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史記》對太公形象的再塑造

陳金霞

(求是雜志社，北京100727)

姜太公是輔佐周文王興周、武王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是西周的開國元勛，齊國的締造者，同時也是一位影響久遠的韜略家、軍事家、政治家，堪稱“百家宗師”。在司馬遷時代，呂尚已經是歷史上的大名人，《詩經·大雅·大明》《逸周書》《孟子》《戰國策》《韓非子》《孫子兵法》《楚辭》《呂氏春秋》《鬼谷子》等許多先秦典籍，都記載或提及了姜太公的生平業績。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1］3319－3320，從這些材料中鑒別選擇，最終形成了《周本紀》和《齊太公世家》中的太公形象。然而在先秦文獻中，呂尚主要作為和伊尹、管夷吾、百里奚等并列的輔弼之臣而被提及，對他生平的記述主要集中在他與周文王遇合的經歷。至于他如何輔佐文王、武王滅掉殷商的，則是司馬遷在《周本紀》和《齊太公世家》第一個詳細記述。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司馬遷說：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1］1478－1479

其中關于周文王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說法，唯《史記》獨有，爭議也最大。如葉適說：“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后之所以為暴也。遷并言之，未可與論知德也?！保?］274梁玉繩說：“殷、周兩紀及《齊世家》皆言西伯、呂尚陰謀修德，行善以傾商。夫德非傾人之事，亦非陰謀所能為，若果如是，又何以為文王、太公?”［3］66都對司馬遷的記載產生懷疑，不同意他使用的“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說法。他們所據，乃是儒家的思想，如石林葉氏說：“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圣人也?！保?］說齋唐氏說：“二圣(按指文王、武王)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于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4］在儒家眼中文武周公都是大圣人，必不會做出違反道義的事情，太公陰謀傾商的記載是不準確的。

確實，按照儒家的觀點，太公實在是該列入批判之列。但是司馬遷此論，正見其史識卓越。他深知政治斗爭之復雜，此傾國大事，若無兵謀權術，只靠圣人宣揚仁義之道，必為笑談。司馬遷雖然尊崇孔子，卻又不為所囿，他乃是遵照黃老思想為太公立傳。

首先，“陰謀”是黃老學的一個名詞。出土的黃老著作《黃帝四經》三次出現“陰謀”：

不陰謀。［5］333(《十大經·順道》)

驕洫(溢)好爭，陰謀不羊(詳)，刑于雄節，危于死亡。［5］320(《十大經·行守》)

力 黑 問 □□□□□□□□□□□，驕［溢］陰謀，陰謀□□□□□□□□□□高陽，［為］之若何［5］249——《十大經·正亂》

《國語·越語下》黃老人物范蠡的語言中也出現“陰謀”：

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6］233

“陰謀”在《史記》中兩次出現，除《齊太公世家》外，《陳丞相世家》中陳平說自己“吾多陰謀，是道家所禁”［1］2062，正和《黃老帛書》的“不陰謀”對應。更證明“陰謀”是道家黃老概念。

其次，權謀思想起源于老子。如王國維《老子之學說》所說，“其(按指老子)道德政治上之理論，不問其是否【非】如何，甚為高尚，然及其論處世治國之術業也，則又入于權詐，而往往與其根本主義相矛盾?！保?］105傅斯年《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也說：“五千言所談者，大略兩端：一，道術;二，權謀。此兩端實亦一事，道術即權謀之擴充，權謀亦即道術之實用?！保?］50老子曾說：“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保?］142－143又說：“國之利器，不可示人?！保?］145對于“利器”，河上公說是指權道，韓非說是指賞罰，總之不脫權謀之類。從《老子》的大旨和這段話的語言環境看，老子的本意是論述大道的消息盈虛，事物的對立轉化，為政的雌柔之道，并不能斷定有陰謀意味。但是他使用語言的模糊性為后來學者發展陰謀權術論留下了空間。申不害和韓非子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申不害說：“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保?0］317－318主張君主通過玩弄權術來實現無為，這是對老子無為思想的改造。韓非說：“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則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保?0］159他又運用歷史上攻伐謀略的實例來解說“將欲歙之”等語言，這樣就賦予老子以權謀思想。司馬遷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1］2146，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1］2146。申不害和韓非的學術淵源于黃老學，他們的權術思想可能與黃老思想有關。黃老學隨現實政治發展而發展，重視隨機應變，黃老學者善于與時宛轉，知機善謀，他們不排斥權謀之學。這在黃老學集大成之作的《淮南子》中有許多論述。如《主術訓》論君主的權謀：“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保?1］165“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于人?！保?1］172《人間訓》論明哲保身的權謀“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11］411等等?！痘茨献印愤€通過許多小故事展示了權謀的具體運用。

但是，黃老著作有“不陰謀”的說法。這需要具體分析。從《黃帝四經》看，這主要出現于論述“雄節”時?！饵S帝四經》在論述為政治國要遵循天道，不能取法于“雄節”時說，“驕洫(溢)好爭，陰謀不羊(祥)，刑于雄節，危于死亡”。又在論“雄節之窮”時說，“不廣(曠)其眾，不為兵邾，不為亂首，不為宛(怨)謀(媒)，不陰謀，不擅斷疑，不謀削人之野，不謀劫人之宇”［5］333?！饵S老帛書》否定了一系列行為，其中就包括不陰謀。在《黃老帛書》的作者看來，這些行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擅作事”［5］333，它們都屬于“雄節”或曰“逆節”的表現。在古代符節中，雄節為右為上，可以主動有所作為;雌節為左為下，處于被動地位，必須與雄節相合而聽命于雄節。對于堅守柔退處下立場的黃老思想來說，雌節看似被動，但是它可以因勢而變，與時遷徙，合于天道，因而更加重要。因此《淮南子·原道訓》說：“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后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攻大(石靡)堅，莫能與之爭?！保?1］11《黃老帛書》有專篇《雌雄節》論為政運用雌節或雄節所導致的利害得失，主張守住雌節，等待對方所持的雄節發展到窮竭時，再一舉攻取而成功。在自己堅守雌節的時候，也就是等待對方悖逆天道的行為陷于困境的時候，不要主動采取使形勢發生變化的行為，“陰謀”是其中之一，它會使自己陷于覆亡的危險境地。從這個角度說，“陰謀”的意思更像“預謀”?！饵S老帛書·稱》說，“圣人不為始，不專已，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5］348，反對預先設謀。

《國語·越語下》中，范蠡也反對陰謀。勾踐準備發動對吳戰爭，范蠡進諫說：“陰謀逆徳，好用兇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睂Υ瞬荒芎唵蔚乩斫鉃榉磳馉?。范蠡在說這段話之前，曾說：“夫圣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保?］233范蠡強調現在時機還沒有成熟，伐吳必然失敗。范蠡也具有雌雄節思想，但他用的是陰節和陽節的說法，見于《國語·越語下》，此不具引。范蠡反對伐吳，就是因為對方處于“剛強而力疾”［6］237的陽節過程中，時機不到。在這時“陰謀”是“不利”的。所以他說“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先行此者，不利”，強調的是時機不到，不能先作為。

黃老著作反對在時機不到時搞陰謀，但是黃老學說并不反對所有的陰謀。黃老的先驅人物姜太公身上，就有陰謀的影子。漢初的黃老人物如張良、陳平，更是擅長謀略。司馬遷說張良“運籌帷帳之中，制勝于無形”［1］3312，說陳平“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1］2063對二人的謀略水平都是相當地肯定。

司馬遷使用“陰謀”這個詞，一方面說明他深受黃老學影響，另一方面說明他認為呂尚所為符合“陰謀”的指向。那么呂尚的“陰謀”有什么呢?一是修德來民，二是等待時機，三是修兵備戰。

《齊太公世家》說“陰謀修德”［1］1478，《殷本紀》說“陰修德行善”［1］107，《周本紀》說“陰行善”［1］117，可見陰謀的主要內容是“修德行善”。紂王的暴虐失德使他失去了民心，呂尚看到這一點，所以輔助文王修德以獲得民心。請除炮烙之刑、斷虞芮之訟等便是文王修德的體現。文王修德固然是好事，但是目的是為了奪得商的政權，“陰”，說明動機不光明正大，行動在暗中進行。儒家講究的是浩然正氣、光明正大，這些“陰謀”行徑自然是不能提倡的。所以儒家講革命，講圣君推翻暴君，卻不講使用了什么手段。到了董仲舒的公羊學又講受命，周滅殷商既然是上天的成命，自然是正義戰勝邪惡，更不需要什么陰謀了。按照唯物史觀的看法，周代替商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和人民愿望，但是沒有一番謀劃和準備也是不成的。司馬遷拋棄了儒家的虛偽，從黃老學借來的“陰謀”說法，這更符合歷史事實。

在修德的同時，文王、武王、呂尚等人也在等待時機。這個時機有兩個方面，一是紂王的暴政達到極至，完全喪失民心。二是其他諸侯愿意歸附周，愿意隨周攻打紂王。所以便有了武王觀兵孟津等行為，這也是符合黃老學思想的?！饵S帝四經·經法·四度》說：“因天時，伐天毀，謂之武?！保?］119順應天時，去討伐天要毀掉的事物?！饵S帝四經·十大經·順道》說：“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窮而因之?！庇终f：“不擅作事，以寺(恃)逆節所窮?！保?］333自己的力量還不夠的時候，要堅持發展壯大，等待強大的敵人陷于困境再順勢消滅?！饵S老帛書·十大經·爭亂》篇記載了黃帝之臣力牧和太山之稽討論如何擊敗蚩尤的對話，太山之稽說，我們不要講上天的保佑，而講自己順應天時做好準備。我們應該順應事物的發展，幫助蚩尤滿足欲望，等他惡貫滿盈之后從而殺掉他。這不免讓我們想起太公等人送給紂王奇珍異寶和美女的行為。黃帝戰蚩尤這一古老傳說不可能留下如此深刻的戰略和權謀思想，這應該是黃老學者根據歷史上的攻伐與權謀實例包括太公等人所為而進行的總結。

文王和呂尚在修政的同時，也在修兵，為決戰做準備。西周在伐紂前執行的是積極備戰的政策。西周連續伐犬戎、密須、耆國等小國家，擴充了地盤，還營建豐邑并遷都于豐，為伐紂奠定了基礎。司馬遷說：“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眳紊性谖渫踯娛滦袆又幸簿哂兄匾匚?。在武王觀兵于盟津時，呂尚號令全軍說：“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后至者斬?！薄都狻芬嵭唬骸疤柫钪姺ㄖ卣??！保?］121在紂王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時，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集解》引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保?］125由此可見呂尚在周軍中的軍事地位十分重要。至于其“兵權和奇計”，主要體現在他不信天命信人事，善于把握時機，一舉成功?！妒酚洝R太公世家》：“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保?］1479－1480太公看到紂王的暴虐已經達到頂點，就勸武王把握有利時機，不要聽信占卜的結果。果然殷人早已民心離散，牧野之戰武王大勝。進入殷都后，武王做了許多事：散鹿臺錢，發鉅橋粟，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司馬遷說這些使殷民大悅的行為，“師尚父謀居多”［1］1480。

司馬遷討厭奸詐權謀，但是他在寫太公時一再強調文王、武王能夠推翻殷紂王暴政多歸功于太公的“謀”，以至于“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1］127?？梢娝抉R遷在運用“陰謀”時沒有貶義色彩，反而對謀略表現出一定的贊賞。

太公傾商的陰謀活動自然沒有黃老思想的指導，反而是黃老學者從歷代政治斗爭中包括太公傾商的活動總結提升了許多道理。到了司馬遷寫《史記》時，他又用黃老學的“陰謀”回去概括太公的傾商行動，反而更貼切。

有學者指出太公陰謀修德的說法來自托名太公所著的兵書《六韜》。目前學術界對《六韜》成書時間最普遍的看法是東周時期，有人認為是春秋，有人認為是戰國。山東臨沂銀雀山和河北定州出土的《六韜》文字，說明在西漢以前，《六韜》已經廣泛流傳。在《六韜》中有陰謀、修德之說。見《六韜·武韜·發啟》：

文王在豐，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保?2］50《六韜·文韜·兵道》：

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12］47

《六韜》雖為兵書，卻以黃老思想為指導?！读w》之《文韜》《武韜》主要論述政治謀略，后四韜是軍事致勝的原則、方法。雖然后四韜是這部兵書的主體，但是前兩卷是指導戰爭的根本，它體現出和“立言以明道”的諸子書一樣的思想意義。而《六韜》的黃老思想正主要集中在《文韜》《武韜》中。

首先，《六韜》對戰爭的看法和黃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段捻w·兵道》說：“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保?2］45把戰爭看作是兇險不祥的事情，不得已才使用戰爭手段。黃老思想的代表作《國語·越語下》中范蠡說：“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睂馉幍目捶ㄒ彩侨绱?。對于戰爭的看法，在早于《六韜》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中都有，如《孫子兵法》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保?3］3《孫臏兵法》說：“兵者，非士恒勢也，此先王之傳道也。戰勝，則所以在亡國而繼絕世也。戰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保?3］114很明顯，《六韜》表達了和兵家不同的戰爭觀。其次，《六韜》以道為本體，所持許多觀點和黃老近似。如《文韜·大禮》是這樣論君道的：君主執政應該柔和寧靜，善施不爭，謙虛中正。主張多聽少說，使人摸不清君主的真實意圖?！段漤w·文啟》是這樣論述君主治國的：君主應當無為而治，統治者如果過分干預百姓的生活，勢必要依賴苛繁的法令，這會使民眾受害憂懼，離散逃亡。這些觀點和后來《呂氏春秋》《淮南子》所論十分相似。另外，《六韜》稱引黃帝語，假借黃老化的太公立言也說明它受到黃老學影響。

司馬遷在寫太公事跡時參考了《六韜》的材料，例如上引太公不信占卜而勸武王伐紂的一事就是出自《六韜》。那么司馬遷使用陰謀、修德的說法有可能受到《六韜》的影響。但是《六韜》中太公是在論兵時提出“陰其謀”，在回答文王問題時提醒文王修德，二者不在一篇，內容并不相干，且只表現為太公的言論。在《史記》中，司馬遷則直接用“陰謀修德以傾商政”來敘述周文王與呂尚的行為，并具體描寫了許多屬于陰謀的行為，這些都是《六韜》所無?！读w》中還有許多太公論兵論政的言論，司馬遷卻并沒有采用。所以司馬遷的“陰謀修德”論并非簡單照抄《六韜》，而是他在廣泛占有資料的基礎上熔鑄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對太公形象進行了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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