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法學本科教育定位的典型理論評述*

陽永恒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04)

關于法學本科教育定位的典型理論評述*

陽永恒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04)

當前關于法學本科教育定位的典型理論主要有“廢除論”、“精英教育論”、“職業教育論”、“通識教育論”等，它們各有利弊，為此作為一種相對折中的做法，將法學本科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為基礎教育或素質教育是可取的。

法學本科教育;定位;典型理論;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學本科教育取得了長足發展的同時，也暴露出來了一些深刻的問題，其中包括法學本科學生就業難、本科法學專業設置過多過濫、本科法學教育向司法考試傾斜造成應試教育等不良現象。但究其根源，還在于我們關于法學本科教育如何定位的問題難以取得一致認同。對此，筆者就當前關于法學本科教育如何定位的幾種典型理論逐一梳理、評述，以期有助于學界的深入探討以及法律實踐的順利展開。

一、廢除論

“廢除論”的提出者主要為一些著名高校的負責人，在2006年7月于上海召開的中外大學校長會議上，他們認為法律應該作為大學生的基礎課來學習，而不是專門設置一個專業，即高校不應提供法學本科教育。如果學生希望從事相應的職業，可以在有了一定的知識背景后到碩士階段再學習法律。這一建議的主要理由是:其一，法學本科畢業生難以從事相應的工作;其二，現行法律碩士可以解決培養法律實用人才的問題;其三，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很多專業是沒有本科生的［1］。

“廢除論”的提出，無疑“為迄今為止的改革努力以及重新設定法學本科教育的目標都提供了新的機會與動力?！保?］它顯然將中國法學本科教育改革問題的爭論推向了極致，“即對法學本科學教育改革的討論已經不限于從“改良”的角度尋求解決的路徑與方法;相反，從“革命”的角度尋求解決的路徑與方法開始進入了至少某些教育管理者的視野”［3］。同時它也體現了一部分關注法學本科教育人士對近些年來中國法學本科教育盲目、無序地擴張和發展狀況充滿了較多的不滿、失望的情緒，因而這種“極端”解決問題的方式似乎更能刺激我們“麻木的神經”，要求我們必須認真地審視中國法學本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

但“廢除論”的理論基礎或許并不十分牢靠。首先，法學本科畢業生難以從事相應的工作主要是由于各種法學文憑“廉價”和“泛濫”造成的。近些年在“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等論斷的影響下，各地法學院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迅速，一些師資力量等“軟件”條件和辦學設施等“硬件”條件不具備的院校紛紛開辦本科法學專業或盲目擴招法學博士、法學碩士、法律碩士人員。法學?？?、法學成人教育也在不斷地“批發”法學文憑。公檢法等單位的在崗人員同樣在法學文憑的“批發與泛濫”中輕易地提高了自己的文憑層次，而業務素質卻是“換湯不換藥”。這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法學人才市場供求關系的失衡。所以當務之急就是控制法學招生規模，嚴管法學辦學條件和法學質量?！拔覀儜斃硇钥创覈叩确▽W本科教育，不能因為法學本科教育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就全盤否定高等法學本科教育存在的必要性”［4］，不能簡單地取消法學本科專業;其次，所謂現行法律碩士可以解決培養法律實用人才的問題也是違背市場規律的。用人單位有時它需要法學本科生而非研究生，有些崗位只需本科生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需要研究生。這樣用人單位可以節省人力資源成本，而對社會來說也是法學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法律碩士制度作為移植西方的一種做法在中國也發生了一些“水土不服的變異”，我們當前多數高校在法律碩士與法學碩士的培養方式上沒有本質上區別，同一個教師在給法學碩士上課的同時，幾乎同樣的版本傳授給法律碩士。在隨后的就業市場更沒有法律碩士和法學碩士的區別。難道市場說了法律碩士就不能成為研究性崗位職員，而法學碩士也不能成為實踐性崗位的職員?盡管我們在培養目標上對兩者作了理論區分，但市場并沒有這樣界分;最后，從“美國的高等教育中，很多專業是沒有本科生的”的論斷中推出我國也可以效仿的思路也難以成立。美國式的本科后法律教育模式把法律教育放在大學本科畢業后進行，盡管這實際上是把法律教育視為一種專業教育，而不是一般的高等普通教育，但美國的J·D·(Juries Doctor)教育實際上是在完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之后進行的專業教育，或者是第二學位專業教育。因此即便“國內對這種學位并沒有合適的對應翻譯”［5］，但如果一定要比較的話，它更多地靠近我國的本科教育，而非我國研究生層次的法律碩士教育，故有學者冠之以“美國法學院之‘本科’教育”的別稱［6］。退一步講，即便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學本科教育，也不能證明中國不能實行法學本科教育。美國教育模式在美國是成功的，但在中國就得照搬和一樣成功嗎?況且美國教育模式只是世界成功法學教育模式的一種，其他如英國法學教育模式卻存在本科法學教育而它也是成功的，為什么我們只學習美國而不學習英國等法學教育模式呢?很顯然“廢除論”沒能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

此外，徐顯明教授認為按照“廢除論”的思路會導致教育時間太長，且因在現行體制下法律職業并不是受教育者作為最高追求的職業，因此，這一成本對受教育者來說是難以承受之重。張文顯教授則從本科法學教育的重要性角度提出:“法學的本科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良好本科教育的大學是令人失望的大學;沒有良好的本科教育，就沒有一個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這對于法學教育來講尤其重要?！保?］總之，贊成者固有之，但反對者顯然占了多數［8］。

二、精英教育論

“精英教育論”主張，中國的法律本科教育應該定位為一種精英化教育，一方面，他們看到了當前法學院盲目擴招的弊端，指出法學院校的擴招嚴重地違背了法學教育的精英性質，它帶來的后果絕非加重學生就業壓力一個后果可以描述，更應該從法學教育質量的高度來看這一問題。故而提出本科法學教育的價值選擇或培養目標應該以培養通識素質與職業素質，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兼容互補的人才為目標，以精英型職業教育為基本定位［9］。另一方面，論者批評“大眾化教育”或“通識化教育”的觀點，認為鑒于法學教育與“以法治國”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中國法學教育基于中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的基本背景，中國的法律本科教育應該定位為一種精英化教育，而不是所謂的“大眾化教育”或“通識化教育”［10］。更有論者認為，法律精英教育，尤其應借鑒國外的法學教育模式，如日本的“法律職業精英”模式等等［11］。

“精英教育論”的多數表達更多的接近下文涉及的“職業教育論”的立場，是后者的“極端化”體現，因為它已不滿足法學本科教育是培養法律職業人員的定位要求。因而它自然會更多地受到“通識教育論”的批評，其中最主要的批評是認為精英教育的理論定位可能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有學者認為，法學教育的精英化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發展趨勢，但并不是很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尤其是在我國法律職業相關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實施職業精英教育，必然影響我國的法治進程［12］。中國的法治環境和實踐證明了照搬別國的教育模式終究會“水土不服”。我國現階段社會各階層都急需高層次、高素質的法律人才，面對社會經濟發展與民主法治進程，我國的法學教育不僅要為立法、司法、法律服務和法律監督等法律部門服務，而且要面向全社會培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需要的高層次、高素質的法律人才，所培養人才的走向是多方面、多途徑的，遠非國外“法律職業精英教育”的惟一指向所比［13］。退一步講，即便我們現在學習日本的“法律職業精英”模式，我們首先也要弄清楚日本模式的具體內涵。日本所謂的“法律職業精英”其實指的是司法考試的嚴酷化和司法考試合格后所須接受的為期兩年的第二階段法學教育，其法學本科教育基本上也只是普通的文化素質教育，完成大學法科學習僅僅是邁向法律職業人的第一步［14］。

也有聲音批評精英教育的定位過高。論者認為，精英教育是建立在高深學問的基礎上，是以心智和人格為核心的高標準教育，培養高水平、高素質的精英人才。實施精英教育，學生需要經常和老師在一起探討解決學術問題和重要的社會問題，通過觀察、討論、現場模擬等，逐漸領會和把握大師們研究和創新的技巧以及許多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訣竅。精英教育需要由杰出的教師和出類拔萃的學生，在一流的大學里，在寬松自由的環境中進行無拘無束的真理探索時方能進行。只有這些要素的有機結合，方能實現精英教育培養大師和名家的目標。顯然，這在當代中國的普通高校中，在本科教育階段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在本科招生擴張、法學專業跟風上馬的情況下，更是如此［15］。這種批評是不無道理的。

三、職業教育論

“職業教育論”認為法學本科教育應當定位為培養法律職業人員，法學本科教育重在法律職業技能培訓。提出這一論點的主要理由包括以下方面:其一，因為缺乏職業教育環節，當前我國法學本科教育與司法實踐相脫節，造成法科本科畢業生分析問題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降低，學生畢業到實務部門后，至少要三四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夠適應審理案件、處理案件、代理各種法律事務的需要，所以常常造成就業困難;其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越來越需要實踐性和復合型應用人才，如知識產權、商業談判、企業兼并、證券金融、國際貿易等領域的法律知識，這些領域中的法律知識恰恰是社會最需要的，但法學本科學生們對社會發展中新興領域的法律知識了解不多，動手處理能力不夠，反過來也說明職業教育有其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基礎;其三，我國實行統一司法考試后，為了與司法考試銜接的需要，必須以司法考試為契機實施法學本科職業教育，法學本科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法律專門人才，法學本科教育自然應與司法考試相適應［16］;其四，法律的實踐性特點決定了本科法學教育要走職業教育之路;其五，外國一些法治發達國家很重視法學職業教育，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以為我國借鑒。

“職業教育論”思想對現實法學本科教育問題的解決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比如論者主張從法律職業的需要看，大學本科階段還應開設證據學、法律邏輯、法庭辯論藝術、法律文書制作、律師實務、審判學等課程，以適應學生畢業后謀求法律職業的需要［17］。同時我國法學教學要增強實踐性、可操作性，就不能只停留在增加幾門實踐性課程上，而必須從所有法學課程的教學方法上進行改革，大量采用案例教學法，讓學生在案例的分析、論辯、操作中獲得和掌握法學知識［18］。再比如說，針對過去法學教師隊伍比較單一、更多是學術研究型師資結構的問題，論者也建議法學教師隊伍不應是一個模式，而應是多模式的，既有純理論型的，也有實踐型的，更有理論與實踐結合型的。這些建議對于提高當前的法學本科教育質量無疑都是有助益的［19］。

但“職業教育論”也受到了不少批評。最主要的批評是認為過分強調與司法考試銜接會導致應試教育的弊端?！皢渭兊姆▽W職業教育會使法學教育流于淺薄，同時也會扼殺法律職業者的懷疑和批判精神”［20］，而司法考試就象考試“指揮棒”，學生對與司法考試相關的課更表現出積極性，對與司法考試沒有直接關聯的課則有所消極;而相關法學院系大有為唯司考是瞻之勢頭，它們以本科學生的司法考試通過率為檢測自己的教育質量高低的標準;而偏偏司法考試本身其實無論怎么在內容上增刪都不能完全去掉其作為考試形式的弊端，這樣也給人投機機會，其中拼記憶力、突擊背法條和搞題海戰術的效應非常明顯?？荚囍袆t出現了博士、碩士考不過本科生，本科生考不過大專生，法律專業的畢業生考不過非法律專業畢業生的怪現象。廣西南寧市中院的法官們應該說職業訓練比學生在學校里的職業訓練要過硬得多，但他們在首屆統一司法考試中竟然全軍覆沒，而該市的幾位農民沒有任何職業訓練卻通過了，法學院校學生通過的也不少［21］。這是極不正常的。難怪知名學者賀衛方先生大聲疾呼:“法學院:“思考”圣壇也，非“司考”培訓班也”［22］!“為啥還要把“思考”圣壇褻瀆成“司考”培訓班呢?真是唯恐社會不亂!”［23］總之，片面強調法學教育的職業化傾向，會忽視法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存在價值。法學有其獨立的精神和品性，法學本科教育不能因為單純的限制——諸如市場化背景等而被改造［24］。

四、通識教育論

“通識”和“通識教育”，系從英文 general knowledge和general education翻譯而來。通識教育是指對學科基本知識的教育［25］。通識教育主要教授法學各學科的知識體系，強調基本理論、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和學習方法的掌握。與“職業教育論”針鋒相對，持通識教育說者認為，法學本科不是職業教育，模擬法庭、法律診所等實踐性課程，不宜占用較大比重。，法學本科畢業生并不能直接從事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法律職業，而是需要經過法律職業界所舉辦的職業培訓和統一司法考試。其理由根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中國的現實國情決定了法學本科教育只能定位于通識教育。中國的國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基本國情對中國的立法、司法、執法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法學教育現狀的形成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同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法學本科教育的定位上，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法學本科教育的的最終目標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培養人才。從中國“法治國家”建設角度看，僅僅靠法律職業人員組成的“共同體”是不可能完成這個艱巨任務的;其二，中國的司法和法學教育現狀決定了大學里開展職業教育事實上也未必對路。中國基層法官必須謀求的知識和技術是法學院畢業生在學校里無法學習到的，即使學校極為重視職業教育，也難見成效;其三，中國的法律職業教育有自己的獨特渠道。職業教育的目的在于培養實踐技能，而這種培養的最好方式是到實踐中去。中國現行的法律職業人員遴選制度為這一方式提供了可能［26］。

第二，司法改革的現實也要求法學本科教育定位于通才教育。司法正義的前提是法律自身的正義，而后者意味著在法學本科教育階段，掌握系統的法律知識、培養正確的法律理念、打好扎實的人文功底比熟練掌握立法技術對實現和維護法律的正義要重要得多。對實現司法公正而言，職業技能的高低絕不是法律人才的關鍵因素。司法改革將進一步凸顯法官的獨立性和審判的公開化，包括可能實行的判決書公開化(已有法院進行試點)，這對法官的道德品質、人文素質以及對社會的感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這些都是通識教育的基本任務［27］。

第三，通識教育是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強調法學本科教育定位為通識教育，并不否定對學生進行實踐能力的培養，但豐富的實踐經驗不可能都從本科階段的學習中獲得，而是更多地依賴于以后的職業繼續教育和法律工作實務［28］。

應該說，“通識教育論”因其在現實的合理性和論證的合理性而贏得了目前法學界多數學者的支持。但它也并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懈可擊的。中國的國情是多面和多維的，它可以說明在我國開展通識教育的重要性，但職業人才和職業精英的缺乏也是國情的反映之一，由此職業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司法改革和司法正義的實現需要打好扎實的人文功底、良好的社會感受力乃至法官良好的道德品質，但無法否認的是司法改革和司法正義的實現也需要法律職業技術的成熟化;另外，實踐能力與實踐經驗是很難分割的，“通識教育論”既然不否認對學生進行實踐能力的培養，又如何能拒絕實踐經驗的獲得呢?很顯然這里具有一定的內在緊張關系。同時法學本科學生畢業不少人就要面臨就業問題，如果完全不懂法律職業技術他們又如何擁有謀生手段?學習法律的本科學生絕大多數人的夢想就是從事法律職業，難道法學本科階段就能忽視多數人的愿望和要求?很顯然完全的通識教育也是有弊端的。

五、結語

從上述典型理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盡管各理論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各自的局限性。遵循法學本科教育的調整應當遵循“社會需要，適度規模，良性發展”規則［29］，筆者認為取一種相對折中的立場可能是一種必要的選擇，不妨就將這種相對折中的立場叫基礎教育或素質教育。法學本科教育有其保留的必要性，但同時要將其定位為基礎教育或素質教育。在基礎教育或素質教育的定位中，既要保留通識教育對人文與專業素養的一般要求，也要滿足職業教育對一定職業技能素質的強調。它不是直接去培養所謂的精英，依然是一種學歷教育和大眾教育，自然在大眾化高等教育模式下那種認為通過法學本科教育就能夠培養出法學大師的建議，只能是一個從來沒有實現的“夢想”［30］，但它為未來成長為學術精英和職業精英的人們奠定可靠的基礎;它重視人文教育和理論素養的同時，也讓案例教學、法律實習、模擬法庭等占有一定的比重。筆者建議可以施行3+1模式，即3年理論學習和1年的實踐學習，同時司法考試不能由應屆本科畢業生參加，工作兩年以后才能參加，通過后再搞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和律師學院專門組織的法律職業教育。這樣既可以積累他們的社會經驗，也可以避免本科法學教育被迫走向應試教育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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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8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青年科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08QZ013)

陽永恒(1977－)，男，湖南安仁人，講師，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