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中央蘇區的革命標語

■吳曉榮

略論中央蘇區的革命標語

■吳曉榮

中央蘇區;革命宣傳;革命標語

蘇區時期的革命標語是中國共產黨在蘇維埃運動的進程中，為宣傳其政治理想、方針政策、動員組織群眾參加革命、打擊敵人而提出的，其客觀反映了蘇區軍民的斗爭歷程和歷史功績，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主張和時代精神的真實記錄。中央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最大的一塊蘇區，對全國其他各塊蘇區有指導意義和示范作用，對中央蘇區革命標語進行研究，了解其起因、內容、特點及作用，有利于把握整個蘇區時期革命標語文化對于中國革命進程的意義和影響。

一、革命標語興起繁榮的原因

在井岡山時期，中共就重視標語宣傳工作。三灣改編后，秋收起義的部隊在毛澤東的命令下，以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的名義，“進行革命宣傳活動，寫貼標語布告等”，而其“布告的內容是說明我們是什么軍隊，宗旨是什么，號召群眾起來鬧革命，打土豪”。[1](P13)不過，當時中共對標語宣傳并沒有一個系統的認識，只是每到一處就簡單張貼幾張標語，所以標語宣傳開展得并不是很好。盡管如此，井岡山時期的標語宣傳仍然為隨后毛澤東率兵向贛南閩西進軍并進一步做好標語宣傳工作打下了較好基礎。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對紅軍的政治宣傳工作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總結，并全面部署下一步的宣傳工作，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隨之有組織地開展起來。1931年11月“一蘇大”后，中央蘇區的文化宣傳進入繁榮時期。

(一)“灌輸論”是標語興起的理論依據

1902年，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提出:“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歷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盵2](P317)同時，對于怎么才能向群眾灌輸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這個問題，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者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既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不斷地對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等內容的教育，使其接受馬克思主義，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自覺地意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從而把無產階級的行為由自發變為自覺。隨著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這一“灌輸論”逐漸獲得了世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認可。

蘇區時期，中共意識到要讓廣大群眾迅速了解其政治主張，投身革命，需要黨和紅軍將其主張從外部灌輸進去，使之成為群眾共同的政治意識和行動指南。毛澤東認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盵3](P86)離開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紅軍就失去了打仗和存在的意義。

(二)黨政軍的有力領導是標語興起繁榮的前提條件

1931年2月17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印發了適用白色區域的《革命標語》和適用紅色區域的《革命標語》。適用白色區域的《革命標語》印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建立蘇維埃等十四部分內容，共計143條標語。適用紅色區域的《革命標語》印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軍閥，鞏固和發展蘇維埃，組織革命戰爭等十部分內容，共94條標語。在統一宣傳標語的內容之外，總政治部還以法規的形式對標語宣傳提出了技術要求，如:“每一個宣傳員必須備一副寫標語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顏料，根據本部規定的各種標語，隨時隨地寫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見的墻壁上?！薄案鶕静恳幎ǖ臉苏Z本子，除每個都要在墻壁上書寫外，字數較多的標語須用有色紙寫好，張貼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見之處?！薄懊康揭粋€城市，要用紅布寫上本部規定之主要標語，懸掛于街道中間?！盵4](P25)地方黨委和蘇維埃政府對標語宣傳也十分重視，從而進一步推進了標語宣傳的開展。在閩西，針對各縣存有許多不正確的已失去時間性的標語，蘇維埃政府就下文要求“把各處所有的標語下一番總檢查，把其不正確和失去時間性的洗刷去，另貼或寫適合當前的標語”[5](P134)。

(三)蘇區的客觀環境是標語興起繁榮的特殊土壤

中央蘇區時期，尤其蘇區初創階段，中共難以占據有利的宣傳工具，電臺、廣播、劇院等都被國民黨所控制，加上戰時環境和經濟封鎖又使蘇區缺乏大規模出版報刊、書籍的環境和經費。而標語宣傳受環境的限制較小，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便利性，在蘇區便于推行。另一方面，當時蘇區人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群眾對于深奧的大道理不甚理解，而言簡意賅、朗朗上口的標語口號正好與蘇區群眾的文化水平相吻合，容易被群眾所接受，最適合用來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因此，蘇區和中共的客觀環境成為標語宣傳興起的特殊土壤，使得標語宣傳在蘇區大地上遍地開花。

二、革命標語的內容

在蘇區創立初期，革命標語的內容多是描繪美好藍圖，創造美好前景，通過這類宣傳讓人樹立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理想，并為之奮斗。之后，隨著革命武裝的壯大，蘇區的擴大和鞏固，土地革命的逐漸深入，標語的內容開始豐富起來，基本上涵蓋了中共在這一時期所有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內容極其豐富且主題鮮明。大致有以下幾類:(1)宣傳共產黨、紅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宗旨與任務;(2)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3)動員群眾參加革命;(4)揭露國民黨、豪紳地主的罪行;(5)分化瓦解敵軍;(6)擁護蘇聯和抗日反帝。舉例見表1－4。①

中央蘇區時期，國民黨對蘇區既實行軍事“圍剿”，又實行反動宣傳。為了打贏宣傳戰，蘇區標語一部分內容就是應對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號召廣大蘇區軍民反對國民黨和白軍。與此同時，還有大量的反國民黨與白軍的標語，如宣傳共產黨與國民黨、紅軍與白軍的差別，來分化瓦解白軍。(見表5)

作為一種中共宣傳動員的方式，標語的主題、所體現的思想等都是由中共的方針政策所決定的。因此，中共的決策發生“左”或右的錯誤時，標語的內容也滲透著“左”或右的錯誤。如反AB團時期的“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AB團通統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走狗”、“清洗蘇維埃政府中的富農流氓分子”等等?！傲⑷肪€”的集中力量攻打大城市，爭取若干省的首先勝利等思想，反映到標語中，就出現了“發展革命武裝，奪取中心城市”、“暴動起來，奪取南昌、九江首先勝利”等等，不切合實際情況的內容，都是受到蘇區“左”傾的思想影響而出現的。

三、中央蘇區革命標語的特點

(一)鮮明的政治傾向和濃郁的革命情感

鮮明的階級立場是一種政治引導和政治動員。蘇區標語具有為政治服務、為革命服務、為蘇區大眾服務的強烈政治傾向，即一切以保衛蘇區、發展蘇區為根本。而這一鮮明的政治傾向，與蘇區群眾的價值取向又是相吻合的。共產黨的政治信念與蘇區群眾價值取向的吻合，使標語在蘇區軍民心中形成了共鳴，并轉化為投身革命斗爭的共同行為。標語“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蘇維埃政府”等表達的是蘇區群眾對黨、對信仰濃郁的熱愛與認同情感。有了這種認同，就奠定了黨率領群眾實現奮斗目標的情感基礎。反“圍剿”失利階段的“為蘇維埃流出我們的最后一滴血”這一標語，蘊含著蘇區軍民為了蘇維埃不停奮斗的大無畏精神，今天讀來也讓人動容。

(二)標語宣傳隊伍的規模龐大且創作主體多樣

表1 宣傳共產黨、紅軍、蘇維埃政權的性質、宗旨與任務

表2 宣傳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

表3 動員群眾參加革命

表4 揭露國民黨、豪紳地主的罪行

表5 分化瓦解敵軍

表6 擁護蘇聯和抗日反帝

從上面所列的標語表格中可以看出，革命標語落款不只是“宣傳隊”這支專門化的隊伍，而是從紅軍首腦機關總部到最基層單位——班，從黨委到支部，從軍事序列單位到群眾組織單位，都積極地投入這項工作。中共依靠宣傳員和通訊員這兩支主體傳播隊伍，以及廣大黨員干部和俘虜兵這兩支特殊的傳播隊伍，激發了中央蘇區每一個傳播細胞的積極性。當時蘇區所有的群團組織，但凡識點字的人都參與到了標語宣傳當中。當時的藍衫團，除了演出隊，還有宣傳隊。演出隊的主要任務是演出，而宣傳隊的任務則是寫墻頭標語。每當出發前往各處演出時，宣傳隊便帶上一把刷子，邊走邊寫，在沿途的墻壁或樹干上刷寫標語口號。

(三)傳播程序嚴密并具有很強的組織性

中央蘇區建立起了一個從上到下、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傳播組織系統，營造出組織有序的傳播環境，保證了中共和蘇維埃政府對宣傳工作的領導與管理落在實處。在標語傳播上，蘇區的管理也是組織有序的。蘇區標語所面向的受眾為蘇區的全部人群，甚至包括白軍官兵，而蘇區標語的書寫者是紅軍及群眾宣傳隊伍中的所有識字人群。由于標語受眾面廣，而傳播者又眾多，為了讓標語產生更好的傳播效果，宣傳部門對標語的傳播程序作了嚴格的規定，不僅統一部署傳播信源，而且制定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加強對傳播的細節管理，使得中央蘇區標語能夠真正發揮“戰斗的匕首”的作用。紅四軍宣傳科編寫的《宣傳須知》，在談宣傳的技巧時規定:“寫標語時如有人來看，就要與他解釋所寫標語的意義，不要啞巴式的只管寫不開嘴。貼標語或其他各種宣傳品，看什么地方貼什么標語和宣傳品(如在農村必須寫關于農民方面的標語及宣傳品，在城市必須多貼關于工人及商人方面的標語和宣傳品)，不要以為宣傳品太多，不選擇對象便亂貼?！盵5](P21)

(四)結合斗爭實際，內容多樣且具有針對性

中央蘇區標語既從宏觀著眼，宣傳黨和軍隊的宗旨性質，又從微觀入手，具體落實各項政策和主張，依據群眾的革命斗爭情緒、地域的斗爭特點及革命斗爭的時間性，而提出與其相貼切的內容。古田會議決議案提出:“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如秋收與年關，蔣桂戰爭時期與汪蔣戰爭時期)制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盵5](P26)

1929年4月，紅四軍政治部發布的《紅軍標語》針對城鎮和農村所覆蓋的目標人群的不同，而對宣傳標語提出不同的寫法，其134條標語被分成了三種寫法:“(甲)在縣城及大市鎮，須把一百三十四個全部寫完，不可缺一個。(乙)縣城市鎮和大村莊，須寫大字標語。凡有‘＊’記號都要寫(共92個)。因為，大字標語的效力比小字大得多。(丙)行軍沿路寫的標語以‘♂’為記號(共66個)，沒有這個記號不必寫?！盵5](P3－4)行軍路上必須書寫的66條標語，據不完全統計，一般都在15個字以下。因為行軍打仗都是緊張的狀態，所以一般都是字數精簡，以便盡快讓人識別和閱讀。

不同的地區，標語宣傳也是有區別的。在江西寧都發現的革命標語，最多的是對白軍的宣傳和擴紅。這與當時中央蘇區處在“圍剿”與反“圍剿”的頻仍的戰事之中有關。即使是對敵宣傳，標語所展現的內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依據形勢任務的變化而調整的。土地革命初期，紅軍的對敵宣傳主要是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和封建軍閥對士兵的壓迫，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意義，號召敵軍士兵反對進攻紅軍，組織兵變，參加紅軍。1930年11月，正值中原混戰，對白軍的宣傳則主要集中在反對軍閥混戰上，如“目前兵士惟一的出路是反對軍閥戰爭，反對國民黨軍閥進攻紅軍蘇維?！?。而九一八事變后，紅軍對敵宣傳則增加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國民黨對日不抵抗賣國政策的內容。

(五)表現形式多樣且通俗易懂

蘇區標語不僅以凝練的語言傳遞最核心的觀念與信息，且將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寓于簡單的傳播形式中，如“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共產黨是工人農民的政黨”、“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紅軍是工農革命的先鋒隊”等，都涉及馬克思主義、階級意識與情誼、革命戰爭動員的灌輸和宣傳，但都沒有直接出現“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而是同蘇區的實際相結合，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地方化、具體化，易懂易記，易被群眾接受。

在藝術形式上，中央蘇區標語是多種多樣的，如書寫格式有橫書，豎書和呈三角形的斜書;字體有行書、楷書、魏碑、隸書、行草;除了文字，標語還有字配畫、字組畫、宣傳畫、漫畫、對聯、打油詩、墻報、識字牌，歌謠等等，如“勸白軍士兵歌”就是以四川調來勸白軍士兵轉投紅軍。毛澤東、朱德簽署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用92句四言詩寫成，以通俗的語言，將紅軍的宗旨表述得清清楚楚，可以說就是一副巨大的紅色標語，在轉戰沿途地域廣大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表現手法上，標語常運用對比、排比、比喻、夸張等手法，把敘述、感嘆、呼喚融為一體，增強宣傳的生動性、形象性，尤其是標語畫，一目了然，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標語畫“國民匪黨”，就是以四個字變化組成一只“狗”的模樣。而在與白軍、國民黨的比較上，常采用的是比較的語氣。如“白軍是土豪劣紳的走狗，紅軍是工人農民的衛隊”、“白軍是幫土豪壓迫工農的，紅軍是幫工農打土豪的”把工農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區別，用簡潔明確、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了出來。

標語書寫在蘇區群眾視線范圍之內，成為蘇區群眾認知的重要工具，經過耳濡目染，蘇區群眾逐漸理解了標語中的內容，階級覺悟也有了很大提高，為他們參加革命提供了思想保障。標語宣傳中的官兵平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反對自由主義，高揚革命英雄主義的榮譽感，以及為什么打仗、為誰犧牲等等，也成為紅軍官兵靈魂深處的忠誠信念和空前的戰斗力，為粉碎敵人的一次次軍事“圍剿”，打破敵人的一次次經濟封鎖，為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譜寫了一曲曲昂揚奮進的頌歌。另外標語的對敵宣傳也極大動搖了國民黨軍隊的軍心。1931年，江西省赤色總工會頒布的《宣傳動員令》中講到，“敵人說，紅軍固然厲害，紅軍的標語更厲害”。特別是“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歡迎白軍士兵拖槍過紅軍來打土豪、分田地”這樣的標語，使得國民黨軍官擔心，如果他們的士兵一旦覺悟起來，掉轉槍口指向他們。

與此同時，蘇區標語和蘇區其他的宣傳媒介密切聯系，相互配合，互為補充，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極大地彌補了其他宣傳介質的不足，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它也開啟了中共政治動員和價值構建的一種新方式，既是對大革命時期動員方式的繼承和發展，也成為一種固定的宣傳方式，在日后長期得到運用。一直到今天，標語仍是激勵民眾熱情、指導工作、凝聚民心、闡述方針政策不可或缺的工具。

注釋:

①文中所有的標語來自于江西省寧都縣博物館編著的《歷史的足跡——江西省寧都縣蘇區墻頭革命標語、畫選編與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贛州市文化局和贛州市文物管理局編的《紅色印跡——贛南蘇區標語漫畫選》(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1]劉云．中央蘇區宣傳文化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2]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紅色印跡——贛南蘇區標語漫畫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中央蘇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中央蘇區時期，受灌輸理論的影響，在毛澤東等領導人重視、黨政軍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前提下，革命標語逐漸興起并日益繁榮，成為一種重要的宣傳動員方式。這一時期的革命標語內容極其豐富且具有針對性，不僅包含了共產黨在這一時期的方針路線、政策策略和政治理想，而且多角度地反映了中央蘇區的革命環境和斗爭歷程，為動員組織群眾參加革命，打擊敵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并成為中共政治動員和價值構建的一種新方式，在日后長期得到運用。

K263

A

1004－518X(2012)01－0141－05

吳曉榮(1981—)，女，江西省社會科學院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蘇區史。(江西南昌 330077)

【責任編輯:俞 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