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制度視角探析“八大”黨代會常任制

李婷

（河南檢察職業學院 政治處，河南 鄭州 451191）

從制度視角探析“八大”黨代會常任制

李婷

（河南檢察職業學院 政治處，河南 鄭州 451191）

“八大”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常任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思考執政條件下如何把加強黨的建設與推進執政方式現代化結合起來的偉大嘗試，是中國共產黨以蘇為鑒，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開拓創新，它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盡管改革初試即遭遇挫折，但考察這一時期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理論闡述和實踐過程，可為今天的改革探索提供理論依據、實踐經驗和有益借鑒。

“八大”；中國共產黨；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常任制；改革；制度建設

“八大”作為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為黨解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指明了正確方向，初步實現了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對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推進黨內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尤其是“八大”提出的“黨代會常任制”，更展示了一個具有改革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在理論上的創新勇氣和在實踐中的開拓精神。

一、改革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時代背景

如果說“七大”改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為黨的代表大會定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蘇共體制影響的結果，那么黨代會常任制則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以蘇為鑒的基礎上，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踐結合起來，開始探索走有自己特色的黨建之路而取得的輝煌成果?？疾臁鞍舜蟆鼻昂蟮臍v史可以看出，黨代會常任制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現實條件和社會背景。

(一) 從世界范圍看，至少有三個重要方面的問題是“八大”決策不可忽略的

首先，國際局勢逐漸趨向緩和。從局部來看，中國人民英勇抗擊美帝國主義，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從國際的總體形勢來看，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興起進一步推動著世界格局向著有利于和平的方面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以此為契機，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為在國內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創造有利的國際和平條件。

其次，新科技革命浪潮開始涌動。戰后，一場科學技術的革命在全世界范圍內興起。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逐漸得到調整和恢復，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也在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醫治戰爭創傷，努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敏銳地感覺到了新科技革命賦予的時代特征，積極把握機遇。這勢必對“八大”尊重科學、創新思路、適應時代的發展、確立正確的政治路線產生一定的影響。

再次，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事件的發生，促成了中國共產黨以蘇為鑒走自身發展道路的轉變。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在國際共運內部一度引起極大的震蕩。對此，中共中央領導人采取了辯證唯物主義態度，毛澤東總結出四點：第一，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短暫，不可能不犯錯誤，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錯誤；第二，社會主義依然存在矛盾，只不過斗爭的性質和形式不同于階級社會；第三，斯大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一生中還有偉大功績；第四，斯大林問題的揭露，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他著重強調，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照抄是很危險的，成功的經驗，在這個國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個國家如果不同本國的情況相結合而一模一樣地照搬就會導向失敗”[1]64。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2]302。

(二) 從國內環境來看，執政黨面臨著加快經濟發展、加強自身建設的艱巨任務

首先，和平的執政環境以及相對落后的國民經濟，給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盡快發展經濟的時代任務。盡管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建國初期千瘡百孔的經濟爛攤子得到了一定的改變，但恢復和發展經濟仍是黨工作的當務之急。和平的國際國內環境，既為發展經濟提供了可能，也勢必要求黨的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如何盡快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黨面臨的緊迫課題。毛澤東提出，“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1]275，必須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因為“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2]296―297。因此，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歷史任務為黨在執政條件下充分發揚民主、加強自身建設提出了現實要求。

其次，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既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供了有利條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執政條件下，黨獲得了發展自身的穩定社會環境、較好的物質基礎和有利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在共產黨員身上滋長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加大了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危險。盡管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然而執政以后，黨內仍然出現了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現象。鄧小平認為，要反對“三個主義”和警戒“兩個脫離”，“關鍵都在于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3]215。因此，注重執政黨的特點，遵循黨在執政條件下進行自身建設的規律，是“八大”創新黨的建設新思路的理論基礎。

再次，黨的團結統一局面的形成，為黨形成統一的政策共識奠定了組織基礎。一方面，經過整風學習和整黨工作，黨加強了自身建設，增進了團結統一。從“反冒進”事件①的過程來看，黨的領導層在政策上、工作上有了分歧后，尚能夠經過黨內的正常討論協調意見，或達成共識或尊重集體決策。一個團結統一的黨，必然是一個戰斗力和凝聚力很強的黨，這是形成“八大”路線最重要的組織保證。另一方面，對于代表大會經常不能按期召開，因而成為“黨內民主一個不可避免的缺點”的認識，在黨內有一定的思想認同基礎。對此，早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形成了共識，并通過了相應的決議，要求按照黨章定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以此來充分發揚黨內民主。隨著黨成為執政黨之后的地位變化、工作重心的轉移、工作環境以及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共中央再次意識到，只有把黨內民主建設與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等結合起來，才能使黨在新形勢下永葆革命本色。1952年6月，中央發出了《關于爭取勝利結束“三反”運動中的若干問題的指示》，強調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的中心內容之一就是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關鍵在于首先健全黨內機關的民主生活，而黨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則是最適當的組織形式，應定期召開[4]227。有鑒于上述認識，“現在情況改變了，完全可以經常開。有常任代表，可以經常展開批評，民主生活可以發展”[5]124。這是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能夠順利寫入黨章的思想基礎和關鍵因素。

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之后，面對和平的執政環境，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思想在黨內日漸復蘇。1951年3月，劉少奇在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黨內要每年進行一次選舉”的觀點。中央在同年12月下發的《關于黨、政、軍系統各級直屬黨委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明確了“每年至少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6]113的要求。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我國正式確立并實施，在人民代表大會設立了常務委員會并實行人大代表常任制的基礎上，閉會期間的人大代表較好地發揮了聯系群眾、收集民意、反映民情的橋梁作用。毛澤東從人民代表大會的運作機制中受到啟發，在1956年4月28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八大”修改黨章的問題：“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盵1]54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最初的建議是仿照人大設立“常任代表”，尚未提及“黨代會”的常任。

根據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意見，在聽取了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的意見之后，鄧小平主持黨章修改小組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5月 17、19、21日，連續三次召開會議，仔細討論黨章修改問題。根據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鄧小平代擬了中共中央《關于討論修改黨章的通知》下發給省、市、自治區黨委。該通知說：“在黨章修改稿中，請你們特別注意：(一) 草稿中規定全國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采用常任制度，并且規定各級代表大會每年開會一次，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請你們考慮這種制度是否妥當……”[7]241在這個通知中，鄧小平把毛澤東設想的“代表常任”發展為“黨代會常任制度”。從通知的要求看，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具體討論，主要集中于要不要實行常任制，對于如何實行常任制這樣比較具體的問題則尚未考慮到，因此“八大”從開始決定實行這一重大改革起，思慮就不甚周全。在1956年8月22日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著重強調了關于代表常任制的問題，“我們這個黨章草案上有個常任代表制。這是鑒于，過去11年沒有開會，有各種原因，其中有一種原因就是惰性?？偠灾?，戰爭那么忙是難開的?，F在情況變了，完全可以經常開。有常任代表，可以經常展開批評，民主生活可以發展”[5]124。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舉行?！鞍舜蟆蓖ㄟ^的《黨章》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由中央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省、自治區、直轄市代表大會會議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縣、自治縣、市代表大會會議由縣、自治縣、市委員會每年召開一次?！盵8]330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度在黨章層面正式確立了。

三、黨代會常任制的形式與內涵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全面、充分地闡述了黨代會常任制的制度內涵。

(一) 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具體運作形式

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是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年會制思想的基礎上，在充分分析建國以來黨的自身狀況和現實國情的前提下，對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根據《報告》的闡釋，“八大”時期黨代會常任制的具體運作形式為：第一，每年必須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就像“人大”會需要每年召開一次一樣；第二，黨的代表大會討論黨的最重要的決定；第三，黨代表的任期與代表大會任期相同；第四，常任制黨代表在閉會期間要經常聯系黨員群眾和選舉單位，增強代表性；第五，常任制黨代表在閉會期間行使監督黨的機關的監督權；第六，黨代會年會上，各級委員會要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接受黨代表的詢問與監督。

(二) 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價值意義

總結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的闡述，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價值意義體現如下：

第一，充分保障黨代會最高機關的權威地位?！鞍凑招碌闹贫?，黨的最重要的決定，都可以經過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最大好處，是使代表大會可以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它的效果，是幾年開會一次和每次重新選舉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難達到的”。

第二，提升黨的民主生活水平。早在1948年9月8日，毛澤東就曾指出：“實現黨內民主的辦法，是實行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制度。我們黨內是有民主的，但是還不足或者缺乏，現在要增加”[9]137。而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正是一項可以“把黨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3]233的根本改革。

第三，強化黨內監督?！包h的中央、省、縣委員會每年必須向它報告工作，聽取它的批評，答復它的詢問”；“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選舉他們的選舉單位負責”，他們“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也可以按照適當的方式，監督黨的機關的工作”[3]233。

第四，簡化會議程序。與代表大會定期制相比，由于每年開會，代表大會的會議也就可以開得簡便一些；代表是常任的，與代表大會年會制相比，可以大大減少代表選舉工作的負擔。

第五，密切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代表由于是常任的，可以“經常地集中下級組織的、黨員群眾的和人民群眾的意見和經驗，他們在代表大會會議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3]233。

(三) 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發揮作用的主要途徑

途徑之一，就是要通過常任的黨代表充分發揮溝通聯系黨員群眾的作用，增強代表的代表性和黨委工作的科學性、民主性?！拔覀冎鲝埜倪M各級代表大會的制度，是為了使各級黨的委員會更便于集中廣大群眾的意見，工作作得更正確有效”[3]234。

途徑之二，就是要使黨代會年會成為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生活的講壇。因為，我們黨是依靠全體黨員和全黨的各個組織，來聯系廣大的人民群眾的，為了使黨的下級組織“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證，可以及時地無所顧忌地批評上級機關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使黨和國家的各種會議，特別是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充分反映群眾意見、開展批評和爭論的講壇”[3]223―224，使黨的各項決策能夠充分反映群眾的意見，總結群眾的經驗。

可見，“八大”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改革目標主要是致力于發揮“常任代表”密切聯系群眾、反映群眾需求的橋梁樞紐作用以及黨的代表大會吸收群眾意見和總結經驗的組織平臺作用。這一方面增強了黨代表、黨員和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另一方面，增強了黨委工作的有效性，體現了黨的領導工作和執政工作的科學性，為黨集中精力發展國民經濟奠定了組織基礎。

四、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短暫實踐

1956年9月“八大”召開之后，按照黨章的規定，“八大”二次會議原本應于1957年9月召開。然而，由于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經濟建設方面存在急躁冒進，某些干部存在官僚主義作風，加之國際上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的影響，國內政治和經濟生活方面暴露出了不少嚴重問題。因而這一時期，黨主要集中于調整若干方面的經濟關系和在全黨范圍開展整風運動。而且1956年11月和1957年秋分別召開了黨的八屆二中和三中全會，因此“八大”二次會議沒能按期提上黨的會議日程。直到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八大”二次會議作為“八大”以后的第一次年會才得以召開。與此同時，全國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除西藏外）一級的黨的代表大會，包括全國1500個左右縣（自治縣、市）在內的縣一級黨的代表大會也都從當屆起，開始正式實行常任制?！鞍舜蟆倍螘h通過了社會主義總路線，并錯誤地提出存在“兩個剝削階級”的思想，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的正確路線和指導方針，給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也使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建設的探索出現曲折。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曾明確提出要求：“明年五月開三屆大會，請做準備?！盵10]202然而事實上，由于黨內民主生活非正?；内呄蛞讶諠u暴露，“八大”三次會議在1959年沒能及時召開，之后原定于1960年6月26日舉行的八屆九中全會及“八大”三次會議又再次延期。以后，隨著“左”傾錯誤指導思想的發展，“八大”三次會議也沒再召開。因此，中國共產黨對黨代會常任制的探索，事實上只有“八大”二次會議的短暫實踐，之后就被迫中斷，因而“八大”二次會議也就成了中共黨史上惟一的一次全國年會。

五、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分析與評價

從前面的論述來看，黨代會常任制的提出適合了當時的現實國情和黨的歷史任務，“八大”對于常任制的運作形式、作用途徑、價值意義的論述也較全面。然而，經過黨內高層多次論證而推行的常任制為什么僅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后就止步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僅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分析。

(一) “人治”體制無法為常任制改革提供穩固的制度支撐

受中國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影響和長期革命戰爭環境的局限，中國共產黨未能把黨的制度建設提高到與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相同的高度來對待。而因“民主法制傳統很少”[11]332的歷史因素和革命黨生存發展的邏輯需求，使黨內逐漸形成了輕視一切法律及制度的思想觀念與行為邏輯。毛澤東多次提到，“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它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12]102。

“人治”思維對制度建設侵蝕的直接后果，是制度的權威性不足、穩定性差，人的制度建設意識普遍不強。這一后果體現于制度本身，就表現為黨章的穩定性差，黨內法規的剛性不足，存在有法不依、執行不力的現象；體現于政治實踐，就表現為黨和國家的某些重大決定往往會因為“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因為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鞍舜蟆敝?，黨內民主生活空間日益受到擠壓，加上黨內制度本身的脆弱性，黨章的權威遭到侵蝕，致使權力能夠輕易越過制度的邊界，改變代表大會的決議和黨章的部分規定，使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嘗試被迫中斷。

(二) 改革的推進缺乏一系列具體的配套制度和程序機制

要使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推動黨的建設和黨內民主發展的重要資源與長效機制，必須使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一切運作過程都有科學的制度設計和嚴密的程序機制保障。然而，回顧“八大”的常任制改革歷程，改革創新缺乏系統化、程序化的機制保障。

“八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明確指出，常任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黨的代表大會成為黨的“充分有效的最高決策機關和最高監督機關”。通過每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黨內重要決策都經過大會討論決定，發揮閉會期間黨代表聯系群眾、監督黨的領導機關的作用，提高黨的決策與執行的科學性、民主性，并通過“黨的中央、省、縣委員會每年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聽取它的批評和答復它的詢問”來提高黨內民主水平。然而，對于如何使黨內重要決策都必須由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如何規范委員會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常任代表的權責如何界定、如何為代表閉會期行使職權提供保障均缺乏具體的制度規定和程序規范。當時除了發布《關于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召開的地方各級黨的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問題的規定》和《關于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代表改選、補選問題的規定》兩項規定外，對于常任制的推廣與運作再無相關制度約束，而主要依靠黨內教育和黨委的組織領導來貫徹。

而且僅從時間來看，“常任代表”發展到“代表大會常任制”，再到正式在黨章層面確立，期間僅有短短四個多月時間。顯然，相關的制度建設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跟上實際運作的步子，因而改革的推進必然要受到制度建設滯后的阻礙。再加上“八大”領導層對于常任制改革的定位僅僅圍繞形式層面的“代表常任”和“一年召開一次會議”來進行，缺乏從“機制體制入手”的改革設想，因而中央對于常任制的運作缺乏從機制配套、程序操作等層面的通盤考慮和制度跟進。缺乏具體制度保障的改革，一旦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一旦倡導者的注意力改變，其推進就必然受阻，這是“八大”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改革初試即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改革缺乏基層組織和普通黨員的參與

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是指由黨員選舉產生黨代表，黨代表接受廣大黨員授權組成黨的代表大會，討論決定黨內重大問題的民主代議制度。因此，黨代會常任制如果缺乏廣大基層黨員的參與，必然會使改革由于缺乏主體動力而無法在實質層面取得突破。

從“八大”黨代會常任制改革的過程來看，不論是制度的提出還是實施，都強調自上而下的推進。如前所述，毛澤東首先提出“黨代表常任”的制度設想是在1956年4月間，鄧小平在聽取了各?。ㄗ灾螀^、直轄市）黨委負責人的意見后，主持黨章修改小組在第二次修改稿中加寫了“從中央到縣一級的黨代表采用常任制”等重要內容。5月間，中央發出的《關于討論黨章修改稿的通知》仍然是面向各?。ㄖ陛犑?、自治區）和中央各部委黨組、黨委。這些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制度創新的提出缺乏廣泛的、充分的基層討論。而為了推行黨代會常任制，省級領導干部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討論，中央政治局進行了連續三天的研究，中央為此專門做出了決定。從表面上看，實行黨代會常任制似乎已經達成了黨內上下一致的共識，“八大”之后，黨代會常任制也在上級的指導和推動下準備實施。而事實上，此時基層的許多干部和群眾對黨代會常任制既缺乏制度意義的認同，也缺乏運作模式的了解。從1957年10月中央組織部《關于地方各級黨代表大會實行常任制問題向中央的報告》所述內容可以看出，各地方黨組織在推行常任制的實踐中，并沒有進行必要的、充分的宣傳和組織。由于缺乏相應的教育和引導，群眾不了解組織的具體意圖，“只是跟著黨組織的風向轉”，因而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有的代表，系少數人指定，大多數黨員不承認他作為代表；有的雖被選為代表，但本人怕麻煩不愿履行代表的職責；代表常任后，擁有什么樣的權利，怎樣經常地開展活動，中央沒有明確的說法”[6]583。正如黎見春所說：“八大路線沒能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形成廣泛的共識，從而導致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不夠?！盵13]正因為廣大的普通黨員沒能積極參與到制度建設的討論和決策中來，使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缺少了改革設計和制度推動的生力軍，從而導致貫徹落實黨代會常任制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

事實啟示我們，“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14]1012。因此，改革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路徑不應是封閉式的，而應是開放式的。只有開放性的路徑結構，才能使代表大會制度的建設保持生機與活力。

綜上所述，在制度建設層面，“八大”黨代會常任制改革由于片面地把常任制等同于年會制與常任代表的簡單相加，忽視從體制機制入手加強具體的程序與配套制度建設，再加上改革缺乏基層的參與和認同，實施起來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化，無法充分體現制度創新的優越性。而“八大”之后黨內指導思想的左傾錯誤發展，更給“人治”體制對制度權威的侵蝕提供了便利。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使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被迫中斷。

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盡管常任制改革初試即遭遇挫折，但“八大”對于黨的代表大會制度改革的初步嘗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首先，“八大”關于黨的代表大會制度的常任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思考執政條件下如何把加強黨的建設與推進執政方式現代化結合起來的偉大嘗試，是中國共產黨以蘇為鑒，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開拓創新。作為初掌政權的黨，能有這樣的改革勇氣和創新智慧，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集中體現。

其次，“八大”提出的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是源于中國本土的制度運作模式，它是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智慧結晶?！鞍舜蟆鼻昂髮τ邳h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理論闡述和實踐過程，為黨今后的改革探索提供了理論依據、實踐經驗和有益借鑒。同時，這一制度運作模式，也為世界無產階級政黨進一步完善自身代表大會制度提供了改革思路。

注釋：

① 1955年底“反右傾保守思想”的提出，使1956年上半年的國內經濟形勢出現了全面緊張的局面。為了扭轉緊張局面，1956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確認了5月中央會議討論的我國經濟發展要實行“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6月20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情緒》的社論。在反對急躁冒進問題上，黨的領導層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毛澤東對社論批示的“不看了”三個字，表露出他對于反急躁冒進的極端不滿情緒。但在當時黨內政治生活還比較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盡管有不同意見，對中央的集體決策還是采取了尊重態度。

[1] 毛澤東文集：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毛澤東文集：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鄧小平文選：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3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5]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6] 中央組織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9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7] 楊勝群，等．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M]．北京：三聯書店，2006．

[8]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9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9] 毛澤東文集：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11] 鄧小平文選：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四十年[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

[13] 黎見春．中共“八大”路線中斷的原因新探[J]．毛澤東思想研究，2000(4)．

[14] 毛澤東選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The Permanent System of the 8thParty Cong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LI Ting
(Henan Procuratori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The reform of the permanent system of the Party Congress system in the eighth session is a great test of the CPC to combine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administration. The CPC takes the Soviet Union as reference and combines innovatively the basic Marxist principles with China’s concrete practice, which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ermanent system of the Party Congress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e for today’s reform experienc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s Congress System; permanent system; reform; system construction

D220

A

1006-5261(2012)03-0045-06

2011-12-21

河南省教育廳項目（2011-QN-324）

李婷（1974―），女，江西上高人，講師，博士。

〔責任編輯 葉厚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