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為何結怨郭沫若

岳南

傅斯年與郭沫若抗戰前并不相識，二人結怨，確切地說是由于一塊完整的烏龜殼。

1927年8月，郭沫若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后歸國。

正是由于這種情形，當郭沫若準備編纂后來號稱“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卜辭通纂》時，在日本蝸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識到史語所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大龜四版的全份拓片，以為自己著述作參考。

所謂的“大龜四版”就是一個完整的大烏龜殼，從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塊，每一塊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龜四版”之俗稱。

此時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國民政府正在通緝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蔣介石欽點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語所直接隸屬于國民政府（后直接隸屬總統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關系可想而知。李濟與董作賓接信后，覺得郭氏盡管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有所沖突，但在如此艱難處境下，尚能堅持研究艱澀的古史與甲骨文字，頗值得同情。

于是，經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緝之嫌，甘冒通共連敵的政治風險，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而已。董作賓頭腦一熱，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的叮囑于不顧，立即將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

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他憑什么？”并要訴諸法律云云。

對于贈送郭沫若拓片的這次“沒齒難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懷，李濟后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但沒有作更多的討伐，當然也沒有主動與其來往的興趣了。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于深受郭沫若“鑿破鴻蒙”、“拍案叫絕”、“高宜”與“卓識”等等拍馬溜須的刺激，對郭沫若本人卻一往情深。

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關系趨于緩和，原來的“反革命分子”又變成了革命的一員，郭沫若結束了流亡生活回國，并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

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消息，主動去信與之聯系，等待著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體不適，委托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并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借此東風，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二堂”的歷史性會晤。

在李莊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為光火，立即給重慶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去信，滿含怨氣地說道：“彥堂此行，旨在可謂胡鬧之至。彼到后只是演說，訪友、尋友（例如郭沫若處，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問也?！?/p>

這是傅斯年對董作賓不滿之牢騷，也是對郭沫若的輕視之態，但事已至此，任傅斯年如何咆哮也無力阻止。而沉浸在言歡暈眩中的董作賓尚未意識到，幾年之后，他將被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指斥為“跑到臺灣去準備殉葬”的“妄人”一個。盡管中國有文人相輕的惡習，但郭、董的交惡，實在不是一個“相輕”就可解釋得了的。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2012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