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重點的轉變：中共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的戰略選擇問題分析

曾耀榮，鮮曉博

(贛南師范學院中央蘇區研究中心,江西 贛州 341000)

戰略重點的轉變：中共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的戰略選擇問題分析

曾耀榮，鮮曉博

(贛南師范學院中央蘇區研究中心,江西 贛州 341000)

在紅四軍主力退出井岡山、建立中央蘇區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是從兩湖和廣東為中心到以江西為中心的轉變；二是從農村游擊戰到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轉變；三是從“以贛南為退步”到建立“前進的根基”的轉變。中共戰略思想的變化為中央蘇區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思想認識基礎和理論依據。

戰略選擇；井岡山；中央蘇區；中共

中央蘇區是紅四軍在退出井岡山前往江西和福建邊界的革命斗爭中建立起來的。紅四軍撤離井岡山最初的目的不過是實施“圍魏救趙”以解井岡山之圍。但是,紅四軍在出擊贛南、閩西過程中,發現無法返回井岡山,便決定在贛南、閩西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在此過程中,中共根據當時紅四軍的發展,在戰略思想上作了三個重大調整,由此奠定了中國革命前進的根基。有關這個問題,學術界少有涉及,本文試就此問題作初步的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之效。

一、以兩湖和廣東為中心到“以江西為中心”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八·七”會議上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如何進行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呢？中共中央最初打算利用自己在張發奎部隊上層軍官中的影響,促使張發奎脫離武漢政府,遺憾的是這種打算未能取得成功。隨后,中共中央發動了“八一”南昌起義,試圖獨自掌握武裝力量,以反抗國民黨右派的叛變行徑,結果也未能達到預期目的。在“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村組織和發動農民,進行農民暴動。為此,中央要求湘粵贛鄂四省立即進行秋收暴動。由于中國共產黨深受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革命斗爭的影響,在指導思想上形成中國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幾個省勝利的主張。1928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關于中國政治現狀與最近各省工作方針議決案》中,把農民暴動分成四個區域:一是廣東、湖南和湖北；二是河南、陜西；三是直隸、山東；四是江蘇、浙江。中共中央認為,在四個暴動區域中,湖南、湖北和廣東省最有條件奪取政權,其次是河南省,而其他區域則比較困難。因為湖南和湖北兩省,尤其是湖南省豪紳、地主和軍閥統治相對比較弱小,而農民群眾力量較為強大,斗爭經驗比較豐富。湖北與湖南條件差不多,農民暴動已經波及全省,并延伸到湖北和江西邊界。廣東省各地農民暴動已經延續了一年之久,海陸豐地區已經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雖然在廣州起義中,工人運動遭受了慘重損失,但是中共及其領導下的革命力量還有相當的基礎。［1］(P29-31)但是,“江西黨組織極弱,工農運動當然不好,贛東除臨川,寧都有特支外,其余所經各地毫無組織。完全沒有農民運動。反動的AB團的勢力卻很大,所以在贛東一帶不單是不能得到農民的幫助,并且受到了很多的阻礙”。［2］(P349-350)1928年1月以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暴動持續發展,各地蘇維埃紛紛建立。3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致湘鄂贛三省委信》中提出,目前湖南、湖北和江西農民暴動已經由廣東和江西西南部向湖南南部、湖南東部的醴陵、萍鄉發展,在三省農民暴動與廣東農民暴動互相呼應問題上,應該以湖南作為三省暴動中心區域。但是,以湖南為農民暴動中心,并不意味著中央不重視湖北和江西工作,也不是說湖北和江西兩省農民暴動不可先湖南而發動。在發動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農民斗爭,各省都需要加緊革命準備工作。［1］(P71-73)1929年紅四軍從井岡山下山,開赴贛閩邊界,極大地推動了贛西南的農民斗爭,中共對革命中心的認識發生了某些變化,江西開始成為了革命中心的一部分。1929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通告第三十六號——關于政治局勢與斗爭策略的決定》,其中指出:“從一般形勢看,現有兩個革命中心區域,第一是廣東,第二是湘鄂贛及豫南,后一個區域的布置應暫時以湖南為中心,而武漢的暴動應當是這一區域暴動的完成,并當使暴動的武漢變成全國的革命中心?！保?］(P50)

1929年2月和3月,紅四軍主力在瑞金大柏地、福建長汀先后消滅了劉士毅和郭鳳鳴兩個旅主力,“自劉郭二旅擊潰之后,閩西贛南可以說沒有敵人了”。與之相反,湖南和廣東等省國民黨軍隊勢力強大；湖南省更因黨的盲動主義政策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喪失。4月5日,紅四軍前委在給中央的回信中提出:“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混亂的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二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中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保?］(P57-58)紅四軍前委提出“爭取江西,兼及閩西、浙西”計劃,實際上確立了未來中國革命的發展重心應該放在江西,改變了中共中央關于湖南、廣東和湖北三省是中國革命中心的決策。1929年冬至1930年初,江西省革命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贛南、閩西建立二十余縣的紅色政權,基本上實現了長汀前委擴大會議的計劃；二是主力紅軍由紅四軍一個軍發展到有紅四、五、六軍三個軍,特別是紅四、五、六軍相繼匯集贛西南,在贛江南段和中段各縣分兵發動群眾,使江西境內在一個時期里,出現了革命武裝力量幾乎超過反革命武裝力量的有利局勢；三是江西敵人內部擁蔣與反蔣、湘系軍閥與滇系軍閥、土著軍閥與外來軍閥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日益尖銳化,使本來薄溺的江西省國民黨軍事力量變得更加四分五裂。與此同時,兩廣軍閥戰爭相持未決,福建敵人內訌又起,湖南又有對周爛、吳尚的軍事行動,湖北有鄂系對蔣系的爭斗,蔣馮閻軍閥正在醞釀大戰,全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因此普遍形成高潮。在上述形勢下,蔣介石短時期內沒有向江西增兵的可能。［4］(P107)由于“江西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都比其他各省成熟”,1930年2月,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指出:“中國蘇維埃將繼俄國蘇維埃而出現,成為世界蘇維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國之內首先出現的將是江西蘇維埃?！蓖瑫r,聯席會議明確提出,江西將成為閩、粵、浙、贛、湘南方五省的革命中心,在中國蘇維埃革命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耙越鳛橹行牡拈}、粵、浙、贛、湘五省武裝斗爭是一個日益發展的形勢,也是擴大土地革命影響于全國各地的鮮明旗幟,他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義上實行武裝擁護蘇維埃、促進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保?］(P130)紅四軍前委還認為:“全國有一個省或兩個省首先勝利奪取政權之可能,在南方各省中,我們以為首先勝利的省份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觀條件都有這種可能性?！保?］(P157)從中共中央提出中國革命中心區域是兩湖和廣東,到紅四軍前委提出“以江西為中心”的五省武裝斗爭的發展,可以發現,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中國革命發展重心逐步地向江西遷移。這種發展態勢,最終使中共中央確認了江西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區域,決定把中央蘇區建立在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江西和福建邊界區域。

二、從農村游擊戰到開辟“農村根據地”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被迫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移到鄉村。當時,中共領導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農民暴動。由于中共沒有掌握多少正規軍隊,而少數農民自衛軍不具備進行正規戰的實力和條件,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在“條件不成熟時應采用游擊戰爭和小面積的農村割據”。［7］(P168)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央致兩湖省委信》中提出:“在鄉村中大力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東西,分配土地,搗毀與搶劫所有政府的征收機關,停止繳納一切田租捐稅,停止一切繳還一切借債,集中力量割據某縣或數縣?！保?］(P418)1928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通告第二十八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在文件中指出:“農村群眾斗爭發動而進于武裝暴動,則游擊戰爭便成為武裝斗爭的一種最初的方式?！@是說暴動的農民和反革命作戰的時候,不能采取正式軍隊的作戰方式,而用少數武裝力量襲擊敵人,用‘分散細小的隊伍,使敵人防不勝防出其不意的去襲擊’?！保?］(P5)稍后,中共中央還對如何開展農村游擊戰提出了指導性意見。3月6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號附文》指出,農民斗爭要從自發暴動到“發動一般殺戮豪紳的零星的少數人秘密的游擊戰爭,使進到群眾的公開的游擊戰爭”。［1］(P63)“農民暴動中游擊戰爭的勝利,其目的當然在于創立革命的地域”。［1］(P5)

在中共中央極力宣傳鄉村暴動和農村游擊戰之時,作為中央特派員的毛澤東在湘贛邊秋收起義失利之際,帶著秋收起義殘余的武裝力量直接登上井岡山,當起了紅色的“山大王”。井岡山根據地建立是中共建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新道路的起點。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很少有人注意到井岡山根據地在中國革命史的歷史價值,以至于蘇聯人認為:“現在恐怕誰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澤東的紅軍已經取得重大勝利,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支軍隊無疑地成為中國游擊戰運動中出現的最重要的現象?！保?］(P16)192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主張。11月25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進一步闡述“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提出了在農村實行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革命斗爭。不過,毛澤東此時所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尚未擺脫以城市為中心奪取革命勝利的傳統模式。［9］(P58)1929年1月,為了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第二次“會剿”,紅四軍主力決定暫時撤離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而采取變動不居的游擊戰略以擺脫敵人的跟蹤進攻。紅四軍在贛閩邊境分兵游擊戰術,一度失去原有革命根據地的依托,致使紅軍蒙受極大損失,到1929年4月,紅五軍與紅四軍在贛南會合時,“朱毛只剩二千人,彭只剩八百人”。［10］(P273)這使紅四軍領導人深刻認識到建立“工農武裝割據”的極端重要性。由于像井岡山那樣公開的武裝割據,目標明顯,很容易遭受國民黨軍隊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而大范圍的流動游擊很容易使工農紅軍失去依托和無法獲得群眾的支持,毛澤東對東固革命根據地秘密武裝割據形式表示了認同?！耙勒諆赡甑慕涷?在全國至少有一個省用總暴動的方法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權以前,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益的,……”,而“東固則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經驅逐了,權力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吔缢艿降耐纯啻说赝耆珱]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組織取得群眾不致失掉群眾”。［11］(P321)毛澤東對東固根據地高度肯定與贊賞,卻并不滿足東固“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據,而只是將此作為農村割據的一個前進基礎。其終極目標乃是由這樣的基地為基礎,波浪式向外發展,形成公開的、大規模的工農武裝割據,直至促成革命高潮到來,造成對城市的包圍,奪取全國政權。［12］(P56)1929年3月20日,紅四軍前委在長汀縣辛耕別墅召開了擴大會議,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的主要任務是奪取工農群眾和士兵群眾；工作重點是應該在湖南、江西、廣東、福建、江蘇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直隸等地建立紅軍和小范圍的蘇維埃政權。由于福建、浙江、贛東及贛南地區國民黨軍隊力量薄弱,且靠近大海,可以考慮建立公開的武裝割據。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兩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20余縣為范圍，用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保?3］(P67)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中共在全國建立十多個大小革命根據地。這些根據地的建立使毛澤東終于突破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框框,提出了農村革命根據地和農村革命道路的思想。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保?4］(P98)這在實際上已經確立了以農村為中心的思想。周恩來同志回顧這個階段的歷史時指出:“關于把工作中心放在鄉村,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來領導農民游擊戰爭,我認為當時毛澤東同志,也還沒有這些思想,他也還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開始他還主張在閩浙贛創造蘇區來影響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索,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保?5］(P179)

三、“以贛南為退步”到建立“前進的根基”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成功“說明了我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只能首先建立在山區,依靠易守難攻的山地做‘山大王’,即必須依賴地勢這個客觀條件來建立工農政權”。［16］(P49)也許毛澤東認識到地勢對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在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強調:“我們對于‘以贛南為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經濟而不是政治的意義；政治意義上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之創立于擴大這個政策,是十分必要與十分正確的?！保?］(P62)12月,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調集18個團3萬軍隊,向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1929年1月4日至6日,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特委、各縣縣委及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在寧岡縣柏露村召開了聯系會議,分析敵軍“會剿”形勢,并研究打破敵人“會剿”的應對策略。在這次會議上,出現了三種不同意見:第一派以守為攻說。這一派主張積極準備邊界八縣群眾力量,憑藉井岡天險,引敵人到山下來攻,趁其疲憊,然后由紅軍和群眾夾擊敵人。第二派死守主義說。這一派認為敵人無法打破井岡天險,而蔣桂戰爭將至,主張紅軍死守井岡山,兩個月后就可以取得勝利。第三派拋棄邊界說。這一派認為紅軍不應死守邊界,需要到別處另圖發展,如此紅軍才能保存邊界黨和群眾組織。［17］(P780)毛澤東和前委多數人對上述三種意見均不贊同。大會最終作出了紅五軍和紅四軍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打入敵后,內外夾擊,在外線作戰消滅敵人,以期“圍魏救趙”之效,解井岡山之圍?！皣壕融w”的戰略思想是主動跳到外線,調動敵人,以便在運動中殲滅之,這是積極的、主動的戰略。但是,“圍魏救趙”的核心思想還是堅守井岡山,“以贛南為退步”的指導思想的體現。

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在井岡山反“會剿”失敗,被迫從井岡山突圍,前往贛南游擊。2月,毛澤東在東固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決定紅四軍放棄回師井岡山的計劃,“到閩粵交界處游擊”,尋找新的落腳點。3月14日,紅四軍占領長汀后,前委幫助長汀縣建立了長汀縣委,成立長汀革命委員會,建立長汀縣赤衛隊,紅軍還分三路到農村去發動群眾。在長汀開展革命斗爭之際,紅四軍領導人思考了其下一步如何行動？向何處發展？3月20日,紅四軍前委在長汀縣辛耕別墅召開了擴大會議,討論紅四軍的戰略方針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紅四軍前委認為贛南、閩西具有下列優勢條件:(1)贛南、閩西地域寬廣,境內山巒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適宜于開展游擊戰爭；(2)黨和群眾的基礎好,物產比較豐富,能為堅持武裝割據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持；(3)國民黨駐軍力量薄弱,并且距離大城市遠,交通不便,軍隊往來聚集都很困難。贛南、閩西具有建立紅色割據的山勢、地域、物產、民情、黨政基礎等的良好條件。前敵委員會提出,紅四、五軍在贛南、閩西等地進行游擊戰爭,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紅四軍的具體行動計劃為“紅軍第四軍大概十天內在閩邊工作,十天外須赴贛邊瑞金、寧都一帶游擊,那時須看湘贛戰局的形勢從有利于紅軍的發展及有利于工農群眾發展的標準去決定行動?；蛟倩亻}邊作較長時間的游擊；或往吉安去接近國民黨的戰區。惟閩西贛南一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劃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13］(P67)這樣,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向黨中央提出了一個創建贛南、閩西紅色割據區域的藍圖,提出了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范圍,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計劃。［18］(P44)它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逐漸擺脫了地理依賴,認識到“下山”依靠工農群眾在更廣闊的農村同樣可以建立紅色政權,“說明了我黨領導的政權從山區走向平原,即擺脫地勢這個客觀條件,充分發揮和依靠主觀條件來建立自己的政權”［16］(P49),為中央蘇區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和認識基礎。

中共黨內指導思想三個方面的轉變,既是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紅四軍開辟中央蘇區斗爭的結果,也是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為核心建立中央蘇區的思想基礎。正是由于中央蘇區的建立,中共才能以瑞金為中心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開始了局部執政的偉大嘗試。因此,研究和分析中共黨內指導思想的轉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冊(1928)［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2］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冊(1927)［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1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陳榮華.試論“爭取江西”戰略計劃的內容［J］.江西社會科學,1984(4).

［5］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東固·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第二冊［Z］.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6］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A］.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7］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8］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9］蔣伯英.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三個重大理論問題的轉變［J］.中共黨史研究,2009(12).

［10］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

［11］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征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12］蔣伯英.從毛澤東的論述看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歷史貢獻［J］.黨的文獻,2007(5).

［13］江西省檔案館,中央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4］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周恩來選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鞠景奇.應該重視創建贛南閩西根據地的實踐［J］.鎮江師專學報,1986(3).

［1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1929)［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18］黃書孟.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創建贛南閩西根據地的理論意義［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87(2).

Shifts of Strategic Priority:On CPC's Strategic Choices fro MJ inggangshan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ZENG Yao-rong,XIAN Xiao-bo
(Institute of Central Soviet Area,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Along the Red Army's strategic move froMJinggangshan to the Central Soviet Are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nessed three shifts in its guidelines.The first is shift of its campaign center froMHunan，Hubei and Guangdong to Jiangxi；the second is shift of its military strategy froMrural guerilla fights to establishing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s；the third is shift froMtaking South Jiangxi area as a“backup”to a“forwarding fort”.The shifts la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enlightening guidelines for the foundation and growth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strategic choice；jinggangshan；Central Soviet Area；CPC

K263.4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6.002

1674-8107（2012）06-0009-05

（責任編輯：韓曦）

2012-10-07

江西省社科規劃項目“中央蘇區金融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8DJ25），江西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項目“中央蘇區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研究”（項目編號：LS0902）。

1.曾耀榮（1969-），男，湖南邵陽人，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近代鄉村史和蘇區史研究。2.鮮曉博（1988-），男，河南南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蘇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