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與“形”的探究
——類型學在傳統民居研究中的應用

王丹丹 (長江大學城市建設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型”與“形”的探究
——類型學在傳統民居研究中的應用

王丹丹 (長江大學城市建設學院，湖北 荊州 434023)

將類型學中提出的“原型”、“變體”的概念運用于民居研究中，可揭示民居空間形態中的隱藏于復雜表象下的一種控制因素，即不變的“原型”——“型”與多變的“變體”——“形”的辨證關系。以鄂東南地區及陽新太子鎮及通山等地傳統民居研究為例，分析了鄂東民居建筑型制的關系及其這種現象的成因。

類型學；民居；原型；變體；形態

意大利新理性主義建筑師阿爾多·羅西認為類型是人類在漫長的生活與藝術實踐中，歷史地、約定俗成地確定下來的各種形態之間的關系[1]。民居類型學的主要方法就是將收集的具體案例進行分類解析，尋找隱藏表形下的操作控制因素——即選擇類型，將其歸納為簡單的幾何圖形，它促使民居和聚落依據某種形式規則而生成；然后，通過具體案例的分析與比對，從中找尋從“原型”到“變體”之間差異中的固定要素，到就可以生成民居的形式推演過程，得到民居的生成法則，探求研究對象和其他地區民居之間的關系。

探訪鄂東南陽新縣古民居建筑與村落的過程中，感受其空間和場所的組織與營造，感受到一種隱藏于民居表層形式之下的某種“型”的控制因素，在這種特定因素的控制之下，民居之間在空間組織結構和形式內容表現出多變且具同構性的“形”，而這些同構的建筑單元累積生成的聚落型態，也會顯得即變化豐富又統一協調。如何通過以“型”作為媒介，因特定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的改變，而轉化成多樣的相似“形”——“變體”的過程。從共時性來看，可對民居聚落的推演生成過程做深層次了解，同時對民居類型的界定，就可以同其它地區的民居類型做比對，從歷時性來看，可以探尋不同地域民居之間的文脈關聯。

1 陽新縣太子鎮民居與祠堂的類型學分析

陽新縣太子鎮的古村落大多按姓氏宗族聚居構成村，每村都有自己的祠堂，由于民居聚落是建立在宗族聚居血緣關系的社會文化共同體之上，無論從民居單體內部的組織結構還是聚落組織形態，都很大程度的體現出宗族文化在建筑、聚落空間組織上的象征意義。同時，由于祠堂不僅代表宗族文化的核心，也是祭祀祖先、敬宗收族的功能性場所，所以祠堂可以看做民居的形式的延伸，是民居型制的高等級別，祠堂因宗族文化的一脈承傳，應該與普通民居具有同樣的文化屬性，具有同宗文化群體意識的“原型”結構。在走訪調研中，該地區民居之間、民居與祠堂之間以及祠堂之間的空間組織結構有較明顯的某種同構性，這些因素就是類型學所指的該地區民居聚落暗隱的營建準則——“型”的控制因素(如圖1、圖2所示)。

2 民居單體與聚落中“型”的提煉與“形”的衍生

根據測繪資料采集分析來看鄂東南地區的平面空間基本“型”是典型的“天井院”式單元，即“3間2進1天井”的模式。從入口進入，縱向空間經過面向中央天井的門廳、天井、廳堂以及廳堂后面的后院(作為廚房廁所牲畜圈養用途)。以鄂東南地區民居(主要集中陽新縣、通山縣)的“3間2進1天井”的平面為原“型”，對比陽新與通山的民居“形”態進行收集與分析，兩者有很大程度上的關聯，從“型”制上分析，可以認為是在原“型”基礎上進行縱向與橫向的增減與變型(如圖3所示)。隨著時代的變更，家庭成員的變化，外來文化的影響，傳統留下根生蒂固的空間持續依然起著留下暗隱的烙印。

圖1 陽新縣太子鎮民居平面

圖2 陽新縣太子鎮徐(四門)氏宗祠平面

圖3 鄂東傳統民居平面空間“原型”與“變體”分析

民居單體的同構性，影響到傳統聚落民居群的整體與多樣性，在類型學的原型的拓撲關系下，建筑形式以及聚集形態——“原型”與“變體”的組合的“異型同構”，對整體村落環境的協調起著重要的作用，對研究其形成的淵源也十分關鍵。

3 祠堂型制中“型”的提煉與“形”的衍生

如果將民居的這一空間形態作為“類型學”中的“原型”運用到聚落的最高等級的祠堂中，就可以得到典型的鄂東南祠堂空間形制(如圖4所示)。只是祠堂建筑因功能空間性質的變化和容量的擴大，建筑的開間增加和進深尺度擴大，由原來民居的3間2進1天井，變為3間3進2天井。往往在第一進結合入口建一個面向天井的戲臺，進門從背向戲臺的下部空間進入(如圖5所示)，經過天井便是中間的主要廳堂，廳堂中部通常設立屏風，從兩側空間進入，眼前豁然開朗的看到空間的高潮部分——安放祭臺的最后一進(如圖6所示)，多進的天井與過廳的明暗空間交替一直通向祭臺，祠堂顯得格外深遠和肅穆。與第一進世俗喧鬧的戲臺空間相比，中部的廳堂空間(圖7)顯得更加肅穆，與最后一進的祭臺空間的幽靜相得益彰，空間序列的變化也在這巧妙地空間布局中凸顯出來，不得不佩服民間匠人的智慧和他們心理埋藏的那種與生俱來的空間營建秩序。

圖4 宗祠廳堂空間

圖5 從廳堂側面看祭祀空間

圖6 民居門廳

圖7 民居廳堂空間

可以看出，祠堂面向第一進天井的戲臺空間與民居門廳上空的側廊空間，在空間的營造與平面結構柱位的變化有異曲同工之妙，面向天井的廳堂空間，在民居和祠堂建筑中的空間營造技巧如此相似，只是民居廳堂空間附屬的祭臺功能演化成祠堂的重要的最后一進祭祀房間，而民居入口門廳上空的儲藏與裝飾空間也演化成祠堂的戲臺空間。無論在空間的尺度規模上，還是在功能的劃分上都變得復雜和多樣化。究其實質還是同一基本類型單元下的拓撲同類形。

此外，祠堂與祠堂之間的空間組織結構同樣存在著“異形同構”的現象，以典型戲臺空間的形式的對比為例(如圖8所示)，屋頂的變化是一個明顯的區別，但都具有相似的空間組織結構。

圖8 民居與祠堂型制關系的分析以及祠堂型制的類型學思考

4 “型”的成因及其在立面形式的體現

陽新縣內各姓氏村落，大多系江西等地的移民，還有少數從中原直接遷移而來。據考證由于歷史戰亂，自然災害等原因遷徙此地。這些移民帶入了各地相對進步的文化，并逐漸在當地的宗族社會產生影響，融合了各地的思想文化的陽新縣社會資源豐富，多元化發展。移居于此的居民十分注重宗族血脈，在他們把各地域的建筑文化融入陽新的同時.也不會忘記本族的宗法血緣[2]。這種無意識的集體記憶實際上是移民的有意識的延續宗族血脈的結果。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區位上與江西接壤，地理環境與贛東北和皖南一帶較接近，商業上往來互惠帶來文化上的交流和滲透，使得陽新民居在空間形制和裝飾風格上繼承了贛北、徽派民居的做法和風格；然而，因地理氣候的差異以及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交匯融并在邊緣地區的逐漸弱化等因素的作用，陽新民居又兼具與贛、皖當地民居不同的本地域特征。在移民文化和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下，立面形式特征體現出“馬頭山墻”、“滾龍屋脊”、“牌坊門樓”等不同地域的外來文化的同時，陽新居民又具有湖北本土地域特色的木石雕刻和彩畫等工藝文化，不同類型的文化相互滲透并不斷傳播，形成文化多元化的陽新民居。如同平面空間秩序一樣，立面形態也體現“型”及“形”的辯證關系，整體聚落象有著一雙無形的大手將變化多端的立面形式協調統一(如圖9～11所示)。

圖9 陽新屋李村民居

圖10 陽新徐氏宗祠立面

圖11 陽新太子鎮民居立面原型與變體組合分析

5 結 語

運用類型學的研究方法，可以揭示出隱藏于復雜表象下民居多樣空間形態中的控制因素，即不變的“原型”——“型”與多變的“變體”——“形”的辯證關系。當“原型”在不同的環境文脈中生根時，必然受到不同的人、不同具體條件的制約而呈現出不同的形態[3]。社會文化、地理氣候、經濟技術等因素都會對民居的呈現的空間形態產生影響。

[1]黃周，馮瀟.淺析羅西的建筑類型學[J].熱帶建筑，2007(6): 25-26.

[2]王炎松，徐靚，朱鋒.鄂東杰構——陽新縣祠堂建筑及文化特征初探[J].華中建筑，2006(11)：93-94.

[3]韓冬青.類型與鄉土建筑環境——談皖南村落的環境理解[J].建筑學報，1993(8)：54-55.

[編輯] 洪云飛

10.3969/j.issn.1673-1409(N).2012.03.035

TU241

A

1673-1409(2012)03-0105-04

2011-10-27

王丹丹(1980-)，女，2002年大學畢業，碩士，講師，現主要從事民族建筑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