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后現代創作策略芻議

■武 娜

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后現代創作策略芻議

■武 娜

庫切;他者;后現代;歷史

南非作家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在2003年9月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奠定了他在現今世界文壇上毋庸置疑的地位。盡管各種各樣的存在主義與后現代作家形象在庫切的作品中被塑造成不同類型的人物反復出現，對于評論家來說，他們更希望能夠把庫切歸類于某一傳統。但對庫切來說，這種希望似乎只能是徒勞。通過對其創作的解讀我們不難看出，庫切一直都在以自己獨特的創作方式抗拒著各種形式的劃分與歸類。

一、切入后現代歷史觀照下的文本真實

在《雙重視角》中，庫切曾這樣界定他對“身份”的理解:“所謂身份，首先是個集合名稱，往往是某一群體聲稱其自身為其會員的一個標志?！盵1](P200)對于“身份”二字，庫切通過其小說創作不止一次地表現出明顯的抗拒與反感，讀者通過閱讀也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這種抵制情緒。這種對傳統的反抗在帶給庫切具有獨特寫作風格褒獎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種種非議。有評論家批評庫切缺乏明確、堅定、負責任的政治立場，心安理得地認為南非長久以來所承受的不平等壓迫只是南非歷史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談及有關歷史與小說的關系問題時，庫切曾說過:

我今天要談一下南非的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認為這樣的創作其實只是一種對歷史事實充滿想象性的調查研究;但以現今很多學者的眼光來看，如果小說創作不履行這種功能，那么這樣的創作就是缺乏所謂的“嚴肅性”。[1](P200)

產生以上兩種理解偏差的根源在于對歷史與小說關系的理解不同，歷史與小說的關系無外乎是相互獨立與互為補充。當然，這兩者絕不可能共存。如果小說的目的在于為讀者提供在特定歷史時段可引發共鳴的第一手生命體驗，展示奮力拼搏人物的某種生存狀態，使我們的生命變得充盈厚重，那么，小說創作與歷史模式間顯然只是從屬關系。

如果小說只是簡單地陳述某具體歷史事件，那小說的地位則被消減為簡單的歷史補充，而不能稱其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整體。眾所周知，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歷史的地位作為一個較高等級的系統在本質上優越于任何文學形式，能夠凌駕于任何批評風格與趨勢之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注重于描寫南非種族歧視與有色人種苦難經歷的文學文本自然大受褒揚;相比之下，庫切的作品就顯得十分的扎眼另類——反對的聲潮一浪高過一浪，這在1986年庫切出版《?！分蟊憩F得尤為明顯。當年，麥克·查普曼曾這樣尖銳地諷刺過這部作品:

據我們所知，在我們的自家門口有成千上萬的被拘禁者企圖尋求法律的支援而被當局拒之門外，而這一切以《?！返慕嵌瓤磥?，似乎只是一次充滿歡愉之情的激情釋放——這無疑是知識分子圈內人被歐陸思想洗腦后的產物。[2](P335)

在20世紀80年代，庫切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對政治的漠不關心似乎招致了南非文學圈眾多批評家的不滿，因為在他們看來，沒有什么問題會比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來得更加緊要迫切。庫切的創作令他們覺得匪夷所思，作為一名南非當時在世界文學創作圈有著廣泛影響的作家，在南非政治局勢突變的時刻，不去行使自己應盡的政治使命呼吁世界關注南非民生，而返回到18世紀的故紙堆里做文章，從這些批評家的角度看來，庫切不僅缺乏敏銳的政治覺悟，更缺乏基本的倫理責任感——從作品他們似乎覺得庫切總是試圖卸下自己應盡的社會義務與歷史責任，完全置自己同胞的苦難于不顧。從根子上講，順著這條思維走下去，讀者完全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庫切對他者的“他性”熟視無睹，全無絲毫的敬畏與尊重——缺乏政治敏銳性就這樣很自然地“被發展”為缺乏倫理責任感。

二、于競對式創作中重構文學倫理觀

面對如此這般的指責與非難，庫切選擇用寫作進行辯駁與回擊——他在《今日小說》中一篇名為《走進黑暗的房間》的文評就是很好的例證。在這篇文章中，庫切明確闡釋并辨析了依附于既定的歷史模式、擔當歷史補充劑的“補充式寫作”與占據主導地位、與歷史競爭的“競對式寫作”的異同。讀過庫切作品的人很容易看出，他比較傾向于后者。庫切這樣說道:“‘競對式寫作’在作者須根據自己所要闡述的觀點與計劃按步驟進行，在依次所要進行的步驟中，寫作本身自能呈現出歷史的獨特與神秘之處?！盵3](P23)在這篇文章中，庫切詳細論述了他對兩種文學創作形式的感悟與理解——對庫切而言，在作品中一味地著重再現時代的暴力，如虛構各種極端痛苦與死亡的場景，在某種程度上恰是在為“暴力”建立某種不可一世的權威性。在一篇談到依拉斯默斯《傻人頌》的文章中，庫切暢談了他所理解的作家在創作中應處的立場問題，他在這篇文章中援引了依拉斯默斯有關“立場”的理論。依拉斯默斯認為:如果人們想要了解所謂的事實真相，那么，他就必須站在一個完全超然的角度，處在一種存于其中、飄忽其外的近乎“瘋癲”的境界，也只有在這種遠離事實真相的狀態下，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事實的真相。換言之，庫切在這篇文章中闡釋依拉斯默斯“立場”論的目的在于厘清“瘋癲”境界與文學立場的一致性關系，在庫切看來，無論是文學立場還是“瘋癲”境界與政治都應保持一定的距離。當然，這個觀點在庫切的小說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證。

庫切就用自己的文學實踐來質疑因循守舊的創作模式，顛覆了歷史事實與文學創作間的必然關聯性，堅決捍衛了一名自主型文學創作者的倫理責任感。在庫切的小說中，讀者能清晰地感到他者的“他性”被放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至高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他者甚至能夠俯瞰歷史。這不由使筆者想到了莫里斯·布朗紹所說的:“任何文學創作在本質上來講都是構筑于‘他性’基礎之上的——這和任何具體的主體行為并沒有實質性的關聯?！盵4](P211－20)如果布朗紹的論斷成立，我們就不難理解庫切的創作倫理觀了。正是基于此，庫切決然不愿僅僅擔任一名歷史事件的報道者。在一篇名為《閉目寫作:論庫切小說中的策略與問題》的文章中，邁克爾·馬雷通過詳細探討庫切小說中所表現的政治與倫理關系問題得出結論:庫切正是通過作品中潛移默化所滲透出的倫理意識在影響著讀者。馬雷主張:“文學文本可從不同的角度參與歷史，通過文本間接地影響讀者是個不錯的介入途徑?！盵4](P43)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后殖民理論的質疑，從根基上動搖了“作家必須用直接介入的手段正面積極地參與到歷史活動中去”[5](P74)的傳統理念。但如今大行其道、涉及諸多政治性“他者”問題的后殖民理論，常把給予“他者”聲音作為一場展開反話語的行為來對待;而庫切則拒絕賦予“他者”某一具體的聲音，因為他更傾向于“在超越歷史的時間、空間內構建人物關系”[6](P65)。作為一名有著超強獨立情節的作家，庫切不斷質疑各種具體類型的表征形式，尤其是和視覺直接相關的表現，庫切認為這樣的表征其實就是在試圖把“他者”同化為“同一”;庫切其實是在有意厘清政治與倫理的界限，用列維納斯的理論來講，也就是不想使“整體”溶于“無限”之中。

三、庫切的堅守:探尋“他者”行將湮滅的聲音

現今對庫切所進行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有從美學角度展開的，有從情感塑造方面展開的，也有從分析作品的歷史、政治意義角度入手的。庫切通過作品中對人性殘酷、隱忍、貪欲、愛恨的刻畫來表現人類最本真的特質與動力，尤其當人已處于瀕臨崩潰絕望邊緣時，如何燃起生存的希望與動力，是其作品中反復關注的主題之一。當然，庫切作品的非凡之處絕不僅限于此，對倫理與政治、自我與他者關系的探討也構成了庫切作品主題涉及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可構成切入庫切文學創作的主線之一。庫切在創作中致力于從不同角度深入淺出地探討他者責任問題，這種責任包括個人責任、倫理責任、社會責任等眾多領域。學者們對有關庫切作品中所滲透的責任問題如今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大衛·阿特韋爾的《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南非與寫作策略》和羅斯瑪麗·喬麗的《論白色南非寫作中的殖民、暴力與敘事》都探討了庫切如何運用敘事策略來表現他者問題。本研究的立足點與創新之處在于從倫理的角度在縱深層次上擴展了對庫切作品中“他者”以及“他性”的研究范疇，通過分析庫切的系列作品對“他性”進行了深入淺出開放性的定義與闡釋。

筆者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伽達默爾的一種說法，那就是對歷史相對的、實驗性的理解是可能為人們所企及的，人自身的視閾由于歷史觀、人生觀的拓寬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庫切創作的最大可取之處就在于他對人物與歷史關系的獨特認識，在創作中他甚至不惜把一個可能“非真實”、“被異位”的歷史情境加諸于其筆端人物之上——因為他堅信，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真實絕不僅僅是對物質世界的具體主觀描述或某利益集團權利意志的體現，它更應包括那些被歷史所遺忘、甚至被湮滅的“他者”的聲音，因為正是這些被遺忘、被湮滅的聲音才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真實，如實地體現這些聲音才是真正負責任的作家需要完成的任務。

庫切的作品不像以往那些被打上“后殖民”類標記的創作一樣，老生常談式地呈現給讀者西方列強是如何實施對第三世界的剝削與壓迫——剝削與壓迫是客觀存在的，是應暗含于作品的字里行間，為讀者所體會、感知的，但這絕不應是文學創作所要表現的全部內容。庫切沒有選擇人們所期待他走的創作之路:從不同角度描述南非所經歷的滄桑與不幸，白人如何慘無人道地實施對有色人種的剝削與壓迫，給別人包括他們自己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等等。庫切認為這些是有目共睹的，完全毋庸贅述的東西。相反，那些事實的成因與人們在這場浩劫中所承受的種種才是真正需要呈現給讀者的:“他者”是如何被歷史隔離、疏遠、直至湮滅，如何用不確定的指稱于殘缺的敘事中淋漓盡致地再現這些，如何在敘述這些的同時建立起作家的權威性與責任感，才是真正重要的。

庫切創作的最大特質之一莫過于他對權威性主導倫理觀的持續排斥，他總是想盡一切辦法使讀者遠離各種預設性觀念，著力給予長期被忽視的“他者”自己的聲音、讓他們做出自己的選擇——正如《等待野蠻人》中老行政長官那困惑復雜的人道主義情節，《邁克爾·K的生活和時代》中邁克爾·K的遁世策略，《?！分刑K珊·巴頓的迂回曲折的創作磨煉歷程，《恥》中大衛·盧里令人費解的人生選擇……這些無疑都給讀者留下了最大的想象與闡釋的空間。

[1]Coetzee，J．M．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Ed．David Attwell．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Blanchot， Maurice．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Trans．Susan Hanson．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3]Blanchot， Maurice．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rk of Art．In The Space of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Ann Smock，211 －20．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4]Marais，Micheal．After the Death of a Certain God:A Case for L vinasian Ethics．Scrutiny 2:issues in English Studies in South Africa．Vol．8，no．1，2003．

[5](德)海德格爾．人，詩意地安居[M]．郜元寶，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6](美)薩義德．東方學[M]．王宇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

本文對庫切在國內外批評界所引起的喝彩與爭議進行了梳理與分析，指出庫切在文學創作中所表現出的對他者“他性”的關注是造成其作品爭議的焦點所在。庫切使文本與他者的關系不拘泥于所謂的歷史真實，并始終在創作中堅持文學應以體現“他性”為前提，后結構主義看似絕對的懷疑論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反映了人們對傳統倫理觀的堅守，因此，庫切在作品中所表現出的對他者“他性”的關注，在實質上拓展了主體對自我理解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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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2)01－0119－03

武 娜 (1978—)，女，河南工業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河南鄭州450001)

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聯調研課題“后現代闡釋學視閾下的外國文學研究”(項目編號:SKL－2011－1495)、河南工業大學高層次人才基金項目“庫切邊界詩學創作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10BS064)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張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