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登科《風雷》幾則研究史料補闕

施學云

(淮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關于陳登科長篇小說《風雷》研究，江曉天的《＜風雷＞的旋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史料。誠如江曉天所言，“作為一個編輯，《風雷》在我處理過的長篇小說稿子當中，是花費時間最長、精力用得最多、最為精心謹慎的，把它的經過記錄下來，我的同行或許可以從中借鑒點什么，史家可作研究資料……”[1]65。筆者就江曉天在回憶錄中一筆帶過的幾處細節，詳查相關史料作出一些補充解釋，這些補充解釋對于進一步厘清陳登科《風雷》的文本生產傳播機制、揭示“十七年”政治文化與文學審美間的復雜關聯頗有價值。

一、查找毛澤東批文按語問題

江曉天回顧《風雷》產生歷史時，提到查看了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高潮三本書的批文按語，其中有一篇題為《把資本主義邪氣打下去，讓社會主義正氣升起來》。這種說法為不少研究者引用詮釋，經筆者校核，此處似為記憶有誤。江曉天提到的三本書，應指的是由毛澤東主持編輯、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分上中下三部，未正式刊印前標題為《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一份材料原題為《新涇區虹南鄉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介紹了上海市郊新涇區虹南鄉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曲折經歷 (與《風雷》中黃泥鄉合作化運動歷程頗為相似)，后由毛澤東將標題改為《機會主義的邪氣垮下去，社會主義的正氣升上來》，并加注按語，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中提到:

幾乎帶普遍性地在許多地方存在著的、阻礙廣大的貧農和下中農群眾走合作化道路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同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互相呼應著。對于這樣一種情形，這一篇文章算是描寫得恰好。作者以極大的憤怒斥責了機會主義者，支持了貧苦農民。有些人雖然頂著共產主義者的稱號，卻對于現在要做的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很少興趣。他們不但不支持熱情的群眾，反而向群眾的頭上潑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國，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這一決戰，是首先經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會議表現出來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卻完全變了樣，成了另外一種氣候，幾千萬戶的農民群眾行動起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實行合作化。[2]

陳登科《風雷》故事演繹的時間區域是從1954年冬到1955年春，黃泥鄉合作化運動進程契合了毛澤東關于當時農村形勢的判斷，這里可能是最終促使江曉天放心出版《風雷》的關鍵話語。由此亦能看出陳登科采取時間調整策略，有意將故事發生時間前移至1954—1955年之交，其實小說文本情節營構主要對應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藉此隱晦之語以規避政治風險。

二、《風雷》列入慶祝建國十周年文學出版規劃問題

江曉天提到，當時他代表中國青年出版社參加了作協“迎接建國十周年文學出版規劃小組”，先報了十部長篇小說，其中就有《創業史》《紅巖》《風雷》等作品。據有關史料，文化部曾于1958年10月25日印發《關于督促各出版社報慶祝建國十周年出版工作規劃的通知》，文件號召各出版社和全體出版工作者立即組織寫作編輯力量，按照文化部擬訂的“慶祝建國十周年圖書出版‘放衛星’的規劃”編制報送“慶祝建國十周年的出書計劃”。

各出版社應就各自的專業范圍，慎重選擇選題，制訂慶祝建國十周年的出書計劃。出版社在編制計劃時，應注意到整風反右、大躍進后在思想、政治、經濟戰線等各方面的成就……在文藝方面，應注意到反映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新面貌的優秀創作?！霭嫔绨才胚x題、組織寫作力量時要打破迷信、注意新的寫作力量。[3]

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在首都出版界迎接國慶十周年向黨獻禮動員大會上要求出版社采取黨委領導，群眾和專家集體討論、集體創作，出版社終審提煉的寫書方法，動員一切力量在國慶節前出版一批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最好最美的形式相結合的書籍。[4]因為時間倉促，出版物質量良莠不齊，1959年5月18日中宣部向中央請示獻禮書籍改為從1960年陸續出版。[5]在此背景下，中國作協成立出版規劃小組，《創業史》《紅巖》《風雷》等小說被列入出書計劃，并相繼于1960、1961、1964年出版。

三、《風雷》征求邵荃麟意見和建議問題

江曉天提到，1963年底將《風雷》排印稿先后送給多方審閱把關。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基本肯定了《風雷》的重要價值，并就寫農村矛盾斗爭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和建議，這與邵荃麟的文學創作觀念不無關聯。1962年8月，邵荃麟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認為，農村題材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反映個體經濟的思想與集體主義思想、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他在會議上提出了七個問題，如:

作家要正確反映農村人民內部矛盾，目的同意義是什么?用什么方法來描寫?……作家在認識和描寫當前農村生活的內部矛盾時，如何根據政策理解現實，達到政治性跟真實性一致?(不能說政策跟生活總是一致的，有一定的矛盾。)……寫積極因素、艱苦奮斗，但是不可能不接觸缺點錯誤這一面。怎樣正確地反映我們必然要接觸的缺點錯誤?同修正主義的暴露人民怎樣區別?發生了怎樣寫、哪些暫時還不能寫、投鼠忌器的問題。[6]

最終他提出，反對客觀主義的反映矛盾，也反對主觀主義的為寫矛盾而寫矛盾;反對‘寫真實’的假現實主義，也反對浮夸的浪漫主義。由邵荃麟充滿辯證色彩和兩難意味的講話可以看出，盡管預設了諸多前提，他還是認同作家深入生活去表現農村內部矛盾，展現思想意識改造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讹L雷》深度觸及到了淮北農村地區內部矛盾，隱晦地揭示出當地經濟衰敗困頓、人心浮動的生態氛圍?；诖?，邵荃麟基本肯定《風雷》，但是出于政治的考量，避免小說為人指責為“修正主義的暴露人民”，同時又提出了兩點修改意見:一是加強正面力量描寫，豐富人物性格，達到“以正壓邪”的目的;二是遵循黨性原則，盡量淡化內部矛盾的激烈性和現實比附色彩，如削減農民暴動搶糧情節。

四、劉少奇召集會議談文藝問題

江曉天偶然提及，在征求邵荃麟意見時，邵荃麟說劉少奇不久前召集過一次會議談文藝問題。由于1964年春節過后，陳登科即來京聽取修改意見，據此推測，會議當發生在1963年底至1964年春節之間。查找史料，應是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藝術界30余人座談，傳達學習毛澤東1963年12月關于文藝工作的批示。會上，劉少奇提出，

寫新民主主義時候的革命斗爭故事多，而描寫解放以后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反五反、合作化運動跟反右派的少。描寫大躍進的有一些，描寫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的東西太少?！瓕τ谌嗣駜炔康娜秉c不是不能批評，但批評不是暴露，是教育?！覀儚膩矶际遣唤古u的，可以批評，而且提倡批評，提倡自我批評，自我教育，但是，不是暴露的同題，而是為了改進，為了教育群眾，不是跟暴露敵人一樣來暴露人民群眾。暴露就是為了打倒，你打倒人民群眾，打倒工農兵，那怎么行？但是，他有缺點錯誤，而且有相當大的缺點錯誤，應該總結他們的經驗教訓，來教育人民。(參見《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 (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325－328.)

這和上面提到邵荃麟的思路是同一的，即文藝可以揭露矛盾，但必須預設好基本前提和目的，即出于社會主義教育的動機，通過揭露矛盾來彰顯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的合法性、正義性。然而文學畢竟是審美的藝術，審美的含混性往往致使這種預設的揭露，被人指認為“修正主義的暴露人民”。這種對文學揭露矛盾動機與效果的政治限定，束縛了作家的手腳，造成作家不敢直面現實，不愿寫真實。

五、江曉天因家事罷官免職問題

江曉天提到因家事罷官免職一事。據其自述，“大躍進”時期，江曉天家鄉安徽淮南飽受天災人禍的嚴重侵害。

1960年春，皖北老家鄉親們非正常死亡的人不少。一天收到目不識丁的二弟來信，訴說他17歲的大兒子又死了，我在一時感情沖動之下，當即回了封短信，說了兩句氣話(也是實話)。不意信被地方干部拆查，又搞了一批假證，告發我，經過半年之久的批判，最后給以嚴重的處分:行政上一撤到底，降級，大概是姑念我十四五歲參加革命，戰爭年代和歷次運動從未犯過錯誤，才給了留黨察看兩年(1978年我調文化部工作后徹底平反)。[1]16

其時正是江曉天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團中央決定提拔他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經此偶然事件引發政治劫難，江曉天對于農村問題頗為敏感，才會頗不情愿擔任《風雷》責任編輯。無奈接手后，江曉天極為謹慎地處理稿件，四處尋求話語支持和政治庇佑，如征求政治權威意見、約請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題寫書名、查找毛澤東批文按語等。

由這些史料可以看出，1950－70年代小說的生產、傳播，是社會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產物，作家、編輯、出版社、政治權威和出版審查機構(甚至包括讀者)等權力主體在一體化思維的規約下共同參與塑造著小說的審美形態。面對政治與文學之間的復雜關聯，作家、編輯們始終懷著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謹慎心態。但是基于知識分子強烈的現實關懷意識，《風雷》在附和主流政治的同時，仍然從側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對農村現實場景的真實描寫，構成了小說游走于合作化敘事成規邊緣的復雜特質，這也是《風雷》區隔于其他合作化小說的重要體現。這一點學者董之林敏銳地觀察到了:“由于敘事中多種因素存在，如果只考慮作品產生的政治背景，階級斗爭模式的小說竟無法與任何一條清晰的政治線索合攏。實際上它游走在各派政治意見的邊緣，主要行使的依然是適合人們閱讀人生的文學職能，無怪小說無法與規范一一對應?！盵7]結合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來重新閱讀《風雷》，也許我們能對《風雷》以及作者陳登科、編輯江曉天給予更多的理解和認同。

[1]江曉天.江曉天近作選[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29－730.

[3]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7－1958[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549－550.

[4]劉芝明.在首都出版界迎接國慶十周年向黨獻禮動員大會上的報告摘要[J].讀書，1958(21):3.

[5]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9－1960[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85－86.

[6]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史料選(1945－1999)[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501－511.

[7]董之林.舊夢新知:“十七年”小說論稿[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