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吸納到求援：資源變遷背景下的村莊政治

李祖佩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學界關于村莊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頗豐，從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對村民自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的政策實踐效果，村民自治政策在村莊政治運作中的運作邏輯等方面；其次是對村莊權力結構的研究，學者們將對村莊權力結構的分析作為透視村莊社會基礎和理解村莊政治的重要切口和方面，涌現出大量成果[1-5]；第三，村莊治理研究，通過上訪、水利等事件或釘子戶、鄉村混混等參與主體為切入點，分析當前村莊治理困境，進而對基層政治展開反思[6-7]。

樣本地區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保險的兩類疾病患者在調查前一年的醫療服務費用情況見圖1和圖2。以下分析分別以調查前2周內門診就診的自付費用對數值以及調查前一年患者住院次均自付費用對數值作為被解釋變量，以社會人口經濟學特征、疾病嚴重程度、醫療機構層次、住院押金支出和住院天數等為解釋變量，擬合門診、住院自付費用的半對數線性回歸模型；并按樣本中被調查者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四分位數，將被調查者劃分為低收入組、中低收入組、中高收入組和高收入組?；貧w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其中，門診就診觀察275例糖尿病患者；住院方面為65例糖尿病患者。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現有研究存在以下問題：首先，從村莊政治運作邏輯角度展開的研究不夠充分，筆者認為村莊政治是一個整體，內部包括了村莊權力結構、村莊治理等多重面向。對村莊政治運作邏輯的理解和歸納將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理解村莊政治及其多重面向。第二，已有研究多側重于靜態的類型學考察，缺乏動態的變遷機制研究；第三，從村級組織即體制內精英所掌握的資源角度展開的研究較少。資源的來源、存在樣態等方面的變遷如何影響村莊政治運作邏輯，進而對村莊權力結構和村級治理帶來何種影響，至今仍少有人涉獵。從資源角度切入，透視當資源來源、存在樣態以及維系方式等方面發生變化時，村莊政治諸面向發生如何變化，對目前學界關于村莊政治的研究側重于單方面的靜態研究是一個有益的擴展。

基于此，本文通過一個村莊征地前后的政治運作邏輯的考察，發現在村莊內部先后存在集體經濟和土地征收款這兩種資源時，村莊政治運作呈現不同的邏輯。文章將集體經濟時期的村莊政治稱為吸納型村莊政治，而將征地后的村莊政治成為求援型村莊政治。前者以多元均衡權力結構、各種政治力量積極參與和良性運行的村莊治理等為主要特點；后者以一元權力結構、體制內精英主導村莊政治、村級組織懸浮等為主要特點。通過對村莊政治的整體考察，可以有助于我們理解土地征收的基層政治影響。

本文的經驗材料源于2011年7月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某城郊村Y村進行的為期一個月的實地調研。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沿用以賀雪峰為代表的華中鄉土派經驗本位的研究路徑，在長期駐村調查、深入訪談和參與觀察的基礎上搜集材料，訪談對象涉及鄉村干部等精英以及普通農戶等村莊各層次村民[注]本次調研同組的包括郭亮博士、袁松博士、龔春霞博士、秦曉健博士以及陳頎、杜圓圓等，文章觀點是大家集體討論的結果，在此表示感謝。。

二、田野概況

Y村現有人口1906人，土地在冊面積1755畝，實際2300多畝，2008年，按照開發區統一規劃，Y村共804畝被征。全村11個村民小組。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加快，現距離市區只十分鐘車程。

Y村由宋灣、萬灣、梁畈、方灣四個自然灣組成，每個灣子的名稱代表了灣子主要的姓氏構成，萬姓、梁姓為Y村兩大主要姓氏。同一姓氏屬同一宗族，隨著人數的增多，內部又分為若干房頭，一個房頭以血緣關系中的五代(五服)為主要邊界。以梁姓為例，分南房、北房、漕房、豆腐房、農房等五房，且各房根據祖上(具體為第幾代不詳)職業命名。萬姓始祖第二代生三子，分大房、二房、幺房。大房中途敗落，分散到其他地方，二房雖也在村，但人數不足100人，幺房成為萬灣萬姓的主要房支。同時人丁興旺，幺房下又分為七個小房，且小五房人數為最多[注]下文將萬姓幺房分支稱為小五房、小四房，以便做區分。。房頭力量切割了宗族勢力，村莊中紅白喜事等公共事務均以房頭為基本單位展開。房頭成為Y村村民的基本認同和行動單位[8]。

通過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的是，工程項目的施工進度管理與質量管理所涉及到的內容是多個方面的，為了讓項目的質量以及施工進度得到保障，必須多方面進行協調，讓企業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后。對工程質量進行全面強化，必然要從各個環節入手，讓各個環節的負責人員對施工現場的質量管理以及進度管理的重要性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將施工目標進行科學的分解，從而對施工內容以及分工進行更為合理的分配，讓其得到落實，最終讓施工企業的整體管理水平得到較大的提升。

因為asinα+bsinβ>csinγ、asinα+csinγ>bsinβ、bsinβ+csinγ>asinα，所以P3P1=2asinα，P1P2=2bsinβ，P2P3=2csinγ三條線段首尾順次相連組成△P1P2P3.

征地之后，土地收益提成是按照地方政府規定，土地雖然存在與村莊，但獲益渠道卻不在村莊內部，村級組織利益空間脫離村莊。而集體經濟消失之后，村級治權弱化，體制內精英亦無力實現權力穩定，而為實現權力穩定滿足自利性需求，村莊政治運作邏輯隨之發生變化，筆者將征地之后村莊政治歸納為求援型村莊政治。

在打工經濟背影下，該村并不是人財物外流的空殼村，村民生活面向指向村莊內部，同時，以房頭為行動和認同單位的村莊社會性質，為活躍的村莊政治提供了客觀條件。然而，自1980年代末現任書記萬軒照上臺以后，體制內精英構成相當穩定，為我們“在場式”地理解村莊政治運作提供可能，同時也為我們在其他變量(比如村領導人性格、權力格局變化等)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長時段考察資源這一變量對村莊政治的影響提供了便利。

Y村在2008年征地之前，村集體的主要收入來自集體磚廠。征地之后，村里面的磚廠被列為重污染企業而被強制拆除，隨后磚廠占的200畝地被征，村集體的主要收入來自征地時每畝8500元的提成。村莊政治也就隨著磚廠被拆和征地開始而發生了變化。

三、吸納型村莊政治：村莊存在集體經濟時期的政治類型

所謂吸納型村莊政治是指村級組織通過組織、制度、人情、利益等手段將村莊政治中的反對派吸收進可以控制的政治軌道上來，同時爭取中間派，從而實現權力和利益空間的穩定的政治運作類型。吸納型村莊政治的主體是村級組織，對象是反對派和中間派，其中尤以反對派為主。故而對吸納型村莊政治的解讀從村莊中的反對派說起。

我們一下子還沒明白過來這句話的意思，大家似笑非笑地看著林孟，看看萍萍，萍萍就又補充了一句，她說：“當他需要我的時候?！?/p>

(一)反對派的構成

筆者所說的反對派是指在村莊社會中存在的因為不滿村干部和村級組織而結合起來形成的派性，產生不滿的原因可能是利益分配不均或對村干部治理方式存在異議等。中間派是指在村莊事務和村莊政治生活中持“騎墻”態度，相時而動，并沒有明確的派性歸屬。派性是指根據特定社會關系為紐帶組織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現實功能的非正式組織。派性與派系不同，賀雪峰曾分析了臺灣選舉和中國大陸農村選舉，指出派性和派系在組織機制、行動邏輯方面存在的不同。派系是基于現實利益而形成的穩定性的組織形式，內部有明確分工和利益分配層級，而派性并不具備穩定性，村民可以根據利益分配變化而選擇不同派性[9]。

村莊中存在集體經濟，在經營或承包過程中產生利益分配不均，從而為反對派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根據Y村的經驗來看，村莊中的反對派主要產生與村莊選舉和磚廠承包初期。

案例一：1985年現任書記萬軒照(時任村副書記)被查出與當時婦女主任有不正當關系，萬軒照被撤職，誤以為書記萬曉仁陷害，從此與萬曉仁結下了仇怨。1988年春將磚廠承包給私人經營。當年冬天換屆選舉時，萬軒照以萬曉仁將磚廠承包給自家房頭的弟弟為由，宣揚其任人唯親，同時借助自己侄女婿是副鎮長的支持，在選舉中獲得成功，擠掉萬曉仁做了書記。同時撕毀了萬曉仁在任時簽訂的磚廠承包合同。

求援即請求援助，求援型村莊政治即指村干部為實現村莊政治和利益空間穩定，通過各種方式向外部尋求力量支援的政治運作模式。這里的外部指地方基層政府和外出精英。在這種模式中，隨著村干部向外尋求支持力量，而這種力量又是原來村社內部支持力量所無法比擬的，也是村莊反對派無法相抗衡的，從而村莊權力結構呈現一元獨大的局面，村級組織實現利益空間穩固不需要面對村莊，逐漸懸浮與村莊之上，村級治理亦陷入困境之中。

案例二：1994—1995年，萬閩順、梁清穩等8人集資15萬元承包，由于幾個人銷路廣，磚廠很快扭虧為盈。村里看磚廠盈利，1994年底宣布將之前五年一包變為一年一承包。萬閩順等人到鎮里上訪，當時彭書記批評了村里做法，后來村里改為兩年一包，將萬順民等人的合同延長一年。1995年年底萬閩順等人提出繼續承包，承包費逐年增加并許諾給村里修建小學，被萬軒照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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