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西方的中國近現代鄉村研究透視

羅衍軍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聊城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改革開放后，中國近現代鄉村研究日益受到中外學界關注(中國近現代的時段劃分，是根據多數學者的看法，將1840—1949年劃為中國近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今為現代[1])。筆者在此以三種西方代表性的中國研究期刊《中國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為中心，透視20年來西方學界的中國鄉村研究，以期對國內學界的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中國研究》(半年刊)，原名《澳大利亞中國事務雜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年創刊，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輯，自1995年7月起改名為《中國研究》；《中國季刊》1960年由總部設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聯盟出資創辦，1968年起由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編輯，現任主編為朱莉(Julia Strauss)；《近現代中國》(季刊)，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者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于1975年創刊，自2009年起改為雙月刊。上述三種英文期刊為西方研究近現代中國的代表性刊物，在2008年發布的SSCI期刊影響因子分類排序中，分列區域研究類期刊第一、二、四位，所刊文稿充分反映了國際學界中國研究的主流觀點。據筆者初步統計，1990—2010年間三種期刊共刊載有關中國近現代鄉村的論文200余篇，研究的領域較為廣泛，研究范式亦發生了明顯轉換。

一

在研究領域方面，20年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近現代鄉村社會的研究，從過去集中于鄉村民變、鄉村革命、鄉村改革拓展到鄉村日常生活、鄉村婦女、鄉村人際關系等更多領域。

(一)革命運動、社會治理與鄉村社會變遷

革命運動、社會治理與鄉村社會變遷向來是西方學界中國研究的重要領域，1990年以來這一領域受到一些學者的持續關注。

蕭邦奇(R. Keith Schoppa)以1910—1930年代浙江杭州灣地區的農民墾荒為個案，探析國家、社會、民眾三者互動關系，認為民國政府雖加強了現代化新機構的建設，但這些機構任意、威逼式的統治手段卻削弱了政權的合法性[2]246-271。周錫瑞通過對陜西省米脂縣楊家溝1937—1948年共產主義革命歷程的闡述，指出鄉村革命乃是黨的不同層面以及黨和社會不同力量間不斷互動的嬗變過程[3]。吳應銧以河南“杜八聯”抗日組織為考察中心，闡述傳統倫理、人際網絡、文化資源等在中共革命進程中的重要作用[4]。朱愛嵐從對中共邊區民間藝人的考察透視革命運動對鄉村文化的重塑[5]。洪長泰通過描述中共及其知識分子對以延安盲書匠韓起祥等為代表的民間藝人的改造歷程，闡釋中共對民間文藝的重塑主要基于其政治宣傳功用而非文藝本身，指出在中共對民間文藝的改造過程中，政治與藝術之間存在著明顯張力[6]。

在中共革命邏輯與社會變遷關系的研究方面，近年來學者進行了較為深入地剖析。黃宗智考察了從根據地土改到文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鄉村階層分層的構想及鄉村階層的真實表達，指出在革命過程中，鄉村社會的表達性現實和客觀性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導致了文革中的災難性后果[7]105-143。劉瑜的研究則聚焦于中共的革命話語作為一種政治動員方式如何激發革命情感，她將革命言說劃分為三項主題：苦難主題、贖罪主題、解放主題，探究不同主題的內容、對象及運行策略[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各級政府在鄉村的政治、法律、文化運作，政府與基層鄉村社會的互動關系等，日益受到西方學術界的關注。史林通過對安徽一個鄉村縣城的政治策略的闡述，闡明在地方干部選拔和評價方面，如欠缺公民的參與，良好的政治運行是難以實現的[9]。麥宜生對當代鄉村糾紛的解決策略進行了重新審視，對申訴者更多通過上層而非基層獲得依靠和補償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對鄉村民眾而言，通過基層方式(經常包括村莊領導人)解決糾紛遠比上層方式更能獲得認同和更有效果，這既源于向上層申訴通常即意味著基層解決的失效，故而在一定程度上與下層相較而言，通過上層方式的成功率較低；同時亦在于與城市相比，鄉村民眾更重視維護人際關系，不愿進行法律解決而傾向于經由非正式途徑協調解決糾紛[10]。黃宗智基于所收集的鄉村民事案件檔案資料，系統考察了當代中國離婚法實踐的起源、虛構和現實，指出離婚法實踐中的毛主義調解和好或許是最具特色和啟迪作用的，調解和好所運用的毛主義調解誕生于一段獨特的離婚法實踐的歷史，那些實踐融合了多種要素，涵蓋了一系列的實踐和觀念：它運用道德勸誡、物質刺激，以及黨——政國家和法院的強制壓力來壓制單方面請求的離婚；其構造性的觀念是感情，視夫妻感情為婚姻和離婚的至關重要的基礎；其實踐邏輯是既要結束沒有良好感情的舊式婚姻，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護有良好感情基礎的新式婚姻[11]151-203。張衛國對計劃生育政策在現代中國的實施與影響進行了個案剖析，認為鄉村計劃生育狀況的演變取決于農民、村干部、縣鄉鎮干部的多邊互動，在執行具體計生措施時，村干部要維護與村民的關系，村民亦與村干部形成一定程度的妥協，不同家庭應對計生措施的方法和效果亦各有不同；對上級政策，村干部亦有其應對之策，并不完全執行上級的規章[12]。鄺澤倩從中國轉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關系演化的視角，對北京地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了分析，認為面對政府的壓制取締，學校采取了靈活的應對策略，與一些政府官員和單位搞好關系，并借助公眾和媒體的力量，取得人們的同情和支持，從而得以繼續存在和發展，這些學校的存在發展，顯示了市民社會的成長[13]。

1949年后，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的文化重塑，亦引起一些西方學者的重視。曹詩弟通過對云南某縣的田野考察，剖析基層政權在改革開放的時代環境中對鄉村文化的引導和控制[14]。穆葛樂描述了云南楚雄彝族“賽裝節”的演變歷程，在集體化時代，少數民族往往代表著處于從原始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中的落后階段，他們的許多文化實踐象征著落后與迷信，在改革開放后，這些文化實踐則被賦予了“少數民族傳統”的新形象。對“賽裝節”演變過程的考察，正闡明了國家通過對傳統節日的長期改造以重塑地方社會的努力[15]。

(二)鄉村改革與民眾生活

中國于1970年代后期開啟的鄉村社會新變革對鄉村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此過程中出現大批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民工潮”現象，這些都引起了西方學界的重視。

有學者對1970年代末起的鄉村改革歷程進行回顧，指出目前鄉村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難以充分調動農民對土地的投資熱情，頻繁的土地調整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投資，有機肥的施用也因之減少[16]。但龔啟圣、蔡永順對此提出質疑，他們通過對鄉村有機肥施用的實證考察，認為改革開放后有機肥的絕對施用量并未減少，只是在全部肥料中的比重降低，此種相對減少并非緣于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和周期性分配，而是化肥廣泛應用、勞動力價值提高等農業自身發展因素所造成[17]。

羅伯特·阿什分析了1950—1970年代鄉村農業生產與糧食消費問題，認為國家的汲取嚴重阻礙了農民生活的改善，鄉村發展的停滯成為1970年代末鄉村改革的重要推動力[18]。閻云翔以黑龍江省下岬村為研究個案，剖析改革開放對鄉村社會分層的影響，闡明改革開放減少了原來潛藏于村莊內部的不平等，鄉村下層因之受益[19]。班乃迪克·J·克弗列特和馬克·賽爾登比較了自1945起的中越農業轉型，認為中越兩國都經歷了兩種農業轉型過程：1945—1970年代末的土地分配和集體化過程、1970年代末之后的的土地承包和鄉村企業發展過程，并就兩國在轉型過程中的異同進行了深入分析[20]。

白威廉和折曉葉等通過抽樣調查和個體訪談，探究農民的非農工作與鄉村市場化的內在關聯[21]。對外出務工者的主體，原來觀點認為他們多系文化程度較低的“盲流”，或認為他們屬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精英。近年有學者對這兩種觀點均提出質疑，認為鄉村的外出務工者既非鄉村下層亦非鄉村上層，而是那些文化程度中等者[22]。

(三)鄉村農產品加工業與鄉村市場

中國近現代鄉村的農產品加工、手工業等的發展演變是在外部刺激和內部社會制度、經濟變革等多重因素影響下發生的，并因所處時空環境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面相。艾仁民考察了19世紀臺灣蔗糖制造業的變遷，認為傳統造糖工藝在新的造糖技藝的沖擊下逐漸萎縮以致消失[23]。雅克布探討了1935—1978年四川夾江縣鄉村手工業的演化，描述集體化時代鄉村手工業的衰落，透視改革開放后政府支持力度的差異所產生的不同影響，從而闡明對地理位置不利區域發展路徑的壓制加重了區域間的不平等[24]53-73。蘇珊以對四川紅薯加工業的考察為中心，探討“龍頭企業”、“鄉村合作社”在鄉村工業化進程中的影響：在增加農民收入和工作機會的同時仍存在著進入障礙和不平等的交易權、利潤分配等問題[25]。羅思高等運用制度經濟學理論探討中國鄉村集市向現代超市的演變，認為改革開放后鄉村定期集市活動未能如施堅雅所預測的下降，其深層緣由乃是稅收政策、土地規章、資金短缺等制度性因素制約了定期集市向長期市場的轉變[26]。

(四)鄉村婦女研究

伴隨著中國近現代鄉村社會的劇烈嬗變，鄉村女性的狀況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鄉村婦女的研究因之日益受到西方學界重視。夏明德對近代婦女與世界市場的關系進行考察，認為近代鄉村婦女更多卷入勞動的現象并不必然意味著地位的提高，而是與家庭生存壓力加大、人口增長和鄉村商業化等因素密切相關。婦女勞動與否、從事何種勞動的選擇權較為有限；男性控制了近代棉紡、蠶桑等的生產、銷售過程，婦女賺取的資金通常由丈夫掌管，婦女自身卻難以掌控；鄉村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使得男性更易于離開家庭從事非農業生產，婦女被局限于家庭種植和生育，收入遠低于男性；涌入城市的鄉村婦女，往往自身的保護能力和生存能力較弱，更容易受到傷害[27]180-210。弋玫以檔案資料和在河南、江蘇兩省的調查訪談為中心，描述大躍進時期中央和婦聯的馬克思女權觀念與一些基層婦女領導者的革命平等主義婦女觀的差異，指出一些基層女性領導者以犧牲婦女自身健康來動員婦女從事農業生產，以在生產中的貢獻大小衡量女性的價值而非依據女性生理等原因而給予必要照顧，這與這些女性領導者的出身、家庭、人際網絡、所受政治教育等密切相關[28]。

溫苑芳通過對一個移民社區女性在改革開放前后的地位、生活變遷的考察，揭示改革開放后女性所面臨的生活滿足感增強與現實中仍遭遇歧視的矛盾處境[29]。帕特里克等從對兩個鄉村區域的實證研究入手，分析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女性所采取的兩種策略：從經濟利益優先的考慮出發，號召婦女回歸家庭，延誤甚至損害女性地位；將婦女地位的提升視為社會整體目標的一部分，高度贊揚女性的貢獻，促進男女地位的完全平等[30]。王夢惠通過對瀘沽湖畔一個村莊的研究，探析旅游活動對摩梭文化生活、兩性關系的影響，揭示在此過程中女性生活和地位的變化[31]。

(五)鄉村家庭與人際關系研究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演變，鄉村家庭結構、人際關系亦發生了重要嬗變，對此西方學界亦給予了一定關注。黃樹民以對一個華南村莊——福建林村的個案考察，探析建國后家庭類型的演變[32]25-38?？走~隆則對1949年后大陸與臺灣鄉村的分家行為進行了比較研究[33]。任柯安和閻云翔分別以山東鄒平馮家村和黑龍江下岬村為研究個案，探討鄉村實踐中的社會關系運作過程。任柯安重點探討鄉村中的禮品交往關系，認為鄉村禮品交往奉行“怎來怎往”原則，禮物的給予是人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34]。閻云翔的研究則重在闡明由禮物交換所建構的鄉村人際關系具有的社會支持功能和政治功能[35]。斯科特·威爾森分析了上海郊區一村莊的金錢交往和人際關系，指出其社會交往已金錢化，金錢逐步取代非現金禮物和勞動，人際關系亦逐步超越村莊甚至城鎮界限。村民還情多比別人的給予更多，這與任所描述的“怎來怎往”顯然不同。村民的跨村社會交往，亦較閻的描述更具工業化和市場化特征[36]。

二

20年來西方學術界的中國近現代鄉村研究，具有如下鮮明的趨向。

其一，從由上而下到由下而上，從“有事件”到“無事件”。以往西方學界的主流研究路徑為采用由上而下的視角，聚焦于對鄉村革命和社會運動的闡述，重在描述各類政權的鄉村政策、政權成員在鄉村的活動及鄉村民變事件等，至于鄉村普通民眾在時代變遷中的具體思想和行動則多欠缺深入的探究。1990年以來，西方學界日益重視對普通鄉村民眾的研究，將近現代鄉村政治、經濟等的變遷歷程與民眾的具體行為、觀念變革作為一個密切聯系的有機整體加以考察，重在闡釋二者的多元互動。其研究視角由從上而下描述鄉村、將鄉村自身演變看成國家和社會宏觀演變的被動參與者轉變為自下而上闡釋鄉村，深入透視鄉村經濟狀況、民眾生活、觀念嬗變、村落文化等以往視為“無事件”的鄉村面相，以之完善、質疑甚至重構以往的宏大敘事結構。普通民眾由素來漠然無聲的“被述者”轉變為鮮活歷史的“講述者”，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歷史進程中去。如蕭邦奇以1910—1930年代浙江杭州灣地區的農民墾荒事件為個案，從區域視角透視國民政府的現代化建設[2]246-271；雅克布從1935—1978年四川夾江縣鄉村手工業的演化歷程透析集體化時期同一國家政策對不同微觀區域所造成的不同影響[24]53-73等研究論文，即反應了此種轉換。

其二，連結經驗與理論：研究范式的轉換。自二戰后至1980年代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經歷了由“西方中心觀”到“中國中心觀”趨向的轉換歷程，前者主要包括費正清為代表的“沖擊——反應”模式和以列文森為代表的“傳統——現代”模式，強調西方社會和西方文明對中國社會變遷的決定性作用，后者以施堅雅、柯文等為代表，突出強調中國在自身發展演變中的主體性，注重從區域個案研究中探尋中國社會演進的動力和諸相關因素。自199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中國研究則愈益趨向于以黃宗智的連接經驗與理論、從實踐出發認識中國社會的研究范式。黃氏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在中國經濟社會史一系列重要理論問題研究中所存在的“規范認識危機”和一系列悖論現象，倡導從實際的悖論現象出發，尋求解釋這些現象的概念[37]。他此后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闡述，認為中國研究必須超越西方化和本土化、理論和經驗的兩種對立，連結經驗和理論，將學術理論置入具體的社會和歷史之中進行檢驗，走向從實踐出發的對近現代中國的重新書寫[38-39]?！督F代中國》在1990年代專門刊出4期論文專號(1993年第1期、1993年第2期、1995年第1期、1998年第2期)，刊載黃宗智、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周錫瑞等學者的文章研討“中國研究中的范式問題”(其中1993年第2期“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和1998年第2期“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理論與實踐”專輯的中文版由黃宗智主編，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于2003年以《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的書名出版)。就黃宗智本人而言，其研究興趣經歷了1970年代前期的梁啟超與晚清思潮研究、1970年代后期的中國共產革命研究至1980年代的中國近代農民經濟與鄉村發展研究、直至1990年之后的清代以來的法律、社會等互動關系研究的嬗變過程，從中可看出其研究中心主要在于中國近現代鄉村社會，并且愈益注重對一手檔案資料和田野調查資料的運用，從紛亂復雜的史料中提煉出“過密化”、“內卷化”、“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等學術理論，力圖從中透視中國近現代鄉村社會演化的內在規律，其《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7]105-143、《離婚法實踐——當代中國民事法律制度的起源、虛構和現實》[11]151-203等研究論文便是其鄉村研究范式轉換的典型例證。以黃氏為代表的從鄉村實踐出發的新型研究范式在20年來西方學界的中國近現代鄉村研究中顯居主導地位，學者大都通過對鄉村客觀實際的深入考察，由微觀詮釋透視宏觀變遷，完善甚或改寫了原有的鄉村社會理論。專著有朱愛嵐《中國北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4年，中文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沈艾娣《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論文有黃樹民《對中國鄉村社會大家庭的重新審視：一個福建村莊的發現》[32]25-38、夏明德《更好，更壞：中國鄉村婦女和世界市場》[27]180-210等。

其三，跨學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因更多檔案資料的開放、統計數據獲取的便利及田野考察機會的增加，使得西方學界的中國鄉村日益建立在翔實的史料之上。因之，在研究中，學界愈益重視將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融會貫通。在西方中國近現代鄉村社會研究領域中，集合了不同學科的學者，如黃宗智、周錫瑞等歷史學者，閻云翔、蕭鳳霞等社會學、人類學者，蕭邦奇、弗里曼等政治學者。在研究中，學者們并非拘于一隅，而是注意將各學科的優長糅合融匯。他們將歷史學的重視挖掘原始文獻、社會學的重視實地調查、政治學的注意理論闡釋等學科特色方法有機結合，從而大大豐富了相關史料，深化了對鄉村社會的闡釋力度。

當然，在西方學界的中國近現代鄉村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需進一步完善之處。一是多只進行某一時段的研究，未能從相對較長的歷史時段進行縱深考察，如能更重視歷史進程的延續性，將1949年前后的鄉村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考察，深入探究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嬗變軌跡，當更為全面。二是跨地區的比較研究還有待深入。已有研究多是對某一鄉村場域的個案考察，跨區域的比較研究尚不多見，尤其是對廣大內陸鄉村的研究仍較為薄弱，近現代中國鄉村研究無疑需要更廣闊的區域視野，如何在區域社會研究中賦予總體性關注，仍是學界此后進一步努力的方向。三是囿于原始檔案資料的限制，對鄉村革命運行、集體化時期民眾經濟文化生活等的考察還有待深入。

三

對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國內學界給予了相當關注，如對黃宗智的“過密化”理論、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模型，國內學界給予了詳細介紹，《史學理論研究》、《經濟史研究》等期刊并就黃氏的理論組織了專門學術研討?！吨袊鐣茖W》、《歷史研究》、《社會學研究》、《開放時代》等學術期刊直接刊發或轉載了多篇黃宗智、杜贊奇、裴宜理、閻云翔等學者的鄉村研究論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內學界的鄉村研究，但對于西方學界從事中國鄉村研究的其它大部分學者及其成果，國內學界的了解尚不深入。同時，一批社會史研究和鄉村研究機構亦在國內相繼建立和發展起來，如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鄉土中國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中國鄉村研究所等。國內學界在鄉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較大提升，對于西方學界重視從“自下而上”的視角研究基層鄉村社會的真實狀態等學術特色，國內學界給予了充分重視，行龍等學者即大力呼吁進行“自下而上”的鄉村社會研究[40]。當然國內學界對于西方理論也并非一概吸收，而是根據鄉村現實進行再思考。對于國內外學界研究的不足之處，有學者也進行了深入剖析，趙世瑜即提出在進行區域社會研究中，時間和空間多元性的重要意義[41]。在一些研究課題的闡釋力度上，國內學者則已超越西方學界，如王奇生、李金錚運用原始檔案文獻對中共革命政權與鄉村民眾互動關系的考察，行龍等運用大量基層檔案資料和地方文獻對集體化時期山西鄉村的研究等。

2009年3月24日，《光明日報》以整版篇幅刊載了主持人戶華為對學者趙世瑜、行龍、常建華的訪談，學者們提出在社會史研究中應采取多元開放的態度[42]，可以說多元的學術方法、開放的研究心態已成為國內外學界從事鄉村研究的共識?！班l村研究和鄉村學要發揚光大，主要動力必定來自于中國”[43]，相信作為近現代鄉村研究主力的國內學者在占有翔實史料、掌握先進研究方法、批判性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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