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績詩歌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

張申平

論王績詩歌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

張申平

王績詩歌價值問題是唐詩和隱逸文化研究的重點。分析了王績詩歌的題材、抒情、風骨、音律方面的特點，認為王績的詩歌承續了田園山水題材，敞開了情志通道，端翔風骨漸成，音韻高度律化，具有高度的文學和文學史價值。

王績研究；隱逸詩；文學價值；文學史價值

唐代因為詩歌的成就而被稱之為“詩唐”，詩國高潮是盛唐氣象的一種表現。唐詩的成就離不開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所奠定的基礎，而初唐則是詩國高潮到來的準備和過渡時期。有許多優秀的初唐詩人在詩歌創作和理論創造方面做了篳路藍縷的工作，如王績以隱逸生活為背景的田園詩創作與初唐宮廷詩歌一起，形成了初唐詩壇的復調。但對王績詩歌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地位問題，多年以來學者們的看法不一。研究王績詩歌的價值，有助于了解漢魏至隋唐期間我國的隱逸文化生態以及詩歌的變遷規律。

一、王績詩歌創作的“環節”意義

王績（589-644），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八宕髽I中應孝弟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躬耕于東皋，時人號為東皋子。貞觀十八年卒?！保ā度莆摹肪?31）《王無功文集序》記他幼時聰穎敏慧，七八歲能讀《春秋左氏傳》，十五歲西游長安，謁見越公楊素，當眾劇談時務、文章，“瞻對閑雅，辯論精新，一座愕然”，目為“神仙童子”?！缎绿茣穼⑺腥搿峨[逸傳》，存詩一百余首。王績詩歌研究原來進展不大，王績詩文五卷本的發現，為全面深入研究王績創作和初唐文學的變革提供了新資料，以往沉悶的研究局面被打破了。其中，呂才原序及大量未公開傳世的詩文，彌補了過去研究相關材料的不足。1987年韓理洲《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穯柺?，提供了現存最完備文獻資料，奠定了王績研究的基礎。

目前學術界比較關注王績詩歌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問題。在對于中國山水田園詩歌發展歷程的研究，很多人關注到在陶淵明、謝靈運與唐代王孟詩派之間，應該有一個過渡性的環節，那么架起二者之間橋梁的自然應該是王績。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二）》就認為，王績詩歌在思想和藝術方面都稱得上唐代山水田園詩派的先驅。不過也有人對王績的地位和作用不以為然，如羅宗強說，王績詩歌“是歸隱文學的一種獨特現象。他的詩，放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可以解釋的。從唐詩的發展的史的角度考察，它似乎并不存在環節的意義?！彼m然沒有絕對地否定王績詩歌的“環節”意義，但還是認為他的詩歌對唐詩的發展影響不大，因為作為隱逸文學，王績的詩歌任何朝代都可能出現。另外，羅先生在肯定王績詩歌“脫盡南朝宮體鉛華”的同時，還不以為然地指出：“王績的詩究竟不多，成就也不足以振起一代。他除了少數幾個好友似有共同的藝術趣味外，當時并無更大影響?！保?］這些觀點，既不重視王績詩歌產生的時代契機，也不看重王績創作的歷史影響?？傊?，他并不重視王績詩歌的文學價值。然持不同看法者，早在明代就有楊慎，其《升庵詩話》稱許王績“隱節既高，詩律又盛，蓋王、楊、盧、駱之濫觴，陳、杜、沈、宋之先鞭也”，充分肯定了王績在隱逸題材、詩律等方面承前啟后的重大作用。評價差異如此之大，孰是孰非？筆者認為，這是因為研究視角差異造成的問題。

二、王績詩歌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

關于研究視角，劉石先生認為：“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文學的價值與文學史的價值是互有關聯卻不完全一致的兩條價值系統。所謂文學價值，指在文學自身諸因素上作出的貢獻；所謂文學史價值，指在文學發展歷史階段上所起的作用?？梢赃@么說，真正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家，最終都能夠對文學史的進程起到相應的影響，獲得文學史的價值，但這種影響與價值未必在其當世就能夠得到實現；而具有文學史價值的作家，在文學價值這條系統上，則不一定能夠具有同樣的地位?！保?］這番話可為我們探究王績詩歌的“環節”意義和文學史價值指明思路。藝術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既具有統一性，也有獨立性。文學藝術價值卓越的作品，一般會在當時就表現出一定的影響，詩人也許年紀輕輕就名滿天下；但有些詩人活著的時候也許默默無聞，只有死去很久以后，后人才會發現他作品的價值，這種價值更多是文學史意義上的。王績當屬后者。評判王績詩歌的價值和地位，應該從題材、情志、風骨和音韻四方面來綜合考察，把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統一起來。

（一）田園山水題材的承續

隱逸生活和山水田園風光是王績詩歌的重要題材。自然山水和田園生活自魏晉時期進入謝靈運、陶淵明等名士的審美視野，成為寄寓情懷的觀照對象。王績賦予了該題材新的時代內涵，展現了初唐社會發展的無限生機。但是，在這種牧歌式的田園贊歌中，讀者可隱隱約約地感受到王績的寂寞和失落——面對這個蒸蒸日上的時代，他有著一種局外人的無奈和不甘心。就山水田園詩歌的創作而言，論家常把陶潛和謝靈運相提并論。如清代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評論說：“詩之亂頭粗服而好者，千載一淵明耳……惟王無功差得其仿佛?！辈贿^和躬耕隴畝的陶淵明那種發自內心的對田園生活的熱愛相比，王績的角色側重于隱士而不是農夫。田園生活在王績的眼中是牧歌式的，但他又是一個時代落伍者。因而在《野望》描寫“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時候，王績和“牧人”等“相顧無相識”，有著深深的隔膜，他的知音是千載以上伯夷、叔齊。

（二）情志通道的敞開

唐初詩壇充斥著“應制”、“和”、“賦得”之類應酬詩。難能可貴的是王績詩歌能夠坦蕩地抒發情懷，自由表達對人生的觀感和體驗。王績指出：“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游北山賦》)他認為詩賦應以言志為本，故其詩作多抒情言志。就其具體內涵而言，日常生活的體悟、淺斟低酌的妙處、羈旅行役之嘆惋等，都流露于筆下。如其《自撰墓志銘》《五斗先生傳》《無心子傳并序》等，無不是傾盡心力之真情篇章。他描繪自己，“以酒德游于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五斗先生傳》）。他塑造的無心子，“以穢行聞于王，王黜之，無慍色，退而將游于茫蕩之野”（《無心子傳并序》）。這些都與他自己“若頑若愚，似驕似激”，“無思無慮”的精神狀態相吻合。這些篇章倘若從抒情言志的角度來看，的確是初唐少有。王績竭力擺脫六朝空疏文風，追慕陶淵明等人，習慣真率坦誠地表情達意。他認為“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他以適意為樂，非常羨慕陶淵明那種“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的心態，和“盛夏五月，跂腳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答馮子華處士書》）的詩意棲息狀態。

杜曉勤認為王績堅持了“以會意為功”的創作原則，如其《答處士馮子華書》明確說“題歌賦詩，以會意為功，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所謂“以會意為功”，指的是“以表達真思想、真性情為指歸，不矯揉造作、不雕飾刻縷……恰從正面積極引導了初唐詩歌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功不可沒”［3］191。王績詩作不但洞察世情、鄙棄功名，而且反視自省、坦率真純，有時候又流露了灑脫超群、孤傲兀立的高曠之情，這顯然也為后來的李白等人開了先河。許總指出：“由于所處環境的不同，唐初政治家的述懷詩主要體現了基于開基立國背景上的承續儒家政教傳統的內心愿望以及一統天下的闊大襟抱……而在這一時期，既發揚了抒寫懷抱傳統又顯出如同魏晉文人那樣的避世心態、隱逸趣尚的，則當以處于宮廷范圍之外的王績為代表?！保?］

（三）端翔風骨漸成

在唐初幾十年間，詩歌領域仍然為“梁陳宮掖之風”籠罩。王績詩歌的最大特點，是能擺脫唐初綺艷柔靡、雕琢藻飾詩風的束縛。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指出：“王無功以真率疏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群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逼湓婏L平淡疏野、質樸率真，“意境高古”、“氣格遒健”（《四庫總目提要》），風骨凜然，在文化淵源上承接阮籍、嵇康、陶淵明，同時又對初唐四杰、陳子昂、張九齡等初盛唐詩人的詩文革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陳子昂“主張詩要骨端氣翔，而不要彩麗競繁；推崇漢魏，而菲薄晉宋齊梁。這顯然是繼承王績的?！保?］聞一多認為“陶淵明死后他那種詩歌風格幾乎斷絕，到了王績才算有了適當的繼承人”。吳功正認為：“宮廷詩風和隱逸詩韻共時并生，反映了初唐同時存在的美學趣味性現象……它反映了初唐詩壇不是一種旋律、聲腔和審美色調，也反映了隱逸文化、文學、美學在唐初的復蘇。王績的詩體現了審美的樸野之趣，自然、質實，帶有原生態的豐調?！保?］吳先生指出了初唐詩壇的“復調”現象，肯定主流的宮廷文化之外尚有王績山野隱逸的文化現象和文學創作，真實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面貌，肯定了王績詩歌的時代意義。王績詩歌藝術精神中，具有“融建安風骨、正始之音于一爐的詩歌藝術追求”。他將人生際遇、宦海沉浮、時代感傷、社會思考、生命體驗等融匯在詩作之中，形成了既慷慨激越又玄遠高古的獨特詩境?！八脑亼?、言志詩實際上是建安風骨與正始之音的融合……另外，正由于王績詩歌不僅僅是慨嘆功名，而且融進了理性思辨和批判精神，也直接影響到初唐四杰、陳子昂、張九齡乃至于盛唐詩人，使他們的作品也因增加了哲理思考，詩境更為深沉、蘊藉，堂廡闊大。 ”［3］190

（四）音韻高度律化

王績精通音樂，“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 《山水操》，為知音所賞”(《東皋子集序》)。他的主要作品，“能滌初唐排偶板滯之習，置于開元、天寶弗能別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寫并非溢美之辭，因為其詩歌講求音律、平仄和對偶，格律上已經暗合唐風。聞一多曾說《野望》是“唐初的第一首好詩”，此詩得陶詩之神，是唐代五律的開新之作。杜曉勤注意到，“很久以來，學術界在評價王績詩歌藝術成就時，都只注重他在詩歌內容上的拓展，多稱嘆其對古詩風骨之復振所作的貢獻，很少有人提及他在新體詩聲律方面所取得的驚人成就，更未有人探尋其詩歌律化的藝術淵源?！彼麑Α锻鯚o功集》（五卷本）進行統計，發現王績詩歌 “入律程度也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宮廷詩人們”，“王績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唐初律化意識最強的詩人”。杜曉勤還認為，由于時代的詩歌創作風尚所決定，“自西魏、北周到隋唐之際，庾信一直是人們公認的新體詩創作的最杰出代表，庾信和‘庾信體’也一直是北方詩人景仰、仿效的對象”，加上“王績后來的田園生活與庾信頗為相似，使得王績在創作其山水、田園乃至言志、述懷詩時，均直接取法于庾詩。而王績在酷愛、模仿庾詩的同時，也將庾詩的聲律技巧移植到自己的詩中來了”。在經過對句式、聯式、聲律等詳細研究后，他認為，“王績是唐初律化成就最為卓著的一位新體詩人?；蛟S，正是因為王績詩歌的高度律化，才使得王、楊、沈、宋有更多更直接的律化經驗可以憑借?！保?］

綜上所述，王績作為一個隱逸詩人在初唐的出現可謂“生不逢時”，也具有偶然性，因為在一個充滿向上精神的時代，他是一個落伍者。然就其詩歌創作而言，依然取得了很大的藝術成就，猶如一朵樸素的山野之花，散發著淡雅的清香。從隱逸文學、山水田園詩歌創作以及作品藝術特色等多角度來看，王績詩歌都具有歷史價值。所以說，如果能夠把王績詩歌創作的內容和形式諸方面全面權衡，就能夠給他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史價值做一個綜合的客觀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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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2）03-0114-03

張申平（1969-），男，河南南陽人，碩士，重慶科技學院人文藝術學院副教授。

201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