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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習得中回避現象研究述評*

2012-08-15 00:54黎娜
湖北科技學院學報 2012年5期
關鍵詞:二語母語短語

黎娜

(湖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北咸寧437005)

二語習得中回避現象研究述評*

黎娜

(湖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湖北咸寧437005)

本文對二語習得領域的回避現象,從其被發現至今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了綜述,并進行了簡單評述。綜述的內容包括:二語習得領域對回避現象的不同定義、回避現象研究包括的范圍、回避現象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及其不足,并重點關注了對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回避現象的研究。以期通過本述評為將來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幫助和方向上的指引。

二語習得;回避現象;述評

一、引言

在對語言學習者的中介語研究中,錯誤分析為一個重要方面。根據對比分析理論中“母語和目標語差異=二語習得的難度=輸出中的錯誤”這一理論基礎[1],從學習者所犯錯誤可以推斷其習得狀態。但是,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并不是所有的習得困難都是表現為語言輸出中的錯誤。schachter(1974)發現:“如果學生發現目標語中的某個結構不好理解的話,很有可能會盡量避免去使用它”[2],因此,習得難度并不全部表現為輸出中的錯誤,從而發現了錯誤分析在二語習得領域鞭長莫及的空白地帶。學界通常認為,Schachter(1974)的研究首次對回避現象進行了專門具體的研究,對回避這個概念的內涵有了具體的闡述,從而將回避這個現象作為一個研究主題,使之進入廣大語言研究者和語言教育者的視野。因此,后來的教材提到二語習得過程中的回避現象,通常都指認Schachter為此研究的先驅。在Schachter之前也有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回避現象。Lado早在1961年在談到對學習者的評價形式時指出,用作文作為一個考察形式的弱點是,受試會在作文中使用有把握的語言形式,而回避使用那些會暴露其弱點的語言形式[3]。Corder也在其研究中提到這種情況:“在實驗中,學習者限制自己使用的語言,根據自己的已有知識,從中挑選那些他認為最有把握的知識?!保?]

在Schachter之后,有許多研究以此為起點,二語習得領域里回避現象的研究逐漸深入和廣泛,從研究方法上、研究對象上呈現出多樣化的局面,而且,對于其根本性問題,回避現象的定義,各研究者也從各自角度進行質疑,希望能規范其使用。

本文將從對回避現象的定義、對此現象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這些方面對回避現象的研究進行綜述,并特別關注以漢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的回避現象研究,以期通過對此領域的總結和歸納,對將來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參考和方向上的指引。

二、定義

Schachter(1974)在其研究中考察了母語為漢語、日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對英語中關系從句(relative clause)的習得情況。觀察她在研究中對回避這個詞的使用,回避現象的成立有以下幾個條件:(1)學習者知道這個結構的存在;(2)對這個結構的使用沒有把握;(3)學習者意識到了在這個特定語境下有使用這個結構的需要;(4)沒有使用這個結構而采用了一個替代的結構[5]。之后的教材、課本基本都采用了Schachter的思想,如Dulay et al[6];Ellis[7];Larsen-freeman&Long[8]等。Schachter的定義沒有區分學習者在避用這個結構而采用替代結構時是否是有意識的。這里面有三種情況存在:(1)二語使用者意識到了在某個領域其二語的知識中有某重要知識點的完全缺失,使用者也許對其功能有一些意識;(2)二語使用者意識到自己具有某方面的局部知識,未掌握其全部;(3)知識是完整的,但是,也許是在對話的現場壓力之下,造句過程中組合的努力需要得太多,不值得。Kleinmann和Seliger把這里所說的第一種歸為一類,而第二和第三種情況歸為另一類,他們認為,第一類不屬于回避現象,因為缺乏相關的知識那就根本無所避,使用者不是去回避,而僅僅是“無知(ignorance)”而已[3,9]?!澳軌蚧乇芫鸵馕吨軌蜻x擇不回避?!保?]Seliger說:“從邏輯上講,很難將對沒有使用不確定的知識命名為‘回避’。如果這樣,那就等于在說英語為二語的初學者都在避用大部分的英語?!保?]也就是說,學習者對其避免使用的語言形式所已經具有的知識量是判斷其是否回避現象的一個重要指標。

但是,認定回避現象的這個知識量指標是多少呢?Schachter(1974)認為是知道其存在;Kleinmann認為是對其具有的消極知識(passive knowledge)[9],后來的許多研究基本都采用Kleinmann的這一范圍;而Seliger認為是全部知識[3]??墒侨恐R又包括多大范圍?是指關于形式結構的知識?是否包括分布規則(distribution rules)、語用規則?Seliger(1989)的研究的結論稱,是學習者因為對分布規則的無知而導致回避,這也就是暗示:分布規則不屬于語言知識[3]。很明顯,這個和一些語言學家的理解有抵觸。比如Lado(1957)早在1957年就將語言形式、意義和分布都納入了語言知識[1]。Marzouk根據語言學理論,將語言知識歸納為:語言學知識(linguistic knowledge)和語用知識(pragmatic knowledge),語言學知識包括結構知識(structural knowledge)和詞匯知識(lexical knowledge)[10],語用知識就包括了分布規則。拋開回避現象不談,在語言學領域,Marzouk這個概括是認同度非常廣的定義了。如果學習者要具有該結構的全部知識,那么,Seliger自己研究里面所稱的回避現象那就不是真正的回避了。

Marzouk(1995)從心理學角度,特別是行為主義的角度,區分了“逃避(escape)”和“回避(avoidance)”,補充了回避之外的情況[10]。在后來,他從心理學角度來定義回避現象,認為它“是一個真實的現象,由于生物體對某一特定輸入的語料形式的避免而產生的(在客觀的展現層面和/或者抽象的思想層面),原因是這些形式在輸出時重建或者重組太困難,于是采用替代的策略來填補其空缺。但是,個體對替代策略的采用不是因為他對所避免的形式的知識的缺乏?!保?1]這一定義大大縮小了回避現象的范圍,如果學習者存在這一語言形式任何方面知識的缺乏,那么都將不屬于回避現象。

通常,在不同學科用同一個詞匯表明不同內涵的情況是廣泛存在的,但是,語言習得和心理學畢竟緊密相連,Marzouk的研究將兩個領域連接起來,如果能在兩個領域將說法統一,那將是非常積極的結果。

也有研究者在使用避用現象這個詞的時候表達的是更為寬泛的意思。比如Faech and Dasper(1980)將其表述為學習者目標語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用以解決交流問題的一個衰減策略(reduction strategy)[12]。那么學習者對目標語掌握了解多少,在這個里面就沒有給予考慮。

除了從對語言結構的知識量角度來規范回避現象外,有學者從另外一個維度:學習者的主觀意識,的角度來區分和定義。Odlin創造性地采用了“使用不足(underproduction)”這個概念,描述二語學習者對語言的使用上與目標語標準相比較,數量上偏少的現象。如果這種使用不足是因為學習者感覺到母語和目標語的差異很大而產生的,這種情況下的使用不足就是回避現象[13]。在此基礎上,Li進一步將其明確為:有意識的避用(Conscious avoidance),下意識的使用不足(subconscious underproduction),將避用現象的界定立足于使用者的主觀上是否意識到自己在進行選擇[14]。

三、研究方法

自回避現象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至今,各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避用受到了廣泛的研究。其內容包括:對英語關系從句(relative clause)的回避現象研究,如Schachter[2],Bley-Vroman&Houng[15],Kamimoto,Shimura&Kellerman,[16]Chiang[17],Zhao[18],Li[14]等人的研究;對現在進行時態(present progressive)的回避現象研究,如Kleinmann(9)的研究;對不定式補語(infinitive complement)的研究[9];直接賓語代詞(direct-object pronoun)的研究[9];英語被動表達(passive)的研究[3,9,10];英語短語動詞(phrasalverbs)的研究[5,14,19,20,21,22];對英語成語(idiom)的研究[23];對英語詞匯(lexical)的研究[24],其中有對英語介詞(preposition)的回避現象[25]和對英語冠詞(article)的回避現象研究[25];還有對二語習得過程中的行為研究——交流回避(communication avoidance)。

在研究方法上,如果研究者對避用現象的概念有特定的意義限定,那么就涉及到需要對二語學習者和母語使用者,對某種語言形式使用數量的比較。其方法,一種是采用靜態的對比文本的方法[15,16,18],采用兩種語言的原文、相互的譯文等文本,通過對某一語言形式的使用在數量上的比較來進行判定。雖然使用的方法都類似,但不同的研究由于使用的文本(比如,有的使用兩種語言的原文,而有的使用一種語言的原文,另一種語言的譯文)和不同語言中某一語言形式的判定標準不同(如日語中關系從句的判定標準),也導致了研究結果的迥異。另外一種是動態研究學習者的輸出。而對學習者進行動態研究中,涉及到一個問題,也就是與回避現象的定義相關的。大部分研究都采納了本文前一個維度,即考慮學習者對所考查語言形式的知識量的角度。這樣的話,就涉及到在研究中需要檢測學習者(即受試)已有的知識量(前測)。前測的方法,歸納起來有兩類:一類是估計和推測的方法;一類是通過測驗來檢驗。Schachter(1974)在其研究中沒有采用專門的測試形式來檢驗其受試所具有的語言知識和語言程度,受其影響,后來的Dagut&Laufer和Hulstijn&Marchena也都沒有采用測試,而是因為實驗中用到的短語動詞來自學習者的教材[19],由研究者根據印象和教學經驗選擇短語動詞。當受試在被問到是否認識這些短語動詞時,他們沒有表示不認識,從而推斷受試具有了這些短語動詞的相關知識[20]。這類方法明顯有其邏輯上的缺陷:如果學習者說他沒有困難就證明沒有困難,那么學校里還要考試做什么[16]?有的研究(如Liao&Fukuya,2004)根據學習者的學習經歷(如留學英語國家)或者參考學習者的其它測試成績(如托??荚嚦煽兓蛘邍鴥菴ET-6)用以證明[5]。第二類則采用了測試的方法進行前測,包括有閱讀理解(如Kleinmann[9]和Laufer&Eliasson[21]的研究)、不同語言形式轉換任務(transformation task)(如Seliger的研究[3])等。

在確定了受試對測試內容的掌握后,檢測受試對測試對象(如關系從句、短語動詞、被動等等)的使用情況,經常用到的方法包括:(1)作文,通過對比母語使用者和學習者在作文中對某一語言形式的使用數量進行比較(如Schachter[2]和Laufer&Eliasson[21])。不過,作文的形式各研究者對其控制上有差異。Schachter在研究中對作文的長度、主題等都沒有交代,而有的研究則對作文的時間、主題、字數等有規范;(2)多項選擇。給出句子作為語境,并給出多個選擇項,受試從選擇項中選取認為最恰當的一個(如Hulstijin&Marchena[20],Laufer&Aliasson[21],Liao&Fukuya[5]);(3)記憶測試。將語言結構先期以某種形式呈現給受試,然后請受試根據記憶進行復述或再呈現(如Hulstijin&Marchena[20]);(4)翻譯測試。用受試的母語給出句子,請受試翻譯成目標語,其中可以用到所考查的語言形式(如Irujo[23];Kamimoto et al[16]);(5)提問。對受試提問,問題的設置會誘導受試給出期待的語言結構(如Chiang[17]);(6)調查(口頭詢問或者書面問卷),用以了解受試的心理因素,比如,焦慮、成功的愿望、避免失敗的心理等(如Kleinmann[9])。特別是對避用的定義采用本文第二個角度:使用者是否自覺(有意識還是下意識)其過程的這類研究,采用這個調查的方法,通過詢問的途徑了解受試在語言使用當時的心理活動,了解是否是有意識做出選擇(如Li[14])。

有一些研究同時采用多種實驗方法,其原因是研究者認為,不同的測試方法應該會對結果有不同的影響。Hulstijn&Marchena對其研究中采用的三種測試方法:多項選擇、記憶測試、翻譯測試和對實驗結果的關系做了猜測,認為,記憶測試,因為之前受試已經見過了實驗的語言形式,所以最容易引發受試給出實驗者所期待的語言形式,而翻譯測試在引發效果上最弱[20];Liao&Fukuya在對短語動詞的使用研究中,通過實驗證明,只有在翻譯測試中受試顯示出對比喻意義的短語動詞使用的避用大于字面意義的短語動詞。在其它情況下,實驗方式和結果的關系并不是如猜想的那么直接和簡單[5]。

四、針對中國的英語學習者的回避現象研究

在國內外的對回避現象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了母語為漢語的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過程中,對各種英語語言形式的學習和回避現象。

1.對英語關系從句的回避現象

Schachter(1974)的經典研究中,包含了來自中國、日本、阿拉伯和波斯的四組受試和1組本土美國人作為對照組,考察了這四個組的英語學習者對英語關系從句的使用情況。從作文中看,中國和日本的英語學習者對英語關系從句的使用在數量上(中國76句,日本63句)明顯少于英語為母語的美國人(173句),使用的錯誤率中國人和日本人(中國12%,日本8%)明顯低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分別為25%,20%)。對此結果,Schachter解釋為:“他們(中國和日本的英語學習者)使用更少的英語關系從句是因為他們盡量避用它們,只有在他們相對比較肯定是正確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他們的錯誤率非常低。這個解釋是合理的,我也認為是正確的?!保?]

Bley-Vroman&Houng(1988)對Schachter(1974)的解釋提出不同意見。通過將《了不起的蓋茲比(The Great Gatsby)》的漢譯版、日譯版和英文版的1-5章進行對比,發現英語版中的關系從句的數量(93處)大大高于對應的漢譯版的關系從句的數量(32處)和日譯版的數量,認為是漢語和日語中較少使用關系從句,因此,認為,這種使用數量上的偏少,其原因更應該解釋為是中國和日本學生對母語中關系從句分布規則的遷移,而不是避用。[15]

在Schachter(1974)和Bley-Vroman&Houng(1988)的研究中,漢語和日本被看作同一類,其結果也顯示為較為相近,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似乎漢語和日語的情況又有差別。Schachter是以英語為本位的角度來比較的,觀察的是英語中關系從句翻譯為其它語言時是否同樣表達為關系從句。但是,因為有的英語中的關系從句用日語表達時不表現為關系從句,而英語中不是關系從句的句子表達為日語時,卻用的關系從句。如果不是比較譯本中對英文關系從句的翻譯數量,而是直接計算譯本中的關系從句數量,日語譯本(以及其它日語原版材料)中使用的關系從句數量反而還要遠遠多于英語[16];漢語的情況則和日語不同。通過對英漢雙語使用者寫作的英語、漢語的文本進行比較,發現漢語確實是比英語更少使用關系從句[18]。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Schachter(1974)的關于避用現象的著名論斷對日語來說是適用的,卻不適用于漢語:中國的英語學習者較少使用關系從句,也許是因為母語遷移的原因。

2.對英語的短語動詞的回避現象

短語動詞是日耳曼語言所特有的語言形式[19],漢語沒有其相對應的形式。因此,也成為了研究者的關注熱點。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對英語短語動詞的使用因其語言程度不同而有差異。高級的英語學習者(即英語水平較高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回避現象,而中級的學習者則表現出了對各類短語動詞的使用頻率都較母語為英語的使用者要少,尤其是對比喻意義的短語動詞(figurative phrasal verbs,如turn up,let down等不能從字面意義相加得到短語意義的這一類短語動詞)的避用更為明顯[5]。其原因應該是因為比喻意義的短語動詞語義上的難度[5,19~22]。

除此之外,對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學習英語中其它具體語言形式的回避現象,如對介詞、對被動語態,或者對回避現象的宏觀思考都有一些研究和成果。

五、結語

在針對回避現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對不同人群的外語學習者(受作者本人語言的限制,本文主要是針對英語的學習者)、對英語各種語言形式、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了觀察。也往往因為實驗方法的不同和觀察角度的不同,結論也是不完全一致的。但是,其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不同方面揭示了二語習得的規律和學習者的特點。對這些研究的綜述將有助于理清其規律,從前人研究中獲取經驗,并看到存在的不足和空白,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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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agut,M.&Laufer,B..Avoidance of phrasal verbs–A case for contrastive analysi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85,(7),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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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張彬.英語學習者對英語短語動詞的回避現象研究[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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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Blum,S&Levenston,E..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lexical avoidance in the speech and writing of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and learners and in translation.(publication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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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5342(2012)05-0041-04

201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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