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整理及研究

李占鵬

(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甘肅蘭州730070)

《劉希必金釵記》是1975年12月23日在廣東省潮安縣鳳塘公社書圖村后隴山園地的一處明初一夫婦合葬墓中發現的。隨同出土的陪葬物還有銅鏡一面，毛筆一支，殘墨一塊，小白瓷碟一個，涂漆麻織冠一頂，以及一些荔枝干和龍眼干。陳歷明《明初南戲演出本〈劉希必金釵記〉》云：

……

1975年12 月，潮安縣西山溪排澇工程進行到鳳塘公社書圖大隊靠近后隴山的園地上，在地表下2米深處，發現兩座并列的貝灰墓葬。左側墓壙內有長方形棺木的碎片，骨架不存，只有銀釵等飾物和一面直徑十多厘米的銅鏡，鏡背有鳥獸圖案，右邊直刻“吉安路胡東石作”陽文楷書七字。顯然這是一穴女墓。右側男墓墓蓋為三層三十多厘米厚的貝灰沙三合土組成?！藘赡巩斒欠驄D并列分葬墓。

《劉希必金釵記》發現于男墓頭骨之下，用褐色苧布包裹?！督疴O記》為對折紙本，紙捻裝訂，長39、寬26厘米，封面左上方有朱書“迎春集”三字?！督疴O記》占七十五頁，后附鑼鼓譜“三棒鼓”“得勝鼓”一頁；南散曲《黑麻序》“唱四季”二頁。封三中有中楷直書“通冊內有柒拾伍皮”字樣，則是《金釵記》正文頁數。

《金釵記》每頁對折兩面，每面八行，行三十五字左右，墨書行體，系兩人筆記。全文四萬多字，基本完整。其內容，在第一出末角出場作了介紹：“劉文龍（按即劉希必），父母六旬，娶妻蕭氏三日，背琴書赴選長安。一舉手攀丹桂，奉使直下西番，單于以女妻之，一十八載不回還。公婆擬將蕭氏改嫁，（媳婦）日夜淚偷彈。宋忠要與結良緣，奈文龍（歸來）復續弦。吉公（按媒翁姓名）宋忠自投河，（夫妻）再團圓?！?/p>

全劇共六十七出。中缺第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出。據封三右方寫有“媒婆一出、太公一出、皇門一出”字樣，恰好是第三十五出宋忠托媒之后，三十六出“媒婆”求親，三十七出“太公”應允，三十八出劉文龍“皇門”受命使番。接下去正與三十九出劉文龍在番邦，公主邀游百花亭的情節相吻合，彌補了戲文斷缺的部分，保持了劇本的完整。

《金釵記》第五頁，第四出的裝訂線附近寫有“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字樣；在全劇末尾寫有兩行文字：“新編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卷終下”，“宣德柒年六月日在勝寺梨園置立”。宣德七年（1432）應是《金釵記》成書的確鑿年代。

此劇淵源甚古，明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有《劉文龍菱花鏡》；《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中有元傳奇《劉文龍》殘曲，均與此劇基本相同?？梢姶藙∈撬卧蠎蛄鱾飨聛淼恼浔?。從“在勝寺梨園置立”字樣和劇本末尾兩處用小字寫有“奉神禳謝弟子廖仲”看，可以表明劇本的所有者是藝人，墓葬出土的秀才巾、墨錠、兔毫筆、瓷墨碟等，也與這身份相合。又說明《金釵記》是藝人抄寫的演出本。

明早期傳奇，傳世的不少，但明早期南戲的演出本，則國內還未見過?！秳⑾１亟疴O記》的發現，對于中國戲曲史的研究來說，就更有重要價值了。[1]

陳歷明的記載交代了《劉希必金釵記》發現的時間、地點，詳細介紹了劇本的文本特征和劇情梗概，還根據劇本所標注的時間推斷了它的創作年代，又從劇本的其他材料證明它是宋元南戲流傳下來的演出的珍本。他的記載和介紹使人們對《劉希必金釵記》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和認識。

劉念茲《〈蔡伯皆〉與〈劉希必〉》有云：

宣德寫本《劉希必》，是1975年12月發現的，出土于廣東省潮安縣西山溪的一座明代墓葬中，現在收藏于潮安縣博物館。寫本是用當時民間通用的無格麻紙抄寫的，高39厘米，寬26厘米，共七十五頁，每頁兩面，每面約八行，每行約20～30余字不等。全劇標明出數，共六十七出。經過校訂整理發現實際上只有六十三出戲文，寫本原缺四出。[2]

饒宗頤《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有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潮州市鳳塘公社后隴山園地出土對折紙本《劉希必金釵記》，封面朱書“迎春集”三字，第五頁第四出，上面寫明“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全劇末尾又寫“宣德七年六月日在勝寺梨園置”等字樣，年代非常明確?！€附有鑼鼓經，更覺寶貴?！@一冊宣德六、七年間寫本的《金釵記》，早于成化本卅余年，而且還是手寫本，不是刊刻，這才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戲文寫本，其價值可想而知。[3]

饒宗頤指出了《金釵記》在中國戲曲史上的價值，說它不僅比成化本早30年，而且是我國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戲文寫本。此前發現的戲曲文獻都是刻印本，還未見過手抄本?！秳⑾１亟疴O記》則使我們看到了明初南戲寫本的情況。

楊越、王貴忱《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后記·一宣德抄本〈新編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云：

此本卷首題《劉希必金釵記》，包括分出戲文六十七出。正文七十二葉，附鑼鼓譜《三棒鼓》、《得勝鼓》一葉，南散曲《黑麻子》二葉，總七十五葉。半葉八行，行三十余字不等。書本高市制（下同）一尺五寸，寬七寸七分五。卷末題為“新編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卷終下”。行楷書寫本，書法嫻熟，草紙本。潮州市博物館藏。

此本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潮安縣鳳塘公社西山溪明初一夫婦合葬墓中發現的?！炛畱蛭?，間有用朱墨筆圈點的演唱處理記號，夾雜潮州方言，可知是潮州藝人演出本，可能這個本子就是墓主所寫。在戲文第四出左邊有草書“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九字一行，卷末又有記年款識“宣德七年在勝寺梨園置立”十一字一行，蓋為宣德年間寫本。此為南戲失傳本，未見著錄，明徐渭《南戲敘錄·宋元舊篇》著錄有《劉文龍菱花鏡》，《永樂大典·戲文九》收錄《劉文龍》戲文。按《劉希必金釵記》主角劉文龍，字希必，可知是同一人的故事，《劉文龍菱花鏡》、《劉文龍》兩戲文與《金釵記》當出自同一祖本。[4]

此后記除了與前面的文獻有相似的敘述外，可貴的地方是指出了它與南戲《劉文龍菱花鏡》、《劉文龍》的淵源，使它的戲曲版本的流變顯得相對清晰。

趙景深《小說戲曲新考》引《劇學月刊》第5卷第1期云士批評錢南揚《宋元南戲百一錄》時說的話：

有些極平常的材料，一向被人視為極其鄙俗的，錢先生卻也把他們忽略了。即以本事而論，《劉文龍菱花鏡》一戲，所演情節，今已不可考，但亂彈戲里的《小上墳》，至今還常常上演，其中的主角，一個是蕭素貞，一個是劉文龍（有的已訛為劉六敬），而《菱花鏡》一事，在這戲中也約略可看出六七分，此外如《陰功報》之與《馮京三元記》，《血手印》之與《林招得三負心》，《金鳳釵記》之與《薛云卿鬼做媒》等，都是可以印證的。[5]

趙景深據此以為京劇中的《小上墳》是從《劉文龍菱花鏡》演變而來，因為《小上墳》的女主角也叫蕭素貞，而男主角劉六敬當是劉文龍之訛。但是當時《劉希必金釵記》還沒有發現，錢南揚沒有過多追究，趙景深、馮沅君卻對它在近代的流變有所探索，這種探索可以說使后人多少窺見了此劇題材的一些演化痕跡。

王兆乾《南戲〈劉文龍〉的演變及其遺存》在敘述劉文龍故事在清末及近現代的留存時說：

1952年初春，我意外地在安徽池州劉街鄉發現一部清光緒年間手寫本《劉文龍趕考》，是清末著名的暖紅室主人劉世珩故鄉南山劉村的儺戲演出本。我曾在1953年7月號上海出版的《文藝月報》發表《談儺戲》一文，提到此劇目。并且在安慶市文化館工作的班友書先生還將此劇本油印刊布于世，可惜未能引起學術界注意。繼之，我又驚奇地發現，池州東南鄉眾多村莊的儺戲，幾乎都有劉文龍的劇目。情節、場次、人物、聲腔、唱詞各不相同，顯然并非出自同一時代、同一手筆。在全國，唯獨池州一地擁有如此密集的劉文龍劇目，確為戲曲史所罕見。[6]

接著他列舉了當代演出劉文龍劇目的近40個村莊，著錄了自己歷年來收集的10多種劉文龍劇本，指出“儺戲《劉文龍》的發現，特別是它尚能演出的曲牌體劇本《和番記》的發現，對研究青陽腔在池州一帶的基本面貌、青陽腔的形成、儺戲與南戲的關系、劉文龍故事的演變、民間說唱與青陽滾調的關系等等，都提供了可貴的資料?！笨梢妱⑽凝埞适略诂F當代戲曲中的遺存還是很豐富的。

從這些流變看，《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可以說解決了劉文龍故事的源頭問題。

潮州出土的《劉希必金釵記》全稱《新編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共67出，以行草書寫，每頁兩面，每面8行，曲辭和賓白字號相同，分出，標出角色名稱和演唱提示。由于埋于地下年代久遠，文字多處脫落漫漶，致使劇本有不少殘缺，對貫通文意造成一定影響，但并未損害劇情的完整性。作者為無名氏。劇寫西漢元帝時鄧州南陽書生劉希必字文龍，娶妻三日，便上京會試，以求功名。臨行前，其妻蕭氏贈以金釵半支、菱花鏡半面、繡鞋一只，依依不舍地送他到洗馬河橋邊，許下八大誓愿，希望丈夫高中后早日還家。劉希必果然考中狀元，曹丞相意欲將女兒許配給他，因被拒絕而觸怒曹丞相。文龍上朝懇求辭官歸里，圣旨不允。在曹丞相的慫恿下，圣上命他護送王昭君去匈奴和親。文龍歷盡艱辛到匈奴，又被單于召為駙馬，并賜以左賢王爵位，如此羈留匈奴十八年。文龍日夜思念故國和親人，懇求公主放他歸漢，并以二十四孝故事打動公主。公主終于瞞住父王，私放文龍。元帝得知文龍歸來，嘉其忠孝節義，封為列侯，榮歸故里。自文龍赴試后，蕭氏日夜思念丈夫，侍奉公婆。文龍曾托客商帶回書信，但途中被強盜阻劫，致使多年音訊杳無。家人以為他早已客死異鄉。歹人宋忠請吉公為媒，想娶蕭氏為妻，公婆也因家境困難，逼她改嫁。蕭氏無奈，提出要為文龍守孝三年。三年期滿，宋忠再來逼婚。蕭氏無奈，到洗馬河邊正要投水，被太白星君所救。適逢文龍喬裝還鄉，遇見蕭氏，她已認不出丈夫。文龍寄居鄉鄰家，碰到宋忠迎娶蕭氏，叫人取來一條鯉魚、一根竹竿、一盆水，如果宋忠拜得鯉魚上竿，就讓他迎親。宋忠辦不到。文龍拜得鯉魚上竿，然后出示三件信物，于是一家人大團圓（見李修生主編《古本戲曲劇目提要·金釵記》）。全劇結構完整，劇情曲折生動，以南方語言為主，保持了入聲字，同時也押中原音韻，正文還保留著許多朱筆圈點的演唱處理記號，正文后附錄著《三棒鼓》、《得勝鼓》之類的鑼鼓譜，并有南散曲《黑麻序》，所以，它不僅是單純的文學劇本，也是一個經常使用的舞臺演出本。

此劇情節構思跟《琵琶記》有相似之處，男主人公都是新婚燕爾赴京中應試，妻子在家侍奉公婆。但更多不同的是，劉希必高中后拒絕了曹丞相的招贅，被曹所嫉恨，導致了到匈奴被招為駙馬，羈留異鄉十八年的苦難。他的妻子蕭氏與趙五娘也不同，她面對宋忠的求婚，堅貞不屈，而劉文龍與宋忠的較量也體現了他對蕭氏的深厚情誼。從劇情的處理看，《劉希必金釵記》比《琵琶記》更符合情理。全劇分為三大部分，從開場到第13出劉文龍中狀元為第一部分，寫劉文龍高中前對家鄉父母和新婚妻子的眷戀；從第14出到第56出為第二部分，寫劉文龍被丞相逼婚與入贅單于國為駙馬，是全劇的重點所在；從第57出到結局為第三部分，寫劉文龍逃回帝京后受封賞及返鄉省親事。整個劇作以劉文龍為中心，以他赴考為線索，集中寫他中舉后婚姻的變故。它所寫的是元明以來戲曲慣用的內容和情節，所表現的“無非是作為讀書人的劉希必面對富貴權勢而不動搖，從不辱君命到不忘糟糠之妻，矢志不渝地忠于君王、父母與發妻，忠孝兩全，貞烈兼備。通過21年悲歡離合的情事，展現劉文龍誠信耿直的個性品格。至于發妻蕭氏之從一而終，拒絕富貴權勢者之逼婚，甚至不惜一死以殉節，忠貞節烈，也是劇本所要著力褒揚的?！盵7]這種主題既有其合理的因素，同時也有其積極的意義。此劇共用了104個曲牌，既有宋詞調名，又有元散曲葉兒，還有一大部分是所謂的“里巷歌謠”，在音樂曲調方面，比較集中地表現了早期戲文的特色。它的演唱腔調應該從題目“正字”一詞來看，據吳國欽考證，這個“正字”與正字戲的“正字”有所不同，許多學者和辭書都誤以為它們是一種東西，其實是兩回事?！秳⑾１亟疴O記》所謂“正字”“既不是指正字戲劇種，也不是指中州官話演唱，更非廣告性文字，而是指用潮州話的正音演唱”[7]，劇本發的是潮州話的“正音”，劇作是戲文《劉文龍菱花鏡》在潮汕地區的一個改編本。它的時代應該是迄今所見潮州戲文的最早本子，是潮州戲。從來源考察，戲文《劉文龍菱花鏡》估計是從福建傳入潮州而被改編成潮州戲文《劉希必金釵記》的。

正如前文所言，戲曲目錄著作中尚無以《劉希必金釵記》著錄者。與此劇情節相似的有南戲《劉文龍》，見《永樂大典》卷13973《戲文》九著錄，已佚。明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題作“劉文龍菱花鏡”，今亦無傳本?！逗教们V》著錄元史敬德和馬致遠曾經合撰“蕭淑貞祭墳重會姻緣記”，原注云“一名劉文龍傳”。在《匯纂元譜南曲九宮正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沈璟《南九宮譜》、沈自晉《南詞新譜》等詞譜、曲譜中，殘存有關“劉文龍”的佚曲22支，并注明是“元傳奇”或“舊傳奇”。這些佚曲所表現的內容與今發現的《劉希必金釵記》相同情節的內容十分接近，只是個別字句不同而已。而劇中的番奴所唱小曲還雜入了一些蒙古語。從這些特征來看，《劉希必金釵記》必定出自元代，雖原本已散失，但肯定與上述著錄劇本都是同一祖本的南戲，只不過它是晚出的寫定本而已。

《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在中國戲曲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獻意義。它為早期南戲提供了劇本。早期南戲劇本今存者很少，這些今存劇本只能使后人看到南戲的一個側面，發現的劇本越多，南戲的風貌就會展示得越全面?！秳⑾１亟疴O記》就是南戲的一個例證。它還為南戲“劉文龍故事”的演變和版本更迭提供了證據?！皠⑽凝埞适隆痹诮F代都有較廣泛的流傳，但在《劉希必金釵記》前面的作品都散失了，它是今存最早的也是惟一的關于這一題材的南戲劇本，對了解和認識這一題材并加深研究無疑很有價值。它還是一個地方戲劇本，在早期南戲中，還很少見到地方戲劇本，不論是宋元南戲，還是明初南戲，都未標示出地方戲的特征，只有《劉希必金釵記》標明是潮州戲，這說明在明初以至更遠的元代中國戲曲地方化的傾向，它極可能是溫州雜劇的演化和流傳，從它可以看出潮州戲的演唱情形。它又是一個手抄本，從這個手抄本我們可以窺見舞臺演出的形態。尤其它還附有鑼鼓譜，為后世研究早期南戲的演出提供了堅實的文物依據。雖然只有一本，但它在中國戲曲史上的意義卻不同尋常。

關于《劉希必金釵記》的整理，最初是發掘出來后，考古工作者對它進行了二度的裝裱，這使它剛出土時的易散易朽的形態得到完善和保存；1958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明本潮州戲文五種》[8]，其中第一種即是《劉希必金釵記》，這是它獲得廣泛傳布的最好途徑，也是學界深入了解和認識它的開始；同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劉念茲《宣德寫本金釵記校注》[9]，這是對它進行全面清理的一部著作。199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季思主編的《全元戲曲》[10]，在第11冊收錄了它，并進行了?？?，還附錄了潮州出土《劉希必金釵記》殘稿與《劉文龍菱花鏡》佚曲，它與劉念茲的校注本一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版本，隨著《全元戲曲》的出版，它的傳布將更為廣泛。關于它的研究，先有陳歷明《明初南戲演出本〈劉希必金釵記〉》[1]一文對它的發現時間、地點及其文本特征和價值作了簡要介紹，稍后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所立的辭條中對它的內容和形制作了精煉的概括，認為它是據元代南戲《劉文龍菱花鏡》改編的[11]。吳南生《明潮州戲文五種序》從潮州文化的角度對它的價值進行了肯定[12]。饒宗頤《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的論述更為細致，不僅對它的價值作了肯定，而且對它所附的鑼鼓譜的意義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3]。楊越、王貴忱《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后記》則對它作了提要式的介紹[4]。其后一些辭書像《中國曲學大辭典》、戲曲史像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戲曲學專著像劉念茲《南戲新證》對它都有評述，但多是介紹和評述，真正的研究還很有限，然而康保成《潮州出土劉希必金釵記述考》則是研究此劇的一篇很有份量的論文[13]。

對它進行全面探討的是陳歷明撰寫的《〈金釵記〉及其研究》。此著為《潮汕文庫》之一種。篇首有吳南生《潮汕文庫》序與隗芾序。全著分上下兩卷，上卷《〈金釵記〉研究》，由“《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及其面貌”、“從《金釵記》看明代前期的戲曲文學”、“以《金釵記》透視明代前期戲曲舞臺藝術”、“《金釵記》與明代潮州戲劇”四部分組成；下卷《劉希必金釵記》重校本，由“出土戲文《〈劉希必金釵記〉補校序略》”、“劇本正文”及“殘文或附言”組成。這是一部全面研究《金釵記》的專著，上卷第一部分“《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及其面貌”，從“《迎春集》喜見天日”、“何來的改編戲文”、“不是書齋珍秘”、“有來由的孤本”四個方面對《劉希必金釵記》的發現時間、地點、形態及隨同出土的其他物件作了詳細的介紹，對劇本編成的時代、劇本的結構、改編的性質也做了深入考證，認為它“是一個距今560來年的南戲‘新編本子’，是一個完整的南戲劇本”，斷定它是一個舞臺演出本，“不是文人雅士書齋里的珍藏賞品”，更值得注意的是它還是一個孤本，因此使它的價值尤其非同尋常。第二部分從“《金釵記》看明代前期的戲曲文學”，“由‘律’下的坦途”、“各得其美”、“精妙的織錦”、“擲地發金聲”、“誰走在前頭”、“清流交匯”、“沃土的華光”組成，先概括了它的忠孝節義的主題思想，從六個方面對它所反映的明代前期政治、經濟、文化、民族諸社會實質進行了全面的歸納；接著分析了它的人物形象，總結出男主人公劉希必多情、正直、聰慧、機敏、果敢的性格特征，也對蕭氏的善良、溫情、堅貞的性格特征作了概括，還詳細分析了劇本中的次要人物，總結了它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六大手法。其后分析了它“巧妙而又樸素的藝術構思”，認為它“從矛盾沖突到情節安排，都有不少獨到之處”，指出了它在語言方面的獨特性。最后把它與《琵琶記》作了比較，指出它們之間的傳承關系，還把它放在中國戲曲史上進行觀照，肯定了它的戲曲史地位。第三部分由“把你抓住了”、“開拓再開拓”、“風箏有線”、“弦外有音”、“個性的孕育”、“天馬行空”、“市場”和“神”八個方面分別對它的開場、分出體制、曲牌聯綴、角色演唱、伴奏方式、角色扮演、舞臺提示、貫串動作以及演出活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而肯定了此劇在劇本形態方面的獨特性。第四部分由“青春期的信息”、“兩路齊下”、“落地的路標”、“多軌走向的一線”、“多軌走向的又是一線”、“新生命的成熟”、“陽光雨露并蓄”、“多軌走向的第三線”、“交叉的長青藤”九個方面構成，主要從潮州腔流變發展的角度對它進行了觀照，指出了它對潮州腔發展的作用和貢獻。下卷是《劉希必金釵記》重校本，從“出土戲文《劉希必金釵記》補校敘略”看，著者主要做了十一方面的工作，一是使內容充實，二是對于情節的點明、理順，三是補正對于情景的形象描寫，四是對地方性語言的保留，五是對外來語的運用的訂正與處理，六是對害意的字句的校正，七是對曲白及斷句的訂正，八是補充殘文并弄明與正文的關系，九是對殘文中的獨立作品的補整，十是對音樂導演處理提示的再現，十一是使本子全貌的明晰。文末還對二十四條“殘文或附言”作了校注。通過著者的?？?，《金釵記》終于有了一個適合閱讀和研究的文本。陳歷明的研究，雖然標題顯得過于文學化，但實際內容卻甚為嚴謹。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對此劇本的感情太深厚的緣故。除此專著，陳歷明還寫過《〈劉希必金釵記〉的來龍去脈》、《一個出土的南戲演出本〈劉希必金釵記〉》等論文[14]。

與此劇有關的《劉文龍趕考》即《劉文龍菱花鏡》，劇本已佚，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輯得佚曲21支。徐渭《南詞敘錄·宋元舊篇》著錄，《永樂大典·戲文九》著錄為《劉文龍》，《九宮正始》引題《劉文龍》，注云“元傳奇”?！逗教们V》有《蕭淑貞祭墳重會姻緣記》，并注云“一名《劉文龍傳》，《雍熙樂府》第一種，史敬德、馬致遠合著”。趙景深在《元明南戲考略》中對史、馬合著本劇表示懷疑，他還寫過《宣德抄本南戲〈金釵釵記〉的發現》一文對《金釵記》作了較為深入的論述[15]。1952年初春，王兆乾在安徽貴池劉街鄉發現了一部清光緒年間的手寫本《劉文龍趕考》，“是清末著名的暖紅室主人劉世珩故鄉南山劉村的儺戲演出本，1953年7月號上海出版的《文藝月報》發表《談儺戲》一文，提到此劇目，當時在安慶文化館工作的班友書還將此劇本油印刊布于世，可惜未能引起學術界注意?！贝水敒椤秳⑽凝埩饣ㄧR》在清代的流傳[6]。從這些敘述看，在20世紀發現的戲曲作品單行本中，《金釵記》的整理和研究還是比較受重視的。

[1] 陳歷明.明初南戲演出本《劉希必金釵記》[J].文物，1982，（11）.

[2] 劉念茲.《蔡伯皆》與《劉希必》[J].文物天地，1984，（1）.

[3] 饒宗頤.明本潮州戲文五種說略[A].明本潮州戲文五種[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4] 楊越，王貴忱.明本潮州戲文五種后記[A].明本潮州戲文五種[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5] 趙景深.小說戲曲新考[M].世界書局中華民國二十八年（1939）版.

[6] 王兆乾.南戲《劉文龍》的演變及其遺存[A].溫州市文化局.南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2001.

[7] 吳國欽.論明本潮州戲文《劉希必金釵記》[J].中山大學學報，1997，（5）.（后收入黃天驥主編《中國古代戲曲與古代文學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1.）

[8] 明本潮州戲文五種[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9] 劉念茲.宣德寫本《劉希必金釵記》校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宣德寫本《金釵記》校后記[J].學術研究,1982,(4).

[10] 王季思.全元戲曲（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11] 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Z].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3.

[12] 吳南生.明潮州戲文五種序[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13] 齊森華.中國曲學大辭典[Z].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劉念茲.南戲新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6.康保成.潮州出土劉希必金釵記述考[J].文獻，1992，（3）.

[14] 陳歷明.《金釵記》及其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劉希必金釵記》的來龍去脈[J].戲劇藝術資料,1980,(3).一個出土的南演出本《劉希必金釵記》[J].戲劇藝術資料,1980,(3).讀宣德寫本《劉希必金釵記》札記[J].文學遺產,1982,(1).《金釵記》的出土及其研究[J].炎黃世界,1995,(5).

[15] 趙景深.元明南戲考略[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宣德抄本南戲《金釵記》的發現[J].文學遺產,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