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濕病病人抑郁與認知傾向關系分析

劉 寒，周志慶

風濕病是一組累及骨、關節及周圍軟組織等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類風濕關節炎（RA）、系統性紅斑狼瘡（SLE）、骨性關節炎（OA）、強直性脊柱炎（AS）、痛風（Gout）及系統性硬化癥（SSc）等，疾病遷延時間長，病人心理壓力大，抑郁等心理疾患發生率高。有資料顯示，風濕病病人中抑郁發生率至少為普通人群的2倍以上［1］。導致病人抑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疾病等外部壓力因素，也有病人自身的易感性因素。認知傾向是病人自身易感性的重要方面，所謂認知傾向是指個體對于與自己有關的事件發展趨勢及后果的信念和評價傾向，體現為樂觀和悲觀傾向兩種［2］。本研究對風濕病病人抑郁與認知傾向關系進行調查分析，為風濕病病人抑郁的心理干預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0年2月—5月在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就診的部分風濕病病人，調查前向病人詳細說明調查目的、內容、意義及注意事項，取得病人的知情同意。病例納入標準：自愿參加調查，符合風濕病分類及診斷相關標準［3］，病程≥6個月，既往無精神病，無意識障礙，能正常閱讀并填寫問卷。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86份，剔除有明顯規律作答、單一選項和缺漏項的問卷，獲得有效問卷1 7 3份，有效回收率為86.5%。173例中，男51例，女122例，年齡43.72歲±14.59歲。類風 濕 關 節 炎1 1 8例 （6 8.2 1% ），系 統 性 紅 斑 狼 瘡2 3例（13.29%），痛風19例（10.98%），骨性關節炎7例（4.05%），強直性脊柱炎6例（3.47%）。

1.2 調查工具及方法 ①人口學資料及患病基本情況：采用自行設計問卷，包括病人的性別、年齡、居住地、文化程度、職業、疾病類型等。②抑郁調查。采用Zung編制的抑郁自評量表（SDS）［4］。該量表共20個條目，每個條目按癥狀出現的頻率分為4級，從“無或偶爾”到“持續”依次評分為1分、2分、3分、4分（反向題計分相反），將20個條目得分相加，得到抑郁總粗分，總粗分乘以1.25，得到抑郁標準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的抑郁程度越高，53分～62分為輕度抑郁，63分～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及以上為重度抑郁。③認知傾向調查。采用Julian等［5］在1998年修訂的中國版生活取向量表（CLOT－R），包括樂觀與悲觀兩個維度。要求被測試者逐一判斷量表中各條目陳述與其想法的符合程度，按5級評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計為1分、2分、3分、4分、5分。樂觀維度考察個體對事件發展或未來評價的積極程度，共3個條目，得分越高表明個體樂觀傾向越高；悲觀維度考察個體對事件發展或未來評價的消極程度，包括3個條目，得分越高表明個體悲觀傾向越高。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方法包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等。

2 結果

2.1 風濕病病人抑郁狀況及認知傾向特點 對173例病人抑郁標準分進行統計，均分為57.24分±9.01分。量表協作組曾用該量表對1 340例正常人SDS標準分進行了評定，結果為41.88分±10.57分［4］。以此作為常模，與本組比較，經t檢驗，風濕病病人抑郁得分顯著高于常模（P＜0.01）。參照SDS評定分級標準 ，1 7 3例病人中，有 抑郁癥狀127例 （≥5 3分 ），占73.4%，其中輕度抑郁76例（43.9%），中度抑郁45例（26.0%），重度抑郁6例（3.5%）。

風濕病病人樂觀傾向得分10.62分±2.37分，悲觀傾向得分9.13分±2.69分。進一步將病人分為無抑郁、輕度抑郁、中重度抑郁3組，從無抑郁組到輕度抑郁組、到中重度抑郁組，樂觀傾向得分依次減少，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悲觀傾向得分依次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Scheffe法多重比較顯示，無抑郁組悲觀傾向得分顯著低于輕度抑郁組和中重度抑郁組。詳見表1。

表1 不同抑郁程度病人認知傾向程度比較（） 分

表1 不同抑郁程度病人認知傾向程度比較（） 分

組別 例數 樂觀傾向 悲觀傾向無抑郁組 46 11.13±2.04 7.15±2.48輕度抑郁組 76 10.71±2.24 9.62±2.27中重度抑郁組 51 10.02±2.72 10.20±2.56 F 值 2.82 21.94 P ＞0.05 ＜0.01

2.2 風濕病病人抑郁與認知傾向的相關性 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病人抑郁與樂觀傾向得分呈負相關（r＝－0.164，P＜0.05），與悲觀傾向得分呈正相關（r＝0.412，P＜0.01）。

2.3 風濕病病人認知傾向對抑郁影響的回歸分析 以樂觀傾向、悲觀傾向為自變量，以病人SDS標準分為因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變量進入標準P≤0.05、剔除標準P≥0.10。結果顯示：樂觀傾向、悲觀傾向兩因子均進入回歸方程，調整后R2為0.272，表明兩因子可有效解釋SDS標準分27.2%的變異量，對病人抑郁具有顯著的預測力。見表2。

表2 風濕病病人認知傾向對抑郁影響的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風濕病病人抑郁得分顯著高于普通人群（P＜0.01）。173例病人中有抑郁癥狀127例，占73.4%，其中，輕度抑郁者占43.9%，中重度抑郁者占29.5%，反映出風濕病病人抑郁發生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吳小梅等［6］對風濕病病人的調查顯示，48%的病人有抑郁癥狀，其中中重度抑郁病人占29.6%；姚血明等［7］對類風濕關節炎病人調查顯示，病人抑郁發生率為70.2%，其中中重度抑郁發生率為35.7%；Gavriilaki等［8］按SDS粗分≥50分對風濕病病人抑郁狀況調查顯示，病人抑郁發生率（相當于中重度等級）為22.4%。上述資料與本調查結果基本上相近，但也存在一些差異，可能與被調查對象的年齡、性別、病情及文化背景差異等因素有關。

對風濕病病人認知傾向的調查顯示，從無抑郁、輕度抑郁到中重度抑郁，樂觀傾向得分依次減少，但差異不顯著；悲觀傾向得分依次增加，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說明低樂觀傾向、高悲觀傾向病人更易發生抑郁。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顯示，病人抑郁與樂觀傾向呈負相關，與悲觀傾向呈正相關性，樂觀傾向和悲觀傾向對病人抑郁具有顯著的預測能力。因此，建構積極樂觀的認知傾向對于病人有效預防和減輕抑郁等負性情緒具有重要作用。

根據Lazarus［9］的觀點，情緒是個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在應對壓力事件時，個體會基于自己的認知不斷評價壓力事件與自身的關系，并相應地調整情緒和行為反應，以達到更好的適應。樂觀的認知傾向會提高病人應對壓力的信心，降低對壓力的風險評價，進而減少負性情緒體驗。悲觀的認知傾向則可能放大個體對疾病壓力風險評價，增加負性情緒體驗。因此，在抑郁臨床心理干預中，一方面應幫助病人緩釋壓力，如給予病人心理疏導和支持等；另一方面，著力幫助病人建立積極樂觀的認知傾向。通過必要的心理輔導，引導病人樹立積極樂觀的人生觀，學會用積極樂觀的態度應對或解讀壓力事件，改變所有關于壓力事件的悲觀或負性思考，提高應對壓力事件信心和心理適應力。認知傾向是個體應對壓力情境的自動化反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悲觀認知到樂觀認知的重構還需要不斷的訓練，在訓練中形成自我正向激勵，進而逐步養成積極樂觀的認知評價觀。

［1］ DeVellis BM.Depression in rheumatological diseases［J］.Bailliere’s Clinical Rheumatology，1993，7（2）：241－258.

［2］ 陶沙，劉霞.認知傾向在大學生壓力與負性情緒關系中的中介作用［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4，18（2）：107－110.

［3］ 中華醫學會.臨床診療指南·風濕病分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1－126.

［4］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35－39.

［5］ Julian CL Lai，Yue X.Measuring optimism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ese with 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0，28（4）：781－796.

［6］ 吳小梅，邢菊芳，左永金.常見風濕性疾病的抑郁情況調查分析［J］.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2005，26（11）：1264－1265.

［7］ 姚血明，馬武開，唐芳，等.貴陽市區類風濕關節炎就診患者抑郁情況調查分析［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28（3）：222－225.

［8］ Gavriilaki E，Anyfanti P，Triantafyllou G.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quality of life i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diseases：Indications of gender diversity［J］.Journal of Men’s Health，2011，8（3）：242.

［9］ Lazarus RS.On the primacy of cogni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4，39（2）：12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