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關系范式變遷研究——以湖北恩施雙龍村為例

崔應令

性別不平等一直是性別關系研究的基本前提或結論。然而，正如羅維曾說：“因為婦女與社會的關系是極富變異性的，任何通概之論都須謹慎從事……婦女的待遇是一件事，她的法律地位是另一件事，她的公共活動之機會多寡又是另一件事，而她的勞作的性質和范圍又是一件事”①羅 維：《初民社會》，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1頁。。兩性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既不完全和制度規定一致，生活不同領域中的關系也常常并不一致——雖然不同領域的性別關系格局也常?；ハ嘤绊憽覀冃枰幸环N整體的視角，將目光從抽象的制度與觀念層面轉向實際生活層面，轉向其實踐。本文通過對湖北恩施雙龍村的田野調查，試圖分析中國鄉村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發展過程中的實踐形態，進行性別關系歷史解釋并概括出不同時期的性別關系范式②本文對性別關系范式的界定是，性別關系范式是一定社會中由兩性實踐所體現的兩性社會作用、社會地位、不同的人生價值理念的綜合模式與表現方式，它形成了與此前和此后性別關系實踐整體表現的差異，是人們性別理解與表達的綜合體現。，進而回應以往性別關系歷史研究中的忽略社會實際生活的抽象思辨傾向；從基層百姓實際生活出發，分析處于觀念制度與社會實在張力關系中的性別關系結構以及性別關系的本質，回應以往的研究中性別不平等的理論預設，并探索在實踐形態下歷史與結構相互關系的一般性規律。

一、血親等級制度下的規范與實踐：傳統社會中的性別關系

20世紀上半葉，雙龍村這一時段的女性可以作為傳統社會之女性代表③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是從20世紀初葉開始，但對于山區鄉村而言，20世紀上半葉的社會并無任何變化，自1949年以后才真正開始了現代國家的建設進程。，她們與男性在實踐中的關系揭示了傳統父權血親等級制度下基層社會性別關系的圖景。此時的性別關系通過三種兩兩相對應的運行實踐而體現，分別是男尊女卑和分工合作、宗親至上和姻親原則以及長者為尊及賢能為先。

其一是男尊女卑和分工合作。作為傳統社會的基本規范，男尊女卑對雙龍村性別關系最大的影響是制造了婚姻前兩性關系的不對等。無論是初生階段的性別歧視，還是成長階段的性別偏倚，都充分體現了人們對于男女兩性不同身分、地位的界定和評價，相對應的是男孩和女孩從出生到成長都會得到不同的待遇，這種不平等待遇一直延續到他們完成各自婚姻之后。自婚姻開始，社會實踐改變了兩性之間原有的這種尊卑關系。自婚姻開始，男女兩性開始了分工基礎上的合作。丈夫主要負責田間“第一種生產活動”，妻子主要負責家務和孩子的生養及照料，即“第二種生產活動”，并同時伴隨“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關系模式。然而，夫妻之間的這種分工并非絕對。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存在一個模糊帶：首先是男性也常常參與家庭內的大小事務。而對于女性而言，貧困之家女子也參加大量的田間勞動。普通家庭本身并不能忽視或小看女性的實際作用和地位。相應的，女性在生養中的巨大貢獻使得她們贏得子女情感擁護的同時，也獲得了相應社會地位的實際承認。

其二是宗親至上和姻親原則?！白谟H至上”是性別關系的血緣原則，它強調與加強了男性的社會地位與權力，透過族譜對女性的歧視、祭祖儀式的不準參與等，可以看到這一原則對女性參與社會生活的壓制。但是，在傳統社會中，“宗親至上”的規范并沒有被絕對化和簡單化，“姻親原則”和“母以子貴”的原則，也在介入與調節著性別關系。宗族制度的種種要求往往因強大的姻親集團的干涉而無法達成對女性的傷害，比如休妻：盡管觸犯所謂“休妻”的諸種標準的女性不在少數，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娘家的干涉休妻行為非常罕見。又如表親婚，雙龍村特別重視的是姑表婚，有姑家之女，必嫁舅家之子的傳統觀念，有學者也認為這是“母權傳統觀念的遺風，稱之為‘還骨種’”①田發剛、譚 笑：《鄂西土家族傳統文化概觀》，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24頁。。表親婚姻有幾個結果，一是如費孝通所言“甲家把女兒嫁到乙家，等女兒生了女兒重又嫁到甲家去。甲家財產和特權固然并沒有傳給女兒，可是卻傳給了他們女兒的女兒。這是隔代母系繼替”，通過這種方式，“雙系撫育的基本事實不被單系繼替原則所全盤抹煞”②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6頁。。二是這種選擇很多時候對女性形成相當的保護，由于公婆是自己的舅舅舅媽或者姨父母或姑父母，媳婦不容易被公婆欺負，會相應地得到親戚的照顧，這種婚姻在親屬制度為主導結構的社會制度中起到了保護女性的作用，它削弱了父系宗族制在婚姻中的力量。同時，社會因為強調父系繼嗣關系，在女性幫助完成血緣上的傳遞時，丈夫在家庭及家族中獲得了認同與肯定的同時，妻子也理所當然因為孩子的到來獲得了家庭的尊重，母親因為兒子而獲得了更為重要的地位，她逐漸可以成為內當家。在往后的養育中，她生養上的付出往往會得到兒子的孝順和尊敬，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其三，“長者為尊”與“賢能為先”?！伴L者為尊”作為傳統社會的一項社會原則，它賦予了年長者以權力。從不同年齡之間來看，公公相對媳婦，母親相對兒子，都有更多的社會權力。母親對于兒子的權力與地位上的優先則是為社會所強調的。從傳統社會的年齡段來看性別關系和女性的地位，我們看到童年時代，女童的權利地位不如男童，但這種格局在婚后逐漸出現復雜化的局面，而在老年，年長女性有了非常高的地位和相應的權力。這樣說來，年齡讓女性的社會地位有一種補償性的收益。不管規范給予兩性何等不同的地位與權力，而人們尊重賢能卻從來都是一致的。由血緣和社會結構先賦的一些性別關系原則，并不成為基層百姓實踐的絕對遵守的唯一規則，還有另一些規則在起作用，主要是賢能，其內涵包括：是否能持家當事，發展家庭；是否能嚴格教育子女、疼愛子女并贏得子女內心的尊重與愛護；是否識大體、行為得當等等。在雙龍村，賢德與才干都成為破解“長者為尊”規范的新原則。

總之，傳統社會中的性別關系體現為以倫理要求為標準的多原則之下的復雜實踐。倫理型文化從倫理出發規定社會關系，制造了性別關系上“男尊女卑”、“宗親至上”和“長者為尊”，而與之相對立的“姻親原則”與“賢能為先”卻不斷與之相互抗衡、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相互調節，制造了性別關系的多樣復雜性。社會無論怎樣強調血緣宗親關系，但妻子總有其位置，她與娘家的關系因為情感、儀式、物質上的多重關聯性而割舍不斷，娘家的社會威望和支持會對女性在婆家的位置產生影響，她的賢能、她作為母親、長者的身分都會促使她擁有相應的地位和權力，從而保證在實際生活中女性的社會地位不低，作用不小。

二、“無差別”的“男女平等”：集體化年代里的性別關系

新中國建立以后，現代國家對鄉村社會開始大規模介入，此時的社會猶如一個“劇場”，“具有革命色彩的儀式制造出特定場景下的特殊文化氛圍，并借助于諸多象征形式把生存的世界與想象的世界融合起來，建構出革命的表象”。由此，“社會生活因不斷舉行的儀式而帶有演示性”，農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做秀”，積極參加“劇演”①張樂天：《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頁。。革命政治運動解構了傳統社會中的以倫理為主導的性別規則，性別關系新的變化在社會政治、經濟、親屬關系三個領域得到充分體現。

首先是政治生活中女性的參與。女性參與政治生活首先表現在思想意識上覺醒后的一些日常表達，這可以從她們對自身話語的政治敏感、對于他人行為的政治公正性的議論與追問以及她們對政治身份的追求與尊重中可見。女性的政治參與集中體現在女性從政以及作為干部家屬的女性的政治作為。她們參加大大小小的會議，動員女性群眾，配合政治批斗運動，宣傳并落實國家政策，促使鄉村政治運動掀起高潮，達到革命的目的。女性還直接運用國家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力，并將家庭夫婦、婆媳、翁媳糾紛訴諸村委干部解決。女性對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不僅提升了她們的權利意識，也加深了她們的抗爭能力，這極大地改變了原有的性別關系，促使兩性關系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其次是集體勞動中所體現的性別關系新格局。在集體勞動中，村莊上所有男女的生活是相似的，這里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舞臺，而它對女性的意義更為深刻而重大：它標示著幾千年所形成的女性與家務的捆綁開始松動②當然這也不是徹底意義上的，因為婚后的女性總需要做一些家務。，女性大規模的、全體性的、全時段地從家庭走向田間，“從家庭私領域進入村社集體之中”③郭于華：《心靈的集體化：陜北驥村農業合作化的女性記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使她們的實踐方式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開拓了新的生存空間。那些厭惡了家務勞動的女性們在集體勞動中頓時感到一種“解放”的快樂，一些女性則在集體生產成為了女先進與女模范，受到社會的贊譽。然而，在集體勞動中個人主體性被凸顯的同時，女性作為一個整體卻被“異化”④異化加引，是指這并不是真的異化，實際上，女人形象、男人氣質都是后天人們的觀念強加的，這里用該詞是跟傳統觀念中女性形象相比較，相對傳統的女性形象，此時的女性有被異化的感覺，成了另一種類型的人，但在那個時代，這正是政策所號召的結果。了。與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大為不同，她們的性別被模糊化，她們與男性一樣，是生產中的“半邊天”，有些則超越其自身負荷的勞動，承擔起甚至比男性更重的體力勞動。與當時被鼓勵的生育行為相對照的是對負責生育女性的幾乎忽略不計。生孩子的前一天還在地里勞動、自己接生；剛生完孩子就去做飯、招待客人，人走了，還不知道招待他們的是一個剛剛生完孩子的產婦……。這一切令現代都市人感覺不可思議的事情，在雙龍村女性講述中卻以極為平淡的方式展現。

第三，家庭關系中性別關系呈現出新的面貌。表現為在國家政治力量的干預下，長老權力失落、夫婦平等合作以及女性反抗丈夫家族等幾個方面。當然，父母對兒女的強制在延續，其中又以女性的被強制居多，但子輩們的反抗也在悄悄進行著。在婆媳關系和翁媳關系中，女性不再是傳統社會中的那種順從態度，公開反抗和抵制公婆的壓制的事件增多，其中有些媳婦的反抗激烈。在一些例證中，有的媳婦與婆婆爭執時竟然用鋤頭捶了婆婆，有的當著很多人的面罵公婆。干部并沒有無原則地維護長者的權力，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場，實事求是地解決爭端，其結果往往是以對公婆的指責而告終。在夫婦合作方面也有著新的內涵。女性與男性一樣參與集體勞動，掙工分以養家糊口，同時，背著孩子下地、收工以后回家給孩子們做飯的男性已經存在。衣食住行用，每一件事都是男女一起共同參與來做，每一件事又都包含了兩性共同的心血和努力。在此過程中女性與丈夫家族的關系也出現了變化。雙龍村出現不少女性同丈夫族人爭斗的事情，其影響很大。

集體時代，“無差別”的“男女平等”給兩性帶來了新的體驗，也制造了很多混亂。對很多女性來說，她們享受到了解放的快樂，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國家政治力量部分摧毀了原來的血親等級制度，卻在實踐中造成了一些新的不平等。以男性為標準的絕對平等之路讓女性獨自承擔起“平等”所需的代價，結果是規范本身制造了新的性別不平等。但是，無論從性別關系的形式還是從性別關系的內容抑或從女性的話語敘述上，它都呈現出與此前不同的格局。人們在實踐生活中，更加多樣、更多自主的男女平等關系還是得到了更多的實現，百姓生活中所堅持的性別一致的原則進一步公開達成。

三、外部迫力與內部整合：市場經濟時期的性別關系

改革開放30年，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時期。打工對雙龍村而言，具有史無前例的性質和劃時代的意義，它給雙龍村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此時的性別關系通過三類夫妻關系而展現。他們分別是夫婦一方在家一方打工的半流動家庭、同時在外打工的流動家庭、夫婦都在家的留守類型。

男性在外打工而女性守家的夫婦開辟了“男外女內”新的內涵。打工最初是村莊男性的專利，那些留守在家的妻子有了不同以往的生活經歷，她們開始全部擔負家中一切原本是與丈夫一同承擔的勞作，苦累非凡。從養育孩子到家務勞動再到田地勞動以及人情往返，她們全都要操心。沒有日夜的辛苦勞作是她們生活的常態。男女不同的新的經歷使這一類家庭出現新的“男外女內”和雙重中心。男性離開家鄉，在外面的世界中掙錢養家，女性留守在家，負擔起原本屬于夫婦雙方共同承擔的義務。當男性們在外面世界被邊緣化的時候，妻子們卻在村莊中核心化；丈夫在外打工有工資收入，妻子在家種地、喂豬也有經濟收入。勞燕分飛終不散，這類家庭的夫婦之間更加平等和團結。

同在外打工的夫婦因女性新的生活經驗和作為而顯示出性別關系新格局。女性走出家庭經歷了一段曲折的過程，她們必須首先掙脫家庭的束縛以及傳統觀念的約束，之后才能走進市場。走進市場以后，她們同樣要努力融入市場中去，和男性一樣面對各種壓力和辛苦。她們在市場中的位置要靠她們后天的自賦素質來換得，這需要女性足夠的勤勞和智慧。而正是這中間的摸索和自己的努力進取讓她們中間很多人都學到了很多知識，有些甚至是村莊男性們根本不曾知道的，這直接影響到日后的夫婦關系，她們的丈夫因此而驕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甚至圍繞妻子工作的地點而選擇工作。在丈夫追隨妻子外出打工的類型中，妻子一般都較能干，丈夫或者有些毛病，或者能力差些，于是只好踩著妻子的腳步前進，依靠妻子的社會關系來找工資較低的工作，或者為打工的妻子做家務。認為男子理應掙錢養家，充當家庭的經濟支柱是一個美好的愿望，在社會逐漸市場化的過程中，無能力掙錢的男性越來越多的退居到女性身后，成為家務的主要承擔者。女性不管是愿意還是不愿意，都開始充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這已經不是個別的例子。打工夫婦在市場大潮之中，在都市的那些各種工廠里，總是同命相連，禍福與共。女性原有的家庭角色也不知不覺開始改變。在打工者逐漸融入城市社會的過程中，不但習慣在變，觀念也在變。平等和互相理解不僅是與外人交往的準則，也成了性別之間行為標準。追隨丈夫，但不再依附丈夫，這是這類夫妻中女性普遍的表現。打工生活的種種艱辛也促使這類夫婦更加珍惜彼此的合作與團結，從而走向更加親密和平等。

留守家庭的一代夫婦關系也悄然發生了改變。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出家門，鄉村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留守故土。這種時代的選擇把一個充滿危機的晚年帶給了鄉村老一輩人，也改變了這一代人的夫妻關系。老一輩夫婦在留守家鄉的過程中經歷了他們的前輩乃至后輩也許都不曾經歷到的酸甜苦辣，從而形成了一些特別的現象。他們失去經濟中心的位置，但卻因為子女常年在外，完全由他們負擔田地耕種而增加了勞動量。有時這種勞動量之大幾乎不堪重負，辛勤的勞作一直持續到老死。此外，留守的上一代人（通常是指50歲以上的人）也有了不同往日的體驗，那就是“二度養育”。這種養育并不是短時間的照看一下，而是數年如一日天天要照顧，有時從孩子斷乳或者沒有斷乳就要開始帶。這是老一輩人在新時期典型的實踐經歷。隔代養育成為市場化過程中子輩對父輩的重大壓力，甚至構成了兩代人之間的真正沖突。在雙龍村，越來越多剛剛斷奶甚至還沒有斷奶的嬰兒被扔在爺爺奶奶們面前，面對只知道啼哭的孩子，長輩夫婦一籌莫展。通過子輩群體對長輩群體的強大外在壓力，從傳統走來的這一代夫婦由于夫權的式微以及兒女的外出，變得更為理性地看待夫妻關系，共同面臨著生活的壓力。多了些互相體諒、互相關心、互相牽掛。原本打架的夫婦面對子輩的挑戰不再動武，原本不和的夫婦面對生活的重擔互相照料，原本不強調夫婦之情的傳統夫婦開始公開承認夫妻的重要，一位女性對此總結說“再孝順的兒女趕不上四分五裂的夫妻”，長輩夫婦更加理性的互相體諒，更加緊密的合作相伴。

鄉村夫妻關系在轉型時期由于外部的沖突和壓力走上了一條內在整合之路。三種類型的鄉村夫妻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各種外部壓力變得到加穩定與鞏固。長輩夫婦由于子輩的沖擊，促使原本松散的、情感基礎的先天不足的狀態開始從理性上重視彼此間的依賴、互助與關照。在都市打工夫婦在共同面對異地與異文化的壓力之下更加深了情感；兩地分居的夫婦也在共同的家庭事業經營中加深了情誼，甚至原諒了對方的過錯。性別關系通過三種夫妻關系體現出更加平等、合作和團結的局面。而其原因正是市場改革所帶來的鄉村整體生存格局的變化，它改變了集體化時代以政治身份決定社會地位高低、以政治運動左右百姓生活的格局，而代之以經濟收入決定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地處偏遠山區的雙龍村在同樣受到大的時代背景深深的影響。鄉村夫婦關系在轉型期間實現了更加團結合作的整合而不是分離，皆與這三類夫婦群體的各自邊緣化緊密相關。長輩夫婦相對于年輕人的邊緣化、打工夫婦相對于都市社會的邊緣化、單方打工者相對于打工夫婦及都市社會的邊緣化這幾個方面都是結構性背景因素。在社會結構的邊緣地帶，夫婦的親密無間、團結穩定、互助合作保證了夫婦群體不被排除在社會結構之外。社會之力使鄉村三類夫妻群體實現了不同層面的整合，開創了新的性別關系格局。

四、結 語

從傳統社會至今，性別實踐發生了改變，性別關系也呈現出不同的格局，顯示了性別關系三種不同的范式。其一，傳統社會中性別關系上的“倫理范式”：倫理的力量左右了性別關系的規范和實踐，在一個總體男主女次的原則下，能力、賢德、背后親屬力量以及子女情感不斷在規則和實踐中解構這種不平等，最終實際生活中的女性在地位和規范及觀念上的地位低下形成了對照，女性和男性一樣維護這種社會規范和社會實際不一致的局面，而且是自愿自覺。其二，集體化時代性別關系的“政治范式”：革命在性別規范上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依然堅持了以男性為中心，但新的規范卻開創了性別關系新的體驗和格局，女性在經濟、政治、家庭生活等方面有了新的經歷和體驗，在以女性為代價的“婦女解放”運動中，這種解放確實部分達成了。其三，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性別關系的“市場經濟范式”。和整個開放時代大的環境相一致，性別關系也呈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勢，它跟隨兩性人生新的實踐腳步而發生從內到外的變化，并集中體現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夫妻關系格局上。無論是打工男女分居兩地，抑或是同時在外打工，還是老一輩的留守夫婦，外部的沖突和壓力使這一時期兩性關系較之集體化時代的“男女平等”更為接近了一步。

在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中，性別關系出現了既具有變革性又具有承繼性的變遷，在這種變遷中，蘊含著性別關系結構的一種均衡，這種均衡包含著男女兩性的社會貢獻和社會地位兩個方面。無論性別規范在怎樣打破兩性之間自然的平衡，實踐生活總不會離基本平衡的中軸太遠，男女實際生活中總體社會地位呈現內部動態平衡，在某些小時段上有高低之別，在更長的歲月中，基本的均衡達成。社會也總是要給兩性預留相應的社會位置，讓他們在也許有所動蕩里保持基本的和諧與兩性平衡，這是變化中的不變。所不同的只是自我呈現方式的差異，即女性表現出一種“柔性的風格”，男性表現出一種“剛性的范式”。

性別關系的范式變遷體現的是國家力量與鄉村傳統力量博弈下鄉村兩性關系的動態發展和歷史適應，其變遷體現了國家對鄉村社會重建的力度和深度。而在基層百姓生活實踐中所體現出的性別關系的均衡關系則體現了實踐生活對規范本身的超越。這種不變提醒我們實際生活中的性別關系并不是規范上倡導的“不平等”或“平等”如此簡單，我們的性別平等道路選擇要尊重這種靈活性和變通性，而不能大而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