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的中國式糾結

唐鈞

握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人在某種情境中成了想要辦事的人的求助對象，按照“傳統”，這就需要通過“送禮”來平衡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利益差異

在當代中國，“禮尚往來”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仍然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據權威部門發表的統計數字，2011年全國共有44150名黨員干部主動上交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等價值共計3.86億元。平均一下，每位“主動上交者”上交的金額為8742.92元。另據媒體報道：“中國禮品市場年需求額近8000億，預付卡受熱捧”。

禮，收還是不收，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近年來，每逢年節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國一些大城市的交通都會格外堵塞，某些區域甚至達到擁擠不堪的地步。這種“溝通交流”在權力的六親不認和資本的弱肉強食之間架起了“溫情”的紐帶和橋梁。

我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化的古國。農耕文化的特點是，把人束縛在土地上，自力更生、自給自足，這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人們社會交往的圈子很受局限。按費孝通先生的理論，我國“差序格局”的傳統社會結構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霸诓钚蚋窬种?，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這個網絡所涉及的社會關系，范圍是很有限的：圈子以內是“自己人”，圈子以外則是“外人”，而一個人對待圈內的人和圈外的人，態度乃至感情都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在小農經濟的傳統社會中，日常生活里必然有靠自己的力量辦不到的事情。于是，按中國人的習慣，首先就會求助于圈子內的人，依遠近親疏一波一波地擴展。這種親友互助往往是靠“人情”作為一種隱性的交換籌碼。這種以“人情”為中介的交換，從量上來說，是模糊的；從質上來說，盡力就行。如果所要辦的事情光靠圈內離自己較近的人還是辦不到，那就要求助于圈內離自己較遠的人甚至圈外的人，那就不能僅以“人情”作為交換的中介了。在這種時候，往往要送“禮”——贈送一定數量的財物來平衡兩者之間的求助和施援的利益關系。

有的時候，有能力的人也會借各種機會預支“人情”，譬如借紅白喜事、慶生祝壽，等等。被邀請的賓客，也會借此機會，送上一份“順水人情”，這都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和平衡或親近或疏遠的各種人際關系。

這樣的傳統一入官場和商場，也就身不由己了。隨著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越來越多地滲透到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當人們要辦的事情受到更多的外部環境和制度性條件約束的時候，傳統社會那種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就被打破了。握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人在某種情境中成了想要辦事的人的求助對象，按照“傳統”，這就需要通過“送禮”來平衡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利益差異。如果越走越遠，弄權者就會陷入貪腐受賄、貪得無厭的泥淖中。

當今世界，這種利用權力“幫人辦事”，然后通過“禮尚往來”來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為人所不齒的，因此各國也都制定了法律法規來加以約束和限制。但是，禮品往往又寄托著人際關系中某種人文關懷的情意，絕對地不讓接受，似乎有點不近人情。因此，很多國家都對公務人員接受“禮品”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在美國，公務員每年接受的禮品折合市場價值不能超過50美元，而每一次接受的禮品折合市場價值不能超過20美元。 在中國的香港特區，最多可以接受價值不超過400港元的禮物。

1993年，國務院也作出了《在對外公務活動中贈送和接受禮品的規定》：“價值按我國市價折合人民幣二百元以上的，自接受之日起一個月內填寫禮品申報單并將應上繳的禮物上繳禮品管理部門或者受禮人所在單位”。在“對內公務活動”中接受禮物則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F在有學者提出建議：把禮品價值限制在300元以內。

不管怎樣，人均上交8742.92元的禮金畢竟還是一個“準天文數字”。這么重的“禮”都是因為“實在推不掉”？雖然上交了，但也許是根本就不應該收。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