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對話紅樓夢:對研究主體的探究*
——新世紀紅學研究者成熟度的文獻計量分析

詹海玉

(宜賓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媒學院,四川 宜賓 644000)

如果從脂硯齋初評《石頭記》算起,中國《紅樓夢》研究(或曰紅學)已歷約250年,即便從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04)所開啟的現代紅學計算,亦逾百年。200多年來,許多學者對《紅樓夢》 及其作者作了各種各樣的考證、評論和研究,以此為基礎,從學術史的角度科學地總結紅學的淵源流變、學科特點的紅學學術史研究便應運而生。近年來,許多學者對紅學研究的文本進行了文獻研究。苗懷明整理20世紀上半期紅學文獻后認為,“該階段紅學文獻的新發現、作品的?？闭砑凹t學資料的搜集匯編等方面皆取得了重要收獲,是 《紅樓夢》文獻研究的一個關鍵時期,奠定了現代紅學的基本格局,為其后的紅學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文獻基礎”。[1]杜志軍分析了改革開放30年來紅學研究文獻,認為這30年“是百年現代紅學最充滿活力、成果最為豐碩的30年”,“文獻研究的空前繁榮,文本研究的多元化格局代表了本期紅學的主要特點,紅學反思以及紅學學術史研究的加強,是紅學進一步走向成熟的顯著標志?！盵2]梅新林、曾禮軍研究了建國60年紅學研究文獻后指出,以“1978年為界,紅學范式經歷了由單一化走向多元化的演變,大陸與臺港的紅學學術范式則經歷了由彼此隔絕到相互交流進而相互影響的發展歷程”?！凹t學學術范式實踐表明,時代精神、外來理論和學術創新是紅學學術范式演變的核心動力、學理依據和內在要求?！盵3]以上研究都是近年來紅學文獻研究的代表成果,這些成果從研究范式、?？闭?、學人貢獻、文獻整理與擴充等等方面對階段性紅學研究進行了詳盡梳理。然而,至今尚無對紅學研究者自身的量化分析。事實上,研究者的成熟是學科領域成熟的重要標志。

本研究擬運用文獻計量的方法,從研究者的角度對新世紀(2001—2010年)以來在權威期刊公開發表的1382篇紅學研究論文進行定量分析,運用文獻計量學相關定律,探討紅學研究者的發文量、核心作者、合作度與合作率,并試圖以定量分析的方法,從研究者成熟度的角度探討當前紅學研究的成熟度。

一、紅學研究者成熟度分析

在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中,研究者是知識的生產、儲存、傳播和應用的主體,是文化積累、創新和傳承的主力軍。所以,從研究者是否成熟的角度切入到研究領域是否成熟是有依據的。本研究收集整理了2001—2010年刊登在權威期刊的紅學研究文獻,共1382篇,涉及作者741人(1498人次)。

表1 近10年權威期刊紅學作者發文篇次表

通過對多個學科和研究領域文獻的統計分析,美國學者洛特卡發現了一個重要規律： 研究者數量與論文數量存在一定關系,即在一個成熟的研究領域,寫n篇論文的作者數量大約是寫一篇論文作者數的1/n2,同時,寫一篇論文的作者約占全體作者的60%。也就是說,在成熟的研究領域,發表2—4篇論文的作者占僅發表一篇論文作者數量的1/4、1/9和1/16,即25.00%、11.11%和6.25%。這就是文獻計量學三大定律之一的“洛特卡定律”。[4]

從表1的數據來看,近10年紅樓夢研究領域,發表一篇文章的作者(533人)占作者總數(741人)的71.9%。經過進一步計算可以發現,發表2—4篇論文的作者占僅發表一篇論文作者(533人)數量的15.6%、7.1%和4.9%,與洛特卡定律中對應的數據存在一定差距,但是比較接近。這說明,從發文量這個角度看,紅學研究人員的學術研究能力比較強,但是作者隊伍總體上仍不完全成熟,有相當大比例的人員是出于一時的興趣或便利開展紅學研究的,對該領域的持續挖掘還不夠。

二、紅學核心研究群分析

每個研究領域通常都有一個發表論文較多、影響較大的作者群體,他們被稱為“活躍作者”,其中發文量很大的作者可以稱為“核心作者”。根據普賴斯定律(Price Law),活躍作者中發表論文最少的論文數Nmin與發表論文最多的論文數Nmax有如下關系：[5]34-66

Nmin= 0.749 ×(Nmax)1/ 2

只有發表文章在Nmin以上的作者才能被稱為活躍作者。根據表1 的數據,Nmax=42 ,計算得 Nmin≈4.85,因此發表文章多于或等于5篇的作者可以稱之為該階段內紅學研究的“活躍作者”,有關這些作者的統計情況見表2。

表2 近十年紅學研究活躍作者群分析表

根據普賴斯定律,當活躍作者發文量約占總發文量一半的時候,該領域的研究環境才算發展成熟。由表二可看出,發表五篇及以上紅學文章的“活躍作者”共61人,占作者總人數的8.23%；活躍作者近十年在權威期刊共發表紅學研究文章465篇,占總文獻量的33.65%。由此數據可見,以《紅樓夢學刊》、《文學遺產》、《文學評論》、《中國社會科學》等為主要陣地的紅學研究者呈現出如下特點： 活躍作者群體已經初具規模,且高產作者數量和著文比例均較高,群體的成果產出率較高(每人年均0.76篇),對紅學研究的貢獻非常明顯。

在活躍作者群的基礎上還可以分析核心作者。核心作者是指活躍作者中發表論文較多的作者,他們人數不多但學術影響力很強,是本學術研究領域的頂尖人才。根據普賴斯定律：[5]67-88

R=0.812N/ n1/ 2

N為活躍作者人數,n為發表論文數最多的作者所發表的論文數。把 N =61人、n =42篇代入上式得： R = 7.64。這意味著如果將活躍作者發文量由高到低進行排列,那么排名在前8位的即為核心作者。2001—2010年紅學研究的核心作者如表三所示。

表3 近十年紅學研究核心作者統計表(不完全統計)

注： 某些作者所屬單位較多,本表中的單位根據該作者最近發文時標注單位確定。

如表3所示,紅學的核心作者共8人,占活躍作者人數的13.1%；核心作者共發表文章167篇,占活躍作者發文篇數的35.9%；核心作者平均每人每年在權威期刊發表紅學研究文章2.1篇。由此數據可見,核心作者對于紅學研究的貢獻非常大,是該研究領域持續深入、發展、影響力提升的重要推動者。

從核心作者的機構分布來看,中國藝術研究院毫無疑問是紅學研究最重要、成果最豐富、影響力最大的陣地；從區域分布來看,北京是中國紅學研究論文的高產地,是最重要的研究中心。這一量化的數據發現證實了高淮生提出的“除全國性的紅學社團中國紅樓夢學會(機構設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紅學活動以及紅學研究的狀況為社會所熟識之外”,其他地區的紅學研究影響較小,“地域性紅學研究不足,有待拓展”等觀點。[6]

三、紅學研究者增、復量分析

一定時間內期刊論文作者(N)由兩部分所構成： 其一是在以前發表過文章、現在又重新發表該領域文章的老作者(B),活躍作者和核心作者均來源于該群體,往往這些作者對該領域能夠開展持久深入的研究；其二是新作者,即初次發表該領域論文的作者(C),他們是研究的新鮮血液,但如果在較長的時間內也僅發表一篇該領域文章,那么這些作者也可以看作是飄忽不定的“游擊隊員”。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下式：

式中,B/N反映作者重復著述論文的情況,即文獻單元作者復量；C/N則反映一個新作者涌現的情況,也可以叫做文獻單元作者增量。當B/N值較大、甚至趨于1時,則說明該領域研究者做的研究比較系統,核心作者非常集中,但另一方面,也預示著缺乏新鮮血液進入該領域,人員結構老化嚴重。C/N值很大、甚至接近1時,說明這個領域作者更新異常頻繁,所載論文的作者僅開展一次性的研究,表明新作者大量的出現。但另一方面也說明其研究隊伍不夠穩定,學術領軍人物及核心高產作者不明顯。[7]通常,增量和復量的理論最佳值均為0.5左右。

表4反映了近10年紅學研究領域研究者增復量的逐年變化情況?？梢钥闯鰞蓚€問題： 第一,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新研究人員加入該領域,但比例基本上呈下滑趨勢,增量(C/N)由0.8逐漸下降到0.4左右,這意味著如果以新世紀以來的10年為一個研究階段,最初有80%的研究者屬于紅學研究的“新鮮血液”,而這一比例到2010年則降到了46%。在研究者基數較大的前提下,這樣的研究者更新率有利于紅學研究得到持續的關注。第二,自2003年開始,國內紅學領域的作者群體相對趨于穩定。從2003年至2010年作者復量(B/N)數據來看,基本維持在0.5左右,這意味著自2003年始,國內紅學領域的所有研究者中,有近百分之五十是開展的持續研究。

表4 近10年紅學研究者增、復量分析表

但從總體上說,新世紀的10年以來,中國紅學研究領域作者的平均增量(0.50)和平均復量(0.50)形成了驚人的良好比例。這說明該領域的研究者在“堅守”和“加入”之間保持了良好的平衡： 一半的研究人員選擇了堅守,持續性的開展研究,這為紅學研究的深入積累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一半的新研究人員選擇加入,這為紅學研究影響力的擴大、后續“接班人”的培養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四、紅學研究者合作情況分析

科學勞動的規模,亦即科學智力合作的規模是科學社會學中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改善科學勞動組織結構、增加科研成果數量、提高科學勞動效率都與科學論文作者分布、結構及合作情況有明顯關系。[8]88由此可見,研究人員的配備、結構與合作是某一領域取得研究成果(尤其是重大成果)的重要影響因素。合作率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內發表的某一領域合著論文數(一篇文章由兩個及以上作者完成)與論文總數之比；合作度是指在一定時間內,某研究領域每篇論文的平均作者數量。文獻作者合作率和合作度是衡量某一學科領域研究成熟程度的兩個重要評價指標。

從表5的統計可以看到,進入新世紀的十年以來,紅學研究者的合作率數據分布比較平穩,也比較低,平均合作率為8%,也就是說,不到一成的文章是由兩個及以上的研究者完成的；從合作度來看,十年來紅學研究的合作情況也比較穩定,平均合作度為1.08,也就是說,平均每篇文章的作者數量為1.08人。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研究人員的合作情況要好一些： 據1977年統計,美國的科學事業中,欲完成一項成果的話,物理學、工程學、生命科學“占有”人力較多,平均每篇論文的作者數量為2.33、2.06、2.01,社會科學平均每篇論文作者數為1.85；獲諾貝爾獎金的重大科學成果,1910年—1925年間合作率僅有41%,而1951年—1972年則激增到79%。[9]203-229由此可見,紅學領域研究者的合作程度相較于西方國家的研究而言非常低,這在一定程度影響了學者隊伍的持續性和相互支撐,也對學術的交流和傳承有一定影響。

表5 近10年紅學研究者合作率與合作度分析表

事實上,我國學術領域(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學者之間的合作情況總體上不容樂觀： 1994—1998年間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文章的作者合作率為15.93%,合作度為1.26；[10]近30年我國社區教育研究領域合作度為1.32；[11]中國行政管理研究的合作率為26.45%,合作度為1.31。[12]由此可見,紅學作為純粹人文科學,研究者的合作比例比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要低,這當然與學科之間的差異、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密切相關。然而,紅學研究中在研究者個人深入文獻、埋頭苦思的基礎上,也需要開展相互探討、相互啟發；紅學前輩對學術新人的傳幫帶過程中也需要共同研究以便培養后繼學者,所以,紅學領域的研究合作還需要大力加強。

以定量的方法研究紅學是一種“另類”的嘗試,特別是從紅學研究者自身的定量分析角度探討紅學學科發展的狀況,在國內外紅學領域尚無人涉及。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對定量方法的運用已經達到了十分精細的程度,當然,也有人批判這種太過于依賴統計分析技術的傾向,其得出的結論不一定經得住推敲。但是,人文科學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不是太多、太深,而是太少、太淺。需要說明的是,以權威刊物發表紅學論文的作者推論我國紅學研究者、以對該群體成熟度的分析來推論我國紅學學科的成熟度,或許不盡妥當,畢竟,其他各類刊物也刊發了一定數量的紅學論文,還有一些研究者是通過出版著作來實現對紅學研究的貢獻的；由于文獻數量多、作者姓名統計繁雜,本文所整理和計算的數據也未必絕對精確。然而,從總體看,以上缺陷應該不會影響此次學術考察的信度和效度。

參考文獻：

[1] 苗懷明. 二十世紀上半期《紅樓夢》文獻研究述略[J]. 紅樓夢學刊,2008 (6)： 141-155.

[2] 杜志軍. 新時期紅學三十年： 1978—2008[J]. 紅樓夢學刊,2009(2)： 1-36.

[3] 梅新林,曾禮軍. 紅學六十年： 學術范式的演變及啟示[J]. 紅樓夢學刊,2010(4)： 14-37.

[4] Lotka A J.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productions[J].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1926(16)： 317-323.

[5] Price,Derek de Solla. 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

[6] 高淮生. 《紅樓夢學刊》三十年述論[J]. 紅樓夢學刊,2010(5)： 208-225.

[7] 譚翀,張亦慧. 國內高校學生組織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J]. 中國青年研究,2010(6)：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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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羅式勝. 文獻計量學概論[M].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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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張文豐. 近三十年我國社區教育研究進展之文獻計量分析[J]. 中國遠程教育,2010(6)： 28-31.

[12] 郭薇,常健. 中國行政管理學研究作者成熟度的文獻計量學分析[J]. 學海,2008(4)： 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