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歷史定位與影響

■何友良

論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歷史定位與影響

■何友良

中國;蘇維埃運動;認識與評價

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蘇維埃運動，以宏大的目標和特殊的內涵、頑強的奮斗和重大的犧牲，構成了中國革命史的重要歷史階段，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因其所引用制度與中國實際不盡符合，當時即顯嚴重缺陷，后亦長期受到詬病，以至于人們不愿使用蘇維埃運動的字眼。因此，如何認識和評價蘇維埃運動，見仁見智，也就一直成為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略陳管見以就教于學界。

一、中國蘇維埃運動由國際和國內多種因素所促成，本質上是中國共產黨踐行民主革命綱領和以制度救國建國理念的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

(一)中國蘇維埃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波及中國的產物，是當時由蘇共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環節

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新成立的共產國際即將目光投向東方和世界。在1920年夏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指出:“蘇維埃的作用和意義在東方各國也普遍地為人們所了解了。在整個東方，在整個亞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當中，蘇維埃運動都已經打下了基礎?！绷袑幐鶕渖鐣髁x可以在一國勝利的思想，對蘇維埃的內涵做出發揮，認為蘇維埃組織不僅可以應用于無產階級的關系，而且可以應用于農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關系。因此，他要求共產國際從理論上說明，“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相信可以完成“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事業”。[1](P18-23)

列寧的這一思想，雖然嚴重脫離落后國家的實際，但在東方主要是中國推行蘇維埃運動，隨即成為共產國際的重要議題。共產國際此后不斷闡發和宣傳列寧的思想，在1922年第四次代表大會的《關于東方問題的總提綱》中，直接將蘇維埃與徹底實現農民的土地革命聯系起來。其后，在國際執委會多次會議上，米夫、托洛茨基等都曾提出“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作為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的問題。雖然由于蘇共內部的矛盾，斯大林曾對這些提議進行批斥，但僅屬時機問題而非改變共產國際的基本戰略。因此，當1927年武漢汪精衛集團實行“清黨”反共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立即要求中共著手宣傳并準備組織蘇維埃。8月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電示在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伯納)，“現在就開始宣傳蘇維?！盵2](P22)。 9月19日，斯大林明示在中國“應當著手建立蘇維?！?，“建立蘇維埃和擴大蘇維埃地區的時機由共產國際執委會執行局和中共中央來決定”。[3](P88)9月27日，斯大林進一步表示:“就讓我們的中國同志自己去進行把蘇維埃移植到中國的工作吧!”[4](P92-93)至此，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確定了中共立即移植和實施蘇維埃的戰略策略。由于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戰略與支持，蘇維埃運動在中國興起。運動期間，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加以討論、指導和介入，直接影響著運動的進程、政策與結果。中國蘇維埃運動，成為共產國際開展國際共運的最主要環節。從這個角度也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決策、指導和支持，蘇維埃就不會在中國成為現實運動。

(二)中國蘇維埃運動是中共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應對民族、社會與革命危機，以革命改造國家和社會既自覺又被迫的路徑選擇

在中國知識精英紛紛組建政黨社團、尋求救國救民路徑的時勢中，以李大釗等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深受十月革命的啟發，將在中國實行蘇維埃制度作為應對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的良方。李大釗從尋求中華民族崛起的角度來評估十月革命、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制度，將學習蘇俄辦法作為“改造中國的工具”。陳獨秀也將目光由法國轉向蘇俄，肯定俄國革命為“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并基本依照社會主義的理論，提出建立新社會、新制度的思想，認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盵5](P50)李、陳等人的認識，顯示出中國共產黨人早期的政治主張，是對蘇維埃模式的自覺選擇。這種選擇，在中共一大政綱中做出了文字的表述。

當然，中共真正將蘇維埃運動付諸實施，還要經歷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本質上由中國革命的實際變化所決定。在與中國國民黨建立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后，中共全力投入國民革命，并無實行蘇維埃之意。但國民黨在革命行進中突然實行武力分共，致使中共面臨著社會與革命的雙重危機。社會危機主要是經過國民革命的動員，社會關系發生重大變化，被動員起來的廣大工農群眾受到嚴重壓制和摧殘;革命危機則是國共合作領導中國革命的模式和道路被中斷，而中共受到血腥屠殺與鎮壓。為了應對突然降臨的危機，整頓和組織自己的隊伍，“找著新的道路”[6](P290)，中共重新審視中國革命的道路與模式問題，很快接受共產國際和蘇共的指示，發起蘇維埃運動。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遂成為“中國革命的新階段”。

從當時共產國際和蘇共的戰略思路、中國共產黨的實際處境以及國際環境來說，中共在危機中獨立領導中國革命，蘇維埃模式可以說是當時唯一可供借鑒選擇的現成辦法。對此，瞿秋白等都曾進行直白的解釋，認為“中國革命之最適宜的政權形式，只有蘇維埃制度”，唯一的選擇就是“中國的工農兵士民眾自己起來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的中國”。[7](P65-66)應當說，在當時環境和危機下，中共接受和開展蘇維埃運動，也帶有突然性和被迫性。

(三)蘇維埃運動的興起和消退都是革命和時代的歷史內容，是中共救國建國理念與實踐的階段性體現，構成中國革命承前啟后的一個歷史階段

蘇維埃運動是一個客觀的歷史存在，對其興起和取消，1937年2月，中共中央曾對黨內做出過“兩個必要、兩個正確”的解釋，反映了對歷史實際和奮斗過程的尊重，是從總體上認識這個歷史階段的重要依據。[8](P161)其后，毛澤東等還多有論述。如在同年3月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明確指出，在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后，我們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當時采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9]。他多次分析蘇維埃運動興起與轉變的條件與變化，強調“蘇維埃過去十年斗爭是對的，現在改變也是對的，應從理論上說清楚這個問題”[10](P710)。這些雖未涉及蘇維埃運動的自身局限與錯誤，但相當客觀地表明，蘇維埃運動從興起到取消，都是客觀歷史和現實運動的產物。

更為重要的是，歷史地看，蘇維埃運動并不簡單地只是個名詞或符號，而是宣示著中國共產黨對時局與國家的基本認識、開辟和發展革命新路的基本主張，代表著中共領導的千百萬工農群眾的奮斗。概括地說，就是確認并實踐中共領導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綱領，以蘇維埃制度為基本模式，動員和依靠工農群眾，將土地革命、武裝斗爭、政權建設和黨的領導融為一體，開辟中國革命新路，建立新的國家和新的社會。它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社會與政治條件，反映了受到這些條件制約的歷史可能性與必然性，顯示出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邏輯性和規律性，是中國共產黨在一個時期以新的制度和奮斗救國建國的具體表現。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長河中，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客觀歷史階段。

(四)蘇維埃運動是一場基本套用蘇聯經驗和移植蘇維埃模式，而在內容性質上又有不同的中國民主革命運動

毫無疑問，中國蘇維埃運動，無論是其制度建置還是組織形式，乃至機構名稱和職位稱謂，都是對蘇聯經驗和模式的移植與套用。中共移植的思想和制度資源，主要是列寧關于蘇維埃的制度定義和蘇俄憲法對蘇維埃制度的設計，他們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基本得到了反映，因而在制度體系、政權體制、活動原則等方面基本相同。這種移植，使蘇維埃模式成為這一階段革命運動的基本路徑和旗幟標志，形成具有強烈蘇聯色彩的中國蘇維埃運動。

但是，蘇維埃運動也是一場借助蘇維埃模式進行的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仔細比較，中國蘇維埃運動與蘇聯經驗和模式有著許多不同，除了經濟制度、政權構成和職能等等，最根本的不同是土地革命的內容、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以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蘇維埃運動中的重大創造，自不待言。就蘇維埃運動與土地革命的關系而言，由中共八七會議所決定的土地革命的總方針，實際成為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內容?！靶旅裰髦髁x的主要經濟特征是土地革命”[11](P183)。由于實行平分土地的土地革命，不像蘇聯那樣廢除私有制和實行土地國有，使中國蘇維埃運動彰顯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而與蘇聯模式構成原則區別。因此，后來的歷史敘述中，也才能長期以土地革命而不是以蘇維埃運動來稱呼這段歷史，盡管存在著難以完全包容的問題。

當然，盡管中共對蘇維埃運動的民主革命性質，六大之前已有所認識，到六大時更是從黨的綱領上確定下來，事后也曾有過不少分析和肯定。但在實際開展的蘇維埃運動中，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十分狹窄，常常發生超越革命階段和性質的嚴重的“左”傾政策與行為。從這個角度說，蘇維埃運動也是一場有著嚴重缺陷的民主革命運動。

二、蘇維埃運動留下了許多積極成果和經驗，對中國現當代歷史的發展產生著或顯或隱的深遠影響。認真總結這些成果及其延續性影響，有助于客觀認識和評價蘇維埃運動

作為中共一個歷史階段的奮斗與創造，蘇維埃運動留下了許多積極的成果，主要表現在路向、制度、思想、民眾和干部等方面，它們深刻地影響或引導著后來的歷史與走向。

(一)提出變革舊制度的新路徑，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革命性變革提供了基本路向

正如法國學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言，革命首先不是一種造反，而是一種思想，一種世界觀，一種關于建立新社會的理性計劃。中共領導的蘇維埃運動正是這樣的革命。它不但提出了一種新的思想和建立新社會的計劃，明確了社會變革必須尋找新的制度路徑的思路，而且進行了摧毀“社會舊制”，建立基本與民主革命性質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實踐，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梢哉f，蘇維埃運動的意義，就是以新制度新路徑來堅持和推進中國革命，改造舊中國，建立新中國。它開啟了中共領導的變革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大幕，為其后革命和制度的演進奠定了基礎和指明了路向。中國革命后來的制度性變革與構建思路，大體上沿著這個方向演進，以至于毛澤東在1948年時還強調，當時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過六大提出的十大綱領，“今天我們基本上還是這十條”。

(二)建立以中共執政為核心的基本制度框架，為現代中國政治制度建構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政治基礎

早在蘇維埃運動中期，就有國民黨人對比國共的制度設置，認為蘇區基層政治結構富有特點和效能，鄉、區蘇維埃和黨團框架下的黨政緊密結合，使“其下層政治組織，比較健全，各項工作較易推進”，運用靈活，在其治理之下，蘇區內“幾無廢人”，“尤無廢事”，值得仿效。[12](P761)如今的研究者對此同樣給予高度關注。學者陳永發在其研究中，將建立基層政治結構作為蘇維埃及其后革命歷史的三大焦點之一，認為經由土地革命建立的、能夠與上層政治結構相呼應的農村基層結構，是紅軍成功應對軍事鎮壓的“致勝關鍵”和中共成功控制與動員國家資源的新體系。[13](P44、P264、P4)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蘇維埃政權的作為“也讓晚清以來，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開始產生實質改變。相較于晚清和國民政府，蘇維埃政權以更為實際和有效的手段，將治理性透過政治制度的設計和經濟與軍事動員的手段，表現出來。這種政治策略的貫徹，甚至讓他的政治宿敵——南京政權——都不得不為之折服”[14](P26)。新的制度設置及其體現的效能，初步顯示了國家與社會、國家與人民關系的重要變化，產生了廣泛影響。

從更為宏觀的層面看，蘇維埃時期的制度構建與實踐，打下了中共執政的制度基礎。在蘇維埃運動中創建的中共執政制度和領導方式，黨指揮槍的制度原則和人民戰爭的戰爭體系，奠定了中共領導地位、黨政關系、黨軍關系和與人民關系的制度基礎和基本方向，都在其后得到堅持并不斷發展和改革完善。作為新中國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建立，本質上也是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的延伸、擴大和完善。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商決政治制度時，毛澤東幾次指出:“我們不采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而采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代表會議就是蘇維埃。自然，在內容上我們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有區別的，我們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蘇維?！@個外來語我們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會議?！盵15](P265)這就深刻說明了兩者的內在繼承性，兩者的階級基礎與代表性確有狹寬之分，但在中共領導和人民當家做主這一制度核心上，其內在聯系也十分清晰。

(三)初步形成的體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理論和精神原則，在現當代歷史運動和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長久的影響

在蘇維埃運動中，中共繼續建黨和大革命時期的奮斗，創造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論、原則精神和經驗方法，成為其后奮斗的重要思想資源和歷史遺產。一是從思想理論層面看，中共當時關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社會革命的對象、動力、步驟、當前目標和未來方向問題，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等等理論思考，構成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革命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特別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的重要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是在蘇維埃運動時期初步形成的。毛澤東在10年蘇維埃運動期間寫下的許多著作，體現了現代中國革命的理性思考和原創精神，并在其后進一步發展豐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二是中共在蘇區建基的一系列基本準則、精神觀念和活動方式，作為當時領導蘇區政治和社會生活，處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項重大事務及其關系的原則與方法，在其后的歷史運動中不斷得到補充、豐富和完善，其核心可以說從來沒有動搖過。如人民當家做主思想、工農聯盟理念、社會平等意識、公平觀念、創造精神、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和保護兒童原則等等，不少內容經過補充完善，至今在憲法原則和治國理念中，得以承繼和留傳，依然成為社會運行的有效原則，發揮著長久的社會價值。三是從具體政策技藝層面看，新中國建立后不少具體政策的規定，也仍然受到當年思想成果的影響。學者黃金麟指出，蘇維埃運動時期，“也是許多政治統治技藝和制度被引入中國，甚至被創造出來的時期。從延安和之后的歷史來看，許多出現在這時期的統治技藝，也確實成為共產黨人后來傳承和學習的對象”[14](P26)。

(四)與農民群眾的結合，為擴大農民政治參與和維護農民利益建立了富有意義的新渠道，成為中共動員和組織農民長期有效的政治優勢

蘇維埃運動的發生和制度的建立，自始至終是中共“緊緊地依靠著農民”[16](P611)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共以制度、政權和土地為路徑，第一次從局部執政的角度，全面地認識農村和農民，提出并實踐了一系列關于農村農民生存發展的思考、理論與政策，實現了與農村農民的結合。除已為人們所熟知者外，群眾性社會組織的構建和農民的教育訓練，對加深與農民群眾的結合度作用甚大。

親歷者謝覺哉在總結蘇區經驗時，指出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群眾組織發達，沒有人不有他特殊利益的團體”，他將其稱之為“也是整個民主的有力支柱”，認為蘇區“用這方法發展了群眾的力量，提高了群眾的情緒，得到意外的成績”，使蘇區內“有活動力的男女，都在做工作，象千百條血管連結在群眾里面”。[17]從社會學和現代社會建設的角度看，群眾社團和鄉村委員會的組織，為擴大民眾政治參與提供了合法性途徑，為民眾利益表達和利益維護開辟了民主性通道，從而在制度上實現了農民與政黨、政權和社會的結合，為調適政權與社會、政權與民眾的關系，保障人民群眾的社會地位和合法利益發揮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為了保證農民群眾政治參與的能力與基本素質，積極向農民進行知識教育和價值灌輸，引導其思想認識和價值觀念日漸更新，培養其參與政治的基本能力，進而結成有組織的強大社會力量。這些經驗，在中國政治的日后走向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五)培育鍛煉的治黨治國治軍人才，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提供了富有閱歷和才干的領袖與骨干群體

周和生1935年在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蘇維埃運動時，曾提出一大批“蘇維埃與紅軍的首

領”名單，指出這批領袖人物正是開展中國蘇維埃運動，“引導中國廣大民眾走上解放勝利的道路的最主要原因”。[18](P455)這一大批“蘇維埃與紅軍的首領”，是在蘇維埃運動中歷練成長起來的。嚴酷的內外斗爭環境，復雜的敵我形勢變化，繁多的矛盾問題，巨大的生存需求，現實的與長遠的革命目標，無一不給他們以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同時也給他們提供了施展才華、提高能力的巨大舞臺。不論從哪個角度講，領導人才的培育和鍛煉，是蘇維埃運動影響最大的成果之一。

三、蘇維埃運動中的錯誤教訓同樣深刻地影響著后來的歷史。中共在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將其作為重要鑒戒，防止再犯類似錯誤，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蘇維埃運動也有著嚴重缺陷和錯誤。中共對蘇維埃運動中的錯誤，在運動中即有認識。在南方蘇區后期，少數領導人已經從政策“左傾”的角度提出批評。到西北蘇區后進一步發展，很快達成了蘇維埃不適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民性要求，也不利于中國革命生存發展的認識。到抗戰中后期，中共明確指出要將蘇維埃運動中所犯錯誤作為“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認為十年土地革命時期尤其是后期，由于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都是表現為“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極端政策，在當時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更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19](P762-763)解放戰爭時期，提醒全黨“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并多次回顧和列舉具體事項，要求作為理論創建和政策制定的鑒戒。

中共對蘇維埃運動中教訓的重視，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整體上進行制度反省、改進和理論創建。蘇區發生的一切“左”傾政策與行為，除了有革命時期的激進因素外，更與蘇維埃制度與中國實際不相符合密切相關。由反省蘇維埃運動中政策的錯誤，引申到對制度的認識，毛澤東、張聞天等進一步認為，任何一國革命的經驗，都不能機械的搬運到別一國來。某一種經驗，在某些具體條件下是正確的，但在另外一種條件下就會變成不正確。那種機械的模仿與抄襲，不但對于當前的具體工作無益，而且是極端有害的。必須要使我們的干部在各種不同的與復雜的環境下，“能夠迅速的隨著具體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自己的口號與策略”，找出正確的方法與道路。[20](P189-190)這個1936年10月就表達出來的見解，是一種切膚之痛后的清醒認識，深刻地道出了中共領導層對蘇維埃制度利弊的思考與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并由此促成了中共在學習外國經驗與結合本國實際，創造中國革命的合適理論、模式、政策和方法上的飛躍，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創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前蘇聯學者指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和蘇維埃理論之間有繼承性，但克服了教條主義，決定了中共的戰略和策略，進而贏得了1949年的勝利。[21]這個觀點，符合實際。

二是著重于從階級關系和政治基礎上進行改進。從階級關系和政治基礎看，蘇維埃運動無疑存在著嚴重缺陷。正如學者楊奎松所說，蘇維埃革命的方針，是徹底革命的方針，事實上排除了作為理論上的民主革命主體的資產階級，甚至把它當成了革命的主要對象之一，從而使“共產黨人在階級關系上回旋的余地是十分狹窄的”[22](P278)。在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對這個問題高度警惕。毛澤東多次指出，土地革命時期，“連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也不要，結果自己變成了空軍司令，隊伍越打越小”[23](P309)，導致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因此，中共中央反復提醒全黨，“嚴重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強調“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后決不應重復”[24](P620)，而且要求“在土地問題上一定要把中農問題處理好，在城市問題上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問題處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25](P330)。1947年11月，中共中央為正確處理階級關系和土地問題，還特別將1933年蘇維埃中央政府頒發的《怎樣分析階級》及《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文件，在刪去錯誤部分及與階級分析無關部分后，下發給各地各級黨委，強調其目的是不要忘記蘇維埃時期我黨曾經因為政策過左陷于孤立而處于極端危險境地的教訓，是要糾正黨內廣泛地存在著的在劃分階級問題上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以及在土改中缺乏對各階級階層人們的具體明確政策的缺點，從而保證偉大斗爭的順利進行。

三是在具體政策上吸取教訓，糾偏扶正。如在肅反問題上，以當年的沉痛教訓為鑒，延安時期形成“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的政策禁戒。又如在土地問題上，在1947年解放區即將開展土改之際，中共中央多次重提十年內戰時期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強調土地改革要和統一戰線相結合，“土地改革應該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針，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26](P268)，明確肯定“將農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鄉為單位，山地以村為單位，除少數重要反動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平均分配”[27](P300)。這個規定，是對蘇維埃運動時期土地政策正確經驗(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和錯誤教訓(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揚棄，成為在解放區乃至全國勝利后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的基本方針。

由上可見，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諸多因素中，既有對蘇維埃革命經驗的繼承和發揮，也有對那時教訓曲折的吸取和鑒戒。正如張聞天所說，中共在十年土地革命中雖曾犯過許多嚴重的錯誤，但它能夠糾正錯誤，并從這些錯誤中學習與鍛煉自己，“也就是本黨能夠不斷前進的基本原因”[28](P265)。

當然，從更深層次說，對蘇維埃運動中的負面影響，我們恐怕也遠不能說已經說全說透。有學者指出，蘇俄的蘇維埃制度是在由敵對統治階級控制的國家中建立起來的，共產黨人在取得政權時，尚未具備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條件。這就必然導致采取一些極權手段。此外，俄國的整個歷史都是君主專制主義的歷史，蘇聯制度中也“繼承了沙俄的東方專制主義制度”。[29](P297-299)反映這一背景和文化傳統的蘇維埃制度，在具有更長的文化傳統和尚不具備建立更先進社會制度必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條件的中國，不產生不利的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在談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時即曾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30](P329)。對于這類影響，無疑還需要更深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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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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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毛澤東.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12月25日、28日)[A].毛澤東文集:第4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6]毛澤東.在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47年7月21日)[A].毛澤東文集:第4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7]毛澤東.土地會議應該采取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1947年9月6日)[A].毛澤東文集:第4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8]張聞天.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的任務(1937年5月2日)[A].張聞天文集:第2卷[C].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29](法)莫里斯·迪韋爾熱.政治社會學——政治學要素[M].楊祖功，王大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0]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A].鄧小平文選: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十年蘇維埃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踐行民主革命綱領和以制度救國建國的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無論是其積極成果還是錯誤教訓，都深刻地影響著后來的歷史，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重要原因，在中國現當代歷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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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18X(2012)01-0126-08

何友良(1953—)，男，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蘇區史重點學科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江西南昌 330006)

【責任編輯:俞 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