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仿吾與《文化批判》

盧妙清

（肇慶學院學報編輯部，廣東 肇慶 526061）

成仿吾與《文化批判》

盧妙清

（肇慶學院學報編輯部，廣東 肇慶 526061）

對創造社轉變方向起著標志性作用的重要刊物——《文化批判》的創辦，最費周折且在同人內部引起了最激烈的爭執，它最終得以誕生，成仿吾起到了直接的決定性作用。成仿吾為總共出版了五期的《文化批判》寫了四篇卷首語，指明了辦刊方向，奠定了濃厚的批判基調和強烈的斗爭風格，同時其嚴厲的內部清算和否定一切的理論思想也使《文化批判》帶上了明顯的“左”的色彩。

成仿吾；《文化批判》；決定性；極“左”思潮

一、反對聯合，掃除障礙，力促《文化批判》的創辦

對于《文化批判》的催生，成仿吾從兩方面做了努力。首先是親自前往日本動員和邀請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人加入創造社并回國創辦刊物。大革命時期，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人都正留學于日本。在此之前，李、馮二人已在《創造月刊》上發表過作品，并受到同人的重視和讀者的歡迎。而且“接觸了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理論以后，他們的思想起了變化，主張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應該轉變方向……他們特別關心創造社，希望創造社能轉變方向，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保?］45當成仿吾從鄭伯奇處獲知了這些情況后，他非常重視，立刻動身前往日本與這批新人洽談?！艾F在大家提出無產階級文學，這對于創造社的前途有很大關系，仿吾決定親自去日本跟他們談談，以便制定今后的活動方針，請他們回來共同來搞……仿吾到日本和他們商定了計劃以后，大家都愿意退學回國?！保?］51馮乃超還高度評價了成仿吾的此次赴日之行，“創造社的后期大約可以由我們五個人應成仿吾的邀請（也可以說受到他的鼓勵）回國以后算起……我個人倒是高度評價成仿吾這次日本之行的，他不僅找了我們幾個人，事實上他當時在東京與京都兩地找過的人是相當廣泛的”。［2］30成仿吾的此次日本之行與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人的回國，無疑是《文化批判》誕生的前提。

其次，解決了跟鄭伯奇、郭沫若等人關于恢復《創造周報》還是創辦《文化批判》間的矛盾和爭執。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關于創造社的發展走向，其同人內部產生了分歧，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以郭沫若為首的倡導聯合魯迅恢復《創造周報》的想法，一是以成仿吾為代表的停止《周報》，改出《文化批判》的觀點。1927年底，魯迅已在上海，郭沫若說“伯奇光慈諸人打算恢復《創造周報》，請魯迅先生合作，這個提議我是首先贊成的，記得在報上還登載過啟事，以魯迅先生為首名……”［3］所以就有了1927年12月3日的《時事新報》上刊載了《＜創造周報>優待定戶》的消息，1928年1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8期初版本的《創造月刊》上也有《＜創造周報>復活了》一文，二文除列名編輯委員為成仿吾等四位創造社同人外，還列出以魯迅為首包括麥克昂（郭沫若）、蔣光慈在內等三十余人為特約撰述員?？梢?，創造社聯合魯迅復活《創造周報》已是計劃在日、實施在即的事情。而在這個時候，成仿吾卻在日本和李初梨、馮乃超等人訂了一個新的計劃，“便是要把創造社作為明朗的思想戰的基地，要盡力從事于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推闡工作?！保?］30他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而要出版戰斗性的月刊——《文化批判》。所以，在聯合魯迅恢復《創造周報》還是新辦《文化批判》之間，創造社同人內部產生了激烈的分歧與爭執，陷入了相持與尷尬的局面?！皟蓚€計劃彼此不接頭，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在短短的初期，呈出了一個相持的局面……對于和魯迅合作的事情大家都很冷淡?！保?］31為了使創造社不至于分裂,郭沫若只好“退讓”了。

郭沫若的“退讓”也就意味著成仿吾的計劃得以進行。所以，1928年1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很快被再版，新版的《月刊》上登出了《＜創造周報>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緊要啟事》，聲明“目前因為本報同人擬一心致志于《創造月刊》的編輯關系，故議決先將周報停辦，同時改出《文化批判》月刊一種。該刊從十七年元月起，按月逢十五日出版……已預定周報者，得改訂《文化批判》，無須補費，以示優待”，并附上創刊號要目預告，末尾還特別加上一條“附注”：“后面關于《創造周報》定價廣告一則，顯系誤印，當即聲明取消”。［5］同時，還刊出了《＜創造月刊>的姊妹雜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預告》一文。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第一期如期而至，在復活《創造周報》還是改出《文化批判》間的猶豫與抉擇，終于以后者的出爐而塵埃落定。

由上可見，創造社同人主動請求魯迅合作在先，魯迅答應了，并已經登報聲明。但當他們找到了“無產階級文學”等新旗幟后，立刻單方面地廢除了與魯迅合作的約定，哪怕是已經登報聲明，并且事后也沒有再跟魯迅進行任何溝通和解釋，絲毫沒有顧及到魯迅的感受和想法?！斑@實質上是犧牲了創造社與魯迅的團結而求創造社內部的團結，只顧防止內部的分裂而不顧聯合戰線的破裂”。［6］

創造社所有刊物中，從未有如《文化批判》一樣，歷經如此曲折而激烈的紛爭過程。在《文化批判》從謀劃到出爐的全過程中，成仿吾起著最為直接最為關鍵的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他親自前往日本與李、馮、彭、朱等人進行洽談，沒有他堅持廢棄《創造周報》的復活，那么也就沒有了《文化批判》的出世，創造社也就無法率先倡導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和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那么成仿吾為什么要堅決反對復活《創造周報》而力創《文化批判》呢？

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文化批判》提倡“無產階級文學”和馬克思主義，這與創造社的前途發展有很大關系。奪取了文壇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奪取了文壇的領導權。而且對于剛從日本回來的馮乃超、李初梨、朱鏡我等人來說，“他們需要借助這套話語出場，從臺下走到臺上，從文化邊緣移向中心”［7］。第二是這里牽涉到了魯迅，聯合魯迅恢復《創造周報》在成仿吾看來是“倒退”，“大革命失敗后，魯迅表示要與創造社合作，準備恢復《創造周報》，我反對！郭沫若也贊成合作，認為現在北伐失敗了，南昌起義失敗了，現在不是革命的時候，是搞文化運動的時候。這是失敗情緒的表現，我批判了他，不同意合作，認為與魯迅合作是倒退?！保?］而且這是很重要的原因。非但不合作,而且還要把老的作家打倒,據鄭伯奇回憶，“我們準備與魯迅聯合時，成仿吾還在日本，我把這事寫信告訴他，他不同意。他認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統統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羅文藝?！保?］成仿吾反對聯合魯迅，也不想讓《創造周報》來個舊瓶裝新酒，而是決意要與他從日本請回來的馮乃超、李初梨等一班新進另起爐灶，創辦《文化批判》?！段幕小酚纸o我們帶來了什么呢？

二、四篇卷首語：指明方向和奠定風格

我們先來看看成仿吾為《文化批判》寫的四篇卷頭語。他不僅在《文化批判》的創辦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還為前后五期的《文化批判》的第一至第四期寫了短評式的卷首語，分別是 《祝詞》、《打發他們去》、《維持我們對于時代的信仰！》和《知識階級的革命份子團結起來！》，這一篇篇卷首語都似一個個沉甸甸的炸彈——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爆開了花，增加了《文化批判》的爆發力和殺傷力。特別是《祝詞》，猶如《文化批判》的辦刊綱領和理論指南，指明了《文化批判》所肩負的歷史使命及其志在“啟蒙”的目的。

2.4 教學思路設計 基本思路是先功能后結構： 拿來植物先讓學生思考莖的作用，然后聚焦到莖的運輸功能。由植物一天的耗水量引出莖可以高效輸送水分。真實情境引發問題： 莖中有怎樣的結構實現高效的輸送水分。討論并猜測莖中可能有專門的輸導水分的結構。猜測橫切莖的切面上管道所在部位，并且通過顯微觀測證實或修正對管道口位置的認知。然后，判斷開口是否即為運輸水分的管道口，討論并設計方案進一步驗證水分是否通過看到的管道進行運輸。最后縱切植物莖，尋找并觀察導管的外觀結構，并驗證其功能(圖2)。

（一）《祝詞》指明了“批判”和“啟蒙”的辦刊方向

首先闡明“這是時候了，我們應該來算一筆總賬”，但是該怎樣算？從哪里算起呢？成仿吾由此指出了《文化批判》所必須肩負的歷史任務：

“它將從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的批判，它將描出近代帝國主義的行樂圖，它將解答我們‘干什么’的問題，指導我們從哪里干起。

政治，經濟，社會，科學，文藝及其余個個的分野皆將從《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義，獲得自己的方略?！段幕小穼⒇暙I全部的革命的理論，將給與革命的全戰線以朗朗的光火。

這是一種偉大的啟蒙。［10］

“這是一種偉大的啟蒙”顯然是夸大其詞，但指出了《文化批判》所要開展的兩項主要工事：“批判”和“啟蒙”。批判是啟蒙的前提，成仿吾認為新文化運動應包括舊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紹，“但這兩方面都不曾收到應有的效果。這是因為從事這兩種工作的人們對于舊思想的否定不完全，而對于新思想的介紹更不負責?！保?1］242-243所以，他要借《文化批判》來執行批判舊思想和啟蒙新思想的偉大使命和任務。而要啟蒙，必須先掃清障礙?！拔乃嚨奶锿?，在舊的表現內容與樣式沒落的時候，我們應該清算——批判一次；在舊的內容與樣式才開始固定的時候，我們也應該由批判把它奧伏赫變。必有批判的努力，舊的才能奧伏赫變至于新的——才有革命?！保?2］251在此，革命不是一種迫不得已起而反抗的行為，而成了一種主動追求的理想，而文藝，是進行革命的一種強而有力的武器和手段。

（二）《打發他們去》：清查和打發落后、反動思想意識的代言者

第2期，成仿吾在《打發他們去》的卷首語中把批判的措施具體化，指出了文藝家處在當時重大的社會歷史時期，所應該完成的準備工事：“一般地，在意識形態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爾喬亞的根性與它們的代言者清查出來，給他們一個正確的評價，替他們打包，打發他們去。特殊地，在文藝的分野，把一切麻醉我們的社會意識的迷藥與贊揚我們的敵人的歌辭清查出來，給還它們的作家，打發他們一道去?！比绻麄儾豢铣鋈ゾ汀疤咚麄兂鋈ァ?。［13］誠然，如果目標明確，敵我分明，“清查”和“打發”，乃至“踢出去”，都無不可甚至是應該的，但如果敵我不分，甚至斧頭所向卻是同一陣營的戰友或是堅定地站在民族、國家立場的進步作家，后果就不堪設想了。但成仿吾無暇去分辨，也不想去分辨，而是武斷地認為過去的一切都必須接受批判?！斑@種工事必然地從全部的批判開始，而且由我們的努力，將來也必然地成為一種積極的武力?！保?3］這種所謂的“全部的批判”實際上包含了一種非常明顯的極“左”傾向，如果過去的都要打倒，過去的都是荒謬的，歷史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又怎么可能走到今天？他這種不分青紅皂白批判一切的極“左”做法及無限夸大文藝功效的思想，文藝“決不應止于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它應該積極地成為變革社會的手段。 ”［12］254在《文化批判》上不斷得到效仿、升級和擴大。

（三）《維持對于時代的信仰》：革命的文藝家要先充實起來，維持對于時代的信仰

成仿吾號召文藝家要“維持對于時代的信仰”，要給前線的戰士們以聲援，呼吁“革命的文藝家要振作起來，鞏固我們的陣營，支持我們的革命”；而且文藝家先要充實自己，“他自己沒有獲得的東西，他是無從給與民眾，他必對于時代的堅決的信仰。要這樣，他才能夠遂行他的重要的任務。 ”［14］

（四）《知識階級的革命分子團結起來》：擴大斗爭，知識階級的革命分子應該是意德沃羅基戰線上的先鋒隊

此篇成仿吾強調要摔壞意識形態上的三重十字架：封建思想的束縛、意德沃羅基的落后和全民族的頹廢化?！拔覀儾荒懿话岩磺械幕顒蛹怃J化起來，尤不能不把一切意德沃羅基的工作緊張起來——這是知識階級的革命分子應該擔負起來的歷史的任務?！倍窢幍念I域不斷擴大，“我們目前的階段應由經濟及政治的斗爭，擴大到意德沃羅基的斗爭?！敝赋鲛r工大眾的長成必須有文化的相當的成熟，為此，“意德沃羅基的注入，與全民族的奮興是絕對必要的?！倍鴮τ趬浩入A級的意德沃羅基則要加以尖銳的一斧。因此，“知識階級的革命分子要團結起來”，革命的文學家們“應該是意德沃羅基戰線上的先鋒隊”［15］。

以上兩篇，要求文藝家先充實自身，在理論和實踐上提高和鍛煉自己，維持對于時代的信仰；以及希望知識階級的革命分子團結一致對付壓迫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些立論和出發點都是可貴可取的。但是至于文藝家充實后能否把自身獲得的東西給與民眾，給與了民眾又能否接受，這些問題就不是說說嚷嚷那么簡單了。要求文學家們完全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像執行命令一樣地成為“意德沃羅基戰線上的先鋒隊”，而忽視了其他方面的素養和積累，這顯然是簡單而粗糙的。

由上，成仿吾的四篇卷首語雖然不無強調作家自身的充實、維持對于時代的信仰、團結一致等正面因素，但也非常明顯地充斥著一種強烈的批判和斗爭意識。當然，成仿吾的批判和斗爭意識不是在《文化批判》里才顯現出來的，這種意識可以說是貫穿著他的一生。他認為人是在戰斗與反抗中存在的，“每一個人生下地來便不能不與氣候斗，與疾病斗，與他人斗，與習俗斗。人類是反抗著而存在”。［16］436有時這種反抗甚至帶上了不惜同歸于盡的色彩，“然而我現在悲憤的深淵之中發現了‘反抗’這條真理，我從此以后更要反抗，反抗！孤獨的朋友呀，我們仍來繼續我們的反抗，反抗到那盡頭，要死便一齊同死！ ”［16］439但成仿吾絕對不是個弱者，他有著強硬的個性，他要做駕馭時代和社會潮流的舵手，“我們要把現在這社會的咽喉扼住，把它向地下摔倒”。［16］437

三、極“左”思潮在《文化批判》上的泛濫

成仿吾以上的理論思想在《文化批判》中得到了不斷響應和放大：

（一）夸大、神化文學藝術的功效

成仿吾把文學運動直接等同于實際的斗爭運動，把唯物辯證法等同于創作方法，率先把政治引進文學的范疇，并把政治凌駕于文學之上。成仿吾首先提出了“在文藝本身上，由自然生長的成為目的意識的，在社會變革的戰術上由文藝的武器成為武器的文藝”；［12］254《文化批判》中馮乃超說“藝術是人類意識的發達，社會構成的變革的手段”［17］。李初梨認為文學是生活意志的表現，是一個階級的武器；無產階級文學“不是以觀照的——表現的態度，而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斗爭的文學”；強調文學家應該同時是一個革命家，對社會生活不應只是“觀照地表現”，而應“實踐地在變革”；文學作品不是血和淚的凝聚，而是“機關槍，迫擊炮。 ”［18］這些都極力強調藝術、文學的實際效能和功用，把文學這種“弱者的營為”幻化成“武器”、“斗爭”等強硬的手段。成仿吾還率先提出了用唯物辯證法來指導作家創作的觀點，只要作家“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它將給你以正當的指導，示你以必勝的戰術。 ”［11］247同樣，李初梨要求作家們“應該干干凈凈地把從來他所有的一切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戰斗的唯物論，唯物的辯證法?！保?8］唯物辯證法并不是一種創作方法，但《文化批判》同人卻把它當成創作無產階級文學的一把萬能鑰匙，他們取法蘇聯和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理論，卻泥沙俱下，沒有經過分辨和取舍，以致其中出現的一些錯誤“都被馮乃超、李初梨等原封不動地吸收了，用來指導自己的創作”［19］。他們認為文學不再是文人消遣或舞文弄墨的工具，而應肩負起經世致用的沉重使命，是“急迫的劇烈的政治煽動者”；文學的創造者，同時應該是一個“政治的實行者”！文學的意義在于及時準確地成為政治地傳聲筒，作家必須同時是一個革命的行動者，其職責和成功在于寫出“含有多量煽動性的偉大的多數文學作品”。［20］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就是從這里開始的，作家的偉大也只是因為寫出了“多量煽動性”的作品，在這種理論指導下，《文化批判》同人對自己所創作的“標語口號式”的文學作品倍加推崇，卻認為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革命作家的創作缺乏“革命性”而一棍子打死。

（二）充斥著斗爭鋒芒和全面批判意識

《文化批判》以“‘批判’的理論姿態展開對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的重新闡釋，試圖掀起另一場思想啟蒙運動，重建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意義”。［7］彭康認為在當時必須轉變意識形態的方向，掀起思想革命，而這正是哲學的使命，“社會需要一種全面的自己批判，建設一種適合于新社會形態的理論，這種理論同時又是推翻舊社會的精神的武器”。［21］李鐵聲說批判不單是否認過去的認識而是在于“奧伏赫變”，如果不經過批判這一過程，“欲完成這個階級的真正的使命和目的，那是做不到的”。［22］這些與前面成仿吾的言論可以說是如出一轍，他們想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文學來次大換血。

這種斗爭鋒芒和批判意識在文學上則表現為對五四進步作家進行義無反顧地決絕地 “清查”和審判?！昂笃趧撛焐鐚τ诋敃r的文學界和成名作家采取了嚴峻的批判態度，包括創造社的主要作家在內?！保?3］首期首篇——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率先對“中國混沌的藝術界的現象作全面的批判”。他評判了五個五四新文學代表作家，除肯定郭沫若具有“反抗精神”外，其他一概否定：葉圣陶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最典型的厭世家，他的筆尖只涂抹灰色的‘幻滅的悲哀’”，代表“非革命的傾向”；魯迅“這位老生……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隱遁主義”；郁達夫“對于社會的態度與上述二人沒有差別”；而慣于描寫“小資產階級的無聊的嘆息和虛偽的兩性生活”的張資平“當然會沒落到反動的陣營里去”。［17］李初梨奚落劉半農，嘲弄胡適，否定了“文學是自我的表現”和“文學的任務在描寫社會生活”這二個五四以來的文學觀點，斥之為“一個是觀念論的幽靈，個人主義者的囈語；一個是小有產者意識的把戲，機會主義者的念佛”。［18］總之，以前的一切都落伍了，都不行了，只有他們所開創的那套話語：“革命文學”、“唯物辯證法”、“奧伏赫變”等等才是時代最需要的。為了使自己所推行的這套話語暢通無阻，他們錯誤地把五四文學革命的代表作家當成攔路虎，特別是把批判的刀鋒一起砸向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和先驅者——魯迅。繼馮乃超和李初梨二人點名批判魯迅之后，1928年4月15日的《文化批判》出了個“堂·魯迅”專號，一并刊登了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馮乃超 《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著自己？ 》、彭康《“除掉”魯迅的“除掉”》、龍秀《魯迅的閑趣》和《編輯雜記》等5篇文章，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對魯迅進行了批判。嘲諷魯迅 “落伍”和“無知”，用“戰戰兢兢的恐怖病者”、“文壇的老騎士”、“神經錯亂者的吶喊”、“縮入紹興酒甕”等不敬之辭極盡挖苦，扣上“麻醉青年”的罪名，劃為“中間派的人物”和“演著反動的煽動的人物”。

馮乃超、李初梨等人“這種銳氣非常的分裂行動和內部論爭的具體作法，一下子就把對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沖擊最大的政治思潮——福本主義帶到了中國”。［24］那么他們是依據什么標準而這樣底氣十足地對五四成名作家進行批判呢?他們在日本留學時，無產階級文學思潮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正上演得如火如荼，但對于中國來說還是新鮮和陌生的，所以當他們在積貧積弱的落后中國提出了“革命文學”和“馬克思主義”時，是充滿了吸引力和誘惑力的。但是，同郭沫若、成仿吾一樣，馮乃超、李初梨等人“并非在自我思想的邏輯發展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只是從先進性的追求中接過了這種理論”。［25］113他們并沒有盡全力于革命文學的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的闡揚，“而是在追求自我的先進性中接受了這種理論學說的，他們要依靠這種理論學說的先進性、正確性和革命性來標志自我的先進性、正確性和革命性，從而把自我與其他社會成員區別開來”。［25］115他們提出了“革命文學”后就判定魯迅的作品不屬于革命文學，魯迅屬于“不革命”的人；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后，就斷定魯迅是“落伍”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這樣的做法在此前成仿吾運用“自然主義”法則對《吶喊》的評論上同樣發生，他“對‘自然主義’并沒有確切的界定，只簡化為‘再現的記述’，并急于套用來‘證實’《吶喊》多數作品都是‘淺薄的紀實’，這種先入為主的批評就不能不產生偏見”。［26］引進一種理論后，他們不是致力于建設與完善，而是馬上將其轉化為一種批判和破壞的標準和武器。

四、對《文化批判》的必要省思

我們不能否認馮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倡導“革命文學”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熱情和抱負，但也要注意到，他們不是建立在內心真切體驗的基礎上，而是基于自覺不自覺地追隨著國外的潮流；成仿吾去日本請他們回來時，他第一個想到的是關系到創造社的前途發展，而非其他?！昂髞眙斞敢驳搅松虾?，上海環境對他不利，他還是一個人?！段幕小泛芸斐鰜砹?，我們不搞《創造周報》，我們搞馬克思主義。 ”［8］“馬克思主義”好像是他們推出的一個新花樣，掛出的一塊新招牌，而魯迅是跟不上陣的；同時，他們的介紹也沒有根據中國國情的具體情況靈活應變，而是簡單地移植，移植了以后又把其作為一種標準來審判五四進步作家?！懊つ孔冯S世界潮流，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最具革命性的，已成為中國人的潛意識，這種傾向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創造社為代表?！保?7］這種對西方思想學說的盲目崇拜心理，一直到今天在中國人的內心中還占著很大的分量。

馮乃超、李初梨等人回國加入創造社時，他們“對于當時國內整個文化界情況并沒有較多的知識，或進行過詳盡的分析。至于聯合什么人，更是心中無數的。 ”［2］32他們也承認《文化批判》的出版不是很有計劃的，這時，作為創造社元老的成仿吾非但沒有引導他們去加深認識，而是把自己原先對文壇的一些固有的偏見和成見傳染給了他們，在全面批判和否定一切中邁向了極“左”思潮的深淵。當他們的批判，引起魯迅反擊時，便立刻群起而攻之，包括此前對胡適、茅盾等人的同樣圍攻，都不得不讓人想到創造社同人狹隘的宗派主義傾向。

攻擊魯迅的緣由，成仿吾說過：“我們那時還年輕，和魯迅論爭中，也帶著一種孩子氣的好勝心理……我們認為魯迅‘落伍’的理由是這樣的：北伐戰爭已經開始，革命者紛紛離開廣州到前線去，魯迅這時才跑到廣州來。蔣介石叛變革命后，廣州呆不下去了，他才又跑到上海。于是，在我主持的《文化批判》上就把魯迅批判了一通。我們還不是最‘左’，據說太陽社在北四川路的一個酒館，把魯迅請去開了一次‘批斗會’，象文化革命中的搞法?！保?8］

因為魯迅沒有與創造社成員同時離開廣州，所以成仿吾在自己所“主持的《文化批判》上就把魯迅批判了一通”，這說明了他們對魯迅的批判不是出于偶然，也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成仿吾為何反對與魯迅合作?？梢?，他們分明是把自己作為先鋒和前衛的代表，誰沒有緊跟自己的步伐，就是“落伍”，就要接受批判。其次，成仿吾特地提到了太陽社，并強調自己不是“最‘左’”，而太陽社卻“‘左’的厲害”，這里分明缺乏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檢討的誠懇，甚至有點抹煞過錯的故意；他不滿于魯迅把他們同太陽社的人一起稱為“流氓”，理由是1931年時“我們都已經入黨，從事革命工作。當然，現在看來，1928年的文學論爭，是一個誤會。 ”［29］顯然，在成仿吾看來，入黨和革命已經成了身份的象征，成了劃分好壞、先進與落后的標準?！案锩谒麄冏约?，只是體現著自我革命性和先進性的外在象征?！保?5］121我們不能否認成仿吾等人對革命的熱情與真誠，但并不由此就證明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是深刻和全面的。因為真正的革命是冒著生命危險的，絕不止是紙張上的嚷嚷和空喊呼號那么簡單。成仿吾和李初梨等創造社后期青年無限度夸大文藝的旋乾轉坤力量，做著文章，卻好像手中操持著大炮機關槍一樣，所向披靡。更可怕的是，當他們提出了“革命文學”以后，馬上以革命的代表自居，開始用一種簡單粗暴的二極邏輯來劃分、清查原有的作家隊伍，“誰也不許站在中間。你到這邊來，或者到那邊去！”［11］246不革命的人，“我們讓他去沒落。我們要求大家做一番全部的批判。反對這種工作的人，我們給他以當頭一擊?！保?2］255所有人都必須跟在他們后面亦步亦趨，否則就是落伍和反革命，就要遭受審訊和批判，這是一種典型的霸道哲學。魯迅把這稱為“才子+流氓”的行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膳碌氖?，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保?0］不能不說魯迅的這種認識是中肯和深刻的，在這種唯命是從、唯我獨尊的霸道邏輯規范下，一切只有服從與不服從，而沒有自由與不自由可言，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正是個人崇拜意識的培植和奴性思想的復歸?！斑@種‘奴隸’感覺正是極左路線在革命的旗號下所推行的封建專制主義對人的獨立個性和主體自由的任意剝奪。而這正是阻礙中國走向現代的一個頑固腫瘤?！保?1］而作為國民劣根性之一的奴性心理正是魯迅所深惡痛絕且極力反對的，所以他對于成仿吾等創造社同人這種扼殺別人思想言論自由，不分青紅皂白排頭砍去的李逵式做法極為反感，“我佩服會用拖刀計的老將黃漢升，但我愛莽撞的不顧利害而終于被部下偷了頭去的張翼德；我卻又憎惡張翼德型的不問青紅皂白，掄板斧‘排頭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歡張順的將他誘進水里去，淹得他兩眼翻白”。［32］魯迅的憤恨程度由此可見。

有必要指出的是，對于1928年創造社同人與魯迅之間的那場論爭，很多學者都指出那是屬于新文學陣營內部的論爭，到“左聯”時期，他們就統一了。成仿吾1933年底在上海通過魯迅聯系上了黨組織后，自己也說過：“自一九三三年以來，我們是完全一致了，我們成為戰友了。我們的和好，可以說是團結統一的模范……我們中間再沒有什么隔閡了。 ”［33］但是筆者要說的是，不是“新文學陣營內部的論爭”就可以不講原則、不講分寸，正是由于來自友人而非敵方的刺戟更讓人防不勝防，更是不應該，成仿吾等創造社同人對魯迅的圍攻給魯迅的內心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同樣，魯迅入木三分的反擊也深深地擊中了他們的要害，這無疑造成了同一陣營里的內耗甚至是戰友間的互殘。事實上，成仿吾和魯迅在思想上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統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已耄耋之年的成仿吾仍然表示對魯迅“不服”，如在《中國文學家成仿吾魯迅等對于英國知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一事上，仍然著重強調自己和創造社的了不起，“事實上不是合作，是我們把他拉進來的。因為我們太‘紅’了，我們想，不把魯迅拉進來，不好，清一色。所以在‘宣言’上的簽名，第一名是我，魯迅是第二名，其他多半都是創造社的”。［8］仍然表示著對魯迅的輕視，“現在有人心里就是魯迅。其實，魯迅，這個人，我看他不起?。ㄋ┑剿蓝疾煌饨馍⒆舐?，——不解散左聯，怎么搞統一戰線？”［8］特別是把魯迅那兩句自勉的詩說成“放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晕⑼ｎD一下，語氣變得更低沉，也更肯定，說：‘這是什么話？——這是放屁！’”［8］這與李初梨20年代引用魯迅《“醉眼”中的朦朧》并加以批注的一段話遙相呼應：“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這是誰放的屁？——梨）……”［34］

這種失去理性的無原則的人身攻擊，從客觀上來講非但絲毫未損于魯迅的形象，反而是欲摧彌堅；最終受損的往往是創造社同人自己，這也就是梁實秋曾奉勸過成仿吾的不宜亂了斧法，“斧法亂則勞而無功，且將損及自身”。［35］這些言論除了讓人驚詫于與其偉岸形象和崇高地位的巨大反差和格格不入外，別無其他。由此也可見，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思想分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何等的難以調和，以及在“左”的陰影左右下那種個人崇拜、唯我至上意識惡性膨脹的可怕。

在成仿吾力爭下創辦并在其主持下開展的《文化批判》，對“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介紹無疑切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在客觀上其積極意義和貢獻是不能抹煞的。但同時，他們的排他主義對中國的文學、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極其不好的影響?！耙粋€民族的知識分子，既是一個民族的頭腦，也是一個民族的良知”；［36］知識分子之間不能“奉行互相消滅”，而應該“有一種整體感”。［36］文化的發展不能采取一種先制造錯誤再糾正錯誤的方式進行，不能先搞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再來傷痕，再來反思。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應該警惕并抵制這種“極左”的陰影對人的自由與正常發展的禁錮與戕害，而努力使我們的文化朝著一個更健康更正常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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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創造周報》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緊要啟事［M］//饒鴻競，等．創造社資料．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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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與蘇聯研究生彼得羅夫關于創造社等問題的談話［M］//《成仿吾文集》編輯委員會.成仿吾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291.

［30］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M］//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97．

［31］王曉初．中國左翼文學思潮的內在差異性和張力［J］.文學評論，2007（1）．

［32］魯迅．集外集序言［M］//魯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5．

［33］成仿吾．紀念魯迅［M］//《成仿吾文集》編輯委員會．成仿吾文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277．

［34］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Don Quixote的亂舞——答魯迅《醉眼中的朦朧》［J］.文化批判，1928（4）.

［35］佚名.通信二則［J］.創造周報．1983（13）：15．

［36］王富仁，梁鴻．大眾文化視野中的學術與知識分子［J］.渤海大學學報，2008（1）．

Cheng Fangwu and Culture Criticism

LU Miao-qing

（Editorial Office of 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Zhaoqing,Guangdong 526061）

The publication of Culture Criticism experienced great difficulties and caused the strongest disputes among colleagu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Creativeness.The magazin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hange of the association.Cheng Fangwu,who exerted direct and decisive effect in its coming into being,wrote forewords to four,out of the total five,issues of Culture Criticism.The foreword pointed ou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magazine and set a strongly critical tone and the contending style.Meanwhile,his ideology of strict internal exposing and criticizing,of denying everything,marked Cultural Criticism as an explictly left-learning magazine.

Cheng Fangwu;Culture Criticism;decisiveness;Leftist ideology

I 206.6

A

1001-4225（2012）05-0049-08

2011-12-07

盧妙清（1977-），女，廣東饒平人，文學碩士，肇慶學院學報編輯部編輯。

（責任編輯：李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