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舉措

《四庫全書》是清代乾隆時期編纂的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它所收錄的書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幾乎囊括了從古至今（指修書的乾隆年間）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蓋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各個學科門類和各個專門領域。而與之相輔相成的《四庫全書總目》等官修大型目錄著作，也繼承古代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鉤玄提要，提綱挈領，不僅把《四庫全書》著錄、存目的上萬種書籍統括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且系統總結了中國傳統學術的淵源流變?？梢哉f，《四庫全書》集中保存了中國古代豐富浩瀚的文獻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華民族燦爛輝煌的傳統文化，因此，歷來有“典籍總匯，文化淵藪”的美譽。在18世紀，像《四庫全書》這樣的文化巨著，不僅在中國，就是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作為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等系列書籍的編纂在當時就頗受關注，學人士子多有記載和評論。而自其纂成問世迄今的兩百多年間，對它的補遺、考證、糾謬、續修、影印等各項舉措始終未曾中斷。但相關研究工作的真正開展，嚴格說來，應始于1911年清廷覆亡之后。20世紀以來，學術界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曾先后出現過兩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民國年間。民國政府成立之初，將文津閣《四庫全書》由承德避暑山莊運至北京，移交京師圖書館保存并向社會開放。隨著其后影印《四庫全書》動議的出現，著名學者陳垣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對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清點工作，不僅詳細統計了其架數、函數、冊數和頁數，而且簡要梳理了《四庫全書》編纂的過程，并對其中一些重要問題作了開創性的研究。自此而后，有關論著相繼出現，諸如楊家駱《四庫大辭典》（附《四庫全書概述》，1932年）、《四庫全書學典》（1946年），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1933年），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1937年），等等，都繼往開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①、胡玉縉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②，均博采群籍，爬梳資料，對《四庫全書總目》所載相關提要作了深入的考訂辨正，不僅為學者閱讀利用提供了便利，而且為后世樹立了研究的典范。此外，《索引式的禁書總錄》（陳乃乾編，1932年）、《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王重民輯，1934年）、《（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金毓黻編，1935年）等書目檔案文獻的編纂整理出版，也為《四庫全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特別是影印《四庫全書》的舉措，自1919年提出伊始，就吸引了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極大關注。而在歷經艱難曲折之后，終于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選印本《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935年），不僅部分實現了中外人士多年的愿望，而且大大增強了《四庫全書》的影響力，促進了學術界研究工作的開展。

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四庫全書》的研究出現了第二個高潮，迄今方興未艾。1982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開始籌備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本。時任臺灣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昌彼得先生于次年特撰《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一文，明確標舉出“四庫學”一辭。幾乎與此同時，臺灣東吳大學劉兆祐教授撰《民國時期的四庫學》一文，也直接提出并使用了“四庫學”的概念。兩位臺灣學者不約而同提出的“四庫學”之名，標志著20世紀以來學術界對《四庫全書》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已然成為一門專學。1986年，隨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本的推出，海峽兩岸迅即掀起了“四庫熱”。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臺灣影印本為藍本，再加縮印出版。自此而后，與《四庫全書》相關的各部大型叢書，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臺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齊魯書社，2001年）、《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北京出版社，2005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繼問世。而對《四庫全書》本身的開發利用，也有新的進展。1999年，《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研發成功（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線裝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福建鷺江出版社、北京功德閣文化傳播有限公司）。2006年，《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北京商務印書館、九鼎時代公司）。伴隨《四庫全書》的廣泛傳播和各種大型叢書的陸續問世，學術界的研究也迎來了發展的高峰，先后出現了一批頗有深度和影響的著作，如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1989年）、臺灣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1990年）、臺灣計文德《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1991年）、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1991年）、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2004年）和《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2005年）、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2008年）和《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2009年）等。此外，對《四庫全書總目》的整理點校，有整理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1997年）；對《四庫全書總目》各篇提要的考訂辨誤，有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1990年）、李裕民《四庫提要訂誤》（1990年）、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2001年）；對四庫纂修官提要稿的搜集整理，有吳格整理《翁方剛纂四庫提要稿》（2005年）、吳格、樂怡標校整理《四庫提要分纂稿》（2006年）、張升編《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2006年）；對四庫存目書籍版本目錄的考訂辨證，有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2007年）；對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的整理出版，則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1997年），等等。真可謂洋洋大觀，成就斐然，充分顯示出“四庫學”的研究不僅已是一門專學，而且已然成為一門顯學。

在百年“四庫學”產生發展的歷程中，不僅眾多的學人士子為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而且有關收藏單位、出版機構也為《四庫全書》的保存和傳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此特別應當提到的，就是甘肅省圖書館。該館本來并非收藏單位，其所在地蘭州與《四庫全書》亦無直接淵源。當年，乾隆帝下令編纂《四庫全書》之時，最初計劃繕寫四部，分別貯藏于北京宮中文淵閣、西郊圓明園文源閣、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和盛京（今沈陽）故宮文溯閣。后又下令增繕三部，頒發江浙，收藏在江蘇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浙江杭州文瀾閣。一時之間，南北七閣遙相呼應，四庫藏書臻于極盛。然而，歷經近代以來的風雨滄桑，七閣藏書損毀過半，其中文源閣、文匯閣、文宗閣三部《四庫全書》全部被毀，文瀾閣《四庫全書》僅存四分之一，后經多次補鈔齊全。而有幸完整保存下來的文淵閣、文津閣、文溯閣三部《四庫全書》，也多經變遷。文津閣本自1914年由承德運至北京，1915年入藏京師圖書館之后，一直保存完好，今為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文淵閣本在抗戰期間運往上海，十余年間輾轉播遷于重慶、南京等地，后運至臺灣，今珍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文溯閣本曾于1914年一度運至北京，1925年運回沈陽，仍收藏在文溯閣。1966年，文化部決定將文溯閣全書運往蘭州，移交甘肅省圖書館代管。自此而后，甘肅省圖書館就與《四庫全書》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十年浩劫的非常歲月里，甘肅省圖書館頂著壓力，冒著風險，專門在蘭州市郊擇地修建戰備書庫，將全書裝箱封固，存放其中，以保無虞。新世紀以來，適應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甘肅省圖書館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于2005年選址黃河之濱的白塔山九州臺，特別建造了“文溯閣四庫全書藏書館”，運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為全書保存提供更為完善的設施和條件。在珍藏文溯閣《四庫全書》的同時，甘肅省圖書館還充分利用自身資源，致力于開展并推動有關《四庫全書》的研究工作。如編纂《四庫全書研究文集》，初步梳理并展示民國以來《四庫全書》研究的脈絡和概貌；舉辦“全國《四庫全書》學術研討會”，從文獻、史學、文化等各方面，多層次、多角度地研討《四庫全書》的有關問題；成立“《四庫全書》研究會”，組織全省乃至國內有關研究力量，為學者提供一個相互交流的平臺，等等?？梢哉f，20世紀以來，正是在眾多學人士子、團體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四庫全書》才得到妥善保存和廣泛傳播，“四庫學”的研究也才得以健康發展并持續升溫。

迄今，《四庫全書》纂成已230余年，“四庫學”的研究也已走過了百年的歷程。如何在百年積淀的基礎上取得更大的發展，確實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新世紀以來，已陸續有學者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他們回顧歷史，評論得失，分析現狀，展望未來，提出了不少建設性的見解。其中，編纂“四庫學”論著資料索引，建立網絡數據庫等構想，成為大多數學人士子的共識。實際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有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并做了初步的工作。如臺灣學者劉兆祐于1983年撰文梳理總結《民國以來的四庫學》之時，曾列舉“七十年來有關四庫全書的著作（1911——1983）”作為附錄。1995年，臺灣學者林慶彰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其中專列“四庫學”一編，分《四庫全書》、《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總目》和目錄與工具書四類，分別著錄1900至1993年間有關“四庫學”研究的論文、著作。2001年，司馬朝軍纂《臺灣四庫學論著目錄》，則在林著基礎上，進一步對臺灣地區的“四庫學”研究成果做了梳理。當然，由于時間、地域等各種因素的限制，上述目錄索引尚未能系統、全面地反映百年“四庫學”研究的成果。亦因如此，廣泛搜集查閱相關文獻資料，編纂一部全面反映百年“四庫學”研究成果的目錄索引工具書，進一步打造“四庫學”研究的堅實基礎，推動新世紀的“四庫學”研究邁上新的臺階，就顯得十分必要且尤為迫切。甘肅省圖書館于2007年開始編輯《四庫全書研究目錄索引》，2008年著手建立“四庫全書研究資源數據庫”，并于2009年申報了“四庫全書研究資源數據庫建設”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在查詢資料過程中，甘肅省圖書館與天津圖書館達成了共同編輯《四庫全書研究目錄索引》的協議。數年以來，兩館同仁孜孜矻矻，兢兢業業，團結協作，辛勤努力，從最基本的目錄工作做起，系統查閱書目、索引等文獻資料，廣泛利用數據庫等網絡資源，從中遴選出有關《四庫全書》研究的文章、著作條目，進而刪除重復，考證訛誤，按時間先后順序排比著錄，編成《四庫全書研究論文篇目索引》一書。鑒于20世紀以來“四庫學”研究蔚為大觀，積累豐厚的情形，考慮到文章與著作的不同特點以及在著錄方式上的差異，全書分為論文篇和著作篇兩部分，分別收錄20世紀以來迄于2010年百年間有關《四庫全書》及相關問題研究的成果。其中的論文篇，收錄1908年以來發表在報紙、期刊、論集等文獻中的有關文章，包括大學學位論文在內，約計 5000余篇，根據國家標準GB3793-83《檢索期刊條目著錄規則》逐一予以著錄，并附“作者索引”暨“引用期刊報紙名稱一覽表”，以方便學者檢索利用。

資料工作歷來是學術研究的基礎，而目錄編纂更是有功學界的重要舉措?？梢钥隙?，甘肅省圖書館和天津圖書館各位同仁竭數年心力，精心編纂而成的這部全面展示20世紀以來“四庫學”研究成果的目錄索引工具書，必將為“四庫學”研究的深入開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壬辰年初春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作者簡介：黃愛平，女，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清代學術思想文化、文獻學史、古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