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的“科學性”涵義

尤西林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文學理論的“科學性”涵義

尤西林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

一 文學理論與自然科學分享的“科學性”

從前現代統制性神學或經學中獨立出來的文學理論，作為現代“學科”(discipline)，其原理性包含著系統知識與規范方法，這也就是近代獨立的“科學”概念內涵。以經典物理學為典范的自然科學迄今仍然支配著“科學”觀念的規定與理解。斯達爾夫人與泰納的文學理論，代表著較深依賴于自然科學的文學理論類型，普列漢諾夫的文學理論則可以代表依賴社會科學的文學理論類型。誠然，不僅社會科學理論，甚至自然科學意義的科學知識及其方法，對當代文學理論仍然有著重要意義。例如當代文學理論中莫萊蒂(Franco Moretti)將自然科學的生物學、地理學與社會科學的統計學、社會學糅合于人文哲學與文學理論，以“宏觀閱讀”(Distant Reading)方式揭示了個體閱讀視野無法看到的文學史規律，文學地圖學從而成為一個自然科學與文學理論結合的學派理論。但是，上述方向的“科學”性僅居于工具技術的方法地位。是否可以在更根本的意義上討論文學理論的“科學性”呢？

扼要講，文學理論與自然科學共享著“科學”的以下若干現代性特性：

(一)文學理論與研究對象的主客區分格式；

(二)以概念與邏輯揭示文學活動規律；

(三)文學活動規律轉化為可以普遍驗證的文學理論“知識”；

(四)文學理論的知識具有系統性或體系性；

(五)上述科學特性保證了文學理論在現代大學的研究與教育的交流傳承。

但是，文學理論與自然科學分享的“科學性”不僅有限，而且需要反思其對文學理論造成的缺陷與局限，為此需要引入人文科學理論。

二 文學理論的人文科學屬性

文學理論是人文科學中的一門人文學科。其獨特的“科學性”需要在與自然科學既關聯又相區別的人文科學涵義下獲得說明。

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后，19世紀下半葉誕生的人文科學已經提供了一個新的現代學科知識類型。對于特定的具體人文學科而言，人文科學具有“元理論”的意義。所謂“元理論”，是指作為特定學科終極性原理、前提與方法的類型科學。但是，人文科學對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帶有反思與價值規范性質，人文科學興起的重要背景恰恰是批判科學主義，從而，人文科學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稱作“科學”、人文科學是否還可以與自然科學分享文化現代性成果的“科學”觀念，也就成為一個問題。正因為此，國內外漢語學術界往往顧忌采用“人文科學”一詞，而寧可使用“人文學科”或者“人文學”。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中國人文的重建》(1982)中強調，“‘人文學科’絕對不能把它叫做‘人文科學’”。[1](P.3)但是，西方語言中，與漢語“科學”對應的除“science”外，是否還有其他不同思想背景的語詞？

其實，古希臘時代的“哲學”(philosophia)，作為系統的知識與究極的真理追求，也就是“科學”。近代以后以自然科學為范型的狹義“科學”(science)，在古希臘即包含在“哲學”的早期形態“自然哲學”中。這種與“哲學”同義或密切關聯的廣義“科學”語義語用，特別保留在德文的“科學”(Wissenschaft)一詞中。海德格爾指出，經費希特以“Wissenschaft”為詞根鑄造了“知識學”這個傲視近代物理學的術語后，“科學”(Wissenschaft)便享有了作為系統知識與終極真理的崇高地位。[2](P.829)從19世紀眾多創建人文科學的形態，到20世紀胡塞爾所立志建構的“真正的科學”的現象學與人文科學，都是在這一意義下使用“科學”一詞的。聯系到德國思想文化特別是哲學的終極追究與信仰氣質，我們不難理解“Wissenschaft”與注重實用經驗的英語文化傳統中的“science”之上述差別。

因而,當用人文科學代稱的德文“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翻譯穆勒(J.S.Mill)《邏輯學》里“道德科學”(moral sciences)一詞時，*參閱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第3頁關于這一翻譯歷史地位的說明。已經發生了從近代自然科學向現代人文科學的轉化。其實，早在穆勒之前的休謨《人類理解研究》第一章中，已有“精神哲學(Moral Philosophy)或人性科學”的提法，[3](P.9)只是休謨比穆勒更加審慎恰當地使用了“哲學”而不是“科學”的歸類。

與德語思想堅持人文科學之“科學”地位相同，意大利學者維柯(G. Vico)早在自然科學獨占“科學”一詞的18世紀，就立志為有別于自然科學的“詩意思維”命名一門“新科學”。[4]意大利文的“科學”(scienza)與英文“science”同源于拉丁文“scientia”，因而維柯才針對狹義的自然科學型的“科學”而冠以“新”字。維柯的“新科學”，就是廣義的人文科學，他與德國思想家一樣，都堅持了“人文”的“科學”地位?！翱茖W”，在此是指自古即有、近代以來尤為尊貴的系統知識與真理認識，“人文”要求分享此一知識桂冠，表明了“人文科學”的現代性。它意味著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獨立區分又相互依存的密切關聯性。*有關人文科學術語的詳細討論請參閱尤西林《人文科學導論》第一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晚近討論請參閱筆者在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國際會議上的發言，刊于《開放時代》2011年第11期，第29-31頁。

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1942)作為現代文學理論代表性著作，其第一章即引述人文科學，以之作為奠基文學理論研究對象與方法的元理論。但是，該書關于文學理論的人文科學特性理解僅僅落實為文學對象的“個性”或“特殊性”。這一局限代表著文學理論與其元理論的人文科學關系研究的普遍狀況。因此，文學理論的人文科學特性研究至今仍是一項有待深入的基礎性課題。

三 文學理論人文“科學”性之價值理念性

人文科學創建人之一的李凱爾特，把人文科學定位于關于價值的科學。[5]自然科學知識論意義上的“科學”性強調知識的客觀系統性與原理根本性，據此而有韋伯著名的“價值中立”(Value-freedom)原則。而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就其價值論角度則是指價值的系統性與根本性，因而代表著科學時代的終極價值理念，它作為精神價值意義超越實用的價值。

立刻會發生的問題是，在政教分離的現代化社會，終極價值理念如果以公共文化典型的“科學”自居，是否會出現前現代精神專制？流行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按照韋伯的公私精神分離原則，判定終極價值屬于私人領域。但幾百年的現代性精神史已經表明，由此而興起的價值虛無主義不僅抹殺了人文精神的高貴進階，而且貶低了整個現代精神。終極價值及其現代性的正當形態已是根本性的時代難題。

維護政教分離的現代文明與闡釋并守護終極價值意義相容不悖的一個關鍵是，人文科學并非基于行政制度，或者說，人文科學與訴諸社會制度實踐的社會科學相區別。*參閱尤西林《闡釋并守護世界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的起源與使命》第四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尤西林《藝術傳播的現代性及其限定》關于“政藝分離”的論述(臺北《哲學與文化》，2011年第10期)。這一意義的終極價值也就是現代人文理想。人文科學的終極價值以學理形態支持每一位現代個體本應擁有的人文理想。

文學理論的終極價值不能堅執為特定教義，否則就成為前現代的精神統制，而表現為對文學現象的價值導向。精神價值追求是文學理論研究與評價文學的基本方向之一。文學理論從人文精神科學高度對文學的精神價值評論研究，不僅可以在學理上比文學活動的創作與欣賞更深刻，而且可以直接提升為審美的境界。當文獻學證明特洛伊戰爭中的海倫屬于誤傳幻象、真實歷史中的海倫當時在埃及時，布洛赫(Ernst Bloch)對希臘史詩這一著名題材做出了如下精神理想價值的評論：“這件事情的真正深刻之處在于：特洛伊的或者說幻影的海倫比埃及的海倫更為優越，因為前者在夢中活了十年，并使夢想真正獲得了實現。這是不能完全由后來的真正現實所取消的……只有特洛伊的海倫而不是埃及的海倫和軍隊一道行軍，只有她使她的丈夫度過十年苦苦的徒然思念的歲月，使他備嘗痛苦與又恨又愛的感情，使他背井離鄉地度過許多夜晚，嘗盡艱苦的軍營生活，急切地盼望勝利。砝碼已經被輕易地互換了一下：在這個迷惑混亂之中，同一個罪惡的、受苦的但主要是有希望的世界連接在一起的、幻想出來的特洛伊的誘人的女妖幾乎是唯一的現實，而現實倒幾乎變成一個幻影?！盵6](P.204)這一評論與史實實證針鋒相對，它以人文科學的價值理想性詮釋文學文本的“意義”，反倒比立足事實的實證科學更符合研究對象的文學經驗——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文學評論在此顯示出深化與提升引導文學經驗的職能，它是何等動人地觸及到我們閱讀時未曾進入的感人境界！

文學理論的人文科學性除了價值理想性外，還在文學理論的方法形態上與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形態深刻區別。它要求文學理論靜態的知識系統以詮釋方式“活動”起來。這是一個超出本文的更具有全局性的探討性課題，此處無法展開。

[1]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北京：三聯書店，1988.

[2]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卷)[M].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3]休謨.人類理解研究[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4]維柯.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5]李凱爾特.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6]布洛赫.希望的原理[M]//利·拉貝茲.修正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2012-10-01

尤西林(1947-)，男，陜西榆林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美學、文藝學及人文科學原理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