文學內容和形式的各個方面。因此，如有可能，今后學界重新撰寫中國文學史著作，特別是重新撰寫先秦文學史著作，首先應該考慮對“三禮”文本的文學史料價值，做一番較為全面而詳盡的闡述，借以彌補當前學界在這一方面研究之闕失。

其二，關于小戴《禮記》一書，據筆者目力檢索所及，學界同仁對于它的文學特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語言描寫、人物描寫等有關文學表現手法探討方面，探考褚、譚《先秦文學史》一書，其對小戴《禮記》的具體篇目的敘述，主要是對《禮運》等五篇能夠體現《禮記》文章特色的文字給予了一定的關注，盡管該書中沒有展開詳細的分析，但它為后人展開全面而綜合的具體篇目的文學特色探究，開啟了研究先導。另外，在關注小戴《禮記》一書文學價值的同時，對于大戴《禮記》一書，今后學界亦應給予一定關注，可以將其與小戴《禮記》結合起來，加強對比研究，探尋其各自篇目文學特色的具體豐富內涵。這樣做，有助于今后從文學史意義上挖掘大、小戴《禮記》，探索它們對此后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在文學表現手法的運用與人物形象的傳承等方面之影響情況。關于這方面的研究，目前成果較少，主要有陳義烈《〈禮記〉的文學價值》、呂書寶《論〈禮記〉中的形象思維》等有限幾篇論文，盡管有一定的創新性發現，但其研究還缺乏一定的系統性，由于都屬于單篇論文的性質，論述過簡，全面深入的挖掘還很不夠，亟待學界中人在現有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拓展開來。

其三，就文章文體學的角度加以考察，《周禮》、《儀禮》、《禮記》及大戴《禮記》等先秦禮學文獻，在文體學上各自均頗具特色，對中國后世文學文體亦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當代文學研究者較少關注于此，如褚、譚《先秦文學史》一書盡管為《禮記》專門列目，卻并沒有從文體特征上論說《禮記》，因此頗具進一步討論之空間與研究之必要。事實上“三禮”中的篇章往往各自差異很大，如《禮記》各篇亦不成于一人之手，其各篇文體特征有些相差很大，頗有逐一研討之必要。細言之，如《禮記》之《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之類“義”文體，便與大、小戴《禮記》中的其他諸篇文體特征有所區別，且與《儀禮》之《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聘禮》諸篇相對應，實際上就是先哲對《儀禮》諸篇所作的解釋性文章，文體特征頗為鮮明亦極具共性。這種篇章文體特征的挖掘分析，為學者深入了解與研究解決某些禮學上的疑難性問題，具有很大裨益，例如，《禮記》中的《坊記》、《表記》、《緇衣》三篇，從文體上看特征極為相似，或為同時期的作品。陸德明《經典釋文》在《緇衣》篇下記云:“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倍鴵端鍟そ浖尽份d沈約《奏答》云:“《樂記》取《公孫尼子》?！笨梢?，《坊記》、《表記》、《緇衣》三篇，與取自《公孫尼子》中的《樂記》一篇屬于同一時代的作品?，F代學者中有人則認為，這三篇與以孔子語單獨成章的《中庸》一部分一樣，其文體與《論語》性質極為相似，甚至干脆認為皆是“子思所記孔子言論”[3](P24)之文。由此看來，對于“三禮”各篇的文體特征考察頗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這不僅有助于加深讀者對文本本身的了解，而且有助于為其書各篇作者、成書年代等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參考性依據，極富學術價值。需要提及的是，盧靜《試論〈禮記〉的文章風格》[4]一文盡管名曰討論《禮記》的文章風格，但其主要著眼于從句式的靈活多變、設為問答的表現體式及鋪排敷陳的手法、修辭手法的綜合運用和簡樸古樸且蘊藉含蓄的語言等四個方面加以論述，頗多文學價值的探討色彩，離文章文體學的系統全面研究還存在較長的一段距離，但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二、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之文藝美學思想

“‘禮’的象征體現了中國上古先民的政治智慧、人生感悟和文化理想，同時也蘊含著生動、豐富的早期文藝思想?！盵2]就文藝美學角度來考察，“三禮”諸書的價值不一。眾所周知，《儀禮》一書多記錄禮制的基本儀式和規范，基本沒有與文學批評相關的內容，但在《周禮》和《禮記》中卻保留了一些先秦至漢初的文學批評文獻，主要包括對早期詩、樂、舞及繪畫的一些看法，是漢以前有關上述文藝形式的基本理論和文獻，理應加大整理與研究力度。盡管關于《周禮》和《禮記》二書的成書年代及行文情況，學界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爭議，比如《樂記》一篇，有人認為該文明顯與荀子《樂論》雷同，主張它是由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門生新撰的篇目等。但兩書更多篇幅記錄的乃是周代的禮制內容，卻是毫無疑義的，研究先秦文學顯然無法回避。

首先，關于《周禮》的美學價值和美學史意義，學界到目前為止談論得極少，有展開深入探討的必要。如眾所知，《周禮》一書中沒有出現系統的專門篇章來討論文藝美學問題，也沒有對藝術創作提出直接的要求，但它在零星之處表達出的對《詩》義的重視，卻在先秦詩學史和后世文學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肌吨芏Y·春官·宗伯》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逼湓捳Z中倡導的“樂德”、“樂語”、“樂舞”等“三樂”一體思想，著實彰顯出西周以來詩樂文化傳承與接受的一個重要特色，對西周乃至東周時期的文學欣賞、接受與傳播，起到了何種美學思維的影響，目前仍是一個未知數，有待加強深度研究。再如，《春官·宗伯》又云:“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薄傲姟奔丛娭傲x”?！睹娦颉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痹姟傲x”作為后世重要的詩論范疇，其理論出處即源于此。然而，“大師”所教授“六詩”又是如何演變成為詩之“六義”，并且成為《詩經》鑒賞的重要美學思想的呢?這期間，《周禮》到底在傳播著什么內容的美學取向，充當了什么樣的審美價值角色，起到了什么樣的美學史意義呢?諸如此類問題，似乎都有值得深入挖掘剖析的必要。

其次，關于大、小戴《禮記》中蘊含的美學思想及其在美學史上的影響，有待繼續深入探究。小戴《禮記》中有關詩和樂的理論闡釋主要集中在《樂記》篇里?！爸袊f時的所謂‘樂'(岳)，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可不用說，繪畫、雕鏤、建筑等造型藝術也被包含著，甚至于連儀仗、田獵、肴饌等都可以涵蓋?！盵5](P493)“《樂記》中所論到的，除純粹的音樂之外，也有歌有舞，有干戚羽旄，有綴兆俯仰，但大體上是以音樂為主，比前一兩輩人的籠統，是比較更分化了?！盵5](P496)因此，《樂記》一篇，不僅僅是關于音樂的理論，同時也是當時較為系統、成熟的文藝美學理論;它所提出的“情本說”和“物感論”兩個極為重要的古代文論理論命題，既有對孔子等文藝美學思想的合理承繼因素，又影響著后世文論思想的發展，即使在現時代仍有深入探析的空間。具體而言，對于以《樂記》一篇為主體的小戴《禮記》美學思想研究，至少存在這樣兩個層次:

一方面，鑒于小戴《禮記》各篇并非成于一時，亦非成于一人之手，包括《樂記》在內的《禮記》各篇章的文藝思想尚未系統化、理論化，因而最基本的研究工作便在于，對《禮記》各篇章中的文藝思想進行細致的、全面的發掘與整理，厘清那個時期人們對藝術本質、藝術社會功能、藝術欣賞創作中對象與主體的關系等系列美學問題的認知情況及其文化背景。關于這一方面，學界同仁對于《樂記》一篇的整理和研究較為系統全面，而對于《禮記》其他篇章的文藝思想的整理還有待繼續深入。①至于整理這種文藝思想的方法，絕不應是簡單的就事論事，而需將其從單純的文學研究視角限制中解脫出來，“把整部《禮記》作為考察對象，在大文學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結合《左傳》、《國語》、《論語》、《詩經》等其他先秦文獻和新近出土文獻，相互印證，相互發明”[2]，這樣一來，《禮記》中隱含的一些文學見解便會清晰地與后世重要的文學理論相呼應。換句話說，就是可能為后世一些重要的文學理論找到存在的理論源流。對于大戴《禮記》中的類似情況，亦應遵此一應做法進行整理和探析，并將其與小戴《禮記》的有關內容加以對比分析與研究。以《樂記》一文研究為例，近年來學界對其中的文藝美學思想發掘面頗廣，研究者及其成果甚眾，例如朱振亞《〈樂記〉文藝思想初探》(《鞍山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1期)、姜開翔《〈樂記〉美學思想初探》(《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5年4期)、石蔚《〈樂記〉音樂美學思想探析》(《管子學刊》2002年 1期)、王琴《〈樂記〉美學范疇研究》(四川師范大學2002年碩士論文)、譚鐘琪《〈樂記〉與中國古代的樂教》(《社會科學家》2005年2期)等，皆是這方面的研究之作。當然，有關小戴《禮記》美學思想研究，仍存在一些研究空間，有待學者進行更為廣泛和深入的綜合性比較研究。

另一方面，要將大、小戴《禮記》中的各種文藝思想置身于上古時期乃至中國美學史的發展背景中加以觀照和研究。以《樂記》的文藝思想研究為例，如果僅僅是停留在對它的美學主張的簡單剖析，就事論事，則不可能發掘出它的學術淵源與傳承，更不可能全面而深刻地認知《樂記》在美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有的學者對《樂記》一文美學思想的淵源探討較為關注，便是出于這一考慮，如趙東栓所撰《〈易傳〉的哲學體系與〈樂記〉的文藝理論體系》(《孔子研究》2002年2期)一文，從如下三個方面深入探討《易傳》的哲學體系與《樂記》的文藝理論體系之間的關系:一是《樂記》對《易傳》“天人合一”哲學體系的把握，二是《樂記》對《易傳》對立統一辯證觀及其思維方式的承襲，三是《易傳》的哲學和諧觀與《樂記》的藝術和諧觀。在趙氏看來，《易傳》正是通過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及思維方式等層面，觀照和影響了《樂記》的文藝理論體系的建構。這對學界同仁可謂大有啟發。再如，《樂記》同孔子、荀子等論文藝的思想既有內在相通之處，又有一定的差異，因而討論《樂記》同孔子、同荀子學派的文藝思想淵源關系，就有了深入討論的必要，此前學界同仁對此亦時有所關注。例如，李成《論〈樂記〉中“和合”文藝思想》(《藝術百家》2004年3期)，楊雋《〈禮記·樂記〉與孔子的“興觀群怨”》(《北方論叢》2005年6期)，洪永穩《論〈樂記〉對〈樂論〉的繼承與發展》(《黃山學院學報》2007年 6期)，章啟群《論〈樂論〉與〈樂記〉的根本區別》(《哲學研究》2010年2期)等文，皆是著眼于這方面的有益探索。事實上，漢代一些文藝思想的產生與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與大、小戴《禮記》中的各種文藝思想有著很大關聯，完全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剖析與探考，便于今人從總體上把握其文藝思想的淵藪及發展脈絡。

總之，開展先秦禮學文獻之文藝美學思想研究，在當前仍是一個極具學術價值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在“三禮”文藝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矚目成績的是傅道彬的研究，“其中他對于‘興觀群怨’說的重新解讀，成就尤為突出。建立在春秋文化的大背景上，揭示了其理論意義和文學影響，因而在‘三禮’文學思想、孔子文藝觀、先秦文論以及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并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6]。我們期待，在現階段有更多的學界同仁能圍繞這一方面內容開展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推動“三禮”等禮學文獻的文藝美學思想研究走向深入。

三、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敘事學研究

敘事學是在結構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對敘事文本進行研究的理論，它的發展也給中國古代一些敘事文學文本(尤其是小說文本)的分析帶來了重大影響，開拓了人們研究傳統文學作品的研究視角。就文章敘事學的角度來考察，在“三禮”當中，以《儀禮》的敘事性最強，除《喪服》篇外，《儀禮》一書其他的大量篇章往往顯現出以紀事性為主的散文化特性，其敘事話語呈現出散體式的單一性，隱含著中國先秦時期人們獨特的敘事觀念、敘事技巧、創作思維以及美學訴求等。根據這一認知思維，加強有關《儀禮》文本的敘事話語研究，對于深化當前古代文學敘事學的研究理路，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目前學術界對此領域還沒有給予充分關注和重視，一些學者更多的是將目光投注在古典小說的敘事話語研究上。從文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通過以《儀禮》中的諸多篇章為具體話語文本案例，這就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先秦古典散文敘事話語的客觀形式、形態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必然的學理基礎;同時，通過對《儀禮》敘事話語的創作規律的研究，有助于考察《儀禮》對《春秋》三傳以及后世其他敘事文學敘事話語方式的形成，有無產生影響，產生了何種影響等相關情況，提供必要的參照對象。就現階段而言，對《儀禮》敘事話語的文本考察，至少有必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敘事話語的本體論考察研究。究竟什么樣的敘事話語表達方式才能準確表達先秦時期人們內在的文學經驗和價值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顯然必須從那個時代文學文本自身的內在語言本體論說起。以《儀禮》敘事話語的本體論研究為例，它應該包括敘事學的各個理論層面內容，諸如敘述者的類型化與普遍特征分析，敘事者與作者、讀者的關系分析，敘事角度的特征分析，敘事時間與敘事邏輯的規范化分析，敘事結構的獨特性分析，等等。另外，這種本體論研究還應考察《儀禮》存在的敘事話語系統的特殊性與獨到性，從它與早期神話、《春秋》三傳以及后世小說等其他敘事文學的話語系統比較中，發掘其中的獨特魅力之處。凡此種種，從敘事學角度對以《儀禮》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敘事作品的藝術價值進行一番深入挖掘，有利于充分展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敘事能力的發達和敘事技巧的優長。但就目前“三禮”學界研究而言，對這方面研究視閾的關注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而國內專門從事敘事學研究的學者亦較少有人對此給予高度的關注和研究，凡此種種，皆有待于提升學界對于這一方面的普遍認識。筆者目力檢索所及，只有張世君《禮經建筑空間的政治敘事》[7]一文屬于這方面的研究。張氏文中指出，“三禮”的禮制乃是用建筑的空間布局建構禮儀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維護禮制的固定不變，使之成為政治倫理文化的常規;而禮經的建筑空間敘事，乃是在時間序列中進行的，其政治敘事的空間理論在這種時間序列中轉向為藝術的空間敘事理論。

其二，敘事話語的創作思維考察與分析?？疾熘袊糯臄⑹骂愖髌?，一般說來，并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故事情節性描述，而往往更多地表現為敘事與義理相融合的極高創作成就。這種創作思維，“在話語機制上，呈現出言約旨遠、味外之旨、言外有意等美學特點;在哲學上，體現為形而下之對社會、人生的關注與反思，在形而上表現出對‘天人觀念’的冥感與契合”[8]。從先秦時期《儀禮》文本創作的具體情況來看，與《詩經》作者之取式于人事和自然的方法略有不同的是，《儀禮》文本更多的是通過繁瑣的一系列活動敘事來展開，而在這種活動過程中張揚著一種義理的內涵，凸顯出先秦時期人們的一種禮儀意識，使得敘事話語系統在整體上呈現出明顯的形象性與體驗性。同樣地，與《春秋》三傳作者取式于人物和事件的方法略有不同的是，《儀禮》文本敘事話語更多的是一種純客觀的過程描述，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美學意蘊。顯而易見，這種有別于其他敘事文本的敘事話語系統的獨到性，理應進入當代敘事學研究者的研究視閾中。另外，進行《儀禮》敘事話語的創作思維美學考察，必須深入反思，以《儀禮》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敘事作品如何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對當時稍晚一些的敘事作品，乃至其他后世的敘事話語產生影響，造成了什么樣的具體敘事方式影響?因為當一種敘事話語文本的敘事模式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話語，成為一種認知方式和思維習慣后，類似題材的敘事作品便有了相似的話語闡釋，形成一種類似的敘事模式，其思想和藝術便成為一種規范性的東西。凡此種種，實有深入探索之必要。

其三，敘事話語的文化語境考察。從敘事的內容來看，任何敘事都是對現實世界的某種解釋，必然帶有時代、民族等意識形態的印記。換言之，任何敘事都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敘事形式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一種“形式化了的內容”。當代敘事學研究者對于傳統文學文本的敘事話語文化語境的考察，大都集中在古代小說這一文本方式上，而對于早期儒家經典及先秦諸子的敘事學話語文化語境的探討極少關注。作為先秦敘事文學中具有鮮明藝術特征的代表性作品，《儀禮》中的諸多篇章，也是和特定的儒家傳統文化觀念密切相關的，其中至少體現為這樣兩個層次:一方面，當時儒生到底是處在一種什么樣的文化大語境下，并通過這種語境影響《儀禮》諸篇章的創作，形成這樣一套獨特的敘事話語方式，產生這樣一個有別于其他儒家經典敘事文本個案;另一方面，以《儀禮》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敘事作品的出現，對形成敘事話語文本的文化語境的發展，到底產生了怎么樣的反向影響，從而使作品富有深刻的哲理內涵，產生出全新的審美價值與文化意義。這兩方面的問題，目前學界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經學探討的層面上，而缺乏從事古典文學敘事學研究者的關注與參與，這顯然是不適時宜的一種學術現象，理應受到古代文學愛好者的廣泛關注。此外，和《儀禮》一樣，《禮記》中的相關篇章亦存在類似的現象，亦極有必要對其敘事話語中的文化語境內涵，加以細致的分析和考察。

綜上所述，對于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的文學本體論研究，大致可以從此類文獻自身的文學特質考察、文藝美學思想發覆及其文學敘事學探微三方面入手，每一方面又存在不同數目的細微研究內容。就當前古代文學學界的研究現狀而言，上述各方面各小類研究方向，既有部分學者業已有所探索的領域，也有目前學者尚未涉足的領域，毋庸置疑，其中皆存在很多的研究空白點和很大的拓展空間，值得學界同仁在今后研究中對此給予更多的關注。當然，討論先秦禮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之間的研究視閾問題，絕不僅僅限于文學本體論方面的考察，它還涉及以“三禮”為代表的先秦禮學文獻對《詩經》等先秦作品創作、傳播與詮釋的影響研究，先秦禮論與古代文學文論的內在關聯及影響研究，等等，至于后一方面的古代文學研究視閾問題，鑒于本篇行文的視角及篇幅限制，此不逐一詳述，待日后另行撰文加以說明。

注釋:

①小戴《禮記》中的文藝批評方面內容，當代學者孫立曾經將其歸結為八個方面:提出詩、樂與人心感物的關系;提出詩、樂的教化功能;提出詩、樂與自然物及社會事物的對應關系;論文藝情感真實性的重要;提出“溫柔敦厚”的詩教說;記錄詩、書、禮、樂、舞在周代禮制中的作用及運作情況;論述詩、樂、禮、舞四者的關系;論述詩、樂與人的性格性情的關系?？蓞⒖础吨袊膶W批評文獻學》第二章，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今人可以在此研究成果基礎上進一步展開深化論述。

[1]褚斌杰，譚家健.先秦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王秀臣.“三禮”的文學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J].文學評論，2006，(6).

[3]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盧靜.試論禮記的文章風格[J].社會科學家，2005，(6).

[5]郭沫若.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A].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張慶利.《三禮》文學研究述評[J].北方論叢，2008，(5).

[7]張世君.禮經建筑空間的政治敘事[J].江西社會科學，2011，(1).

[8]孫福軒.占卜與敘事——中國古代小說敘事文化學研究[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6).

先秦禮學與中國早期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孕育著中國文學的早期形態與文化內涵;“三禮”文獻作為先秦禮學的代表之作，更是從各個方面反映出這種復雜的內在淵源，具有一般儒學經典無可替代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意義。厘清先秦禮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間的內在關聯與視閾狀貌，將有助于厘清諸多文學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論來源，顯現其中重要的文學史意義和禮學史價值，進一步拓展學術研究的宏富視野，加強以“三禮”文獻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專題研究。

K204

A

1004-518X(2012)01-0100-06

鄧聲國(1969—)，男，井岡山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和歷代禮學文獻。(江西吉安 343009)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劃項目“禮學與古代文學視閾研究”(項目編號:10WX55)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