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分析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作用

邱學謙

比較分析是社會科學領域普遍采用的方法，不過很難對比較分析作簡單界定。界定比較研究法涉及諸多復雜問題，例如社會科學領域比較研究的可能性；恰當的比較單元（國與國比較、地區與地區比較、或其他單元的比較）；比較研究中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等①關于這些問題的綜述參見 Carles Boix，Susan C．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Todd Landman，Neil Robinso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9。關于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參見 Gerardo L．Munck．“The Past and Present of Comparative Politics”，in Gerardo L．Munck ＆ Richard Snyder（eds．）．Passion，Craft，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7，pp．32～59。本書是美國20世紀比較政治學名家訪談錄，兩位編者各撰一篇導言，用Snyder所撰導言的標題來說，這部訪談錄的目的是要揭示“比較研究中人的層面”（The Human Dimension of Comparative Research）。在訪談中，各位專家回顧治學道路，評論比較政治學領域的重要著作，展望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前景。任何一位政治學研究者（不限于以比較政治學為專業的人）都可以從這部書獲得教益。。簡單說來，比較分析涉及時間和地點兩個維度，包括兩種類型：同一歷史時段內一國內部各種單元的比較；同一歷史時段內不同國家的比較。一些歷史學家按照歷史學界的慣例把一國內部不同區域的比較排除在比較歷史學的范圍之外②如凱博：《歷史比較研究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頁。。沿用這一標準，帕特南的《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③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意大利的公民傳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也不能算是比較政治學著作。這一判斷與人們對比較研究的理解相悖。此書研究南北意大利“公民能力”（civic capacity）的差異，進而對比兩個區域的政府績效，應該說這屬于典型的比較分析，只不過比較對象是一國內部的兩個區域④書中的分析上溯到中世紀，那時的意大利與19世紀下半葉統一以來的意大利也許可以看成兩種類型的國家。參見Sidney Tarrow．“Making Social Science Work Across Space and Time：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6，（2），pp．389～397。。如果按照常用意義使用“比較”一詞，一國內部不同單元的比較也應該屬于比較研究。此外，還有一種“比較分析”：一國不同歷史時期的比較。這種“比較分析”其實屬于歷史研究法，本文討論比較分析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作用時不考慮這一類型。

一、比較分析在政治學研究諸領域的應用

比較分析在不同研究領域的適用性不同。出于方便論述的考慮，我們可以把政治學研究分為三大領域：第一，政治理論構建⑤政治學中的“理論”應當看成“假設”。；第二，外國政治理論與實務研究；第三，本國政治理論與實務研究，對我們來說就是中國政治研究。第二和第三兩個領域中的政治實務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國政治制度及其運轉，政治理論則包括精英的政治思想和大眾的政治觀念①廣義的政治理論可分為四種類型：大眾的政治觀念、精英表達的政治理論、抽象的政治哲學、政治意識形態。參見 Michael Freeden．“Ideology，Political Theory，and Political Philosophy”，in Gerald F．Gaus ＆ Chandran Kukathas（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4，pp．3～17。。這里的三分法并沒有窮盡政治學研究的諸多領域，例如，它沒有涵蓋國際政治。此外，具體研究通常不可能分成這樣的三類，一項研究可能同時涉及這三個方面。為了方便論述，本文所區分的本國研究和外國研究不是截然分開的。研究一旦涉及本國與外國比較，無論這種比較研究的重心放在哪一方，研究者對本國的認知與對他國的認知必然相互影響，套用后現代理論的術語，此時，個體或群體對“自身情境”和“他者情境”的認知相互“構建”（construction）。對于三分法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罢螌崉铡?、“政治理論”這些術語的內涵和外延是聚訟紛紜的話題，即使按照經驗和常理對它們進行廣義界定，政治學研究必然還會涉及“政治實務和理論”之外的領域，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這些交叉學科的研究領域就遠遠不限于“政治實務和理論”。三分法大大簡化了政治學研究的復雜性，有諸多不足。盡管如此，這里劃分的三個領域還是凸顯了政治學研究的主題，對探討比較分析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作用不失為有用的出發點。

（一）政治理論構建

在上述區分的基礎上，首先來看比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政治理論的構建。在政治學發展史上，有一類研究屬于純粹的理論構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規范研究”。例如，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和羅爾斯的《正義論》，無論二者的論題和分析路徑有何差別，它們所構建的理論體系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抽象的、成體系的理論”?！斗ㄕ軐W原理》和《正義論》中的理論構建并非基于對社會政治現象的分類與比較，這些理論是從若干個預設規范推演出來的，比較分析在這一類研究中并沒有什么用武之地。對于另一類以歸納法提煉理論的研究工作，情形可能有些不同。此時，理論構建的前提是對同類現象的比較。由此看來，比較分析對于基于實證研究的理論的構建不可或缺。20世紀下半葉美國政治學界提出的“民主化理論”是“實證型”理論的典型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許多國家開始從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型。那么，這種轉型的動力是什么？哪些條件有利于或不利于朝向民主的成功轉型以及轉型之后民主制的鞏固？20世紀下半葉拉美、東亞、南歐，以及蘇聯解體后的東歐等區域的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是否呈現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相同的轉型模式？“民主轉型與鞏固”（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理論圍繞這些問題發展起來。為了回答這些問題，跨國比較是一種有用的方法②經濟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研究民主化的政治學家關注的核心問題。這一領域的奠基之作是：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59，（1），pp．69～105；Ibid，“Th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Revisited：1993 Presidential Address”，in Ibid 1994，（1），pp．1～22；Larry Diamond．“Commentary”，in Ibid 2006，（4），pp．675～676。Lipset文（1959）中譯文載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本文體現了戰后比較政治學研究的兩個特點：跨國比較和量化分析。。

（二）外國政治研究

在實證研究領域，比較分析對于理論構建至關重要，這么說應該不會引起多大爭議。接下來，我們要討論這種方法在國別研究中的作用。從表面上看，研究一國政治毋庸比較。這種說法對于未受過現代政治學專業訓練的研究者來說是成立的，因為他的知識僅限于對本國的了解，他對異邦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不會采用比較分析法。一旦研究者的知識涵蓋本國與外國兩個方面，比較分析就成了他研究時無法擺脫的“魔咒”。下面回到上文所討論的政治學研究領域的第二個方面：外國政治實務與理論研究。研究者考察外國時即使沒有直接采用比較分析，他往往也會“潛在”地進行比較：與本國比較、與他所知道的其他外國比較。從這個角度來看，托克維爾研究美國民主的那部名著其實也是一部采用比較研究法的著作。踏上美國之前，托克維爾通過對法國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已經知道美國之行所要解決的問題。他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家圣伯夫（Saint－Beuve）說：“托克維爾在他一無所知時便開始思考?！笔聦嵡∏∠喾?，應當說：“托克維爾去美國尋找法國問題的答案！”《論美國的民主》通篇談論美國，托克維爾思考時卻總是把美國與法國進行比較，只不過這種比較并沒有直接在文本中呈現③Allan S．Kahan．Alexis de Tocqueville．New York：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2010，p27ff．關于《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比較分析的運用，參見該書第58～76頁。。托克維爾在寫給一位將要去德國考察的朋友的信中對“潛在比較”的作用作了精彩解說：

向法國讀者描述一個社會的整體圖景是個難題，這個社會的精神與我們的完全不同。困難不僅源于這個社會實際如何與我們認為如何不一致，我們對自身的體認引導我們去想象，這才是癥結所在。偏見自然而然地產生于我們對祖國的反思和對本國歷史的記憶，它對比較研究造成的困難遠甚于我們研究時的疏忽。我不知道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唯一可做的是請您想一想自己對德國最初的認識以及后來理性的認識，再想一想如何一步步從最初的認識過渡到后來理性的認識……

您想解釋德法兩國的異同嗎？還是想讓讀者從您的作品中自行發現答案？……我研究美國民主時一直采用后一方案。我很少提到法國，但我寫下每一頁時無不想到她，她仿佛就在我面前。我并沒有試圖描述和解釋美國這個異邦的方方面面，我只想指出她與我國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我認為屬稿過程中不斷地聯想法國是這本書成功的根本原因①1836年11月10日致Louis de Kergolay，參見 Melvin Richter．“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ontesquieu and Tocqueville”，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69，（2），pp．129～160，引文見第138頁，意譯。此文在法國政治發展史的背景下討論博丹（Bodin）、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人對比較分析的運用。文中沒有涉及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運用比較分析時的重大差異。孟德斯鳩的比較分析具有“博物志”的性質，《論法的精神》為了說明一個論點，大量羅列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諸多例證。韋伯的研究取徑與此相似?！墩撁绹拿裰鳌?、《舊制度與大革命》與《論法的精神》相比更加精煉，托克維爾在一部著作中只考察一個對象。帕特南顯然繼承了托克維爾的研究方法。。

據上述引文，研究外國時比較分析有其特定困難：（1）研究者對他國的認識與該國的實際情形不一致；（2）研究者所處的特定歷史社會情境會制約他對其他國家的理性認識。托克維爾認為后一重困難對比較研究的影響更大?！墩撁绹拿裰鳌凡捎靡环N特殊的比較研究，參照系并沒有在文本中彰顯。托克維爾采用這種方法要實現雙重目的：通過比較來理解法國；利用美國、法國等個案，探究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特征。如他主張，“為了理解下文，視野必須越出法國；任何人如果只研究法國，我敢說他將完全不能理解法國大革命?！雹谶@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話。轉引自Seymour Drescher．“Tocqueville’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in Cheryl B．Welch（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cquevil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21～48，引文見第21頁，意譯?！鞍鸦诿绹头▏鐣母拍钭鳛槲业某霭l點，我試圖描繪民主社會的一般特征，對于民主社會，迄今尚無令人滿意的模式?！雹?840年10月18日，托克維爾致密爾，轉引自Melvin Richter．“Compar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in Montesquieu and Tocqueville”，p．155，意譯。

推崇托克維爾對比較分析的成功運用時④邁耶的《德國行政法》（商務印書館2002年）是成功運用潛在比較的另一部經典。邁耶參照法國行政法實務與理論構建了德國行政法理論體系，《德國行政法》成為行政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這是法學領域的例子，在注釋中點出即可。，我們當然也不應忽視比較分析的消極作用。進行比較分析時應時刻考慮以下兩個問題：第一，一國政治的運轉有其“內在邏輯”，研究該國的首要任務是把握這種“內在邏輯”。比較有助于研究者探究這種“邏輯”，不恰當的類別也可能會遮蔽這種“邏輯”，這重危險可以叫做比較分析的“遮蔽效應”。進行比較時如何避免“遮蔽效應”是考驗研究者技藝的難題。第二，托克維爾所用的“潛在比較”可以看成一種為解決本國問題而研究他國的策略，這種方法與研究者的現實關懷相關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現實關懷”與“價值中立”并非總是沖突而不可調和，然而研究如果完全為現實關懷所左右，對外國的考察服務于預定目的，這樣必然不利于開展客觀公正的研究。這里出現了目的決定結果的現象，可以稱之為比較分析的“誘導效應”。研究從一種預定目的出發，凡是有利于此目的達成的證據都被放大，凡是不利的證據都被忽略乃至改動，比較分析成了一張過濾之網；運用這張過濾之網，能夠證明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可以納入“美國模式”。我國學者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批評西方學者的中國研究不余遺力，通常的批評是西方學者從本國利益出發，帶著偏見和政治目的研究中國⑤例如，《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商務印書館1965年）一書的“序言”（第3～14頁）通篇都從研究者的動機出發質疑其觀點。。勿論這類指責是否成立，它確實揭示了研究時應當盡力避免的一種傾向：研究外國時（有意、無意地）與本國對比，對本國（積極或消極）的情緒支配著對外國的觀察。

比較分析對外國政治的研究可能產生“遮蔽”或“誘導”效應，但不能因此否認比較分析對國別研究的價值。即使僅僅研究一個國家，研究者持有比較的眼光，也有助于他提出真正有價值的問題。比較使研究者更加敏銳和更具洞見，比較催生靈感，比較分析的重大價值即體現于此。

（三）本國政治研究

上述討論也適用于本國政治的研究?？疾煲粐?，忽視該國政治的“內在邏輯”；研究者在本國政治社會情境下產生的問題意識左右著對外國的考察，諸如此類的問題在本國政治研究中也可能出現。研究近代中國政治變遷時簡單類比他國事例，這么做豈非忽視中國政治變遷的“內在邏輯”？潛在地以某國政治為標準來衡量中國政治，這么做難道不會扭曲對中國情形的體認？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兩種相對立的思潮：“中體西用”論與“全盤西化”論。兩種思潮的鼓吹者都通過中西比較提出關于中國發展方向的結論?！拔鞣健痹谥С帧爸畜w西用”的人看來是反面標準；對于“全盤西化”論的信奉者來說，“西方”是值得仿效的對象。這兩種情形是中國人憑借西方資源反觀本國時認知扭曲的突出例子①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領域曾經盛行的“沖擊—回應”模式對文中提到的問題并沒有予以充分關注。對于“沖擊—回應”模式的學術史回顧，參見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2002年。此外，參見Su－yu Teng ＆John King Fairbank（eds．）．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該書是研究“沖擊—回應”模式的重要資料，書中所編選的文獻值得利用本文所提的比較視角重新審視。。

上文討論的比較分析對國別政治研究的積極意義當然也適用于中國研究。下面挑選三個例子來說明比較分析能夠為中國政治研究提供新的視角。這三個例子涉及三個重大課題：中國古代中央與地方關系；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模式；還有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性。

第一個例子，中國古代的基層自治。推行中央集權制的中國疆域遼闊，加之傳統社會交通不便、通訊技術落后，這使得國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對基層的控制異常困難。國家對基層的管理要依靠地方士紳，因此一些學者認為“皇權不下縣”——某些基層區域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間?，F在隨著微觀研究成果的積累以及社會科學界對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審視的深入，研究中國政治史的人再也不能把上述“基層自治說”當成定論而無條件地接受了②對“基層自治說”提出質疑的文獻異常龐雜，姑舉兩部早期著作。一是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該書英文本1962年出版）；二是 Kung 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該書中譯本2007年在臺灣出版，筆者現在還沒有機會使用。這兩部歷史著作試圖描述以下圖景：清代國家政權以各種途徑全面控制基層社會。?！白灾握f”之失在于對問題的處理過于簡化。國家控制與地方（或基層）自治并非截然對立，探究國家對地方的控制有必要引入新的概念。一些學者引入“國家內卷化”的概念就是有益的嘗試③杜贊奇利用人類學家格爾茨（Geertz）提出的“國家內卷化”概念來分析中國近代的政府—社會關系，杜贊奇還發明了一系列相關概念，如“保民型政府代理”（state protective brokerage）、“承攬型政府代理”（state entrepreneurial brokerage）、“權力的文化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等。詳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關于近代中國研究中的理論爭論，參見蔡慧玉：《“國家內卷化”（State－Involution）論爭：再論政府與社會的理論架構》，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55～183頁。。研究還可以從其他方面推進。如果從中西比較的角度來看，“自治說”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中國古代實行城鄉合治，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都不存在“自治共同體”。與中國的情形相反，歐洲國家有城市自治的傳統，城市自治權是一種“法權”。城市所隸屬的國家——無論推行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可以向城市頒發“特許狀”，從而授予城市自治權，但是國家不能隨意收回或縮減這些特許權，否則將激起城市針對國家的抗爭④參見韋伯：《韋伯作品集VI：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類型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36、158～178頁。。反觀中國古代的情形，城市共同體和鄉村共同體并不享有“自治法權”⑤1 908年清廷頒布《城鎮鄉自治章程》（載懷效鋒主編：《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上卷，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1908年，第130～138頁），就筆者閱覽所及，這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確認地方自治的法令。。國家可能容許地方共同體享有一定的“自治權”，不過這種權利并非保留給地方，國家可以隨時侵入地方的“自治”空間，并且只要國家愿意，她總有可依賴的人力、物力以及各種制度資源來實現這種入侵。地方士紳作為國家的代理維持地方秩序，他們不像歐洲城市自治勢力那樣為確保地方自治而對抗國家。中西比較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古代“皇權不下縣”的實質?？梢园焉鲜霰容^概括為兩種中央地方關系類型的比較，在歐洲，地方構成國家；在中國，國家整合地方。如果國家逐漸以強力壓制乃至剝奪地方自治法權，進而在全國范圍內確立中央集權制，中央地方關系就從前一種類型過渡到后一種類型。一些學者把歐洲國家民主制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紀城市自治以及市民階層與王權的對抗⑥參見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34～146頁。。如果這一分析成立，那么可以推論中國古代民主政治興起的障礙之一就是基于法權的自主性地方自治的缺失。

第二個例子，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獨特性?？吹竭@個題目，人們自然會想到“國情論”。國情的特殊只有通過比較才能彰顯，這里有三個國家可資比較。首先，與俄國比較。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俄政治發展歷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兩國政治轉型過程中的關鍵事件均與日本有關。晚清中日戰爭以龐大的中國戰敗而告終，戰敗的陰影籠罩著中國朝野上下，這加劇了改革派推行改革的緊迫感。日俄海戰對俄國同樣是一場重創，這不僅是經濟上的重創，它還傷及國民心理。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初的俄國開始了“預備立憲”①1905年，沙皇頒布一系列詔書，“預備立憲”，此時俄國并沒有一部“欽定憲法”。。中俄兩國近代政治發展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相似之處：兩個國家都從生產力落后的農業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直接創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個可資比較的國家是日本。西力入侵后，中日兩國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同，日本比中國更早開始經濟現代化。從表面上看，兩國不具有可比性。我們不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日都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對兩國戰后政治發展的影響有何不同②John W．Dower（“The Useful War”，in Daedalus 1990，（3），pp．49～71）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戰后日本政治民主化和經濟騰飛提供了有利條件。日本在戰后重建過程中，一方面推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非軍事化”的同時，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日本成功轉型有其內因和外因。戰前的經濟基礎和國民心理是戰后轉型的內因，美國對日本實行軍事管制、強制推行改革是外因，戰爭則扮演“扳道工”（韋伯語）的角色。參見賴建誠：《經濟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9～86頁。本條注釋得益于賴書。？這就是一種比較，它背后有一個更復雜的問題：相同條件在不同歷史社會情境下是否總會導致相似結果？第三個比較對象是德國?！蔼毺氐缆贰崩碚撜J為從德意志第二帝國到魏瑪共和國，再到第三帝國，將近一個世紀的德國歷史貫穿著一條主線——德國發展的“獨特道路”。所謂“獨特”，可用一句話概括：近代德國是一個經濟現代化、同時政治非現代化的“時差”國家，導致“時差”的重要原因是德國市民階層的“封建貴族化”。德國的市民階層在政治上軟弱無力，在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等方面同化于貴族階層，最終無法成為政治民主化的擔綱者③參見科卡：《社會史：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這部論文集中的文章涉及“獨特道路”爭論、19世紀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比較、比較分析在歷史研究特別是社會史研究中的作用等問題。Bielefeld學派對“獨特道路”理論的完善作了重大貢獻，該學派代表Hans－Ulrich Wehler的一部重要著作有中譯本（韋勒：《德意志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反對派認為，歐洲各國的現代化并沒有一條一般道路或常規道路，因此所謂德國“獨特道路”之說毫無意義。如果比較英、德兩國，德國所謂的獨特之處并不獨特。反對派的代表作是：David Blackbourn ＆Geoff Eley．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英語學界關于“獨特道路”爭論的精彩評述是兩篇較早的文獻：一是 Robert G．Moeller．“The Kaiserreich Recast？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German Historiography”，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84，（4），pp．655～68；二是James N．Retallack．“Social History with a Vengeance？Some Reactions to H．－U．Wehler＇s‘Das Deutsche Kaiserreich’”，in German Studies Review 1984，（3），pp．423～450。一位政治學家利用比較分析研究近代德國政治發展的論文引起了一系列富有啟發的討論，如Marcus Kreuzer．“Parliamentariz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German Exceptionalism：1867－1918”，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2003，（3），pp．327～357，參見同期Jonathan Sperber和Kenneth F．Ledford的評論（第359～374頁）以及Kreuzer的回應（第375～381頁）。。國家建設過程中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中產階層的政治能動性、特殊政治文化等問題構成研究德國發展道路“獨特性”的主軸。研究中國政治發展同樣可以從這些方面切入。

第三個例子，當代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首先來看關于某國（或某些國家）政治制度的描述：

1．虛位國家元首，國家元首發揮象征性或禮儀性功能。國家元首發布法律。盡管國家元首沒有法律上的實權，實際上，元首能夠影響執行機關和立法機關的工作，在外交領域，元首的實際影響尤其突出。

2．立法機關的成員由選民選舉產生，執行機關的重要成員需要得到立法機關的認可，立法機關成員與執行機關成員這兩重身份并不沖突。立法機關監督執行機關，執行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執行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引導立法機關的立法活動，例如，對于執行機關提出“法案”，立法機關通常都不會否決。

3．執政黨在立法機關中占多數席位。

上面描述的是哪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熟悉西方政治制度的讀者可能會說這是英國的“議會內閣制”。事實上，中英兩國的政治體制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以英國體制為參照，自然能夠揭示中國體制的特點。中英政治體制的差別很多，就上述三個方面而言，仔細考察，也可以發現同中之異④這里對英國立憲君主制的描述以一部經典為準（白芝浩：《英國憲法》，商務印書館2010年）。關于當代英國政治制度，參見布拉德利·尤因：《憲法與行政法》，商務印書館2008年。。

1．國家元首。英國國家元首是英王。在英國政治理論中，“英王”有兩個維度：作為個人的“英王”（King）和作為機構的“英王”（Crown），前者的法律權限有限，后者的法律權限無限。按照“王位繼承法”，王位由特定家族世襲。議會的立法需要得到英王的批準，英王有權否決議會立法，但是19世紀以來，英王的否決權久已成為一種擱置不用的權限。

2．立法機關與執行機關的關系。英國實行兩院制，下院（The House of Commons）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上院（The House of Lords）非選舉產生。兩院權限不對等，目前，上院無權否決下院批準的法案，上院也不再是最高上訴法院。英王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內閣首相，由首相組閣。為了確保首相順利組閣和內閣順利施政，英王一般挑選占議會下院多數席位的政黨的領袖擔任首相，首相一般挑選本黨成員擔任閣員和其他部門的大臣。內閣向議會下院負責，下院可以通過“不信任案”倒閣。英國政治實踐奉行“消極的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并不積極行使主權，議會也不干涉執行機關的具體工作；內閣在很大程度上操控議會立法，以至于學者把內閣叫做議會的“委員會”。

3．執政黨。一個政黨因為在議會選舉中獲勝，獲得下院多數席位，從而成為執政黨，進而組閣。

英國政制在這些方面與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不同，有了上述參照和分析框架，對中國制度稍有了解的讀者便能夠輕易看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一些特點。

運用比較分析研究中國政治的例子可以無限羅列下去，上面的三個例子已充分說明比較分析對于中國政治史、中國現代化、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等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當然，即使不進行比較，我們也可以研究中國政治，不過缺乏比較，我們的研究也許會茫然無序；離開參照，自身的方位必然難以確定！

二、比較分析的恰當運用：方法論的思考

前面討論了比較分析對國別政治研究的消極作用，也就是“遮蔽效應”和“誘導效應”，不過到此為止，文章的主旨還是放在比較分析的積極意義方面。比較分析對研究工作到底產生積極影響還是消極影響，關鍵在于對這種方法的運用。不當的比較分析對研究有弊無利，因此，我們有必要思考將比較分析用于政治學研究時應當避免的濫用。

第一，比較研究過程中應時刻關注所選擇的比較對象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研究對象不具有可比性，比較變成比附，最后的結論就沒有什么價值。例如，對19世紀末中國和英國的工業發展水平進行比較有多大意義？也許更合理的比較對象是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的中國與處于工業化同一階段的英國，二者顯然沒有處于同一個歷史時段。20世紀下半葉美國政治學界掀起研究拉美、南歐以及亞洲各國民主轉型的熱潮，二戰后獨立的國家的政治發展是研究重點。這類研究有一個潛在假設：用作比較分析對象的國家同期開始政治轉型！如果這一預設不成立，可比性就成問題了。

第二，所選擇的比較對象的數量應當適當。比較對象的數量并不是越多越好，數量太多，可能導致兩重困難。首先，如果用以比較的對象過于龐雜，姑且不論可比性的問題，單單熟悉這些對象就是對研究者的巨大挑戰。如果研究自己知之甚少的東西，比較分析容易流于膚淺。第二重困難是如果用以比較的對象過多，難以進行綜合和解釋。一般而言，對比兩種類型的比較方法——對多個對象單一層面的比較、對兩個或少數對象多個層面的比較——后者更容易操作，并且量的減少并不一定意味著研究結論價值的降低。將比較分析運用于政治學研究的范例，往往不是靠羅列大量的比較對象取勝①斯考切波的《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典范之作，該書顯然不以研究對象的數量之多而取勝。關于斯考切波的比較研究法，參見Theda Skocpol ＆Margaret Somers．“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0，（2），pp．174～197。。

第三，比較不是目的，而是研究方法或手段。羅列大量的案例，沒有綜合和解釋，這類“比較”的最大作用可能是提供資料。一旦比較從單純羅列案例上升到分析，就要求對同類案例進行解釋。解釋可以利用已有的理論，同時也有助于提出理論，因此，比較分析在很多時候也是一種理論工作。

第四，不應把比較研究化約為定量研究②考量社會科學研究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經典有：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這部經典通常簡稱KKV（三位作者姓氏的首字母）。參見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in World Politics 2010，（1），pp．120～147，以及“Review Symposium：The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Disputation”（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2），pp．454～481）對KKV的評論。。定量研究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的運用非常普遍，對于某些課題，采用定量研究可以獲得“精確的”知識；將定量研究運用于跨國比較，有利于團隊研究工作的開展，團隊成員只需按照既定指標進行統計和分析即可，在團隊合作中，個人學術造詣對研究的影響降低到最低。這些都是定量研究的優點。盡管如此，它還是不能取代定性研究①政治學中的定量研究與行為主義政治學有密切關系?？疾烀绹螌W行為主義發展史的一部精彩著作是葉娟麗教授的《行為主義政治學方法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政治學中的定量研究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像數理經濟學研究那樣模型化和公式化的程度，進行量化比較的研究者應當牢記經濟學大家馬歇爾的教導：能夠用實際現象說明的道理就不要用抽象的數學工具將它復雜化。

第五，比較分析應當與背景分析相結合。GDP是比較研究中常用的經濟指標，如果脫離背景，某國某年的GDP不能說明任何問題。進行比較分析時需要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分析對象的歷史背景，比較分析和歷史分析的結合產生一種綜合的分析方法——“比較的歷史分析”②參見James Mahoney ＆ Dietrich Rueschemeyer（eds．）．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本文集是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中的一種。。

第六，比較分析的關鍵是選取恰當的比較單元，對兩個政治體系的比較勢必要比較這兩個體系的構成要素，但是不能就此推論說：要素的比較加在一起就構成體系的比較。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不妨以一部比較政治學名著——阿爾蒙德和維巴的《公民文化》③阿爾蒙德、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東方出版社2008年?！獮槔??！豆裎幕钒盐鍑裎幕谋容^分解為五國若干公民偏好的比較，假設“要素的比較加在一起構成體系的比較”。這種研究方法并不能經受后來的批評。一個最有力的批評是它忽視了“集體行動的困境”。設想甲、乙兩個群體，比較兩個群體成員的政治立場時發現，甲群體成員普遍持更加激進的立場，按照《公民文化》的邏輯，可以推斷甲群體更傾向于采取激進行動。如果考慮“集體行動”的維度，可能會出現其他情況④參見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首先，按照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甲群體中持激進立場的成員較多，采取行動時，個體成員認為他的參與與否無關大局，結果甲群體反而無法采取激進行動⑤Dietrich Rueschemeyer．Usable Theory：Analytic Tool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265～285．。其次，乙群體中持溫和立場的成員較多，如果有強有力的特殊機制——如制度的強制、超凡魅力型領袖的感召、少數激進成員的鼓動等——促使那些溫和的成員采取激進行動，結果乙群體的集體行動也變得激進⑥Dietrich Rueschemeyer．Usable Theory：Analytic Tools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earch，pp．168～182．。最后，個體偏好并非一成不變，個體一旦參與集體行動，他的偏好可能會改變，因此不能通過甲、乙兩群體成員政治立場的比較推測甲、乙兩群體的偏好。進行比較研究，顯然不能忽視上述批評所提出的問題。

總之，比較分析對于實證研究中的理論構建不可或缺，對于國別研究，它有助于研究者發現問題。運用比較分析研究國別政治需要提防比較分析的“遮蔽效應”和“誘導效應”。為了避免比較分析的誤用，研究者必須考慮諸多方法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