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的社會調控困境與責任

趙 菁

論文化的社會調控困境與責任

趙 菁

人是一種文化性存在，人創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創造。文化提供塑造個體社會角色行動的價值與規范體系，社會據以維護共同體的穩定與發展，促進個體的成長與進步?！艾F代社會”的理論建制遭遇的種種困境，表征著人類文化將進入一個自覺與自律的新時期。從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提出，正是對這一變化的積極應答。

文化；文化認同；文化融合；文化功能；社會調控；責任

理論家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文化具有引導和規范社會個體行動，維護社會共同體穩定與發展，促進個體成長與進步的功能。因為，“社會系統”是一個個體雙向互動的體系，而“文化系統”則是為社會性存在的個體提供了相互溝通的共享的有意義的符號。當文化提供了塑造社會角色的價值與規范時，社會成員就會通過遵從這些價值與規范來架構和維護自身賴以生存的社會秩序。文化教育作為人類文化傳承的主要活動和方式已構成人類生存與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而教育的核心就是課堂教學。因此，鍛造受教育者德性品質必然成為作為以國家形式存在的共同體倡導和推行的課堂教學的宗旨?，F基于文化及其社會調節功能，分析現代社會中文化的社會調控功能的困境與責任。

一、人是一種文化性存在

人是一種文化性存在，人所制造或思考出來的每種事物、現象和過程都具有文化特征。文化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人在生命活動的基礎上的自然的 “人化”和人本身的“人化”。自然的“人化”是人按照人的需要、目的和意志改變自然的過程，人本身的“人化”則是人不斷地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實現以創造人特有的品質、形態和生存方式的過程。

因此，人的文化性存在包含兩層含義：

一是人創造文化。文化的創造性活動確證了人的主體性地位。首先，人將自己的目的、計劃、能力、需要外化、對象化、物化到對象中去，使對象成為人的一種目的性存在，從而展現和確證人的主體性本質。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一書中指出：“動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動直接同一的。它沒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動之間的區別。它就是這種生命活動。人則把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活活動是有意識的?！保?］其次，人將自己所想、所做的事與物均賦予了文化的特色，并通過這些文化提供的塑造個體社會角色行動的價值與規范，來判斷個體與社會的關系、個體與個體的關系，實現從自然狀態的個體存在向社會狀態的具有差異性的類的存在轉變，從而成為一個真正能夠駕馭自己生活的主體。

二是人被文化所創造。人的被文化創造體現了人生存的社會本性和受動性。盡管“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然而這種關系一開始就納入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另一種關系，即“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一些人，即增殖”，因此，“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社會關系的確立雖然使個人被剝奪了他從自然那里獲得的一些好處，然而通過社會契約，人類所獲得的卻是社會的自由，以及對于他所占有的所有事物的所有權［3］。社會契約就是以文化形態存在的，規范和協調聯合體中的每個成員的依附關系和權利關系。它是人從自然狀態走向社會狀態，并以社會狀態積極應對生存與發展危機的一種方式，體現了個體必須把個體和個體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導下的社會性生存的本質，也昭示著人始終作為一種文化性存在。

二、文化的社會調控功能

“文化不僅僅是一種能夠在社會生活中指導人們的具有一般性和廣泛的分享性的知識和實踐體系。相反，文化進程似乎匯聚了社會分層和社會分化過程，正是通過這些過程，個體在他們有關團結、認同和社會位置的多元、重疊與競爭性基礎的協商中排列開來?！保?］215就社會大系統中的群體而言，只有“在一個強勢的群體中，文化能夠作為內群體或外群體的裁定者，遵從或越軌的裁定者”［4］180。就群體中的個體而言，“并不是每一個個體都有同樣的機會獲得所有的文化的。相反，各種文化客體基于社會化組織的生產和文化的傳播，達到不同的社會階層與群體”［4］39。不僅如此，社會的變遷與文化的變化互為因果，并制約社會中的個體的發展程度。其一，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力——這是他們的全部歷史的基礎，因為任何生產力都是一種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動的產物［5］。其二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關系?！吧鐣还芷湫问饺绾巍烤故鞘裁茨?？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保?］其三，人們在其生產勞動過程中所結成的生產關系，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是其他一切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社會關系的基礎。因此，處于社會系統中的不同群體或同一群體中不同個體，由于文化話語權以及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方式、向度、程度的不一樣，其生存與發展的可能路徑和狀況也會不同，體現文化的社會調控功能。

三、文化的社會調控的有限性

“作為文化變遷的形式理性化與程式化塑造了象征和物質文化的產生與傳播、組織的效率甚至個體的人格。但它們不是抽象的力量，也并不代表一個必然的過程?！保?］123盡管依存于一定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文化創造者，其創造的文化存在著時間、空間、民族、認同上的差異性，但面對復雜的人我關系以及依附于人我關系的人物關系，人們又不得不通過多種文化的交融來達成認同。換言之，在多元的社會體系或在同一社會體系的文化建制中，文化的融通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然而，文化的社會調節功能也并非是一個持續連慣和線性的過程。其一，由于一定的文化結構以及其賴以存在的社會結構對個體的制約性，往往使人對一種文化的選擇并非完全出自自愿，更多的則是一種被動地接受。其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載體都在意識形態上起作用，許多文化僅僅是由于使用者個人好奇或覺得有趣而被大量地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因此，將規范與價值作為文化的全部顯然是一種窄化，也無法解釋社會系統內文化多元并存，乃至繁榮發展，更無法理解文化的社會調控的失靈現象。

四、現代性文化的社會調控的困境與責任

人們通常以工業革命作為區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界線，也以此說明不同的文化的社會調控的困境與責任，認為現代性不過就是現代社會的種種建設項目和現代人所珍惜的各種價值，包括工業化、都市化、技術化、官僚化、科學主義、工具理性、世俗化、平等主義和唯物主義［6］。從現代化所引起的社會變革來看，打破傳統社會的各種程序以及原有社會的穩定，并試圖以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穩定，構成現代社會變化的本質。由是，現代化不應簡單地理解為社會物質層面的巨大變化，它應包括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領域的變化，即要真正實現精神上的站立。這是自啟蒙運動以來人們矢志不渝的追求。令人吃驚的是，在人類所進行的現代化追求中，人們對物質的關注使得社會淪落到“技術至上”陷阱之中，而最終導致人我關系和人物關系的異化，使人類在享受豐裕物質的同時，倍受精神的煎熬和情感的孤獨，甚至迷失在回家的“林中路”之中。正如帕斯卡爾所說，“人沒有上帝是可悲的”［7］，“上帝不存在是一個極端尷尬的事情，因為隨著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內找到價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人在獲得“絕對自由”的同時，“變得孤苦伶仃了，因為他不論在自己的內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東西”［8］。

現代化給人類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F代人生存于其中的“現代社會”的理論建制表征在文化層面，是一個從“理性”到“合理性”的轉化過程。從人文主義浪漫精神對人性的解放，宗教改革的反叛精神對人的重新發現，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學懷疑精神對自然的認識，標志著西方社會生活進入了一個公開自由地使用自己理性的時代。但是，隨著功利主義思想的進一步傳播，西方人越來越把幸福生活的定義說成是更普遍地獲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滿足，即 “凡人的幸?！?。人也越來越不理性了，“他的抱負和理想再也不是根據大自然的規律，再也不聽取預言家的教導，而是根據物質革命給予的權力行事了。從機器世界出發，人把目光盯在另一位上帝身上，即人為的上帝”［9］。人只不過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人類理智的進步并不必然導致道德的進步，科學理性的強大也并不必然形成高度和諧的社會秩序和普遍的價值體系。事實上，現代人正經歷著一個由物化性存在造成人與世界的分離、人與自我的分離、人的道德生活與人的物質生活的斷裂的時期。這既是現代人實存的本體性矛盾，也是促使現代人要在理論上解答 “為什么要有社會”、“社會何以可能”、“什么樣的社會才是和美的社會”等形而上問題，并以此獲取繼續前行的可能路徑的動因。

其實，這些問題歸結為一點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對美好生活的追問實質上是對理想生活的價值追問和反思。在現代性語境中，“現代社會的一種最主要的運動方向就是將個體從束縛他的規范和規則中‘解脫’出來”［4］43。 因此，美好生活的社會秩序生成于人類勞動的分工協作之中，協調社會成員的公共生活，并與各成員的個人的個性自由而全面發展相關。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生活”、“關涉美好生活的社會秩序是怎樣的”以及“怎樣才能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等問題作了諸多表述。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出：“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保?0］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指出：“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保?1］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又指出：“要著力推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面發展，不斷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保?2］從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等現代社會的理論建制，是中國共產黨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共同體共享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念，發展全體人民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共理性，尋求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有效聯結、社會福祉與個人幸福的和諧統一，以化解“現代性”理論的社會指向性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論價值承諾的悖反性的文化自覺，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類社會福祉與個人幸福的一種期許，以及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與決心，也體現了人民大眾文化的自覺。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33.

[3]盧梭.社會契約論[M].施新州，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23-24.

[4]周憲，許鈞.文化：社會學的視野[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0-321.

[6]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M].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7.

[7]帕斯卡爾.思想錄[M].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5：24.

[8]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上一種人道主義[M].商務印書館，1995：12.

[9]奧爾利歐·佩奇.世界的未來：關于未來問題的一百頁[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1985：20.

[10]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11]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EB/OL].http://www.sina.com.cn 2007-10-24.

[12]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EB/OL].http://www.gov.cn/jrzg/2011-10/18/content_1972749.htm.

G05

A

1673-1999（2012）03-0136-03

趙菁（1968-），女，甘肅慶陽人，碩士，甘肅政法學院（甘肅蘭州730070）行政學院副教授。

2011-11-25

2011甘肅省教育科學規劃項目“甘肅回族學生國家意識與文化融合研究”（GS［2011］GHBG029）；2011年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民族優惠政策對甘肅少數民族青年國家認同的影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