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共識與頂層設計

方雷

在改革走到關鍵時期的今天，一是要靠凝聚改革共識，集約社會動力來推動；二是要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明確改革的目標、順序和重點?？梢哉f，改革共識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公共產品，頂層設計是目前中國最重要的戰略考量。

目前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重要的戰略轉折期，同時也是矛盾多發期，甚至很多矛盾和問題已經到了臨界點。如果我們不能順利實現這種轉折，就會直接影響對戰略機遇期的把握，搞的不好，還可能走回頭路。改革是一個利益分化和整合的過程，而且利益的分化與思想的分化日益交織在一起，“反思改革”成為當下社會各方共同的話題。在改革走到關鍵時期的今天，一是要靠凝聚改革共識，集約社會動力來推動；二是要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明確改革的目標、順序和重點?？梢哉f，改革共識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公共產品，頂層設計是目前中國最重要的戰略考量。

當前改革共識出現的新問題

改革涉及到每個人的利益，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為誰的利益，改革的動力源在哪里？這些問題首先都需要通過重建改革共識尋找答案，進而找到改革的動力。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動力是全國上下同心協力，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基礎上達成了改革共識；90年代的改革動力主要來自于地方政府和強勢部門的利益驅動，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形成了改革共識；而進入21世紀以來，當我們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改革的動力卻日漸式微，改革共識出現了問題。原因在于：

第一，改革的突出問題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初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如何盡快擺脫貧困，推動經濟發展。但是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體制和微觀基礎，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消除市場經濟帶來的原教旨主義弊端，如何突破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政治、社會、文化管理體制。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認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們對改革的共識。

第二，改革的價值認同發生了變化。改革本身是思想解放的產物，每一步改革都伴隨著思想的交鋒，但早期的改革由于能給大多數人帶來利益，因此人們對改革有很高的期望值，也有很高的價值認同感。但改革走到今天，逐漸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和特殊利益者，也產生了相對受損者，前者距離改革的權力資源較近，而后者的改革“相對剝奪感”較強，改革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出現了差異，對進一步改革的價值認同發生了變化。雖然改革不可能實現所有人都受益的“帕累托最優”，也難以實現所有人不受損的“帕累托改進”，但我們堅持的改革，應該是有利于大部分人而非部分人的改革，特別是要有利于廣大百姓。

第三，改革的矛盾焦點發生了變化。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相信、擁護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人們普遍關心的是改革給個人帶來的實惠有多少。但現在人們越來越把改革的聚焦點集中在黨和政府，尤其是當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社會沖突不斷加劇，腐敗現象日益突出，個人利益得不到充分實現的時候，人們把不滿和怨氣拋向了黨和政府，甚至改革的受益者也不滿足，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社會的“整體性對抗”，即不管是什么樣的改革，總會有人反對。人們似乎產生了這樣的印象：所有改革都是由黨和政府主導推動的，改革能否真正推進，能否取得成效，主要責任和矛盾都在政府。

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這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識，改革共識的達成也不是完全能靠行政力量推行和意識形態引導實現的。要達成“改革共識”，必須探究改革的價值訴求，否則，改革就會演變成物欲的貪求和利益的角逐。不能再把改革僅當成實驗或過渡，而是需要一種新的認知。如果不能確立對目前中國改革的基本價值認同，我們還會在“回到過去”和“中不如西”的爭吵中糾纏不清。

改革共識的新內容

從中國改革過去的實踐和未來的進程來看，我們應該形成的改革共識可以概括為捍衛公正、重視民生、促進和諧、發展民主、追求共和。理由在于：

第一，將“社會公平與正義”納入社會主義本質，是黨對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新認識和新貢獻。中國目前改革的一個很大缺陷是沒能有效捍衛公平，我們改革的出發點本來是打破平均主義的公平，但由于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每一個公民生存、發展、創造的權利公平實現，致使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體現得不夠充分。今后的各項改革必須以保證公平正義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因為“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

第二，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應該是改革始終追求的目標。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表達了全體中國人渴望幸福生活的愿望。千百年來，中國人有兩大夢想：小康與大同，全面實現小康生活是通往大同社會的基本前提。改善民生、共享改革成果是我們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礎，西方強調民主，中國注重民心，“凡治天下，必因民情”。

第三，社會的和諧進步是科學發展的主要內容和目標追求?！昂椭C”足以與當今世界占主導地位的所謂普世價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正義等理念相提并論。社會和諧不是模糊或淡化階級意識，不是立場問題，而應該成為改革的價值認同。但是，和諧社會的提法不能只停留在美好愿景的層次，迫切需要具有內在學理性地邏輯論證，并發展成為一個嚴謹的政治理念。

第四，“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懊裰魇巧鐣髁x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但民主是有缺陷的，民主的樣式也千差萬別。發展民主不僅是對國內民主化訴求的回應，也是我們黨對國際社會的“政治宣示”。關鍵的問題是要在不斷改革的過程中尋求中國民主化的特色和道路，并向國人和世界明示。

第五，共和的理念高于民主的理論與實踐?，F在不能局限于從國體和政體的角度認識民主與共和，民主熱衷于平等，共和崇尚平衡。民主解決權力的歸屬，而共和強調權力的制衡。民主與共和又必須與法治結合起來，因為憲政是民主的準則和共和的保障。中國自古以來不乏共和的思想，從孔子、康有為提出的“世界大同”到孫中山所追求的“天下為公”，再到鄧小平的“共同富?！?，都可以歸入“共和”的范疇。但我們缺乏的是共和的制度設計，應把共和的精神和追求貫穿于民主和憲政的制度安排之中。

確立頂層設計的出發點以及須注意的問題

重建改革共識無疑是當務之急，改革的共識將直接影響到中國對未來改革走向的選擇。如何實現改革共識，則需要精心設計，而確立頂層設計必須以對現實的判斷為基礎。

一個是客觀的出發點，即中國社會發展的定位，也就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或社會形態問題?，F在的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即中國處在并仍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是社會發展帶給人們的景象十分混亂，有的說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甚至還處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有人說集合了文化上的封建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威權主義；還有說是權貴資本主義、市場社會主義、官僚買辦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等?，F實的中國，物質上包括從最原始到最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思想上既包括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形態，也包括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亞洲的威權主義、拉美的集團主義、中國的儒家思想等各種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人們對現實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認識的模糊性和解釋的隨意性。因此，確立頂層設計首先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和外延界定清楚。

一個是主觀的出發點，即立場問題。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黨先后進行了“三講”、“先進性教育”、“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創先爭優”等活動，雖然產生了一定成效，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立場教育重視不夠。我們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問題，但到底立場是什么？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很多黨員干部并不是很清楚，以至于出現了“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怪論?，F在很多人往往從功利的立場出發認識問題，從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處理問題。因此，確立頂層設計務必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一切屬于人民，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歸功于人民”。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在思考改革的頂層設計時，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意識形態的建構。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其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和解構仍然有效，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對人類發展進步產生的影響，至今沒有一種學說超過它。但長期以來我們恰恰是被一些教條化馬克思主義毒害了，沒有很好區分作為理論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更多地強調了其工具理性而忽視了其價值理性。一定程度的“食‘馬不化、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導致了我們意（下轉240頁）（ 上接11頁）識形態的混亂。意識形態的建構必須正本清源、兼容并蓄，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性、社會主義的價值體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合理內核有機結合起來，從中凝練出與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相提并論的核心價值；必須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基本理論、基本制度和基本路線有機結合起來，從中構建一整套具有現實說服力、能夠被廣大人民群眾內化于心的思想體系。

第二，國家結構的設計。幾千年來，中國始終沒有擺脫“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這是比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與黃炎培談論的“王朝更替周期律”還重要的問題。這個現象的實質是國家結構的設計問題，主要是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千百年來中國總是在經歷“內重外輕，外重內輕”的治亂循環，外重內輕往往導致地方做大、諸侯割據；內重外輕往往導致中央集權、異族入侵。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一直在收放之間進行選擇性分權，包括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改革和正在開展的省直管縣改革都不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F在面臨的突出問題是財權不斷上收，事權不斷下放，地方政府的處境十分尷尬，既開不了源，又節不了流，不得不通過賣戶口、賣彩票、賣土地、賣房子、賣資源等手段，維持日益龐大的行政運行成本。國家結構的設計必須建構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制度化分權，優化財權、事權和人事權的合理配置，明確各自的邊界范圍，探索良性的運行機制。

第三，政黨權力的劃分。中國存在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以及黨領導下的政府，尤其有一個富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這是中國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由于后發展國家面臨的困境和中國改革選擇的漸進策略，以及政治體制比經濟體制具有更大的剛性，我們沒有做到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齊頭并進，這種形態并不意味著政治不發展，只是與經濟發展相比產生了明顯的落差效應。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很多矛盾和問題日益激化，目前已經到了不可回避的政治體制改革階段，否則無法推進下一步改革。毋庸置疑，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黨，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能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依靠體制外的增量就可以成功，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黨的領導和如何更好地實現黨的領導。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權力的集中化現象一定程度上講比三十年前還嚴重。因此，一是要還權于社會和公民，相信老百姓有這個能力和覺悟，讓公眾有表達權和知情權，不能搞“秘密政治”；二是要實現黨內分權，正確處理分權與分工的關系，我們這個體制現在最缺乏的就是權力的制衡。只要能夠規范政黨介入國家政權的方式與途徑，完善政黨和黨員行為的法律法規，逐步擴大屬地化管理，合理運用黨的組織原則，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不可克服的難關。

第四，社會組織的培育。改革從實踐上看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從理論上說是社會公共組織結構和功能的再造，以及約束社會組織形態的規則重塑?，F代社會是由政府組織、市場企業組織和社會民間組織三種組織形態構成的有機整體，市場化改革的內在邏輯順序應該是市場企業組織較發達，其次是社會民間組織，再次是政府組織，而在我們的改革實踐中社會民間組織發育不足，嚴重影響了公民社會的構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民眾的利益得不到有效表達，只能通過群體性事件或上訪等形式訴求，造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和地方政府維護穩定的巨大壓力。由于改革的邏輯和改革的實踐之間的背離，一方面黨和政府掌握著許多權力和資源，另一方面公民社會的發育極不充分，二者之間的張力越來越大，百姓中仇官仇富的心理不斷滋長，加大了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社會民間組織的興起有利于地方公民社會的建設；社會民間組織的構建有助于基層民主文化基礎和組織基礎的再造；社會民間組織的發展有利于地方整合參與資源、引導參與方向、降低參與成本、控制參與范圍。重提社會管理是好事，但不要變成管理社會，我們能培養出民營企業家、私人業主，也完全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引導他們發展，為黨所用。

第五，個人道德的重建。中國的高速發展在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嚴重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整個社會普遍的物質主義化、庸俗化，可以說整個民族精神家園正在丟失，文化生活中充斥著低俗、媚俗和庸俗的成分。一個十三億人口的民族一旦失去了信仰，那將是很可怕的事情，缺乏公民美德的物質繁榮只能帶來物欲橫流。因此，個人道德的重建在當下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迸發出了民族復興的血氣和精神，但如果不能樹立堅定信仰、形成公民美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優良的政治秩序也將不會實現。個人道德的重建與人性的光芒、國家的利益和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我們要在國家精神和民族理念的塑造中重建個人道德；在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重建個人道德；在遇到重大災難和變革中重建個人道德；在每一個人每一件小事上重建個人道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那句話“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還是有用的。

總之，目前，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場當代世界最偉大的社會實踐，中國改革形成的長期、快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必將成為中國對世界追尋更好發展模式的一大貢獻。我們要在對中國歷史傳統和世界現代經驗有足夠的理解和傳承的基礎上，重塑改革共識，精心設計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重新確立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

（作者為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