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設與民族復興
——20世紀30年代“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解析

鄧文初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2249)

文化建設與民族復興
——20世紀30年代“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解析

鄧文初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 102249)

20世紀30年代“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討論，是民族復興運動中的一環，思想界提出恢復文化自信心、建設中國的本位文化、文化建設的計劃化與組織化等問題，是戰爭背景下文化民族主義運動的反應，也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對此后“抗戰建國”國策的提出有著深遠的影響。

文化民族主義；民族復興運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全盤西化；東西文化論戰

1935年1月10日,薩孟武、陶希圣、王新命等十位教授聯名發布《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宣言》,史稱“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本位文化宣言”。宣言發表后,產生巨大影響,文化界掀起了一場“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國內報刊發布了諸多的社評、社論和文章；“中華文化建設協會”則致函各分會,要求召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座談會”。南京、上海、北平、濟南、保定等地均有大規模的活動。文化界內部也發生一輪“中西文化”大戰, 30年代思想界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有涉入?！丢毩⒃u論》和《文化建設》是論爭的主要陣地,論爭持續到1936年才暫告停息?！叭P西化”與“本位文化”的沖突是這次論爭的中心,其中,西化派一方以陳序經、胡適等為主,本位派以陶希圣、薩孟武等為中心,就中西文化比較、文化移植、文化評判標準、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等諸多方面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耿云志先生認為這是近代中國最大的東西文化論戰,影響深遠。

學界于這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多關注宣言發表后引發的文化論爭,研究重心在“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沖突①,卻忽視“十教授宣言”的背景,忽視它與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民族復興運動”的關系。而后者,又是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民族主義運動中最為重要的一次思想文化運動——文化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基于思想史研究必須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與語境中展開這一史學要求,有必要重新檢視這場運動的諸多面相,發掘那些被遺忘與遮蔽的因素,以呈現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的時代處境與特征。

一、“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盡管已有論者指出,“十教授宣言”具有強烈的官方背景,特別是得到陳立夫領導下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大力支持。但這一揭示卻具有某種道德評判意味,并非在學理層面探尋兩者的內在理路。［1］(P378)確實,“十教授宣言”背后有著陳立夫及其麾下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身影。但這一關聯,并非僅僅權力關聯,且主要不是權力關聯,其中文化情節與思想親和是最主要的因素。

1934年成立的“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是在陳立夫的直接領導之下,陳立夫擔任理事長,邵元沖、吳鐵城任副理事長,而蔣介石是名譽理事長。協會的宗旨與活動可以認作國民黨的官方行為。也正是在這種視角中,對其宗旨與活動的分析,必須放在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之意識形態中展開。

綜合考察“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創立緣起、綱領與成立宣言等文獻,可以看出,其提出的“文化之革命”或“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宗旨在通過民族文化的復興以達到民族救亡之目的?！秳摿⒕壠稹窂奈幕c政治經濟不可分離的關系切入,強調“政治經濟固為文化之推動機,而文化亦為政治經濟之孕育者,”且“文化則尤能決定未來政治經濟之趨歸”,“不有文化之革命,何以促政治經濟革命之成功？”［2］(P765-766)而《成立宣言》則強調國家興替、民族盛衰“系于文化”,“文化有不斷之推陳出新,斯國家與民族均能成遂其無疆之發展”。但近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演變,“淘汰堪虞”,或固步自封,或饑不擇食,“以致文化中落,國運衰頹,民族失其活潑進取之精神,社會陷于腐潰惡劣之絕境”?！爱敶舜嫱鼋^續之交,如不急行從事于中國文化之新建設,國家民族寧復有起死回生之希望？”［3］(P768-769)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機關刊《文化建設月刊》于1934年10月10日創刊,《發刊辭》提出“民族本位的文化建設”的口號。認為現代的世界是一個民族主義的世界,中國必須建立一個民族的統一國家,始能有“現代中國的新文化”產生的可能。新文化建設必然要努力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機械的新生產技術的學習,以為中國的新文化樹立基礎。①《文化建設》月刊社:《發刊辭》,《文化建設》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10月10日),遼寧大學哲學系:《中國現代哲學史資料匯編》第二集第六冊,內部資料,無出版單位,1982年,第40-41頁。(以下凡引用本書的資料注釋簡稱《匯編》)

1935年創辦的《讀書季刊》也是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的領導之下的。其《發刊詞》回顧了近代以來各個古老文明的衰敗過程,指出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帝國主義侵略之命運,以歷史事實揭示民族危亡的現實處境,警醒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后的爭生存的時期”——“現在,我們只有自力更生,明恥忍辱,從憂患的交集中,爭取我們的生路。從楚歌縈繞的空氣里,來奠定我們的基礎”。

這個生死存亡之舉,就是民族復興。而文化復興,又是民族復興運動的前提?！栋l刊詞》說,我們要“有備”,要“遠慮”——“首先即要能自覺自信自奮,從民族復興的大前提出發,以文化復興,奠定我們民族復興的基礎,這就是說,‘唯有文化復興運動能成功,民族復興運動,才能不托空言,才能如期實現?！雹凇蹲x書季刊》編輯部:《發刊詞》,《讀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匯編》,第42頁。

后面這句話,出自陳立夫。確實,陳立夫是這次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領導者與核心人物,其思想與言論為中國文化的建設運動定下了基調,也是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理論的主要資源。在復興運動中,陳立夫有不少講話與文章發表,其中心思想,就是通過文化復興以達到民族復興之目標。這一認識,與他對文化興衰與民族存亡的關系的思考有關。

在《文化運動與民族復興》中,陳立夫提出,“我們現在大家都痛感民族地位的杌隉,國家情勢的危殆,以為在這千鈞一發之時,民族復興運動實為現在每一個國民應有之自覺,應有之自信,應有之自奮。年來中央于軍事,政治、黨務、教育各方面的設施,都是根于民族復興運動這一個大前提而出發的。不過,我們更深信,一個民族的強弱盛衰,完全基于文化的是否昌盛,所以我們在民族復興運動的前夜,應該有一個轟轟烈烈的切切實實的文化復興運動。而且唯有文化復興運動成功,民族復興運動才能不托空言,才能如期實現?！雹坳惲⒎?《文化運動與民族復興》,《文協會報》第10期,轉自耿云志主編:《胡適論爭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中冊,第1579-1580頁。(以下凡引用本書的注釋簡稱《論爭集》)

盡管此后的“十教授宣言”“不幸”將這一現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定名為“本位的文化建設”,但在他們看來,這與民族文化的復興是一致的。文化建設運動就是文化的民族主義。宣言發起人中,陶希圣雖然不是“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會員,但他對此卻三致意焉。在答胡適的批評時,他公開宣稱“本位的文化建設”就是“民族獨立自主的思想”。④陶希圣:《為什么否認現在的中國》,《匯編》,第75頁。強調在現時代的中國,我們需要的不是,也不可能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與統制經濟,而是民族主義。

葉青更是直截了當把宣言解釋為“文化的民族主義”,“它的社會意義在這里是明白顯出的,用不著什么解釋?！雹偃~青:《讀“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后》,《論爭集》,第1725頁。

二、“從自信力救起”

并非像胡適等西化派所批評的那樣,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只是空洞的口號。在陳立夫等人看來,民族文化的復興,雖然要“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但其入手處,卻在民族自信心的恢復。1934年4月16日,陳立夫在南京市府擴大總理紀念周演講中就說,“總理嘗昭示吾人曰,欲救民族,必先將民族之自信力救起”——

蓋必先真正認識自己之后，始能發生一種信仰，再由信仰發生一種力量，此種力量，即謂之自信力。是故欲求光輝之現在，必知光榮之過去與光明之將來，如對于光榮之過去，既一無所知，對于光明之將來，又胸無成竹，則光輝之現在，決不能產生于今日。吾人無時無地不在高唱民族復興，乃一般青年既不知民族之過去歷史，亦不明民族將來應取之途徑，其所為民族復興者，殆徒為空言耳矣，蓋過去之歷史，對于民族有推動之力量，將來的光明，對于民族有吸引之力量。②陳立夫:《文化建設之前夜》,《匯編》,第43-45頁。

強調從自信心救起,與本位派對當時國民懼外媚外心理的認知有關。陶希圣在濟南文化建設座談會上的發言,就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他分析說,中國已經處在殖民地的境況中,而殖民地的特征,是經濟的破產與政治的分裂,“鄉村破產了,人口向都市集中。都市又依賴外國或受外國商品的資本的控制,所以民族自主的思想也就消沉不振。懼外媚外的心理就發達了”。在這種狀況下,如果沒有自信力的恢復,一切的自救運動,都無法成功。③“濟南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座談會紀事”,陶希圣講演,《匯編》,第204頁。

張東蓀對這種失去自信心的心態也是倍感悲哀,在《現在的中國怎樣要孔子？》中,有這樣哀痛的話:“這二三十年來,歐化東漸,人們往往只看見他人的長處,同時又只看見自己的短處。凡社會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罵本國文化的人。一個民族對于自己固有文化,這樣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了自信心。多少年的思想與教育可以說都是助長這個自卑的潮流?！雹軓垨|蓀:《現在的中國怎樣要孔子？》,《匯編》,第71頁。政治學家張奚若也提醒思想界,“民族的自尊心是不應該打倒的,民族的自信心是不應該搖動的”,一個民族的歷史需要拿長期的眼光去看,一時的不如人并非永久的劣敗,因此,我們要堅強中國人的自信心?！罢f到這里,我們就更可以明白天壇、太和殿、以及萬里長城、四庫全書一類的東西在今日的重要作用和神圣意義了?！保?］(P245-246)

一般思想史界都把張奚若歸入西化派陣營,顯然,他并非文化保守主義者。但在這里,我們看到他迥異西化派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在陳序經、胡適等西化派看來,文化只有實用的工具意義,但這種功利主義文化觀是偏頗的。文化對于一個民族,尚有象征性的價值,而這種價值,在民族文化建設與民族復興運動中,乃是一種巨大的資源。

從象征角度、從情感角度理解文化,而不是把文化當做純粹工具看待,社會學家孫本文對此作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任何一個社會,必有其生存之精神,此種生存之精神,有之則存,無之則亡。這種“社會生命”寄托在社會的思想與制度中,“操縱全社會盛衰興亡之樞紐者,此精神也。此種社會生命之精神,在國家可謂之國魂,在民族可謂之民族精神。國魂或民族精神,與物質文化,雖有多少關系,但非物質文化能左右,實為民族存亡與維持悠久之原動力。一民族缺乏此種精神之國魂,其亡可立而待也。故文化建設,應注意國魂之維護與發展”。

孫本文還提及文化在民族認同與凝聚力方面的功能。他說,任何社會之團結與鞏固,都不僅是理智考慮的結果,而是信仰與感情發展之效力?！靶叛?、感情為社會團結之中心力量,感情之發生,常起于信仰。因信仰發生感情,因感情激發生力量,因力量而團結而鞏固”,“故民族自信,為民族團結與發揚之起點。而感情實為之樞紐”,一個民族如果富有全體一致的自信心,則雖磨折萬難,也不足以損其團結與鞏固于萬一。因此,民族文化建設,關鍵在民族自信心的培養與發揚。⑤“首都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座談會紀事”,“中央大學教授孫本文發言”,《匯編》,第192-193頁。

梁漱溟、謝扶雅、許性初等人,強烈關注自信力與民族存亡的關系,認為自信心的恢復是本位文化建設的重要條件,是喚醒國民、動員國民的關鍵。①“梁漱溟演講”,見《匯編》第205頁；謝扶雅:《為中國文化進一解》,見呂學海編:《全盤西化言論集》,嶺南大學青年會1934年版,第114頁；許性初:《從五四運動說到“一十”宣言》,見《論爭集》,第1726-1727頁。

三、“盲目的時代過去了”

在本位文化派看來,自信心的振作、本位文化的建設,目的在謀求建立一個共信的基礎,這是民族力量的源泉。這種共信的焦慮,自西學東漸以來就一直深深糾結著中國的文化人,尤其是在30年代這種國家存亡的危機關頭。在這一點上,西化派顯然要輕松得多,“單純”得多。他們要么缺乏這種焦慮,要么以為中國可以且必須西化,統一在西化的旗幟下。當他們遭到“何處是西方？”這樣的質疑時,其解釋也是獨斷而簡單的,認為存在著一個統一的普遍的西方文化,這個文化完全可以移植中土。

這樣的解釋,顯然很難滿足本位文化派的疑慮。

如日后成為國民黨著名理論家的葉青,就指出,西方自身已經分裂,舊的英式的自由主義也許已經過時,但俄國的共產主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世界性的新主義。那么,西化究竟化入什么呢？中國自己又是“在長期的變動時代中,任何一種都還沒有定型,而且任何一種都在奮斗?！谖幕绯尸F出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究竟怎樣呢？在一般人,確是一個問題”。②葉青:《讀“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后》,《論爭集》第1723頁。

薩孟武用“過渡時代”來概括這種境況,認為在此時代中,舊的已破壞,新的未建立,無數新奇擾亂我們的神經,使我們失去均衡,人格失去統制力。其結果是,在感覺、判斷、意志、等方面全面混亂?！斑@個時候,若不去趕快建設一個新的基礎觀念,則文化將見覆滅,而民族亦至滅亡?！币虼?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不過是想“于文化過渡時期之內,建設一個新的基礎觀念,使國人不至于盲從各種矛盾的思想?！雹鬯_孟武:《試評胡適之“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爭集》,第1716頁。

從態度上,這就是“不盲從”,“不復古”；從方法上,就是“以科學的方法整理過去的一切,以科學智識充實現在的一切,以科學精神創造將來的一切?！雹荜惲⒎?《文化運動民族復興》,《文協會報》第10期,《論爭集》,第1579-1580頁?！翱茖W”成為本位文化建設的“標準”。

對于本位文化派的“科學”,胡適這位“科學主義”的引路人卻奇怪地表示異議。他以近乎嘲笑的口吻指責說,“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巨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為‘科學方法’而已?！雹莺m:《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匯編》,第90頁。論者或許會與本位文化派一樣懷疑甚至指責胡適在“科學方法”上的首鼠兩端,但這是誤解了胡適。他的關注,正是對本位文化派的那種“科學主義”式信仰的懷疑,在對其背后那種“科學主義”與“權力主義”合謀的擔憂——“政府無論如何圣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為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p>

那么,本位文化派的“科學方法”究竟是什么？

在接受《大學新聞周報》的采訪中,陶希圣提出:科學有兩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白匀豢茖W的成績,怎樣使用,要社會科學來主張,社會科學則全看一國社會的要求來作主張?！币虼?要在中國發展自然科學,“必須發展社會科學,組織一種抵抗外來壓迫的力量,然后自然科學才能在這種力量的保護下發展。所以,我以為要建設科學文化,必須人們徹底由社會科學的研究,明白現在的中國”。⑥陶希圣:《對于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幾點補充意見》,《匯編》,第77頁。

這一思路與李劍華一致。李劍華對胡適“不相信科學方法可以指導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表示“驚異！”他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就在于發現社會現象的因果關系之法則,即社會現象的規律?！拔覀兡軌虬盐罩鐣F象的規律,便能夠預言社會現象的變動,能夠對于社會現象的變化加以適當的人為控制?！梢詳嘌?我們若不相信科學方法有控制文化的力量,則我們的一切,社會計劃、經濟計劃、教育計劃、建設計劃,乃至一切社會政策等等,都成為不必要了?！?/p>

基于這種“科學”認識,李劍華得出自己的結論:“我以為一個國家是可以利用它的政治的權力來統制文化,確立文化之標準的?！雹倮顒θA:《試評胡適之“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爭集》,第1720頁。

其實,這就是在30年代興起的“文化統制”思潮背后的理論基礎。而“文化統制”思潮得到本位文化派的認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民族主義沖動這一背景的。陶希圣在各種座談會上,都一再強調,民族主義運動需要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統籌,以與政治的經濟的計劃相適應:

我們過去雖求不斷的反抗和自覺，但是因為無組織無計劃，所以成效不著。時至今日，倘再做這樣無計劃無組織的反抗，自覺運動，便沒有了前途。必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運動，前途才有希望。因此我們感覺：現在的中國，經濟政治以及思想的方向，必須向（一）獨立自主的，（二）反列強資本主義的，（三）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向上走，中國才可保救。

這一方向非獨與科學沒有抵觸。在生產后進的國家，非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科學是不能發達，即其發達亦應用不來的。②陶希圣講演,見《匯編》,第204-205頁。

在本位派看來,“用政治的力量”,推行標準的文化,是更有效的文化建設路徑。這個“文化統制”的思路,其實早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成立之初就已經確立。在其“創立緣起”與“協會綱領”中,都有明晰的表達?！皠摿⒕壠稹钡诙l說,“在政府未以統制政策適用于文化事業之前,本會將以團體自行統制之意義,滲入本組織,以達建設革命的文化之目的?！薄秴f會綱領》第八條也是:“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建設上,主張以三民主義為中心,而實施統制?！保?］(P766-767)

這種思路,按葉青的話說就是:“在文明時代,特別是科學昌明的時代,實踐要以理論作為向導。盲目動作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雹廴~青:《讀“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以后》,《論爭集》,第1724頁。

20世紀30年代的這場東西文化之爭,表面看來激烈異常,針鋒相對,但其實,雙方有著共同的目標,即通過文化建設以求得國家民族的復興,一種民族主義訴求。站在這種視角回顧這場論爭,其中提出的問題,如傳統文化價值的認知,文化創造與建設中主體性地位的確立,現代國家建構中認同資源的發掘,文化建設與國家政權關系等,貫穿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且始終聚訟不已。也是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30年代這場爭論遠未完結,歷史的話題穿越時空制限,拷問著我們當今思想界:文化復興之路,是照著講,還是接著講？

［1］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二)［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3］張奚若.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A］.張奚若文集［C］.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Chinese-standard cultural construction”in 1930s

DENGWen-chu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The discussion on“Chinese-standard cultural construction”in 1930s is a link in chain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movement.The thinking circle then put forward such questions as resuming cultural confidence，developing Chinese-standard culture as well as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Those questions are both nationalist reaction under the war circumstance and a key part of Kuomintang's ideologies.They are very influential on later proposal of the“Anti-Japanese War and Build the Country”.

cultural nationalism；national rejuvenation；Chinese-standard cultural construction；wholesale westernization；East-West cultural controversy

G12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6.022

1674-8107（2012）06-0132-05

（責任編輯：韓曦）

2012-07-20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項目“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政治的興起”。

鄧文初（1969-），男，湖南寶慶人，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研究。

①如鄭大華的《民國思想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王中江的《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收入劉青峰主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