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最好背得”

曾祖蔭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武漢，430079)

學緣漫憶

“教案最好背得”

曾祖蔭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武漢，430079)

我第一次見到黃曼君老師，是1957年深秋。那天，我和班里幾位同學到中文系辦公室去聯系輔導課的事，只見張洪書記和一個瀟灑英俊、約莫二十多歲的人在談話。張書記朝我們點點頭，介紹道：“這就是現代文學的黃曼君老師?！秉S老師用手推了推眼鏡，對我們微微一笑，算是打過招呼。

那時我們還是一年級學生，除了對正在給我們上課的老師有些接觸外，系里的其他老師，幾乎都沒有聯系。黃老師當時沒有上我們的課，因而不相識，也無來往。

讀到二年級，中文系從桂子山遷往曇華林。按教學計劃，開設現代文學課。然而，講課的卻不是黃老師。開頭是許清波老師，后來是田惠蘭老師。兩位老師的課都講得很好，給我們印象很深。不知為什么？卻不見黃曼君老師。

當時，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已開始，其中有一項活動，就是師生共編教材。有次，參加編寫現代文學教材的同學們請黃老師作關于編寫教材的學術報告，我也去聽了。教室里坐得滿滿的，走廊的窗戶邊也站了人。黃老師的報告很精彩。他充滿火樣的激情，淵博的學識，深深感染、啟發了大家，博得陣陣熱烈掌聲！

四年的大學生生活很快過去，我和黃老師一直沒有任何個人接觸。畢業后，我留校，分配在文藝理論教研室工作，卻又因專業不同，加上我的懶散，仍疏于與黃老師聯系。

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我和黃老師都由于“很不理解”，戴上了“保守派”的帽子，恰巧我們都同住在單身宿舍，見面多起來了。那時既不搞教學，也不搞科研，大部分時間都是參加各種“學習班”：“觸及靈魂”。那種生活自然是極端乏味、無聊。好在中文系教師中的造反者對我們相當寬大，日常生活還算是比較自由。

和黃老師過從日久，對他的性格也了解得越多。他那顆熾熱的赤子之心，至情至性，至真至純；待人誠懇實在，遇事旗幟鮮明，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榜樣。

我們有時在校內林蔭道散步，談論時勢；有時也到校外看看大字報。那時大字報的內容可說無奇不有：有批走資派的，有揭露對立派別內幕的，有公開官方機密文件的，有披露個人隱私的，還有發表政見宣言的……光怪陸離，真真假假，——反正信不信由你。

有次，我們在武漢大學附近看大字報，黃老師忽然大叫起來：

“XXX，快來看，簡直太好了！”我湊過去一瞧，原來是一張批評王力、關鋒、戚本禹的大字報。那時，這幾個人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權傾一時。中央明確規定：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誰就是反革命。公開貼出這樣的大字報，是要冒極大風險的。

黃老師被這張大字報的內容激動得氣血怒張，連聲說：“好、好、好?！边€滿臉興奮朝我說：“你怎么不叫好？”他見我仍然沉默無語地盯著那張大字報思索，差點憤怒了：“你，你這都無動于衷……簡直是個冷血動物！”

他的生氣我毫不介意。我知道，這就是黃老師之所以為黃老師的風格：真誠坦蕩，愛憎分明。

“文化大革命”終于結束，人們都有重獲新生的感覺。黃老師也意氣風發，在教學和科研上碩果累累，成就卓著，進入他一生的黃金時期。這時，他全家遷進桂子山，住在東區。我后來也搬遷至東區，彼此相距很近，從此，向他請教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多。

我雖然不是治現代文學的，但是，在和黃老師的交往中，他的教學和治學精神，曾給我很大的啟發和幫助。中文系的師生都知道，黃老師講課的水平很高，很受學生歡迎。他所總結的先進教學方法，曾得到省和國家的獎勵。他不論是講課或作學術報告，都嚴肅認真，一絲不茍。我至今還記得，1999年在紀念聞一多的學術報告會上，他在報告前，為了《詩經》中的兩個字，反復核對音義，和他人討論研究，直到徹底清楚為止。那嚴謹的態度，求知的渴望，科學的精神，著實令人感動。我曾多次向他請教講好課的秘訣。他的回答是：“對教材要熟，教案最好背得?！痹掚m不多，卻是深刻的經驗之談?？上矣霉Σ粔?，沒有把黃老師的教導學到手，至今仍以為憾！

黃老師與時俱進的治學精神，也是我十分敬重和佩服的。他眼界開闊，具有強烈的學術敏感性；從不保守、固執，具有開拓、創新精神。他立足于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又把觸角伸進中國近代和古代，還十分關注當代西方學術的發展，力圖吸取古今中外有用的東西，為研究現、當代文學服務。大前年春，他到我家來，很興奮地談起西方現代主義的許多流派，如數家珍，十分熟悉。他對后現代主義的解構主義也有濃厚興趣，打算有分析地運用它來欣賞中國的詩歌。談話中還舉了一些實例，可惜我沒有記住。

黃曼君教授既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摯友，還是我的同鄉。他的逝世，不僅是中文系的巨大損失，也是學術界的巨大損失?；貞浰暗狞c點滴滴，如在目前，而今物是人非，生死兩茫茫，令人無限悲痛！

2011年5月

【主持人語】本刊在上一輯開辟“學緣漫憶”欄目并首發了王先霈老師的《一鱗半爪說學緣》，受到院內外師生的歡迎，尤其獲得本院一些中老年教師贊許。大家認為，以生動活潑的筆觸、真實感人的細節來回憶自己在學術成長道路上所受到的良師益友的教益和影響，從一個側面總結華中師大文學院的教學風格和學術傳統，是一種值得堅持做下去的事情。

談起華中師大文學院的教學風格和學術傳統，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就是有一批成就突出的全國著名學者、學科帶頭人是本院自己培養的，他們是邢福義、王先霈、黃曼君、劉守華、王慶生、王忠祥等，這幾位先生都是本刊顧問。適時總結這幾位先生的學術成就、教學風格、人格魅力等，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因為他們已經構成本院的某種“學緣”。很不幸的是黃曼君先生已經先走了。2011年11月22日，是黃曼君教授逝世一周年的忌日。為了紀念黃老師，黃老師的學生黃永林、王澤龍教授主編了《黃曼君學術與人生》一書，已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我們從中挑選了三位老師的文章并請他們做了一些修訂，刊發于本輯。其中，曾祖蔭老師是黃老師上個世紀50年代的學生，其《“教案最好背得”》一文，不僅回憶了黃老師在50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軼事，而且總結了黃老師關于教學工作的深刻經驗之談。周曉明老師是黃老師的碩士、博士研究生，與黃老師相知甚深。他的《我和黃老師》一文，回憶了與黃老師相處三十七年中一些貌似平常、但難以忘懷的片段，最后以《對話黃曼君》詩歌作結。吳建波老師雖然“陰錯陽差”地沒有做成黃老師的研究生，但在多年共事中與黃老師結下了深情厚誼，他的《執著

靈性 優容》一文，記述了他與黃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對黃老師性格、情感多面性的觀察與反思。相信通過這一組文章的閱讀，讀者對黃老師的教學風格、學術精神以及人格魅力會有很直觀的感受。

此情可待成追憶，往事文章不惘然。(張三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