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中央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思想述略

楊雪芳

（河南城建學院思政部，河南平頂山467036）

地處贛南、閩西的原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是毛澤東提出“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土地革命方針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親手創建的第一塊紅色區域。毛澤東在這里通過具體的革命實踐，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了黨的土地革命政策、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以及紅軍的戰略戰術等。其中，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經濟建設思想是毛澤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黨的經濟建設理論所作的最初探索，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特別是1931年11月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主席后，毛澤東集中主要精力，基于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及對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關系地深刻把握，提出的關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思想，對全國的土地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思想的提出

紅色根據地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巨大經濟困難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探索。黨在“八七會議”上提出了“找著新的道路”的這一有別于前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新思路。據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革命面臨大轉折的關頭，深入農村，提出“土地革命”，由此便找到了一條“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政權”這一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開辟了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根據地。但是，根據地在發展過程中卻遭遇巨大的經濟困難。其原因在于：

第一，根據地位居偏僻的農村，地瘠民貧、生產落后，不僅工業近乎空白，農業生產也十分薄弱，商業多是小規模的集市或圩場交易[1]29，落后的生產力影響了根據地的發展。

第二，國民黨當局對根據地的軍事圍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極大地破壞了根據地現有的生產，導致根據地軍民在經濟上遇到極大的困難。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曾經講到：“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匹、藥材等日用必須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紅軍士兵群眾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盵2]53尤其是朱德和彭德懷率領的紅軍部隊先后來到井岡山后，井岡山區的糧食更不足以供給一支上萬人的軍隊食用。為此，井岡山紅軍的主力——紅四軍進軍贛南、閩西地區，在更大的范圍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逐漸形成贛南、閩西蘇區。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以瑞金為中心擁有21座縣城、250萬人口、5萬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正式宣告形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及發展引起國民黨極大地恐慌，從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蔣介石連續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四次大規模的圍剿。在敵人殘酷的軍事打擊和嚴酷的經濟封鎖下，“到1933年春夏，根據地出現了經濟生活惡化的局面：工商業凋零，日用消費品（主要是食鹽、布匹、藥品）奇缺，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如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縣發生缺糧饑荒”[1]P27。

第三，黨內的“左”傾錯誤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根據地的發展。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在土地政策上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從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等一整套過“左”的政策。在其他方面提出超出蘇區承受能力的一系列福利措施，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規定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連續工作到六個月以上者，至少須有二個星期的例假，工資照發；在危害工人身體健康之工業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須有四個星期日例假，工資照發；各種節假日、紀念日工資照發。這些超出根據地實際承受能力的政策不僅無法實現，還加重了根據地的負擔，影響了根據地的發展。經濟的極度匱乏，導致供應短缺，雖然“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2]53。極大的經濟困難促使蘇區政府不得不重視經濟建設，毛澤東在黨的領導人中率先思考根據地的經濟問題。

二、毛澤東中央根據地經濟建設的主要思想

（一）經濟工作是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

在根據地經濟建設這一問題上，毛澤東首先分析了經濟工作與革命戰爭的關系。毛澤東指出：“只有開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盵2]106

由于處于戰爭的環境中，頻繁的戰斗生活使一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很忙了，沒有閑功夫搞經濟工作。因此在根據地出現一種現象，誰談經濟，誰就被罵為“右傾”。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只有等到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但是毛澤東卻認為，只有開展經濟工作，發展根據地經濟，才能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地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線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致志地去打擊敵人。也只有開展經濟工作，才能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激發人民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使我們的廣大群眾更加高興地去參加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到疲憊。因此，“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2]105。但毛澤東也認識到：“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盵2]109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提出，不僅從根本上轉變了根據地廣大官兵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而且為根據地的發展打下了較好的物質基礎。

（二）確立蘇區土地革命的總路線

中央根據地的發展，是同土地革命的開展密切相關的。土地革命，就是要消滅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私有制，使生產力得到解放和發展。

1.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中央蘇區為例的中國土地所有制的狀況。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口中90%以上都是農民，而近代中國面臨的兩大難題，“一個是貧乏，又一個是失業，這兩個問題都與農民有關，只要解決了其中之一，就算是解決了中國問題的一半”[3]213。這就是說，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靠土地吃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是土地問題。而在當時中國的農村土地絕大多數集中在地主手里。毛澤東通過對邊界土地狀況的調查發現：“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盵2]67土地的高度集中，加劇了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農民十分渴望奪回本應屬于自己的土地。

2.土地革命總路線形成的過程。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開始關注農民問題，并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在革命戰爭中的作用。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在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進行分析后認為，在中國社會半自耕農、貧農、自耕農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如何讓這些最接近我們的朋友成為真正的朋友，這就需要解決農民關心的土地問題。井岡山根據地創立之后，毛澤東對紅色割據地區的農村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在實踐的基礎上，1928年12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毒畬酵恋胤ā芬幎ǎ簺]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和勞動力進行土地分配；鄉村手工業工人與紅軍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均可分得土地。雖然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它們存在一些不足，但它們改變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關心的土地問題。

1929年4月，毛澤東率紅四軍到達興國后，指導中共興國縣委建立了縣革命委員會，幫助制定了《興國縣革命委員會政綱》，頒布了《興國土地法》。興國土地法修正了井岡山土地法的一些錯誤內容，變“沒收一切土地”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這是對井岡山土地法的原則性修正，這一修正從根本上明確了當時革命的主要對象，把包括富農在內的中間人士爭取到革命陣營里來。1929年7月，毛澤東主持指導制定《閩西土地法》（即《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土地問題決議案》）。決議規定土地以鄉為單位，在原有耕種的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這一分配原則改變了以往土地分配過程中把現有土地全部打亂重新分配的辦法，根據各戶現耕土地多少，以全鄉每人平均應得的畝數為依據，有多的抽出來，不夠的補上，加速了土地分配的進程，也糾正了以往按勞動力多少進行分配的不合理的方法，非常受農民歡迎。在較短時間里，長汀、上杭、連城、龍巖、永定、武平六縣縱橫三百多里的地區內，50多個區、600多個鄉解決了土地問題，約有80多萬貧苦農民得到了土地，廣大貧苦農民獲得了世代盼望的土地所有權。

1930年4月，紅四軍攻克尋烏縣城后，毛澤東在這里進行長達20多天的調查研究。通過調查，毛澤東發現按照“抽多補少”的分田方案，在分田的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如大多數富農把持肥田，只把一些壞田出讓給貧農和佃農，直接影響到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積極性。為了正確解決土地斗爭中的問題特別是富農問題，毛澤東繼尋烏調查之后，1930年10月到11月間，又先后在興國、東塘、木口村等處進行調查，并形成了一批調查報告，如《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等，解決了土地革命中的許多政策問題。如：在經濟上既不能放任富農自由發展，又不能過早地消滅富農經濟，即允許富農剝削，但務使富農對貧農的剝削不得過多；允許富農從事適當的商業活動，但不準富農操縱糧食。毛澤東曾說：“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如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入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盵4]18

1931年2月，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給江西省委寫信，信中分析了目前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的顧慮，提出對土地分配的建議即，“對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明確了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并指出之所以這樣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得起來的”，只有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產主義的良好辦法”。

通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蘇區土地改革政策的不斷探索，到1931年初以“依靠貧農、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為內容的土地革命總路線形成，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這條土地革命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為中國的土地革命運動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并成為黨在農村各項政策的基礎。在這一總路線的形成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必須把農業生產放在蘇區經濟建設的第一位

中央根據地地處贛南、閩西交界處，這里地瘠民貧，經濟落后，居民90%以上是農民，主要以農業經濟為主。因此，在根據地經濟發展這一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盵2]117在農業發展上，毛澤東明確要求中央蘇區經濟工作要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一是要做到農業發展的計劃性。毛澤東指出發展根據地農業要做到農業生產的計劃性，即對某些重要的農產品制定了生產計劃，動員農民為計劃而努力；二是要組織互助社、耕田隊，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由于蘇區青壯年男子大批參加紅軍和外出工作，農村的勞動力大量減少，以毛澤東對興國長岡鄉調查為例：16歲至45歲的全部青壯年733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去了322人。在鄉413人，其中男子只87人，女子竟占326人。解決的辦法，毛澤東認為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組織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三是要組織犁牛合作社解決耕牛不足。在耕牛方面毛澤東通過對瑞金石水鄉、上杭才溪鄉等地的調查，認為“解決方法，莫妙于領導群眾組織犁牛合作社，在自愿原則下（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按每家分田數共同集股買?！?。針對種子問題要通過在各地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等途徑和方法來解決；四是要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蘇維埃政府發布《開墾荒地荒田辦法》，通過減免稅收等一系列措施來鼓勵和動員農民開墾荒地；五是要加強農村水利設施的建設，為農業生產創造條件。對于水利問題，毛澤東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盵5]26蘇區各土地部都建立了水利局或水利委員會，專門管理興修水利事宜。毛澤東和蘇維埃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興農措施，使蘇區的農業生產連年獲得豐收。這樣不但保證了革命根據地軍民生活的需要，而且為鞏固革命根據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

（四）發展工業、商業貿易的思想

根據地工業基礎薄弱，工業生產主要以手工業生產為主，歷史上只有煙、紙、鎢砂、樟腦、農具等傳統手工業和工業項目的生產。針對根據地工業基礎及現狀毛澤東認為要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及某些工業，以便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同時解決根據地軍民的需求和紅軍的發展。在發展根據地工業和商業貿易問題上，毛澤東指出，建立在散漫的手工基礎上的手工業分散在個體家庭，由個體家庭來完成，因此實現精密的計劃生產當然不可能，而根據地的工業，包括軍需工業和民用工業，主要由國營工業、合作社工業和私營工業經營，因此“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卻是完全必需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是我們第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注意的”[2]119。

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從長期來看，要使合作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并且經過長期的發展，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在對外貿易上要有計劃地組織人民對外貿易，并且由蘇維埃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以糧食在內的調劑為例，毛澤東認為：“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由有余的地區流通到不足的地區，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余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須品進來?！?/p>

在發展根據地工業及商業的問題上毛澤東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為發展要以根據地的現實狀況為前提，不能盲目求大，不能脫離實際。以糧食、食鹽及布匹經營為例，毛澤東認為政府不能對糧食完全專賣，鹽和布匹也不能由政府完全經管而不準商人插手。

三、根據地經濟發展的方式

（一）從組織上動員和宣傳群眾

毛澤東認為各級政府部門的同志，首先是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展生產、建立合作社等經濟工作作為日常性的工作放到議事日程上，通過不斷地宣傳、督促、檢查，使發展生產的理念深入人心，使根據地軍民充分認識到發展生產與革命戰爭之間的關系，把群眾廣泛地發動起來。其次要依靠群眾團體，主要是工會和貧農團，通過工會和貧農團把群眾都加入經濟戰線上來。再次，毛澤東認為通過以“村子、屋子為單位的群眾大會”，把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的關系給群眾講明白也能調動群眾購買公債、調劑糧食、發展合作社等一系列發展根據地經濟的積極性?！凹偃绮贿@樣地從組織上去動員群眾和宣傳群眾，即是說，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不著力抓著經濟工作去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群眾團體，不注意開群眾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2]110”在動員群眾的態度上毛澤東指出不能采取官僚主義，也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要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發動群眾，使群眾從思想上接受黨所采取的發展根據地經濟的措施。

（二）組織一支從事經濟工作的干部隊伍

由于長期處于戰爭的環境中，因此在根據地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廣大官兵存在輕經濟、重軍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即使是發展經濟也缺少懂經濟的人才。針對這一問題，毛澤東認為首先要轉變觀念，提高對經濟建設重要性的認識，要充分發揮領導干部在經濟發展中的模范帶頭作用。如何培養和選任經濟戰線領導干部，毛澤東建議從土地斗爭、經濟斗爭、革命戰爭中鍛煉出來的干部中挑選，經過培訓，送到經濟建設的戰線上從事根據地經濟建設的領導工作，由他們充當經濟戰線上的指揮員，帶領廣大群眾從事經濟戰線的工作，而這樣的領導干部不是幾十幾百，而是要有幾千人甚至幾萬人，“丟掉錯誤的觀點，干部就站在面前了”[2]111。

（三）建立各種合作社

建立和發展合作社是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發展根據地經濟的一項主要措施。中央根據地建立后，由于它在紅色根據地的地位及影響，國民黨加緊對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封鎖，使根據地經濟遭受極大破壞。在商業貿易方面，由于根據地處于分割包圍之中，因此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一方面部分根據地廣大群眾分田后生產的各種農產品賣不出去，導致價格暴跌，農民損失慘重；另一方面根據地急需的食鹽、藥品、布匹等商品運不進來，影響人民群眾和紅軍戰士的正常生活。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毛澤東提出要幫助農民組建商業及消費合作社，中央蘇區最早的合作社是成立于1928年10月的贛西南東固消費合作，它由蘇維埃撥款和群眾集資建成，到1930年東固區的經驗在贛西南蘇區普遍推廣。1932年夏，鄧子恢就任中央財政部長后，借鑒閩西蘇區創辦販米合作社的經驗，又在中央蘇區倡導辦糧食合作社。到1934年2月，中央蘇區辦有消費合作社1140個（普及到各區、鄉），社員295993人，股金322525元；糧食合作社1071個，社員243904人，股金242097元。臨時中央政府和閩、贛兩省及17個縣建有消費合作總社[5]10。在農業生產上，針對農忙時節根據地勞動力短缺及耕牛不足的現狀，毛澤東從根據地生產力發展的實際出發，認為建立和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業合作社是發展農村經濟行之有效的方法。因此，根據地犁牛合作社、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普遍建立起來，成為促進根據地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主要形式之一。

四、毛澤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央根據地經濟建設思想的意義

（一）促進了中央根據地的發展壯大

正是在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正確處理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在保障前線作戰的前提下努力發展根據地經濟，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而且促進了中央根據地的發展，從而使根據地的面積不斷擴大，革命力量得以壯大。從《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首次告誡邊界黨要充分認識經濟問題的重要性，到《井岡山的斗爭》中詳細講述紅軍戰士艱苦的生活狀況，再到《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論著，毛澤東不僅告誡邊界黨要關心根據地廣大群眾和紅軍戰士的疾苦，同時也嚴厲批評黨內部分干部和根據地地方政府不重視經濟工作的現象，并在此基礎上充分闡述了戰爭與經濟的關系，使廣大軍民深刻認識到經濟是革命戰爭勝利的物質基礎，從而自覺加入根據地經濟建設，為根據地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重視經濟建設，為我黨培養鍛煉了一支經濟建設干部隊伍

毛澤東曾經指出，發展根據地經濟首先要培養大批干部從事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組織和領導。在毛澤東經濟思想的指引下，廣大干部官兵克服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積極從事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從而使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成為既能打仗又能生產的優秀隊伍。更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支隊伍中既有如鄧子恢、張聞天、劉少奇、毛澤民等黨內高級領導干部，更有許多從事基層經濟建設的一般干部，這批經濟建設人才的培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確立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思想，為我黨爭取了最廣大的同盟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從1928年12月毛澤東在井岡山主持制定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確立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到《興國土地法》對土地分配政策的原則性調整，再到1931年土地革命總路線的提出，毛澤東懷著對中國農民的濃厚情感以及對中國革命高度負責的態度，帶領中國共產黨人不斷探索，終于找到了解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難題——農民關于土地所有權的問題的金鑰匙，不僅解決了千百年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和需求，同時也明確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斗爭目標——地主階級，使我們黨可以最大限度地團結和調動一切反封建的因素，為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四）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對其他根據地的發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由于“中央革命根據地鼎盛時期地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廣大地區，建立起5個省級和一大批縣級蘇維埃政權，總面積達到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為453萬。中央革命根據地不僅面積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群首腦機關所在地”[6]54。因此在當時武裝割據時期，在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具有特殊的地位及影響，中央根據地的發展對其他根據地具有示范作用，毛澤東中央根據地經濟工作思想及主張，不僅在中央根據發展過程中具有指導作用，對鄂豫皖、湘鄂西、湘贛、湘鄂贛等根據地的發展也具有示范作用。如：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三次入閩攻下龍巖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鄧子恢起草的土地革命綱領即《閩西土地法》就吸取了《井岡山土地法》的經驗，深受農民歡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提出了“學江西井岡山的辦法”；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提出學習井岡山經驗；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提出了“學習朱毛紅軍”、“匯合朱毛紅軍”的口號。東江、陜甘等革命根據地，都受到井岡山革命經驗的影響[7]119。

（五）毛澤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關于中央根據地經濟發展的思想是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的基礎，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及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結毛澤東經濟思想形成的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經濟思想產生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形成于抗日戰爭時期，成熟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關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思想，經過毛澤東的不斷探索、實踐、完善，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指導根據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如在抗戰時期，在陜甘寧邊區面臨嚴重的財政及經濟困難時，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中，其中關于戰爭與經濟建設關系的論述、把農業生產放到第一位的觀點，正確處理根據地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私營經濟關系的思想等都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區經濟發展思想相聯系，這些思想不僅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黨的寶貴財富。這些思想不僅在歷史上閃耀著智慧的光芒，在今天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同樣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毛澤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經濟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繼承毛澤東思想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堅持科學發展觀，因此研究毛澤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不僅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特別是毛澤東在其經濟思想形成過程中知錯必改、實事求是的作風更是值得我們永遠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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