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中國的四大發展困境

陳劍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的同時，政治文明進程和法制建設也取得了重要進展，人權和公民權利的實現程度得到了提升。與此同時，中國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時期，出現了一系列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比如，一些地區和部門出現的大面積腐敗，公民的權益表達機制不健全，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地區發展不平衡，三農問題突出等。目前出現的較為嚴重的是以下四方面的發展困境。

發展方式轉變的困境

自1996年以來，歷屆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將轉變發展方式作為中央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2011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

轉變發展方式之所以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是因為中國經濟30余年高速增長，雖然解決了13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但由于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過度依賴，以及能源利用績效過低，中國的發展不僅使自身躍居到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前列，也使中國相當多的地區面臨嚴重的環境污染。中國號稱“世界工廠”，但缺乏有影響力的品牌和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技術。中國出口商品和勞務已經在2009年躍居世界第一，但近一半以上的出口是由外商在華的投資企業提供的。由于處在整個產業鏈條的中下游環節，“中國制造”出口所獲得的利潤極其有限，一般利潤率只有3%至5%，而這又很大程度上以犧牲勞動者權益為代價實現的。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經濟增長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這種低效能被認為是把中國推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第一大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發展方式沒有得到根本轉變，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十分突出。要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由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從低級經濟結構到高級、優化的經濟結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轉變，進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及人的全面發展，這成為“十二五”期間的核心議題。但是目前，從中國很多省區市制定的“十二五”規劃看，發展目標還著眼于“翻番”，仍然是一幅快速增長的態勢，推行的仍然是加速發展戰略。

創新不足的困境

創新不足困境，主要受兩方面的因素制約：

現有體制機制的制約。由于政府擁有過多的支配和配置資源的權力，往往使政府官員在制定政策時不是主要從經濟效益去考慮，而是把對“政績”的影響放在首要地位。政府主導的政績考核是“大干快上”，是“唯GDP論”、“唯高速論”，這已成為官員升降的玉律。溫家寶總理在2011年的兩會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坦言，“轉變發展方式知易行難，最難難在一是觀念，一是創新機制和干部考核的標準”。而觀念產生于現有的體制機制，干部考核標準則是基于政府主導的“大干快上”的政績考核標準。

由于經濟體制尚未實現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根本轉變。因而在經濟生活的相當多的領域，計劃體制的力量仍很強大，甚至發揮著主導作用。在宏觀調控中，有時計劃體制還得到固化和強化，成為深化改革的阻力。

創新文化的制約。影響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邁進的因素，從更深層次考慮，則是創新文化的缺乏。并涉及到品牌、專利等知識產權保護，如何發揮技術專利擁有者的積極性等一系列問題。 “中國制造外國專利”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產業升級的瓶頸。據估計，每年“中國制造”為專利支付的費用大約占出廠價的25%至30%?！坝性鲩L，沒品牌”，缺乏核心競爭力產品，缺乏自主創新的產品，這就使得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卻是“世界初級產品加工廠”，很少來自自主品牌的營銷。

但要形成有利于創新人才脫穎而出的創新環境，以及有利于批判型公民的成長，則有賴于公民社會建設，需要改變國家強勢、社會弱勢的局面；有賴于形成一個開放式的教育體制，就應鼓勵“異想天開”，寬容失敗。這需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改造，應當允許有爭論，而要形成這樣一個局面，則需要政治文明進程有較大幅度的推進才能實現。

對公權力制約乏力的困境

把公權力放進籠子里，這是一個現代社會普遍認可的基本定律。一個現代社會，一定是公權力得到嚴格限制，公民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會。中國目前由于政府力量過于強大，社會力量相對弱小，形成了 “強國家—弱社會”體制，社會對于公權力的制衡能力相對弱化。這就出現了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公權力由于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經常逾越法律允許的邊界，使公民權利難以得到實現或有效實現，導致了政府公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大量沖突；二是公權力由于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使得相當一部分官員腐敗行為，難以通過社會制約來糾正，這就使得腐敗難以得到有效治理，因而腐敗至今仍是嚴重影響執政黨和政府公信力的突出問題。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困境

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與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或者與一些發達國家經歷這一發展階段時相比，都是較為罕見的。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原因有多方面。

公共政策受到質疑。政府出臺的一些公共政策，公正程度和科學性不足，并經常受到壟斷性利益集團的左右。壟斷性利益集團，利用政府強大的稅收能力，從社會中汲取資源。此外，政府利用強大的稅收能力，使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到國家。近年來，我國稅收和政府行政開支的增長速度都在20％到30％上，遠高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皣幻窀F”應當說是不爭的事實。而社會本身對國家財富集中缺乏足夠的制衡能力，使得集中到國家的財富，在分配過程中出現了不公平，一部分人獲取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

國有企業的壟斷。長期以來，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是，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制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并向國企利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方向是正確的。在這種觀點支撐下，“國有病”愈益嚴重?！皣胁　钡淖畲箅[性負效應，是自身效率遞減與整體經濟運行的低效性，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無須激發創新意識與提高效率，便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炒房”等方式而從社會獲得巨利。這導致一方面是“大眾勤勞不致富”，民營企業掙錢越來越難；而另一方面，一些國有企業通過對經濟的高度壟斷，占有了愈益多的財富，而這些占有的財富并不為全民所享有。同時，國有企業的效率的提升又是與整個社會效率下降成反向運動，結果導致整個社會效率的下降。

兩極分化。雖然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所有的中國居民的收入都有所增長，但相當一部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或極其緩慢，還有相當一部分人迅速暴富，使貧富差距愈益增大。而這十分不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

要破解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困境，關鍵在于嚴格限制政府的行為，使各級政府的行為都建立在嚴格依法的基礎上，使各級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而要規范政府的行為，一項基本的要求，就是各級政府都應盡量減少對市場的直接介入，而以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為基本職能。但要實現上述要求，需要有一種強大外在力量制衡、約束政府行為，這就需要建設一個能夠有效約束政府行為的政治體制。各級政府必須依法行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必須對政府的預算進行嚴格的監督審查，嚴格控制政府過高的行政支出。政府出臺的涉及民生的重大項目，必須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等等 。

（作者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責編/張曉王慧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