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論杜威政治哲學的歸屬定位問題

■孔祥田 劉 暢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
——論杜威政治哲學的歸屬定位問題

■孔祥田 劉 暢

自由主義;社群主義;杜威;政治哲學

關于杜威在政治觀點上是屬于自由主義還是社群主義，學術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杜威從屬于自由主義;另一種觀點認為，杜威從屬于社群主義。本文從杜威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展的邏輯進行分析，對其核心政治哲學給予分析，在西方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新進行審視，嘗試在此問題上給予一種解讀。

一、杜威與社群主義

杜威的新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思想對于后來興起的社群主義有著巨大的影響，社群主義的基本社會主張也體現了杜威思想對于他們的啟發。其新個人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內含的民主觀念與社群主義的基本社會哲學或政治哲學具有很多相同點，尤其是在民主的體現方式、存在范圍和民主精神的價值取向等方面，二者都存在著許多共性。

杜威去世20年之后，其哲學思想又重新走進美國人們的生活。也可以說，經過將近20年的哲學“專業化”之后，人們越來越不滿對現實生活視而不見的“學院哲學”，他們不可避免地和自然而然地“懷念”與現實、科學、政治有密切聯系的“杜威式”、“非專業化”、“大眾化”、“實用化”的哲學。于是，杜威的經驗生活哲學重新引起美國人的注意，人們出于文化傳統無法忘記這么一個哲學家的偉大思想:“它(實用主義，作者注)肯定，哲學的目的與職責正是哲學傳統中的一個流派所提倡的追求智慧——即那些用以指導人類集體活動的目的與價值。它(實用主義，作者注)主張，不是對永恒和普遍實在的把握，而是對科學的方法與最好的科學知識之結論的運用，為從事此種追求提供了手段。它(實用主義，作者注)主張，現存于這種運用中的種種局限應予克服，方法是把在物理與生物領域中經過檢驗的科學方法，推廣應用到社會與日常的人類事務中去?！盵1](P231)

社群主義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派，它是由許多學者構成的圍繞社群問題進行討論的學術群體。因此，社群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后，它對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提出批評，提倡建立這樣一種“共同體”，其中所有成員擁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價值、和諧的人際關系和高度的認同。其主張基本上與杜威當年提倡的新個人主義理念基本一致。社群主義思想的興起是杜威哲學再次受到重視的主要原因。自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許多學者對美國社會中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道德的淪喪和迷惘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針對憲政民主的官僚主義化和形式主義化，針對原子式的個人在龐大的國家機器與經濟組織壓迫下日益無能為力的處境，同時也針對人際關系的疏離、共同價值觀的解體與衰落，社群主義者強烈呼吁要在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重建共同體，為人們營造一個有意義的生活家園?！皬恼魏蛡惱淼慕嵌日f，對個人主義的這種反思和批判所產生的思想成果就是社群主義的道德和政治理想在美國的興起?！盵2]針對現代社會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社群主義者強調，應該用社群主義的觀點來處理這個時代所有重大的社會、道德和法律問題。杜威的上述觀點提出幾十年以后，許多社群主義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杜威的有濃厚社群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他們確信，杜威的自由主義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它對于生活的真正內容有一個全方位的、整體的理解。究其原因，社群主義的興起，是對杜威的新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歷史回應。

社群主義者認為，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無論作為政治經濟理論，還是認識論，抑或倫理學，都誤解了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絕大多數社群主義者堅持，個人僅僅作為社會的成員而存在，作為個人，其真正的滿足只能來自社會給個人的生活所賦予的意義。他們認為，共同體就是擁有某種共同價值、共同規范和共同目標的實體，任何個人在現代社會中都歸屬于一定的共同體;共同體是人類善良生活的基礎，一個沒有共同體生活的社會不會是一個良好的社會，并用這種共同的“善”來界定共同體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拒斥原子式的個人主義，倡導對社會利益的關注，重視社會公共道德價值觀的建設，強調政治共同體的建設，尋求社會關系連接的紐帶，清除導致公共生活解體的危險，建構社會共享的道德理想，約束極端個人主義對公民道德的侵蝕。當代共同體主義注重公益目標，強調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調節和干預，主張應該從新自由主義的權利政治向公益政治過渡。所以，社群主義在根本上乃是主張社會不是權利之個人通過契約形成的結合體，而毋寧是人們因共享相同的習俗、信念和道德觀等價值觀而結合的共同體。

這種主張無疑與杜威的新個人主義和民主共同體的理論是不謀而合的。在對杜威的哲學遺產進行反思的過程中，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杜威的大共同體 (亦即杜威的民主共同體)的構想。也可以說，西方許多學者就是因為杜威的民主共同體理論而把杜威稱為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的。

我們認為，杜威的政治哲學與社群主義在以下三點具有某些共同點，當然，二者之間并不是只有這三個共同點。我們僅僅借此來說明它們之間的共同話語，以及杜威政治哲學對當代政治社會思潮的影響。

首先，在個人自由和平等的詮釋中，杜威和社群主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在西方傳統文化的背景下來理解個人自由和平等這兩個概念，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社群主義的思想是對杜威思想的歷史性回應。社群主義者大都認為，自由并不是脫離社會約束，也不是終結于渙散或者無政府狀態，自由是個人潛能的釋放和實現，而這種釋放和實現只能發生在與他人的豐富而多樣的關系和合作中。這種分享是平等的，因為它只是以需要和能力的使用來度量。因此，所謂平等絕對不能被理解為數學和物理學意義上的等量，它不是均分，是表示對每一個人的特殊需要同樣的關注，而不去僅僅關注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平等，這種主張無疑和杜威是一致的。關于平等的學說，“絕無它的某些批評者所設想的那種意義。它從未主張自然稟賦上的平等。它是一個道德上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原則，而不是一個心理的原則”[3](P47)。

其次，在共同體意識需要培養方面，杜威和社群主義也有著共同點。杜威堅持以教育作為培養共同體意識的最好的方式。杜威主張:個人需要共同體，自由的共同體是由聯合的、有強烈責任意識的個人構成的。對于個人成長和共同體的關系，杜威認為:“我得重申，最為糟糕的，是置緊迫的問題于不顧，忽視適合民主社會的獨特社會方向這一迫切要求;而這種獨特的社會方向，來源于對共同利益和社會責任所作的富有強烈情感色彩的領悟和理解，個人只有嘗試性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行為之中，才能達到這種領悟和理解?！盵1](P228)具有濃厚的杜威哲學色彩的查爾斯·泰勒認為:社群主義不是像許多人所誤認的那樣，是反個人主義的，而是和個人主義的發展相得益彰的。

再次，在如何對待公共利益方面，杜威的政治哲學和共同體主義也有著驚人的相似。共同體主義批評傳統自由主義者對國家“排除理想”、“立場中立”的思想，認為公民的美德和善行是促進公共利益的基礎，但公民的美德及其意識不是生來就擁有的，也不是自發地產生的，而是在社會成長過程中形成的，是通過教育這種主要的形式獲得的。國家有責任也有能力對公民進行這種道德教育，實現社會的公共利益。共同體主義者十分重視把政治權利界定為個人參與政治決策的權利，因而把個人廣泛的政治參與當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并且強調只有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個人的權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實現。

二、杜威與自由主義

從總體來分析，杜威政治哲學思想基礎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義或者是新自由主義。其政治思想就是建立在對傳統自由觀和舊個人主義的批判中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個人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他對于新自由主義和新個人主義的理解決定了其政治思想的意義與特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杜威的民主思想也屬于民主自由主義或者自由主義民主的范疇，其政治哲學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杜威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個人主義強調社會公共利益，重視“主體間性”的交流、合作與協調，這與當代新自由主義無疑具有很多的相同之處。這是對傳統自由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他對個人主義的基本判斷，對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考察，對自由、平等和民主之間關系的論證，以及對社會歷史發展動力和規律的獨特理解，都充分表達了他鮮明的自由主義立場。

作為實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杜威堅決捍衛個人主義、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價值觀，并且以強烈的行動哲學論證這些基本價值在現實制度中的實現，包括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內逐步的改良來實現。

杜威是把實用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政治社會領域緊密結合的思想家，其社會歷史觀也十分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政治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與歷史上其他自由主義者相比，杜威的自由主義的特色是強調自由與平等的融合。同時，他對自由主義的貢獻還在于他對文化多元論和社會改良主義的思考，對自由與民主的關系的探討，極力追求一種以平等為基礎的自由主義。這些都使他成為美國現代政治自由主義的重要鼓吹者和普及者。

從政治學說對自由的分類來看，杜威所極力主張的這種“自由”屬于“積極自由”范疇，他的這種自由主張反映了時代變化及自由主義順應時代潮流的歷史轉型。因此，杜威把他的理論也稱為新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在個人經驗尤其是在所謂“公民自由”領域，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原則對他實際上仍然有效。他的“修正”表現在:公民自由權從形而上學的自然權利變成了公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這種要求是社會不能拒絕的。社會“應當”給人們各種嘗試的機會。因而，自由是個人的權利，更是社會的責任。

20世紀70年代，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基本政治傾向，在政治哲學領域一直占據著無可動搖的地位。羅爾斯放棄了當時占據統治地位的功利主義傳統，而立足于契約論和康德的自由主義哲學，用理性選擇的新方法賦予傳統社會契約論以新的活力和含義，成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是:必須給正義、公平和個人權利以優先的地位;公民在公正的憲法和法律框架內合理追逐個人的價值與目標，而不與他人的自由相沖突;限制國家公共政治生活的范圍，擴大個人自由活動和個人私生活的范圍;強調和諧的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很顯然，這種理論形態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杜威的“新自由主義”在主要的理論觀點上具有很多共性。

三、杜威政治哲學的核心政治信仰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是“一種基本的政治信念，一種哲學和社會運動，也是一種社會體制構建和政策取向。它還是一種寬容異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它把自由當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會的組織原則以及個人和社區(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其內容是豐富多彩的，其價值訴求也是多元主義的”[4](P1)。由此，我們把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自由主義把自由價值置于其他價值之上;強調要尊重個人的權利和個人對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不可輕信和迷信權力和權威，堅持寬容和民主政治;在尊重真理和理性的同時，也要堅持價值觀的多元主義，學會妥協和保持理性地批判精神。這些可謂自由主義的精華所在[5](P4)。堅持自由的經濟政策只是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的一個具體結論，而自由主義的哲學分析方法、基本信念的核心理念才是其最具生命力的成分。

從社群主義產生和發展的社會背景和過程來分析，社群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的產物，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一種批判性回應，也是對傳統個人主義的一種調整和反應。它力圖把共同體利益和構成聯系紐帶的公共價值觀放置在政治話語的中心。在強勁的西方自由主義傳統語境中形成的共同體主義在形式上是修正性的，其批判性遠遠超過其建設性。共同體主義的理論價值只有在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極端發達的前提下才得以凸現，它本身的理論缺陷只有通過自由主義才能夠得到補償。恰恰是自由主義的充分發展，強調共同體精神才有健康發展的可能;恰恰是足夠的自由，才有必要強調社會的整合并由此賦予共同體主義存續的彈性發展空間。共同體主義不是取代自由主義，而是對自由主義的片面性的補充。自由主義的充分發展為其復興提供了可能性，是其復興的基礎;而個人主義的發展所產生的糾偏需求則為其復興提供了必然性，并為其批判性話語提供了存續空間。

在強調個人的社會性上，在強調社會利益與共同理想上，在強調社會成員充分的交流合作與基層民主上，在強調共同體生活中的分享、合作和參與上，當今的社群主義者忠實地繼承了杜威的“新個人主義”與“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的基本政治理念。他們倡導擴大政治生活的范圍，增加公共利益，主張包括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都應該在保護和促進公民的公共利益方面更加有所作為。這些主張同杜威的政治主張是一致的。

如果自由主義意味著自由、正義、平等、法治的話，那么，當今的社群主義者并不是反自由主義的，而他們本身就是自由主義者。胡適對杜威政治思想的解讀可以反映其自由主義的立場?！翱偨Y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的改革?！盵5](P436)如果社群主義者真的在批評某些自由主義的信條，那么，人們也不能得出他們拒絕或者不贊賞自由主義的主要理想和制度的結論。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信仰。從這個意義上，當代學者塞爾茲尼克提出:我們是或者應當是“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或者，如果你們喜歡的話，是“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他進而提出，杜威就是這樣一位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他非常清楚地重申:“認真地看待共同體就是對我們所作所為的后果負責任。這就是約翰·杜威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的一大中心論題?！盵6](P15)所以，離開自由主義就無法真正理解社群主義，離開自由主義來談論社群主義就會發生災難性的時代錯位。

因此，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與信仰是我們理解杜威政治哲學的本質層面，社群主義思想僅僅是其自由主義思想在形式上的表層表達。我們如果從整體上來理解杜威的政治哲學思想，必須在這種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交叉視閾中給予審視，并結合西方傳統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信仰的背景才能夠深刻領會其政治哲學的深層內涵。

[1](美)杜威.新舊個人主義——杜威文選[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

[2]王成兵.杜威哲學的復興及其原因[J].學術論壇，2002，(1).

[3](美)杜威.自由與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4]顧肅.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5]胡適.自由主義[A].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M].葛懋春，等編.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

[6]A.J.Ayer，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 Macmillan，1968.

杜威在政治觀點上是屬于自由主義還是社群主義陣營，當前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但絕大多數學者，即使是很多西方學者，均把其劃到社群主義陣營。從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邏輯來看，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是西方政治哲學信仰的主流。從杜威政治哲學的理論來源及內在政治思想的核心價值來看，杜威政治思想在形式上可以被劃歸社群主義陣營，但把其定性在自由主義陣營似乎更符合其理論的最終價值取向。

B712.51

A

1004-518X(2012)01-0059-04

孔祥田(1973—)，男，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美國哲學;劉 暢(1989—)，男，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美國哲學。(江西南昌 330022)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道德教育理論西學東漸之研究——以杜威思想的傳播為視角”(項目編號:JC880027)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龔劍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