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試圖影響孫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戰略的努力與失敗

汪 澎

（西南交通大學，四川 成都 610031）

共產國際試圖影響孫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戰略的努力與失敗

汪 澎

（西南交通大學，四川 成都 610031）

以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論為基礎，共產國際提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的民族革命同時也是反對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并制定了以“分配土地”來發動農民參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戰略設想。共產國際以國民黨改組為契機，重新解釋三民主義，試圖修改國民黨黨綱，造就一個“革命的雅各賓”國民黨來實行土地革命，同時要求中共和蘇俄的駐華代表推動孫中山和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戰略。對此，孫中山國民黨不贊成激進的“分配農民土地”的辦法；中共對于用“沒收土地”的激烈方法來組織農民參加革命準備不足；共產國際的“土地革命”戰略設想也不盡符合中國實際。共產國際試圖影響孫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戰略的努力歸于失敗。

共產國際；土地革命；孫中山；國民黨

一、共產國際“土地革命”戰略的提出

十月革命后，歐洲革命浪潮逐漸趨于平息，而亞洲的革命浪潮卻在蓬勃興起，列寧和共產國際將其關注的視野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轉向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1920年7月，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論，認為東方國家“農民是主要居民”，封建關系或宗法關系、宗法農民關系占優勢,因此東方國家所進行的斗爭是一場以農民為主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盁o產階級政黨（一般地說，如果在這種國家能夠產生的話）不同農民運動發生一定的關系，不在實際上支持農民運動，就能在這些落后國家里實行共產主義的策略和共產主義的政策，那就是空想”。必須“特別援助落后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運動”[1](P142)。依據列寧的思想，共產國際認為：東方殖民地落后國家的革命按其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任務是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殘余，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占有制”[1](P142)。

1922年1月至2月召開的遠東人民代表大會，列寧抱病接見了與會的中國代表，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薩法洛夫在報告中特別提出中國問題，提出了“土地收歸國有”的口號：“當前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土地收歸國有”[1](P283)。同年11月，共產國際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再次強調在東方各國發動農民運動的必要性，并且將農民運動和土地問題聯系起來，進而提出沒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并通過分配土地爭取農民擁護革命，號召“東方各國的革命黨必須明確制定自己的土地綱領。這個綱領應該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及其殘余的要求”[1](P361)。共產國際面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國革命黨，初步地提出“土地革命”的戰略口號。

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顯然屬于東方落后的殖民地國家之一，并對中國農村的基本狀況做了較為客觀的分析，認為“中國是個小農國家，一部分小農受到極其沉重的租賃形式的奴役，一部分小農受到少地的摧殘，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造成了農民群眾的貧窮與破產”?！爸袊泊嬖谥容^大的土地占有制，在某些地方甚至有大地主，他們同政府一起利用外國壟斷組織的沉重賦稅制度等方式使農民貧困到極點”[2](P256-257)。應該說，共產國際是比較清楚地認識到了中國農民生活極端痛苦的狀況，認識到痛苦來源于賦稅過重、缺少土地、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以及大地主的壓迫。共產國際還認識到中國農民中蘊藏的巨大的革命潛力，強調農民在爭取改變自身命運方面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和階級覺悟。農民追求土地，對“推翻軍閥政權十分關心”，因此成為“革命的因素”[2](P256-257)。二七大罷工失敗，進一步促使共產國際將中國革命的關注重點轉向中國農民。在總結工人罷工失利的經驗時，共產國際指出，“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1](P436)?！?922年時期，中國革命的基本缺點是未能使農民完全參加到國民革命中來”[3](P256-257)。

1923年5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為中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發出指示，將農民問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認為“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乃是農民問題”，向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在中國進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的要求[1](P254-255)，并同時列舉了具體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廟土地并將其無償分給農民；欠收年不收地租；廢除現行征稅制度；取消各省間的包稅和稅卡；鏟除舊官僚統治?！边@表明，在對中國社會進行了較為認真的研究，對中國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逐漸明晰后，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以沒收分配土地來發動農民參加革命的“土地革命”戰略構想。

二、共產國際試圖影響孫中山國民黨接納其戰略的努力

1922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馬林提出的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建議，國共合作開始提上議事日程。8月，中國共產黨“西湖會議”決定中共黨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1927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正式以黨中央的文件將這一決定確定下來。在國共合作已經趨于實現的情況下，共產國際直接介入中國革命的可能性愈發加大。此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實力遠在中共之上，在共產國際看來，國共合作的推展，為“土地革命”戰略的實現提供了較好的條件：中共和蘇俄的駐華代表可以間接影響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政策制定，共產國際還可以直接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和決議。共產國際正是以此為渠道，來影響孫中山和國民黨接納和實施其“土地革命”戰略。

首先，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提出“土地革命”口號，并推動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

共產國際“反對封建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的戰略指示，是1923年5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即將召開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而發出的指示信中提出的，因而共產國際的總體思路就是由中共來發動和領導“土地革命”。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加入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作為共產黨的國際組織，中國共產黨作為其下屬機構，都同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所以無論從組織上還是意識形態上，共產國際認為中共天然地就會執行其既定戰略。

此時，孫中山也表現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較為明顯的傾向，共產國際認為孫中山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也有實施“土地革命”戰略的可能性。所以，在指示信中，共產國際同時還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斷地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1](P254-255)事實上，國共兩黨合作后，跨黨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國民黨一大新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中，中共黨員占了將近四分之一，會后成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黨員在一個秘書處和六個部占據了兩個部長（組織部和農民部），以及三個實際為副部長的秘書（組織部、工人部和農民部）的席位，同時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中取得三分之一的發言權①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31-32 頁。。毋庸置疑，共產黨要以這樣的實力來影響國民黨政策的制定，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如果共產黨和國民黨對“土地革命”戰略都沒有異議的話，共產國際的這一設想應該是有可行性的。但問題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對此持有異議（后文將會詳述），中共和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始終沒有制定任何“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共產國際的努力歸于失敗。

其次，共產國際試圖修改國民黨黨綱，將國民黨改造成“革命的雅各賓”黨，再由“雅各賓”的國民黨實行“土地革命”。

隨著國共合作的切實推展，共產國際開始直接向國民黨提出建議和決議。眾所周知，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綱領，孫中山決心改組國民黨，共產國際起草了改組后國民黨的綱領的基本內容，共產國際的相關決議正是嘗試通過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來改變國民黨組織的政黨性質。共產國際利用“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出訪莫斯科的機會，重點和代表團交談了修改黨綱的問題，修改國民黨黨綱的重點之一就是“民生主義”。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就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做出決議，突出強調了“民生主義”：“民生主義也不能解釋為國家實行土地國有化。必須向渴望土地的農民群眾說明，應當把土地直接分給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盵3](P81-83)對“民生主義”這樣的解釋實際上正是涉及土地所有制問題，共產國際正是要求國民黨以“全面國有化”和“消滅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綱領，力圖要貫徹其“土地革命”戰略。

這份決議中，共產國際直接向國民黨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建議：“國民黨必須向缺乏土地的廣大農民群眾說明，應當把土地直接分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其他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共產國際同時還要求“中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必須全力支持國民黨”，因為“它所進行的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斗爭”,“它將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國家方面,把農民從封建專制的條件下解放出來”[3](P81-83)。在上述決議中，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克拉羅夫使用了“共產國際主席團滿意地指出”、“同時相信”這樣樂觀自信的表述[3](P81-83)。共產國際相信能夠修改國民黨的黨綱，從而造就一個“中國的雅各賓”國民黨來進行“土地革命”的戰略。

再次，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堅持不懈地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提出建議和宣傳。

蘇俄和共產國際派出的多位駐華使者都接觸過孫中山和國民黨人。1922年4月少共國際代表達林曾與孫中山討論過實行什么樣的土地綱領的問題①達林問孫中山，“你為什么不實行自己的土地綱領？”孫中山回答說，“現在我面臨的是軍事任務，要把全中國從軍閥手中解放出來。只有那時，才能實行土地綱領?！币婈愋衤?，郝盛潮，王耿雄.孫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264 頁。。與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接觸最多、影響最大的蘇俄代表要數鮑羅廷。1923年7、8月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鮑羅廷為孫逸仙的政治顧問，帶著斯大林的“不要迷戀在中國培植共產主義”[2](P266)的委任狀來到中國的鮑羅廷，向孫中山和國民黨堅持不懈地建議和宣傳共產國際“土地革命”戰略。

1923年11月，陳炯明妄圖恢復廣州地盤，孫中山國民黨陷入軍事危機。為保衛廣州，1923年11月12日，鮑羅廷就指出前線失敗的重要原因，是國民黨在農民中間工作薄弱，致使農民的態度是消極的，有的甚至去幫助敵人，并且建議國民政府“立即頒布在廣東農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霸诜钪袘斆鞔_指出，地主的土地將予沒收，以利于實際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民”[4](P46)。這個建議由于孫中山的反對而擱淺。

鮑羅廷利用起草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契機，再次嘗試推行共產國際的“土地革命”戰略。鮑羅廷首先是在宣言草案中建議“將大地主所有者的土地收歸國有”，由于孫中山以及國民黨人“完全不接受共產國際關于剝奪問題的提綱”[1](P467)，鮑羅廷又與國民黨人反復討論農民和土地問題。據鮑羅廷回憶，“委員會奉命為黨的代表大會制定在所有問題上的行動綱領，在農民問題上花的時間比在任何別的問題上都多”[5](P127)。出于策略的考慮，為了保證通過國民黨一大的主要文件——大會《宣言》，鮑羅廷做出暫時的妥協，不再堅持國民黨人明顯不能接受的關于土地問題的建議。對此，鮑羅廷在稍后的共產黨黨團會議上還做出了說明[5](P127)。

“將大地主所有者的土地收歸國有”的建議被孫中山從宣言草案中刪除，《國民黨一大宣言》最終也沒有寫上“沒收土地”的字樣。但是共產國際和鮑羅廷都沒有放棄要求國民黨“沒收土地”?！秶顸h一大宣言》發表后，加拉罕在給鮑羅廷的信中提出：“我認為代表會議的成果是很可觀的,您完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唯一令人不滿的是孫逸仙對自己黨內‘地主’派所做的讓步。我認為，對于這一點還是應該像以前那樣給以譴責，以便使孫以最激進的方式貫徹執行土地法令?！盵2](P418)根據加拉罕和共產國際的指示，鮑羅廷沒有從以后的日程上撤銷關于土地問題的議案，還特意在有孫中山參加的委員會上反復地宣傳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讓必勝的國民黨把土地分給這些農民?！苍S不是所有的黨員都喜歡，但它會被國民黨最優秀的分子所樂于接受，并成為我們在群眾中廣泛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基礎”[2](P450)。

1924年2月25日，共產國際第三次發出了有關“土地革命”的指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東方委員會關于中國問題做出決定，提出“國民黨面臨的具體任務是開展較激進的土地改革”[2](P491)。同年8月，商團事件發生，孫中山對待農民土地問題的態度明顯更加激進。共產國際的再次決議和孫中山態度的轉變給鮑羅廷帶來了信心。10月，在中共廣東地區委員會會議上，鮑羅廷又一次提出土地問題，認為要鞏固廣東革命根據，關鍵是在于消滅現存的土地關系，設想把農民從地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使他們投身于革命。為此，他建議共產黨人立即改變以往的宣傳鼓動的方法，迅速派部隊到農村去，以武力解除地主的武裝，然后用收繳的武器把農民武裝起來，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他鼓勵共產黨人，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將會在“原則上同意進行土地革命”[6](P86)。

三、共產國際努力的落空及其原因

蘇俄及共產國際一再敦促孫中山國民黨以最激進的方式貫徹執行土地法令,“但孫博士堅持自己的意見”[1](P516)。除了同意“二五減租”和設立農會，孫中山直至逝世也沒有同意分配土地，國民黨也沒有制定任何分配土地的政策，就連“二五減租”的法令也沒有貫徹實行。共產國際最終努力落空，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共對于用“沒收土地”的激烈方法來組織農民參加革命尚且準備不足，更不可能推動國民黨實行這樣的辦法。

1923年5月24日，共產國際在給中共三大的指示信中提出“土地革命”戰略，這封信幾經輾轉，送達中共中央時，中共三大已經結束，中共中央也沒有制定相應的政策來開展“反對封建殘余的土地革命”，當然也不可能“不斷的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1](P254-255)。

但是，需要深究的是，假如指示信如期送達，中共中央就會接受“土地革命”的口號，從而制定“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廟土地并將其無償分給農民”的政策嗎？

1921年中共成立時只有區區50余人，力量非常弱小，因此不得不決定集中全部的精力“去組織工人”，農民問題成了“懸案”①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冊第196頁。。中共二大對農民階級狀況做了初步分析，認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但是共產黨人也同時看到“農民私有觀念極其鞏固”[7]?！稗r民幾乎全是文盲，他們沒有任何組織，缺乏階級自我意識。他們俯首聽命，簡直令人吃驚”[1](P169-170)。為此，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就明確認為，不要“以為馬上便可在農民中間做共產的社會革命運動”?！爸袊r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國內產業勃興，然后普遍的農業資本化，然后農業的無產階級發達集中起來，然后農村間才有真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7]。陳獨秀認為在目前這個階段，應該對此進行教育宣傳，組織農會，反對官吏、大地主和劣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法限于要求限田、限租等[8]。

就連對農民土地問題認識最深刻的毛澤東，此時也不贊成共產國際“分配土地”的決議。1924年1月，鮑羅廷召集討論國民黨“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黨團會議，當會議討論到要不要提出反對大地主的口號時，毛澤東很明確地講：我們的組織還不夠強大，影響還到不了群眾，還不適宜馬上提出“反對大地主”的口號，因為如果提出這個口號，“我們就會立即遭到這些工職人員或商人的反對，而這個口號實際上又不能吸引農民群眾”。所以，“只要我們還不確信我們在農村擁有強有力的基層組織，只要我們在很長時期內沒有進行宣傳，我們就不能下決心采取激進的步驟反對較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一般地說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這種斗爭的程度”[2](P469-470)。

中共三大通過了中共歷史上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將農民問題寫進了黨的綱領，據負責起草大會黨綱草案的瞿秋白后來回憶：屢經思索，始終不敢寫上“耕地農有”的口號，對于“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一句話，陳獨秀也覺得過于絕對化，并改成“不得農民參加，也很難成功”[9](P489-490)。1923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三屆一次執委會，中共中央總結廣東海陸豐和湖南衡陽地區農民運動失敗的教訓，認為是“我們的同志在農村中尚無深的根基”，因此“招中農多數的反抗，勾結軍閥官僚，加以武力的壓迫”。所以，農民運動的策略，目前應先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農民利益”為號召，“不宜開始即鼓吹佃農的經濟爭斗中農之反抗”[10](P201)。

由此可見，此時的中共中央對于用“沒收土地”的激烈方法來組織農民參加革命還沒有足夠的準備，他們這時提出的是“劃一并減輕田賦，革除陋規”?！耙幎ㄏ拗铺镒獾姆?，承認佃農協會有議租權”?！皣野l給貧農種籽及農具”，“規定重要農產品價格的最小限度”的溫和改進的方法②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2冊第527頁。。中共對于“土地革命”尚且準備不足，又怎么能推動國民黨實行這樣的辦法呢？

其次，孫中山國民黨不贊成激進的“分配農民土地”的辦法。

不同于共產國際對中國是一個落后東方社會，其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分析，孫中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是：“中國自秦以后，封建制度已經打破了，中國到今日脫離封建制度雖然有了二千年……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為難”[11](P382)。他認為,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中國社會不存在大富的特殊階級,只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也不存在大地主。因此，“用不著階級戰爭去打平他”[11](P391-392)?！拔覀兯鲝埖墓伯a，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11](P388-389)。出訪莫斯科的國民黨代表團提交的關于中國革命運動的報告，也是認為中國農民既不感覺到自己痛苦，也不存在土地要求：“中國不存在大土地占有制……中國很少發生大土地占有者和農民之間的沖突。農民滿意遭受國家苛捐重稅之苦。所以要找到有助于我們處理農民階級問題的響應政治口號是相當困難的”[1](P297)。

這樣，孫中山對中國農民的革命潛力的估計與共產國際就存在明顯差異。孫中山一方面承認“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12](P556)；一方面又嘆息“農民向來沒有團結，像一片散沙一樣”[12](P463)。而且，地主豪紳擁有強大的武力，民團的力量遠大于農民自衛軍的，農民沒有能很好的武裝和組織，難以與地主民團對抗。據此，孫中山明確認為：“在當前組織農民協會的形勢下，進行任何反對地主的宣傳都是策略性的錯誤，因為那樣做會使地主在農民之前先組織起來”[1](P516)。鮑羅廷1926年2月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報告時回憶：“當我們試圖以更現實更具體的形式提出土地問題時，我第一次遭到了孫本人的反對?！睂O中山反對鮑建議的理由就是：“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貫徹執行，因為我們的農民沒有文化沒有組織起來，在我們和農民之間有豪紳。如果我們頒布法令，那么這個法令會首先落到豪紳手里（如果法令能傳到農村的話），豪紳就會利用法令反對我們，并且他們不僅把軍閥也把農民發動起來反對我們”[2](P516)。

孫中山國民黨主張以“稅收”和“贖買”的辦法，以漸進的改良來解決中國農民土地問題，不贊成共產國際的“剝奪”辦法。商團事件發生后，孫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同時強調不會在沒有預備的情況下“就仿效俄國的激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因為“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12](P556)。孫中山一再公開申明，“耕者有其田”并非要奪富人之田為己有，而是“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11](P400)。

再次，由于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不盡了解，共產國際的“土地革命”戰略設想有不盡符合中國實際之處，從而讓實施者頗感為難。

從共產國際二大討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肇始，此后，共產國際一系列文件中不斷有中國社會是“封建殘余”的表述。這表明共產國際對于中國社會經濟特點的了解和分析不是那么精準，并且明顯帶有俄國革命色彩。中國社會顯然不是俄國革命時瀕臨崩潰的封建領主制度，地主階級還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中最強大的勢力。共產國際提出“土地革命”的口號，是從俄國經驗的角度自然而然地認為，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下一步將會像1917——1918年在俄國那樣很快爆發農民奪取土地的自發斗爭。共產國際沒有考慮到，在中國，對農民的宣傳、動員和組織工作尤為重要，中國農民的分散性以及文化和政治的落后性,要將其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絕非易事。對于這些，共產國際的估計是嚴重不足的，由此導致共產國際對中國土地革命任務的艱巨性和極端重要性認識不夠。

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提出組織“農會”，設想把農民和一切被剝削者聯合到農會里，以“農會”作為農村政權，組織農民自衛軍，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的農村自治口號，并由“農會”來分配沒收土地。這反映了列寧對東方國家“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做了大量的思考，但對有些實際問題還來不及作進一步探討?！稗r會”和“農民自衛軍”由誰來領導？農民自己領導自己？農村自治有多大空間？當時中國北洋政府統治，農民不可能有自治空間，就算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南方農村，民團的力量，傳統力量，都不適合農民自治。因此，即使有了“土地革命”的綱領，作為實施者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首先還需要考慮建立政權，訓練足夠的黨員、干部、軍隊深入農村，制定正確的沒收分配土地的政策，否則，就算有一個綱領也無從實施。

總之，共產國際土地革命戰略的設想方案，令實施者，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頗感為難，屢屢不敢著手。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下）第2卷[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上）第1卷[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Z].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4][蘇]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上）第3卷[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6]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7]陳獨秀.中國農民問題 [J].前鋒，1923，（1）.

[8]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J].前鋒，1923，（2）.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卷[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

[11]孫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孫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汪澎（1980-）女，安徽六安人，西南交通大學政治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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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1-7155（2012）01-0077-05

10.3969/j.issn.1671-7155.2012.01.015

2011-11-06

（責任編輯 何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