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緣，不是童話

梁曉聲

我的哥哥大我6歲，從21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

那時候，父親遠在四川大西南當建筑工，他每月工資只有64元，寄回家40元。

1962年，哥哥要考大學了。6月，父親回來探親，他憂郁地對哥哥說：“老大，我快干不動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學了，花銷比以前大。我看，你別考大學了，高中一畢業就找工作吧！”

哥哥卻說：“爸，我要考大學。將來考上大學，爭取做到不用您給我寄錢?！?/p>

父親火了，在他的壓力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復習，到菜市場去幫人賣菜。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惋惜，他們認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華的。

不久，父親返回四川工作了。父親走后，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三天。同學來了，老師來了，甚至街道干部也來了，在眾人的勸說下，他帶病參加了高考。

哥哥最終考上了唐山鐵道學院——他是為母親考那所學院的。哈爾濱當年有不少蘇聯時期留下的漂亮的鐵路員工房，母親認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鐵道工程師，我家也會住上那種漂亮的房子。

父親給家里寫了一封有一半錯字的親筆信，以嚴厲到不能再嚴厲的詞句責罵哥哥。就這樣，哥哥帶著對父親、對家庭、對弟弟妹妹的深深內疚，踏上了開往唐山的列車。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回家，來信說是要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回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回家。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回不了家。

哥哥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學校發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p>

母親一下子呆住了，手拿那封電報，一直坐到了天明。

哥哥回來后，全家人都變得神經衰弱了，因為他不分白天黑夜，幾乎終日喃喃自語。夜深人靜時，那種喃喃自語對家人來說不啻是一種刑罰。弟弟妹妹們臨睡前都用棉團堵住耳朵，母親開始服安眠藥，我也開始服安眠藥。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每月能掙40多元??！這樣，家里就能給哥哥交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也能獲救。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發現家里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鏡子、相框，甚至暖壺，易碎的東西一件都沒有了；菜刀、剪刀，都鎖在箱子里。母親的額上有了一處疤，很深。問及原因，母親說：“是被門框撞的?！?/p>

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時，臉色都變了。四弟說，哥哥已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那一刻，我內心對哥哥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不是哥哥，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親假期里，我一次也沒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后分配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我把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下來，為了能夠長期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進行到底。

1997年母親臨終前，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么話要囑咐。母親眼角淌下淚，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我心大慟，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里?！碑斕煳缫?，母親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讓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像傻孩子似的：“二弟，我好想你?！?/p>

算來，我竟20多年沒見過哥哥了，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涌，心里連說：“哥哥，對不起，對不起！我一定盡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過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F在住的這所醫院，條件很好，每月費用4000元左右。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里的長椅上，我一邊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哥，你當年為什么非上大學不可？”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p>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我絕不結婚?？上?，我沒完成這個任務，我讓爸爸媽媽和你們失望了……”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自從他病了，48年來，第一次說了那么長的話。我心一疼，黯然無語。

哥哥起身將酸奶盒扔入垃圾筒，又坐下后，問我：“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來，那個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終記著，顯然也一直在盼著。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鐘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那樣倒也別有一種圓滿的滋味在心頭。

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睿雪摘自《女士》2012年第4期，圖/陳明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