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兒童的兒童史(上)
——對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蘇全有

(河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沒有兒童的兒童史(上)
——對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蘇全有

(河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內容分四個方面，一是兒童被教育，包含國內教育、留美教育、相關人物思想及童子軍等；二是兒童被保護，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保育、難童、溺嬰及童工等；三是兒童被認知，主要包括文學、書刊出版及兒童觀等；四是兒童自身的研究，主要有學界對兒童的行為、事務的研究和成人的童年記憶敘述。比之于兒童被教育、被保護、被認知，有關兒童自身的研究太過單薄，不可相提并論。沒有兒童的兒童史，準確地擊中了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的要害、薄弱之處。強化兒童自身研究，是近代中國兒童史學界的努力所在。

兒童史；近代中國；科際交叉

伴隨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兒童史研究的萌芽，近幾十年來，我國近代兒童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專題論文大約三百多篇，著作多部，內容涉及歷史、教育、文學以及音樂、美術、圖書館學等學科。至于其中存在的問題，最要者在于學界往往著意于兒童被影響，如被教育、被保護、被認知……而兒童自身的活動則少有問津，以兒童為本位所開展的研究亟待強化。

一、被教育

兒童被教育是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中的重要切入點，其內容可分為國內教育、留美教育、相關人物思想及童子軍四個方面，專題論文近二百篇，達到全部兒童教育成果的一半。

(一)國內教育

國內教育的成果，涉及兒童公育、學前教育、幼兒教育、家庭教育、女童教育、蒙學及教會教育七個方面的內容。

1、兒童公育

兒童公育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清末到抗戰前這一時段。許風霜以清末到五四前后各家兒童公育學說為線索, 對中國近代兒童公育思想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 并從中挖掘出兒童公育思想對中國近現代學前教育發展的重要影響[1]。趙嫻側重五四時期的兒童公育思想，認為是在吸收近代西方各種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受到了互助論思想、新村主義、婦女解放思潮和教育救國思想的多重影響[2]。王娜認為五四前后圍繞著兒童公育問題，形成了兒童公育與非兒童公育兩種思潮；這兩股思潮互相爭鳴，持續長久，推動了中國近代婦女解放的發展、家庭的變革和嬰幼兒教育社會化的進程[3]。杜銀蝶從社會教育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1927—1937年間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兒童教育情況，認為1927—1937年是民國時期兒童社會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4]。謝建平論述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開展了極富規模的兒童教育建設運動，為鞏固蘇維埃政權、穩定社會秩序、增強社會活力、改善民生做出了重大貢獻[5]。

2、學前教育

(1)宏觀探討。楊春華分析了學前教育近代化的歷程帶給我們深刻的歷史啟示：相關法規和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基本保障；學前教育的發展必須處理好學習借鑒與民族化、本土化的問題；要重視學前教育師資培訓，不斷提高教師素質，保證學前教育質量；要加強學前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這是推動學前教育發展的動力[6]。張殊夏通過對民國時期學前教育演變歷程的梳理，探究學前教育興起及發展的動因，剖析民國時期學前教育發展的特點，揭示民國時期學前教育發展對當今學前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啟示[7]。

(2)課程研究。陳璠對清末民初學前教育課程產生的原因、設置情況、實施狀況、特點及對當今學前教育發展的啟示進行了論述[8]。勾小群闡述了五四后特別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前教育課程的中國化[9]。吳麗芳針對美術課程分析了價值取向、內容構建等問題[10]。

(3)學習外國。黃勤等論述了近代以來我國學前教育學習外國的四次浪潮[11]，薛小雷分析了近代以來中國學前教育向外國學習的歷史與經驗[12]。

(4)教育體制。朱宗順認為，近代中國學前教育體制的啟動受“西方因素”強力推動，經過清末以蒙養院為主體的學前教育體制的初創、民國初期從蒙養園到幼稚園的調整和民國后期近代學前教育體制的拓展三個階段，在學前教育現代化進程上取得了難能可貴的進展[13]。

(5)師資。屈軍分析了清末學前教育師資的變化情況[14]。

3、幼兒教育

(1)機構。李友唐梳理了北京香山慈幼院的歷史沿革[15]，江文介紹了中國第一所幼兒園——湖北幼稚園[16]，姜銳分析了近代南京鼓樓幼稚園課程實驗及啟示[17]，黃忠懷論述了保定育嬰堂從育嬰堂到救濟院演變過程中的諸多問題[18]。

(2)宏觀論述。張俊花論述了清末的幼兒教育及保姆培訓[19]，趙宇靜研究了清末民初幼兒教育的背景、政策、興辦、內容及老師評價[20]，代曉論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幼稚教育改革[21]。

(3)其他問題。吳琦等以清代湖北為例論述了育嬰事業中的官方角色[22]，趙宇靜分析了近代幼兒教育的社會背景[23]，田景正等闡述了近代中國幼兒園課程民族化的過程及啟示[24]，李小鷹等闡釋了中國近代兒童公育與非兒童公育思潮對嬰幼兒教育社會化的推進[25]，李召存論述了中國近代幼兒師范教育的歷史嬗變[26]。

4、家庭教育

田漩著重討論了1894—1949年間對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涉及家庭教育思想的演變及其影響因素、對傳統家庭教育思想精華的繼承、時代特色及內容等[27]。南鋼論述了我國家庭教育的近代轉型[28]。

程再風以晚清(1880—1910年)知識階層的孩子們為研究對象，從生活史的研究角度，論述他們在晚清這一“轉型時代”中是如何被塑造的，此一段經歷究竟在他們生命中留下怎樣的痕跡，不同的人生經歷對代際特征的形成有怎樣的作用等問題。作者認為，無論是智識教育上的更新與固守，還是理想中的為國犧牲與光耀門媚，抑或家庭中順從長輩與追求自我，都可見家庭與國家對孩子所有權之沖突與合作，家庭權力在晚清國民運動中萎縮，晚清知識階層的后輩逐漸走出家庭向國家之民轉變[29]。

5、女童教育

黃林從近代學制切入分析了女童受教育的權利經歷了從無到有的質變，并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女童受教育的狀況逐步又從數量上的增加到追求高質量的教育發展[30]。潘崇等以湖北幼稚園附設女學堂為例，分析了清末女子教育發展的困境[31]。

6、蒙學

商穎以來華傳教士創辦的英文期刊《中國叢報》為中心，分析了近代之初傳教士對中國傳統蒙學教育的觀點與由此開始的改革之路探索及其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的影響[32]。張靜從教材、教法兩方面闡釋了清代蒙學發展對近代兒童啟蒙教育的影響[33]。夏曉虹針對近代中國人自編的第一部小學教材——《蒙學課本》，從存世版本的考辨入手，結合南洋公學的教育實踐，致力于厘清前人與今人記述中的各種錯誤，并認為該書及《新訂蒙學課本》有足夠的資格成為晚清的國民常識讀本[34]。

7、教會教育

學前教育方面，楊素琴分析了教會學前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及特點、對中國學前教育近代化的正負影響以及中國學前教育近代化進程中對教會學前教育的突破[35]。

包鋒以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傳教士利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在我國開辦的教會幼稚園及其師資培訓機構作為研究對象，采用文獻法、個案分析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論證教會幼稚園在我國興辦的狀態；教會幼稚師范學校；教會幼稚園的課程設置及教學方法；教會幼稚園的日常生活。提出教會幼稚園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幼兒教育的近代歷程[36]。

黨潔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月刊《中華歸主》為主要資料來源，通過對其中有關夏令兒童會資料的梳理，探求國難時期協進會系統下夏令兒童會的歷史真相[37]。

(二)留美教育

有關留美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觀總覽、貢獻、人物、幼童自身等方面。

1、宏觀總覽

黃英全面探討了中國近代幼童留美問題，內容涉及背景、過程及特點、夭折原因、影響[38]。

2、貢獻

留美幼童的貢獻是研究的重點，有全面分析的，也有具體闡述的。

(1)宏觀概述。李西軍通過闡述留美幼童對于中國經濟、政治和教育現代化發展所做出的卓越貢獻，論證了他們是中國現代化起步的推動者[39]。茆詩珍等所論影響主要觸及對后代、對庚款留美兩點[40]。黃漫遠從個體、群體兩個層面分析了影響所在[41]。

(2)具體分析。政治方面，魯濤認為有三，第一，引進近代風氣，沖擊官僚舊習；第二，維護鐵路主權，引爆革命高潮；第三，投身革命實踐，促進民主進程[42]。

教育方面，魯濤指出，在學校教育方面是破舊立新，造就大批新人才；在家庭教育方面是革故鼎新，倡導近代新風尚[43]。楊齊福針對科舉制度認為包括留美幼童在內的留學教育，使人們突破了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學的束縛，動搖了科舉制度的思想支柱，改變了人們的傳統價值取向，重塑了國人被扭曲的人格，為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樹立了樣板，這樣，科舉制度的解體成為大勢所趨[44]。

科技方面，徐飛、茆詩珍考證了留美幼童回國后的主要去向：參與軍政事務與科技活動，具體分析了其對我國早期軍事科技、地質礦冶事業、鐵路電信建設的推動作用[45]。

外交方面：茆詩珍認為體現在維護中國領土完整、鐵路主權、華人利益以及力爭合理議結教案和索回部分庚子賠款等五點[46]。

3、人物

(1)容閎。石霓認為，由于容閎的尷尬地位——要做實際工作，又不能主持大局，這直接導致無論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也挽救不了中國駐美肄業局中途夭折的命運[47]。

(2)李鴻章、曾國藩。梁龍提出，李鴻章是我國早期留學運動的倡導者、促成者、保護者和留學生的重用者[48]。陳光明等籠統涉略了曾國藩、李鴻章對近代留學事業的貢獻[49]。

(3)丁日昌。高如民指出，丁日昌積極參與留學一事的醞釀，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精心謀劃；沒有他的理解、支持和促成，容閎的“留學教育計劃”不可能得到曾國藩、李鴻章的采納，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準[50]。

4、幼童自身

(1)就業。王士義針對就業問題，分析了留美幼童就業的不合理現象及其成因、就業特點及變遷情況[51]。胡德海具體闡釋了留美學生返國后的前程、事業與結局，并強調：早期留美學生返國后雖不被清朝政府所歡迎，但由于客觀上需要他們，因此一批返國學生陸續進入政府工作，并且都有很好的表現[52]。

(2)人格。鐘芳芳認為，留美幼童經歷中西兩種文化碰撞融合的陣痛成長起來，從而形成雙重人格特征：既忠君報國、絕對服從國家需要；又張揚個性、追求生存的價值和意義。在他們的人格中既充斥著強烈的民族意識，又不乏美國的時代精神；既體現著傳統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義，又反映了美國近代的民主平等價值觀念。這一雙重人格形成的兩條主要路徑分別為“本土情懷”與“西學開化”，同時雙重人格對留美幼童的命運也有著深遠的影響。研究留美幼童中西合璧的雙重人格特征，可以為我們今天在全球化大潮中尋求多元文化的積極交融提供寶貴借鑒[53]。

(3)體育運動。郭怡分析了留美幼童出洋前中國體育運動概況、出洋后留美幼童參與體育運動概況及留美幼童出洋后熱愛體育運動原因：西方文化對留美幼童的必然影響、留美幼童強烈的為祖國而學的競爭意識[54]。

(4)丁崇吉。丁志華是第二批留美幼童丁崇吉之子——這在留美幼童健在的后代中，還是非常少見的。他回憶了丁崇吉的一些往事以及與留美幼童有關的清末海軍、海關的史料，富有歷史價值[55]。

5、其他方面

奉莉分析了幼童留美教育的特征，從個體身心發展特征上來看，美國文化的滲透強烈、幼童思想觀念的更新劇烈；從中西文化的沖突上來看，幼童留美凸顯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從幼童留美教育的整個過程與清政府政策的實施兩者關系上來看，留美教育有其必然性，其撤回乃被迫之舉[56]。

潘向明探究了留美幼童撤回原因：第一，容閎對中學教育的藐視和抵制，導致李鴻章在留美事業上的態度發生轉變；第二，容閎性格上的缺點及其與吳嘉善的沖突。在容閎回憶錄中被當作留美幼童撤回事件又一原因的美國政府拒絕幼童入軍校一事，如同其所謂陳蘭彬、吳嘉善蓄意破壞的說法一樣，也是不能成立的[57]。

(三)相關人物思想

近代兒童思想家，主要有陳鶴琴、陶行知、張宗麟等。

1、陳鶴琴

(1)思想內涵。高謙民認為，陳鶴琴的兒童教育觀，就是以正確認識兒童，準確把握其特點為前提，以游戲活動為主要方式，在大自然、大社會的課堂里，充分發揮兒童的自主性，通過“做中學”獲得豐富的直接經驗，促進兒童的個性和創新精神及實踐能力的發展，以實現“做現代中國人”的根本宗旨[58]。程秀蘭闡述了陳鶴琴幼兒教育理論和思想產生、發展的過程，并分析其成因[59]。黃貴針對陳鶴琴的幼兒游戲觀，指出，陳鶴琴的幼兒教育理論揭示了幼兒有喜好游戲等心理特點，他認為游戲是兒童的生命，教育目的透射出對體、德、智的關注，課程設置強調活動中心制，教學方法與組織突出游戲化，游戲的內容、形式與兒童年齡密切相關[60]。吳玲指出，陳鶴琴廣泛探討了幼兒勞動教育的意義、內容、原則、途徑與方法等諸多重要問題[61]。

(2)課程及教法。課程方面，虞永平等認為，陳鶴琴的幼兒園課程思想包括注重全面發展的課程目的觀、注重生活的課程內容觀、注重聯系的課程結構觀、注重彈性化的課程編制思想、注重“做”的課程實施觀[62]。孟瑜論述了陳鶴琴幼稚園課程思想產生的社會背景、理論淵源，從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課程結構、課程組織、課程實施、課程標準等方面整理了陳鶴琴的幼稚園課程思想的主要內容，并分析了思想形成的實踐基礎、歷史地位和局限、啟示[63]。

教法方面，周卓瑩在整理、提煉、繼承及吸收陳鶴琴教學法及其在幼兒園的應用推廣、影響狀況調查的基礎之上，對陳鶴琴教學法在當今幼兒園的實踐應用及其價值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64]。路雪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了陳鶴琴對幼稚教育現狀、中國兒童身心發展、幼稚園課程、幼兒家庭教育、教育與心理測驗以及幼稚師范教育的研究等，并深入探討了陳鶴琴幼兒教育研究方法的特點：體現了中國化、科學化，重實證、實驗研究，注重量的分析，研究中創造性地兼用多種研究方法[65]。

(3)兒童心理。車文博認為陳鶴琴是中國兒童心理學的開拓者，主要表現在開拓兒童心理研究、開拓個案心理研究、開拓本土心理測驗[66]。張筱良指出，陳鶴琴針對當時家庭教育經驗的缺乏對兒童心理特征進行了研究，總結出了兒童心理的七大特征[67]。

(4)當今啟示。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切入：“活教育”思想對當今幼兒教育的啟示[68]，課程思想對當前幼兒園課程改革的啟示[69]，兒童游戲本土化探索的啟示[70]，南京鼓樓幼稚園個案研究的當代啟示[71]，幼兒教育科研觀探尋的啟示[72]。

2、陶行知

(1)宏觀總論。李建求總結陶行知的幼兒教育思想如下：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創辦適合中國國情的幼兒教育、幼兒教育內容要“生活化”、探索培養幼教師資的新途徑等[73]。袁宗金認為，陶行知教育思想寶庫中蘊涵著幼兒科學思想，他主張把幼兒科學教育作為科學教育的起始階段，大力推行“科學下嫁”運動，提出要把科學下嫁給兒童，讓每一個兒童從小樹立一種科學的認知態度，養成一種科學的思維方式[74]。陶行知幼兒科學教育思想包括幼兒科學教育的意義、幼兒科學教育的目標、幼兒科學教育的內容、幼兒科學教育的方法等。陶行知幼兒科學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科學性、實踐性和民族性等特點，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75]。

(2)創造思想。王喜海分析了陶行知的幼兒創造教育的兩個基本點：幼兒擁有極大的創造潛能、幼兒的創造性需要解放和培養[76]。王素菊提出，陶行知在科學教育理論和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幼兒科學教育的思想——“六大解放”，即解放幼兒的大腦、雙手、雙眼、嘴、空間、時間，讓幼兒充分運用各種感官， 動手動腦，到大自然、大社會中去探索感興趣的科學現象[77]。龔蕓分析了陶行知為什么會提出建設中國式幼稚園的構想、如何建設及歷史意義[78]。

(3)其他方面。關于幼兒自治問題，殷潔闡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幾對關系：大與小的關系、必要性與現實性的關系、社會化與個性化的關系[79]。

程友偉從民主、科學、生活、創造四個時代精神的角度分別對陶行知、陳鶴琴的教育思想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從民主精神角度來看，他們既關注到宏觀層面的入學平等，也關注到微觀層面的教育過程平等。從科學精神角度來看，他們都十分提倡并運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學前教育。從生活精神角度來看，他們要求學前教育要與兒童的生活緊密相連。從創造精神角度來看，他們都在不斷的教育創新的過程中培養兒童的創造能力[80]。

3、張宗麟

(1)幼兒教育思想。楊衛衛論述了張宗麟的幼稚園課程思想，在此基礎上，從課程的目標、內容、實施三個方面闡述了張宗麟的社會課程[81]。嚴碧芳總結張宗麟的幼稚教師教育思想如下：幼稚教師必須由幼稚師范學校來培養；幼稚師范學校的課程建設要注意課程編制的科學性、課程內容的全面性和課程實施的職業化；幼稚教師入職前國家應對其進行考核，合格的幼稚教師必須具備堅定的專業理想、特定的專業性向、充足的專業知識和扎實的專業技能；幼稚教師要不斷地學習、要有研究精神、要有好的學習方法和多渠道的學習途徑[82]。經暉從本土化切入指出，張宗麟以中國幼教史上男幼稚教師第一人的身份對近代幼稚教育民族性缺失的現象展開廣泛的考察與研究，并協助陶行知先生、陳鶴琴先生進行幼稚教育本土化改革，提出了卓有成效的意見[83]。孫瑞權分析了張宗麟的社會化的幼稚園課程思想[84]。

(2)鄉村幼兒教育思想。焦曉玲認為張宗麟的鄉村幼兒教育思想如下：農村幼兒實際生活是構建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的內容，農村幼兒教師素質的提高是構建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的前提，幼兒教育專家的指導是構建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的必要條件，農村自身資源是構建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的優勢。[85]

4、其他人物

(1)曾國藩、李鴻章。鄭慧芳認為，曾國藩教子家書的基本內容是教育子女在修身、讀書、事功等方面如何去做[86]。張亞寧所論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87]、吳建章所論李鴻章家教思想[88]也包含有兒童教育的內容。

(2)梁啟超。程禹文指出，梁啟超為了喚醒人們關心和重視兒童教育，對封建舊教育摧殘兒童身心健康，嚴重違背兒童智能發展規律的現象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評；梁啟超在批判舊的幼學的同時，為了啟發人們的思路，變革舊教育，促進中國兒童教育的科學化，還廣泛而通俗地介紹宣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兒童教育；梁啟超總結本國的經驗，借鑒西方兒童教育的科學內容和方法，經過自己的思考，為兒童設計了七種讀本，也就是七科科目：識字書、文法書、歌訣書、問答書、說部書、門徑書和名物書[89]。劉果元認為，梁啟超通過對比中西方兒童教育，揭露和批判了中國落后的封建兒童教育，并提出了普及小學義務教育、改革兒童教育課程與方法、貫穿趣味教育觀念、發展師范教育和女子教育以促進兒童教育等一系列發展中國近代兒童教育的主張[90]。謝毓潔強調，梁啟超重視文字閱讀的普及，建立了“識字——閱讀——理性”的邏輯關系；重視女性，肯定女性在塑造童年和保護童年方面的重要作用；還強調要培養幼童的廉恥觀[91]。(3)張謇。劉強提出，張謇是我國最早提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兒童教育家之一，他的兒童教育觀開了一代新風。張謇的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與創造性，是我國兒童教育的啟蒙者，張謇親力親為，創辦了370多所學校，是我國近代兒童教育的踐行者；張謇創辦了通州女子師范，是我國女子師范教育的開拓者；張謇始終把對兒童的素質教育與技能訓練貫穿在自己的教育實踐中，是我國早期兒童素質教育的倡導者[92]。

(4)魯迅與惲代英。周泉論述了魯迅兒童教育思想的形成、基本內容、特點、價值與意義[93]。尉紅梅論述了魯迅兒童教育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基本旨趣、素材觀、現實意義[94]。

蔡志榮論述了惲代英的幼兒教育思想：幼兒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兒童公育、幼兒教育的方法[95]。

(5)黎錦暉。肖陽通過對黎錦暉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從事的國語運動及相關兒童音樂創作活動的梳理，力求更進一步地展示他所提出的“推廣國語最好從教小孩子們唱歌做起”的兒童音樂教育理念；作者認為，黎錦暉是中國近代兒童音樂創作的拓進者，他積極改革普通學校音樂教育的教學、創作等活動，這些活動都與其推廣國語的運動有著莫大的關聯[96]。曾弘毅還對黎錦暉的兒童音樂教育進行了研究[97]。

(6)張雪門。呂智紅從理論基礎、發展、結構、特點四個方面分析了張雪門的幼稚園行為課程思想[98]。王丹介紹了張雪門的生平和教育活動，分析了張雪門幼兒園行為課程產生的背景、主要內容，并對張雪門幼兒園行為課程進行了評價[99]。

(四)童子軍

1、宏觀論述

蔣曉星等較早梳理過童子軍的歷史[100]。王晉麗則詳細介紹了童子軍的產生，包括其產生的背景、原因以及童子軍產生后的一些基本情況；敘述了童子軍傳入中國的過程，重點以“文華童子軍”為例，分析了文華童子軍在中國產生的契機，描述了童子軍在這一時期的概況，并對其在這一時期的特點做了簡要評價；論述了童子軍在中國的初步發展，介紹了相對于前童子軍，此期童子軍的變化，并作了簡單評論；重點論述童子軍的異化，并用少量篇幅介紹了抗戰時期童子軍的主要活動及變動，以及童子軍在中國大陸的衰落，最后對這一時期的童子軍教育作了比較客觀的評析[101]。張洪波針對1927—1937中國童子軍教育認為，該時段是童子軍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原因在于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童子軍教育由政府全面推廣，逐步納入國家發展軌道。并詳細闡述了南京國民政府及國民黨通過廣泛密集的童軍訓練，再結合與之相關的規范、規程、條例等等，密切童軍教育與民族、國家和黨的意志的關系，從而使之更具有某種工具化色彩，童子軍教育在塑造近代中國合格新公民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塑造功能。至于南京國民政府的童子軍教育與訓練，則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政治灌輸當然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訓練青少年的一個重要取向;另一方面，透過反復不斷的過程，來讓設定的社會實踐成為例行的習慣性行為也同樣重要[102]。

2、區域及個案研究

廣東方面，榮子菡以1915—1938年的廣東童子軍為研究對象，闡述廣東童子軍復雜多變的發展脈絡及其組織宗旨和主要的社會實踐活動，并予以客觀的評析。由于廣東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使廣東童子軍經歷了大革命的洗禮，并與港澳童子軍和華僑童子軍有密切聯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童子軍教育雖成為政治教化的重要形式，但對青少年教育亦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童子軍積極參加社會實踐、社會服務活動和愛國救亡運動，為國家和民族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不可否認，廣東的童子軍教育也存有一些消極的因素[103]。

江蘇方面，羅敏以江蘇童子軍為研究對象，揭示了抗日戰爭以前江蘇童子軍的發展脈絡：1915年4月16日，江蘇童子軍誕生，不久成立了最早的全省童子軍聯合機構——江蘇省童子軍聯合會。在江蘇省教育會的領導和推動下，江蘇童子軍自由發展，成績卓著，在全國童子軍發展中嶄露頭角。1927 年，國民黨著手對江蘇童子軍進行整頓、改造。南京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為全國童子軍發展的典范。20 世紀 30 年代，南京市童子軍理事會和江蘇省童子軍理事會相繼成立，在兩個理事會的領導下，江蘇童子軍事業統一規范制度，普及學校童子軍，并廣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在政治和教育的雙重影響之下，江蘇童子軍的發展一直保有領先的重要地位，并對其他地區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104]。

上海方面，于喜敏以上海童子軍為研究對象，重點介紹了上海童子軍所參加的各項社會活動，體現了其對國家和社會的重要價值[105]。

此外，王晉麗還專題探討了中國最早的童子軍——文華童子軍的歷史脈絡[106]。

3、思想及其他

劉玉蘭論述了貝登堡“生活的準備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與童子軍建立、發展的關聯，并予以了評價[107]。

程禮東針對戴季陶的童子軍教育思想指出，在童子軍中國化的過程中，戴季陶有著重要影響，他是國民黨童子軍教育事業的實際領導者。戴是一個熱心教育的國民黨政治家，苦心經營童子軍教育長達23年之久。他熱心倡導童子軍教育，認為這種教育是提高國民素質很新的教育。他對源自西方的童子軍教育進行理論改造，建立完備的理論，使之中國化。他的理論在建立統一的童子軍教育制度上起著重要作用。另外，戴季陶的童子軍教育思想較為復雜，包括傳統道德，國民黨黨義，以及西方童子軍教育理念等成份。他的童子軍教育思想在其整個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整個教育思想[108]。

關于新生活運動與童子軍的關系，田耕認為，新生活運動的緣起實際上是受到中國童子軍發展的影響。表現在諸多方面：國民黨用“四維八德”先成功改造童子軍教育理念，后用以指導新生活運動；同時，童子軍“準軍事化”組織為新生活運動的“生活軍事化”提供了現實的參考；童子軍戰時的英勇表現及 《中國童子軍戰時服務大綱》 的頒布，是抗戰國民動員的先聲。因此，中國童子軍是新生活運動的先導[109]。

對于童子軍的中國化問題，張曉輝從行政管理、訓練指導思想、訓練內容和活動三方面闡釋了其具體表現，并從青少年教育、國民黨、國家三個角度分析了其對民國社會的影響[110]。

上述之外，近代中國兒童被教育的研究還涉及圖書館學[111]?？傊?，相關研究成果，數量驚人。

二、被保護

兒童被保護是近代中國兒童史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切入點，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保育、難童、溺嬰及童工四個方面。

(一)兒童保育

1、保育事業的宏觀概論

(1)晚晴

學界對清代育嬰事業的研究，也有相當內容涉及到晚晴。

吳琦主要論述了湖北育嬰事業區域間的較大差異，溺嬰風俗、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官方主導作用的強弱以及地方力量參與的程度等則是形成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112]。

王衛平等論述了江南地區的育嬰事業，認為清代江南地區是育嬰機構出現最早、普及最快的地區。清代后期，江南地區出現了育嬰事業的興盛局面，表現為育嬰堂的恢復和重建、育嬰機構在市鎮的普及和育嬰事業向鄉村的拓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了育嬰堂和保嬰會二大育嬰系統。它們互為補充，在江南地區形成了一個城鄉一體化的育嬰、保嬰網絡[113]。

蕭倩針對清代江西民間育嬰事業，從育嬰組織的撫育對象和范圍、撫育方式、撫育費用和名額、嬰孩的去留等四個方面來考察這一民間慈善事業，認為，清代江西民間育嬰組織比較發達，是一種“拯嬰之政”，屬于民間慈善事業。貧家女嬰是其主要撫養對象，還擴大到棄嬰和童養女，撫養范圍有兩種，即地緣和血緣；撫育方式可概括為堂養和自養，養至一歲左右由自己父母繼續撫養或由他人抱養；由于育嬰經費有限，所以每名嬰孩撫養經費、撫養名額都有所限制，一般來說，撫養一名嬰孩所費大概在5000—7000文上下，撫養名額多在20～100名之間[114]。

李金蓮從乳婦視角切入指出，清代育嬰事業的興盛使職業乳婦成為一個龐大的、重要的群體。一方面，乳婦離開家庭到育嬰堂哺育棄嬰作為生計，間接得到救濟，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她們救濟、哺育了大量的棄嬰，不但為整個育嬰慈善事業做出巨大貢獻，而且為清代社會的穩定也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到了清末，隨著社會的不穩定和動蕩，嬰堂對乳婦管理不善的弊端變本加厲，加之利欲熏心的乳婦的各種不法行為，給育嬰事業造成了一定破壞性。最終，乳婦這一職業便隨著育嬰事業的衰落而慢慢萎縮了[115]。

(2)民國

抗戰時期的兒童保育事業，是學界研究的重點。

范蕾蕾介紹了抗戰以前兒童保育思想的源流及實踐、抗戰時期兒童保育運動的緣起過程，并以四川和重慶為中心，對戰時兒童保育會、戰時兒童救濟協會等社會團體和各級政府的兒童保育活動進行綜合研究，以展現抗戰時期的兒童保育工作的概貌，并總結了戰時兒童保育工作的特點、意義及存在的種種問題[116]。

熊輝等針對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兒童保育工作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十分重視兒童保育工作，通過推動成立邊區兒童保育分會，設立保育院收育兒童，開展兒童教育工作，頒布相關政策法規將保育兒童與保護母親結合起來，取得了卓著成效[117]。

2、保育機構

(1)晚晴

有多篇研究清代育嬰堂的文章涉及到晚晴。其中，萬朝林宏觀概述了清代育嬰堂的經營實態[118]。

區域方面，雷妮等以湖南寶慶為視域指出，清朝湖南寶慶府是一個經濟并不發達、對外交往相對不多的內陸地區。為了克服天災、疾疫以及供養能力局限所產生的貧困無著及“溺嬰”等現象，這里也自然形成起自己的社會救濟系統，并顯示出官民相互合作的傾向。這其中包含了地方社會風尚的促成、官紳階層的倡導以及“禮下庶人”教育的效應等因素[119]。

王衛平等以清代蘇州的四種慈善組織——育嬰堂、普濟堂、廣仁堂和豐備義倉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來源，并進行對比，發現:清代前期蘇州的慈善組織中存在著一種“官民合作”模式，民辦慈善組織往往能夠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資助，官辦救助機構也同樣能得到來自民間的捐助。而在這種“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無疑處于強勢的地位，民辦的慈善組織接受官方資助后，便開始染上濃厚的官營色彩;而官辦的救助組織雖然得到民間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權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后，蘇州的地方紳士在慈善組織中的作用有所增強，地位有所提高，但這些慈善組織依然離不開官府的支持和資助，管理上也同樣受到官府的監督和干預，并沒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疇。這就說明，晚清時期的“社會”并沒有真正獨立于“國家”，強國家、弱社會的基本格局并沒有改變。所以，慈善組織并不能被視作近代中國所謂的“公共領域”[120]。

汪毅夫以清代福建為視域，羅列了救濟女嬰的育嬰堂及同類設施之相關史料，并論述其相關問題：上承的歷史傳統、因應的社會問題、早期的推展狀況、官方的主導作用以及祀神、僑捐、賀錢、抄產等特殊事項[121]。

關于清末育嬰堂的情況，劉鵬以婺源育嬰堂為例分析了其經營實況及育嬰效果：由于嚴重的溺嬰現象導致光緒二十二年開辦的育嬰堂，是一所由地方士紳主導的民捐民辦的善堂。其日常經費主要來源于開辦時獲得的捐資生息和茶局代收的茶厘捐，而幾乎不依靠普通民眾的捐贈。盡管育嬰經費并不充裕，由于育嬰堂采用過繼領養嬰兒為養子、養女或童養媳的方式撫育嬰兒，減少了育嬰費用，增加了養育嬰兒的數量，降低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122]。

(2)民國

民國時期的保育機構研究中，黃莉莉以1928—1938年間的中華慈幼協會為研究對象，從成立緣起、組織形式、經濟狀況、日常工作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闡釋了其基本情況，并努力通過這一慈幼組織反映民國時期的兒童福利工作概況[123]。

(3)教會

教會也與近代中國保育事業有關聯。

關于教會育嬰政策問題，楊大春認為，晚清政府的教會育嬰政策產生和演變于近代中外交涉之中，主要交涉對象是法國天主教會和法國政府。這種政策先后包含取締或稽查教會育嬰堂、稽查教會育嬰堂、由地方官府和民間興辦育嬰堂與教會育嬰堂相競爭三種類型，呈現出節節退讓、逐步放松的特點。這種特點說明晚清政府在對外交涉中始爭終棄，無力維護國家主權[124]。

關于溺嬰問題，吳巍巍指出，近代來華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溺嬰現象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并對其進行大量的報道。傳教士們普遍認為溺嬰在中國各地廣泛發生，他們還較為深入地調查了溺嬰發生的原因、世人對溺嬰的態度及溺嬰導致的影響；懷有文化優越感的傳教士們還站在西方文明本位的立場對溺嬰現象進行強烈的批判，并極力鼓吹基督教信仰根治論，體現了其潛在的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色彩[125]。黃永昌對長江教案與光緒中期張之洞在湖北發起的育嬰運動的關聯進行了探究，認為，近代傳統育嬰受到西方教會育嬰的影響，其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消弭育嬰謠言及與教會育嬰競爭[126]。

3、兒童福利

左芙蓉等就民國這一兒童福利事業奠基時期，從動蕩不安社會環境與豐富多彩價值觀念、兒童福利行政體制與兒童福利服務立法、多種多樣困境兒童與兒童群體基本特征、兒童福利服務范圍與兒童福利服務內容、兒童福利服務組織與兒童福利服務人員、兒童福利資源狀況與福利資金籌措渠道、兒童福利事業基本特點與主要歷史經驗、社會現代化與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特征等多個方面闡釋了民國時期的兒童福利政策[127]。

關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兒童福利政策，董根明認為，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和社會慈善機構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難童,重視難童的教養工作。盡管在整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兒童福利政策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種、善生、善養、善保、善教”的兒童福利政策,還是初步顯現了現代兒童福利觀念的某些特征。應該說,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難童救濟與教養方面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128]。

陳竹君等研究的是抗戰期間作為社會福利事業主管部門的國民政府社會部，認為該部制定了一系列兒童福利政策，舉辦了多種形式的兒童福利實驗示范，并督導和發動社會力量開展兒童福利事業，這對培育民族根基，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推動我國兒童福利事業的現代化具有一定意義[129]。

(二)難童

1、戰時兒童保育會

內容包括戰時兒童保育會總體研究、分會研究及女性分析研究。

(1)總體研究

戰時兒童保育會自身研究方面，張純著重與搶救兒童、延續民族生命、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戰時兒童教育的理論貢獻三方面考察了“戰時兒童保育會”的歷史軌跡，包括成立的歷史背景、發展脈絡、解散及其所做的兒童復員工作；在詳細介紹“戰時兒童保育會”的組織結構、經費來源的基礎上，分析了保育會的性質、組織效能的發揮和教育主旨的特質；論述了實際擔任兒童保教工作的保育院在戰時八年中的變遷情形、收容兒童數量及其組織體系、實施的教育情況；分析和探討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八年保教工作的歷史意義[130]。

張麗萍以川渝為考察重點，闡述了戰時兒童保育會的歷史沿革，包括其緣起、入渝經過及在川渝的發展始末；從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經費來源和保育事業實施概況二個方面總體概述了該會的保育工作；以川渝為重點考察，具體介紹、評析了戰時兒童保育會所設保育院的教育實施情況，包括教育方針原則、教育內容及其在川渝地區所取得的成績、不足[131]。

古為明敘述了戰時兒童保育會八年間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救助和保育了近3萬名戰時難童的歷史[132]。

(2)分會研究

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分會情況，范蕾蕾以抗日戰爭時期戰時兒童保育會四川分會為視點，指出該組織以重慶為中心，設立了大量兒童保育機構，教養戰區難童。各保育院不僅對兒童健康極為注意，還融紀律管理、文化教育、勞作教育、職業訓練于一體，收到了較好的教養效果[133]。周獻名敘述了延安保育院的一些情況[134]。

(3)女性分析研究

戰時兒童保育會與女性的研究方面，吉田咲紀以戰時兒童保育會與中國女性為研究對象，運用報刊及相關文獻和口述資料，主要探討了各階層的中國女性對戰時兒童保育會的貢獻，并希望通過對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可以豐富對戰時女性對抗戰的貢獻、戰時女性的心理狀態、生活狀況以及女性本身的普世價值的認識[135]。

具體到女性個體，主要涉及鄧穎超[136]、宋美齡[137]、周之廉[138]、郭秀儀[139]、莊靜[140]等。

2、區域研究

李再強以大后方為視域，介紹了抗戰爆發后大規模難童潮的出現，鑒于此國民政府與社會各界掀起了對難童的救濟運動；論述了抗戰大后方難童教養的方針政策及其機構、人員，從而對難童教養的政策及組織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重點論述了抗戰大后方難童教養的主要內容，分為養育內容和教育內容，并從多個方面分別進行了闡述，以期豐富人們對抗戰大后方難童教養具體工作的認識；考察了抗戰大后方難童教養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總結其特點、歷史經驗和教訓[141]。

許雪蓮以國統區為視域，考察了全面抗戰伊始難童問題日益突出的原因，指出日軍的大舉侵華及其對中國兒童的殘酷迫害是難童潮大規模出現的主要根源；闡述了國民政府包括行政院振濟委員會、行政院社會部等主要政府部門的難童救濟教養工作，認為國民政府在整個國統區難童救濟教養工作中發揮了主導性作用；羅舉了國統區社會各界包括慈善、宗教團體機構及抗戰爆發后成立的難童專門救助團體機構的難童救濟教養工作，認為這一工作是對國民政府難童救助工作的有力補充；分析了全面抗戰時期國統區難童救濟教養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并對這一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142]。

以省為視域的研究涉及廣東[143]、廣西[144]。省以下以城市為視域的有武漢[145]、宜昌[146]。

3、其他問題

官方救濟難童問題，蘇新有以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主辦的官方救濟難童的重要機構之一——賑濟委員會兒童教養院為例，論述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難童救濟活動[147]。

難童的異常心理問題，蘇華從對難童異常心理的理論分析、個案分析、團體測驗及對難童的心理健康治療及其評價四個方面做了闡釋[148]。

難童救濟教養工作問題，馮敏從難童問題日益突出的原因、國民政府難童救濟教養工作的相關舉措、影響三方面進行了分析[149]。

李今朝還憶述了袁德性將軍與流浪難童的故事[150]。

(三)溺嬰

1、宏觀探討

張建民以清代為主，兼及其它時代，其中涉及到近代。他認為，溺棄之事在清代頗為流行，體現為地區的廣泛，時間的持續，溺棄的數量大、比例高。就南北大較言之，南方似乎較北方為甚。南方各省中，又以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及皖南等地為嚴重。其社會后果首先是直接影響了人口性別比例的平衡，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不良社會后果，諸如婚姻糾紛訟案、童養媳婦、拐賣婦女、傳統宗族關系及婚姻制度的破壞、性侵犯、娼妓乃至社會秩序不穩定等等，此外，其對人口急劇增長的抑制作用不可忽視。朝野反對溺棄，對策是政策限制及育嬰堂的設立。至于溺嬰原因，清代人口增長急劇、社會分配不公、勞動者貧困化趨勢為溺棄盛行的基本原因，根深蒂固的貴男賤女及封建宗法觀念造成了多溺女而少溺男、先溺女而后溺男的現象，社會風氣奢華、婚姻論財、陪嫁豐厚對溺棄女嬰有直接的顯著影響[151]。

徐永志以近代為視域，以溺女為視點，指出，溺女之風由來已久，到近代變本加厲，愈演愈烈，是中國歷史上溺女的全盛期。溺女之風盛行造成的嚴重社會危害，一是導致全國男女性比例嚴重失衡、失調；二是助長了近代民間收養童養媳、早婚、買賣婚姻及其他婚姻陋習的流行，使近代婚姻風尚日趨腐敗、婚姻形態極為混亂；三是增加了刑事訴訟案件，影響了近代家庭、社會秩序的穩定。溺女之風盛行的原因，一是人口過剩，社會生產力停滯，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惡化及“重男輕女”思想的影響；二是厚嫁之俗[152]。

2、區域研究

(1)北方。區域研究集中于南方，北方有楊劍利以華北為視域指出，清末溺女現象在華北地區非常普遍，表現為其存在的范圍廣泛，被溺殺的女嬰數量驚人。溺女行為發展成為一種社會習俗的原因，性別歧視觀念是主要原因，貧窮是直接原因，以及清末以來華北地區婚姻論財習俗。溺女引發的社會問題，如造成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引發了一系列的惡劣婚俗，影響正常的社會風氣，使社會犯罪率增高，影響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153]。

(2)南方。南方區域，劉昶以江南為視域，以清代無錫紳士余治編纂的總匯慈善章程的善書——《得一錄》為透視中心，指出，清代江南溺嬰現象已成為一嚴重社會問題，主要表現為被溺嬰孩數量大，溺嬰手段殘忍，男嬰女嬰都在被溺之列，鄉村多于城市。溺嬰具體原因存在階層差異：貧困家庭溺嬰主要由于缺乏財力，溺女家庭主要是受奩費高、遣嫁難和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溺嬰引發的社會問題引起江南士紳的重視，他們發揮自身在地方社會中的主導作用，開展道德勸化和救濟嬰孩的善舉，以遏制溺嬰惡俗[154]。

福建區域，汪毅夫選輯和摘錄清代福建溺女之風的歷史記錄和育嬰堂“條規”或“規條”一類歷史文件認為,“嚴禁溺女”、“董行育嬰”和“勸撫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風的主要措施；“童養”和“育嬰”相配套，曾經是救濟女嬰的“因風成俗，隨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聽從民便”；然而，當童養婚俗參與維護女嬰的生存權時，預先(而不待其年屆婚齡)剝奪了女嬰的婚姻自主權，童養婚俗亦是侵犯女權的陋俗[155]。薛剛也針對福建溺女之風指出，清代福建溺女陋習頗盛，這與奢嫁及百姓生活拮據相關聯。溺女陋習干擾著清王朝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福建地方官依據中央政策，采取頒布禁誡溺女的法律，對百姓實行道德教化，實施社會救濟以及大剎婚嫁奢華之風等措施。但溺女陋習扎根于固有的文化土壤，故政府的行為只能起到彌補損害和延緩蔓延的作用[156]。

江西區域，肖倩分析了清代江西民間溺女之盛及其造成的社會問題：性比例失調、買賣婚姻。指出官府的勸禁體現為多層面的道德教化及嚴密的法律制裁措施，然效果不佳[157]。肖倩還專論江西溺女風俗中的“奢嫁”問題，認為奢嫁之風是清代江西社會奢靡風氣的一種表現，也是明清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商品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嫁資越昂貴；同時，在傳統社會中，嫁妝是女兒在諸子平均析產方式下間接參與娘家財產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為了防止女兒分割財產，更愿意采取溺女這種方式來維持他們原有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吧菁蕖笔钱敃r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富裕階層溺女的主要經濟原因[158]。

湖南的溺嬰，譚志云認為，湖南溺嬰之風盛行的原因在于湖南百姓的貧困和當時社會上的厚嫁之俗，并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政府與社會面對這一現象，從法律、輿論和育嬰組織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救濟，成果較大，不過由于種種原因，社會救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溺嬰問題[159]。

安徽的溺女問題，曾春花認為，清代婺源的溺女之風極為盛行，為徽州之最。這一社會問題引起了地方官、士紳、商人和部分富民等的高度重視，他們紛紛以不同方式參與到對棄嬰的拯救活動中。在當地的育嬰事業中，光緒時期的育嬰堂較為引人注目，從中可以窺見當時育嬰事業的運行機制和實際效果[160]。

(四)童工

1、宏觀論述

民國初年的童工問題，魯運庚認為，民國初年中國各類工廠中存在著大量使用童工勞動的現象。童工的總數不會低于80萬人,與學徒合計則在300萬人以上。童工的使用以上海為最多,其它如武漢、天津、青島、大連、唐山、香港等重要工業區域以及無錫、蘇州、南通、常州、寧波、濟南、鄭州、彰德、衛輝、長沙、太原、九江等有紡織工廠的地方，童工的數量也都很可觀，并受到工人和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法規條文的不健全和有令不行，導致民國初年的童工勞動盛行于各類工廠中。童工在常人難以想象的環境中從事超出其負荷的工作：勞動時間普遍很長，工作環境相當惡劣，工傷事故及各類疾病頻繁發生并嚴重損害著童工的身體健康，工資低下生活毫無保障，除遭受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外還要忍受工廠主、工頭以及監工的打罵、變相的折磨甚至人身侮辱。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設立的企業中使用童工的數量要多于華商企業，童工所受的待遇更為惡劣，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設立的企業中的童工，常常受到各種人身侮辱，中外資本家是以犧牲人類的未來為代價的。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激起童工的反抗斗爭，他們或是以罷工或是以消極怠工的方式發泄心中對資本家壓迫剝削的不滿。中國共產黨對童工問題給予了應有的重視，一方面揭露使用童工勞動的危害及北京政府、國民政府“立法”的虛偽性；另一方面積極倡導通過立法來保護童工，支持并領導童工的罷工斗爭[161]。

2、微觀研究

上海是童工問題研究的關注所在，任冉冉指出，童工在上海工廠里存在廣泛，女童高于男童，外企高于華商。童工的工作時間、環境、待遇很差，童工立法未能解決問題[162]。

王媛媛以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為中心，通過對近代中國童工自然構成、社會構成和職業構成等的分析，對當時的童工現象有了較完整的了解。童工們在條件惡劣、缺乏安全保障的工廠中勞動，換取的只是微薄的收入。童工問題引起了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政府、上海租界當局、民間組織均采取一些措施試圖改善童工境遇，但收效甚微。童工問題十分復雜，關系著民族的振興和興亡，其徹底解決絕非一朝一夕的事。同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童工問題是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產物，其存在并不是偶然的現象，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163]。

丁勇華也認為，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各工廠普遍存在著雇傭童工現象，童工人數多、年齡小、生存狀況惡劣。童工問題的產生有著多方面的原因，當時的社會雖然予以關注，但一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童工問題給當時上海社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上海的現代化進程[164]。

關于清末民初勞工立法中的童工保護問題，尹明明認為，清末民初各行業中普遍存在著使用童工的現象且工作環境十分惡劣。社會各界為改善勞工處境而進行了勞動立法的活動并制定了一系列勞工法案。通過這些“勞工立法”中對童工進行保護的條款，童工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的保護，這是社會進步的標志之一[165]。

關于中國共產黨早期對童工問題的認識，魯運庚認為經歷了一個從一般關心到積極主張，再通過立法加以解決的過程。通過分析中國共產黨早期在童工問題上的一些正確認識和主張，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66]。

關于工業化時期東西方童工問題的比較研究，魯運庚等認為，童工勞動是社會工業化的產物。并指出工業化時期東西方童工勞動的異同，以史實說明工業化時期東西方國家在使用童工的過程中，除在行業分布、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報酬、工作環境、對童工勞動的規范等方面存在著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外，還有一些差異；并初步探討了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167]。

由上可知，近代中國兒童被保護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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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曉雪]

TheHistoryofChildhoodwithoutStudiesofChildrenLiterature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in Modern China

SUQuan-you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Henan,China)

In modern China,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categories: studies on childhood education,which includes domestic education, overseas education, some famous educationists’educational thought, the Scouts, etc., studies on children protection,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childcare, child refugee, infanticide and child laborer, studies on the acknowledgement of children, which mainly includes literature, books, journals and views on children, and studies on children per se, which includes studies on children behavior and affairs, adults’narrations of childhood memory.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 three categories, studies on children per se are much fewer . The above shows that studies on childeren per se is the weakness of childhood history, futher studies on this aspect should be the focus in the future’.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moder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2012-12-25

蘇全有(1966—)，男，河南省輝縣人，教授，圖書館館長，博士后，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

E-mail：quanyousu1966@163.com

K250.6

A

1673-9779(2013)02-01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