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司法能動主義的政治文化成因
——以陜西隴縣“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為中心

唐學亮

（西安交通大學 陜西西安 710049）

中國式司法能動主義的政治文化成因
——以陜西隴縣“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為中心

唐學亮

（西安交通大學 陜西西安 710049）

司法是一種地方性實踐，具有屬地性，司法世界主義作為一個命題從本體論和方法論的角度都不能成立。近年來，陜西隴縣法院在縣委強力推動和上級法院的有力指導下，堅持“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圍繞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題，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審判方式，積極弘揚人民司法優良傳統，主動回應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堅持司法專業化與大眾化相結合，探索推行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建立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在制度設計中，著眼于定紛止爭、維穩促和，不但解決了許多進入訴訟程序后我們可能解決不了、解決不好或解決后難以執行的案件，而且從源頭上消除了一大批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是一個有效的司法經驗。

能動司法；政黨政治；司法體制；隴縣模式

中國社會結構、社會流通和通訊都發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從整體上很難說中國還是幾十年前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鄉土中國”，但這也僅僅是整體上的，中國的一些地區和基層社會依然保持著較為單純的鄉土氣息。當然，一個大的社會變革并不能替代個體具體的生存樣態，作為個體的人,他的生存一定是地方性的，具有一定的鄉土性，我們都深深地嵌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同時法治作為一種地方性知識，我們也應對此保持著一份智識上和經驗上的敏感。由于工作和學習的緣故，我們對陜西法制和司法的運作留有一份特殊的關懷，近年來陜西隴縣的能動司法個案引起了我們的興趣①。

當然選擇陜西隴縣作為我們研究的樣本，除了以上的原因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其有一定的典型性，不僅社會影響很大，而且還得到國家最高司法層的首肯②，代表了司法改革的一種動向，有進一步推廣的可能性，基于此，我們把其稱為“中國式”。

必須交代清楚的是，我們采取的是解釋學“同情地理解”的立場，遵循“以中國解釋中國”③的原則，以現象學手法如其所是地揭示出中國式能動司法的生存語境，并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分析，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是一種“描述”而不是價值的判斷。

一、隴縣經驗與模式

下面我們就直接進入隴縣個案的經驗當中，看看其司法是如何能動的？“全省法院更新司法理念，防止閉門司法、機械司法、消極司法，倡導能動司法，開門辦案。隴縣法院以司法為民要主動、服務大局要推動、聯系群眾要互動、化解糾紛要聯動的理念為指導，倡導建立了能動司法模式，實行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按照‘駐村法官+參審員+調解員’的模式，在村鎮設立法務庭或法務中心，由法官指導參審員、調解員就地化解矛盾糾紛，走出了一條專門機關與群眾相結合、司法職責與社會責任都承擔、訴訟調解與其他調解對接的能動化解矛盾糾紛新路子”[1]，這是陜西省高級法院院長安東對隴縣法院能動司法模式的總結。從中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地看出能動司法的理念、制度、方法和模式問題。

現在我們結合隴縣的“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的具體情況，具體地分析隴縣，也就是中國的基層司法一線對能動司法的探索，并試圖對其進行深層的解讀和把脈。下面我們看看中共隴縣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隴縣人民法院院長馮華對隴縣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的解說。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簡單提示一下隴縣語境中的權力符號及其制度建制——政法委，正如楊光斌正確指出的那樣，“在中國，講到司法制度，不能不首先考察黨的政法委的歷史及其功能，否則對司法制度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2]。那么政法委都有哪些功能呢？總括起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法委一般都有三項功能或者說三項制度。第一是黨內聯席會議制度，這一制度是指，政法各部門之間存在重大分歧，經協商未能解決，請示黨委政法委予以協調，或者黨委政法委員會認為應當協調的重大疑難案件或其他事項，通過召開政法各部門有關領導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協調解決的工作方式。第二執法檢查監督制度，這主要用于在執法活動中加強黨對政法工作領導，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三協管干部制度，這是指各級政法委員會協助同級黨委組織部門對政法部門領導干部進行考察、任免 、管理的一種干部管理制度。從政法委的職權來看，在地方政治生活中，政法委及其書記都是實權派。

司法改革涉及政法各個部門，牽涉社會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一個權威的中樞機構進行統一調度。由黨的基層組織的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法院院長，對于法院汲取各種政治和社會資源，推動地方的司法改革和建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種權力和利益的再配置，會受到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壓力，只有依靠一個強有力的權力中樞的作用才能打開局面，這也為我們以后的司法改革起到了一個很好的示范作用。

下面我們還是進入正題，看看何謂隴縣的“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考察其是不是一個有效的司法經驗。

那么隴縣“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具體分為哪八個“四”呢？我們依次將這些“四”列舉如是：“1、目標四為民。①關注民生②促進民主③服務民建④保障民享；2、理念四轉變。①由真理之上向公平之上轉變②由認知理念向實踐理念轉變③由辯法析理向案結事了轉變④由法律智慧向司法智慧轉變；3、方式四聯動。①上下聯動。實現基層化解糾紛與法院審判銜接互動②左右聯動。實現其他解決糾紛機制與法院審判銜接互動③內外聯動。實現法官主動審判與當事人主導審判銜接互動④心物聯動。實現法官自由心證（主觀判斷）與法律嚴密論證的邏輯演繹銜接互動；4、審理四結合。①法院審判與群眾路線相結合。②司法政策與法律規則相結合。③庭外理案與開庭問案相結合。④法律認知與社會認可相結合；5、機制四能動。①審監能動。②審執能動。③審立能動。④審管能動；6、保障四強化。①強化法官調查取證的作用。②強化法官主導庭審的作用。③強化法官修復社會關系的作用。④強化法官促進穩定和諧的作用；7、監督四到位。①質量考評到位。②法紀監督到位。③道德自律到位。④責任查究到位；8、效果四統一。①法律效果與維護執政地位的要求相統一。②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相統一。③與天理國法人情的要求相統一。④與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要求相統一?！?/p>

作者還進一步的總結到，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的核心有以下幾點：“1、在司法理念上主張能動就是主動；2、在指導思想上強調能動就是推動；3、在具體操作上提倡能動就是互動；4、在社會配合上堅持能動就是聯動?！盵3]

二、中國式能動司法的政黨政治與法院體制背景

再讓我們看看隴縣人民法院院長馮華同志對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的精辟概括，其在“西部法官論壇”上指出，“近年來，我院在縣委強力推動和上級法院的有力指導下，堅持‘三個至上’指導思想”，‘圍繞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工作主題，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審判方式，積極弘揚人民司法優良傳統，主動回應人民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新需求、新期待，自覺承擔社會責任，堅持司法專業化與大眾化相結合，探索推行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建立了一村一法官工作機制，在制度設計中，著眼于定紛止爭、維穩促和，不但解決了許多進入訴訟程序后我們可能解決不了、解決不好或解決后難以執行的案件，而且從源頭上消除了一大批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3]。這就為我們引出了一個政黨、政府、法院體制以及馬錫五審判方式與中國式能動司法的傳統而又與時偕行的問題，期望通過我們的研究，能夠對新時期的中國式司法能動有個新的全面的解讀，以其所是地正視它。

（一）政黨政治與司法能動。

近些年，學界熱衷于中國模式的討論，但大都著眼于經濟模式，而忽視了政治模式，事實上，中國政治模式是經濟模式進而社會模式的前提，當然司法模式也不例外，而共產黨即是這一模式的核心[4]。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并成功地進行了民族國家的建構，美國學者杜贊奇為我們生動地描繪了現代中國的一部權力的延伸建構史[5]。在當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這僅是就實然狀態而言的。在價值形態上，中國老百姓中間，對政黨及其的認同還是很明顯的[4]。

黨與司法雖然存在難以割舍的復雜的互動關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黨取代司法機關直接進入司法操作。自從公審“林江集團”開始，中共就主動采用一種新的治理方式、話語策略和政法實踐，這被稱作一種新法治話語和實踐。但是這其中的復雜關系遠不是一個“主動”可以概括的，正如強世功教授指出來的，“究竟是政治統治的策略導致了懲罰理性以及由此帶來的法律理性和法制的興起，還是懲罰理性和法律理性的興起導致了統治策略和統治藝術的整體性改變”[6]。它們之間應該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關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如果中共高層不痛定思痛，決定采用法律以司法審判的方式公審“林江集團”的話，這種新法治就不可能生成并成長起來。那么這兩種治理方式，用馮象先生的話說就是宿主邏輯和新法治策略[7]之間在以后的國家治理當中又發生了什么樣的關系和故事呢，應該說這兩種治理策略之間是有一定的張力的，一種傳統的統治，另一種則是現代社會的治理，如果用韋伯關于理想類型的分類的話，前者也即宿主邏輯是卡里斯瑪型的，后者也即新法治可以稱作是現代的形式理性，官僚科層制的，如何根據時間、情勢的損益保持、把握它們之間的動態性的張力結構平衡，這是中國當下社會治理的一個難題，這需要政治家的審慎統治藝術。

我們以黨的政法委員會為例，“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央為加強法制建設于1980年決定成立政法委員會，1982年延伸至縣一級。但是黨的十三大決定政治體制改革時，又于次年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另成立中央政法協調小組。1989年的政治風波又促使中央決定在政法領域加強黨的領導，于1990年恢復中央政法委員會，撤銷原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并且延伸至縣一級。從這一特定的機構的反反復復的命運來看，這兩種統治策略之間還處于微調、磨合的階段，但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關系不可能有根本的變化，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判斷。

當然上面講的只是一個大的政治治理策略與技術問題，這是我們研究中國式司法能動的一個政黨政治背景和生存語境，針對這一背景和語境，我們采用解釋學的立場，以“同情理解”的方式，語境化地予以把握。因為這一問題是比憲法還要根本近乎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并不是學者特別是法學者的研究對象。

和日本演員見面前我還有點兒緊張，其實他們都很和氣，偶爾還和我們開開玩笑，經過短暫的相處我們成了朋友。你看，我們的演出收獲了觀眾如此熱烈的掌聲，為這個夏天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隴縣法院院長的政治頭銜，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縣委”的而且是“強力的推動”以及堅持“三個至上”云云。再者從功能主義角度考量，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一場司法體制的改革，在目前的中國的體制格局下，這場改革光靠一個法院是不足以支撐的，所以這也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但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種治理策略最終要落實到技術上面來，怎么在一個地方、區域甚至在個案當中怎么來把握政黨與司法的關系呢？現在大家公認的一個說法是黨的領導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不應該直接干涉司法技術和審判問題。但是問題是“體用不二”，體用向來不能分離，如果司法一味地遠離政黨的話，最終政黨也會喪失對司法的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我們看號稱司法獨立的美國，司法不也是脫離不了政治嗎？

在目前的中國特別是聯系馮華院長所在的陜西隴縣的具體的司法語境，我寧愿把政黨的領導當做進行司法改革的一種戰術，一種聚集和分配力量的策略選擇。中國要實現司法在一定意義上的獨立，必須先從不獨立開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所以不要擔心黨對司法的干涉，現在擔心的倒是各種社會力量對司法的干涉和司法的自生自滅，如果司法被推上風口浪尖，必定浴火重生。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的話，就是缺乏一種政治的和歷史的眼光。政黨與司法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政府、行政與司法的關系，因為“黨政不分”，政是黨的一個最重要的職能。

（二）法院體制與司法能動。

中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即是司法的獨立和自治，但是中國的司法獨立又不同于西方英美國家的司法獨立。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司法獨立包含著兩個層次，一個是憲政的層次，即司法獨立于立法和行政，實現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政治架構；第二個層次，即技術的層次，強調法官個人能動性的發揮，法官個人的獨立，相信每一個法官就是一個“活著的法律宣示者?！?/p>

而在中國，我們并不強調且一貫反對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那種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我們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議行合一”的憲政體制，這種在黨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并且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語境下，談中國的三權分立，主張所謂的司法審查，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偽問題、假問題，起碼在中國當下的語境中是這樣。在技術層次上，上面我們講過從公審“林江集團”開始，中國開啟了一個新法治的新時期，而這種新法治的話語和非話語的實踐都主要由司法機關，尤其是法院來踐行，這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從審判、公審開始了。但是即使在技術上，我們講的司法獨立也與西方那種強調法官個人獨立不一致，我們強調的是法院的機構獨立甚至司法作為一種制度的獨立，我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p>

如果是法官個人獨立，這不涉及上下級的關系問題，但是若是法院作為一個機構集體獨立的話，就必然涉及到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依照我國《憲法》規定，法院的上下級關系不同于檢察院的上下級關系，《憲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而《憲法》的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但是在實踐中如何區分領導與監督，以及監督的程序設計等都付之闕如，這就給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設置上留下了太大的缺口，也就為這種關系在實踐中的扭曲種下了隱患。依照法理，這種監督當是一種審級的監督，也即上級法院依法對個案的技術性調整。但是由于中國的官本位思想、法院的地方性宰制以及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一些人事、錯案追究等方面的影響，造成了實踐中，下級法院遇到重大疑難案件向上級法院的請示匯報的普遍做法，上級法院也會揀選一些典型的影響較大的案件主動地予以指導[8]。這還是就技術性的個案而言的，那么作為一項重要的司法運作的改革，如果沒有上級法院的強有力的支持，可能僅靠下級法院的個體努力影響要小的多，因為上級法院畢竟掌握著更多的政策和社會資源。這也是中國改革自下而上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的體制性保障，不然的話，僅靠基層的點滴創制哪能掀起一個諾大甚至是尾大不掉的中國的波瀾壯闊的改革歷程呢，這是馮華院長總結的“上級法院有力指導”的意思所在。

但是，現實且冷靜地面對中國的司法特別是基層的司法改革，我們認為一個可欲的途徑就是弱化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干預和監督，理由如下：第一，中國的法院，即使是最高法院，在中國的影響和資源汲取能力畢竟很有限，“中國的各級法院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當地政府下屬的一個部門”[9]。司法改革也好，司法能動主義也罷，主要還得依靠政黨的支持，這個前面已經分析過了；第二，從司法建設本身來看，中國一直以來沒有初審與上訴審之分，上訴審既審事實，也審法律，法院的功能分化沒有凸顯，所以從審級制度建構需要方面來說[10]，這也該弱化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監督，孕育功能性的審級制度。這也是我們認為的司法改革應該把握的一個大的方向或者說原則。

三、中國式司法能動主義的本土資源

（一）文化傳統資源。

所以這樣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結構，就決定了法律在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的意義上，其傳統依然存在或者說有一定的存在需求。從這個意義上，盧西恩·派伊很有見地，他說過一句引用率極高的話，“中國明明是個文明卻假裝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那么這種法律傳統或者說中國的法律傳統是什么呢？中國古代的宗法社會結構和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就決定了中國的禮法傳統，法律與道德不分，或者說法律道德化，道德也法律化，強調天理、國法與人情的互動結構?！八^公道，無非是合于情理”[13]，同西方法律作為一種“沒有感情的智慧”相較起來差距不可謂不大。這也就是馮華同志所講的，“在審判中做到天理、國法、人情融合”。但是，在依法治國的整體戰略尚未完成的當下語境下，這種審判方式的建構到底有沒有正當性呢？我們認為應當作出肯定的回答。首先是因為我們前面已經交代了社會治理背景，法律傳統作為這種治理背景的一部分被中國共產黨主動承續。第二是因為有著這方面的需求，需求決定供給不單單是經濟規律。我們看看陜西隴縣的縣情就知道。隴縣作為陜西這個并不發達的省份的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其社會結構與經濟生產方式依然帶有很強的傳統社會的氣息，依然是個鄉土社會，那么在這么一個鄉土社會里很多現代的法律，現代的審判方式是沒有用武之地的。蘇力就曾發現一個極具喜劇色彩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講也是悲劇的一個現象，就是其在農村基層進行調研時發現，在司法局給農民編印的普法讀本中，除了第一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外，緊接著第二部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有些農村生活常識的都知道，中國的廣大農村不可能發達到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程度。我們經常用一些的先進的諸如“民主”、“法治”、“人權”等這樣的大詞強奸生活，聯系現代性的各種理論，我們才真正地理解了現象學所主張的“回到生活世界”的意義。那么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法院真正要把事情辦好，就必須因勢利導，尊重生活，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把法律審判與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這既是法治的地方性，也是一種法律的實用主義，畢竟如果不這樣的話，案件就不會辦好，人民生活也不會安生，也就不可能實現法院的定紛止爭的目的與功能。那么有人可能會說司法的職能并不僅僅是審判個案，定紛止爭，其還有規則治理，“為生民立命”的功能，這一點我們充分地承認，但是我們認為，第一，要區分審級，前面我們講到中國的法院不太強調區分初審和上訴審，這是問題的所在。規則治理更多地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職能，初審法院不應該，也沒有能力這樣做，同時農村社區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因為沒有這樣的生活需要。幾千年來農村社會沒有這樣的規則預期，不也是炊煙裊裊，一片安謐嗎？第二，是不是個案的解決，強調天理、國法、人情就形成不了規則的預期？我們認為不會的，因為“天不變，道亦不變”，一個地方的社會生活本身就會形成自發的規則，不然這個社區是斷然存在不下去的，所謂“盜亦有道”，所以再經過法官的提煉，怎么會對后來的案件以及社會生活沒有規則預期的意義呢？這是進化理性主義的思想，“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

（二）馬錫五審判方式。

當我們看到隴縣的能動主義八四司法模式實踐運作，再加上陜西在中國共產黨政權中的文化符號意義，我們自然會想起當年馬錫五在陜甘寧邊區司法戰線上揮灑的為人民服務的汗水及其至今惟一的以個人命名的審判方式——馬錫五審判方式，正如隴縣方馮華院長指出來的，“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審判方式，積極弘揚人民司法優良傳統”。那么這里我們要搞清楚三個于此相關的問題，一個是什么是馬錫五審判方式？一個是繼承了什么？一個是發揚了什么？

據標準教科書記載，馬錫五審判方式的主要特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認真貫徹群眾路線，依靠群眾，實行審判與調解相結合……堅持原則，忠于職守，嚴格依法辦事……實行簡便利民的訴訟手續?！盵14]馬錫五審判方式的產生，既有技術、制度的背景，也有共產黨政治哲學的考量。技術上，在戰爭時期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陜甘寧邊區，司法人員數量極其有限，到1942年，邊區各級司法干部只有155人，1946年也才只有300人，而邊區即使在當時也轄有23縣，約150萬的人口，這么少的干部顯然是不足以處理這么廣袤地區的案件。并且，從人員構成來看，其中專業司法人員只占很小的比例，大多都是些革命家、領導人還有占主要比例的工農干部，這些司法人員的司法技術知識水平也相當的低下，因為只要具備“能夠忠實于革命事業；能夠奉公守法；能夠分析問題，判斷是非；能夠刻苦耐勞，積極負責；能夠看懂條文及工作報告”[16]。如果以現在的教育水平判斷，這些人的文化素質大多甚至處于文盲與半文盲之間，這樣的知識狀況顯然是不足以做到專業的精密司法。其次，彼時的法律制度極其匱乏，無法可依，自然也就無法高度技術化地進行司法運作了。

毛主席在接見馬錫五時，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馬錫五你來了，你來了事情就好辦了”，站在共產黨最高領袖的角度，這句話本身是符號化的。這里的馬錫五也不僅僅是肉身化的馬錫五，而是馬錫五所代表和證成的審判方式，是共產黨群眾路線在司法中的體現。而這里的審判方式與群眾路線，與當下從技術上所理解的審判方式和群眾路線并不是一回事。因為首先這涉及政治正當性的問題，因為僅憑暴力不足維護統治，還必須解決自愿性服從的問題，這也是政治哲學所首要考慮的問題。國民黨的正當性資源來自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共產黨團結工農群眾一方面完成正當性的證成，另一方面通過一種兩個階級的“視角差”所造成的效果同國民黨區別開來，完成政治區分敵友的使命。所以那個時候，馬錫五審判方式也好，群眾路線也罷，都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和方法，而是一種統治術的建構和政治哲學的話語實踐。

現在我們把眼光重返當下，再看看這個時候在什么意義上以及如何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審判方式和相應的群眾路線的問題。我們知道200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也是共產黨從革命黨轉換成執政黨的第六十個年頭。這個時候中國政治穩定、經濟騰飛，盡管文化并未繁榮，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不會面臨從前緊迫的合法性政治問題，只需解決一些政策性和技術性的問題，所以中央審時度勢提出和諧社會構建的問題。 甘陽曾做出一個或許有些武斷的判斷，“三十年來最成功的概念就是‘和諧社會’”[16]，不管我們怎么看待這個論斷，但是有一點就是中國當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上面我們分析到，在當下的語境下，我們繼承的更多的是馬錫五審判方式以及群眾路線的政策和技術而不是政治的層面，因為隨著政治語境的轉換，法律、司法的話語和非話語實踐必然發生相應的轉換，“法律不過是政治的一件晚禮服”。那么和諧社會建構當中司法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和群眾路線能有何所為呢？胡錦濤同志在一篇關于和諧社會的綱領性文獻里，列舉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十項舉措，可能只有第五項“切實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和第八項“切實處理好新形勢下的人民內部矛盾”與司法直接相關或者說關聯度較大。胡錦濤指出：“通過改革稅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轉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決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切實保障各方面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讓他們感受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溫暖……當前，要重點解決好在土地征用、城鎮拆遷、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堅決依法糾正各種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盵17]所以，在當下的政法語境下，繼承和發揚的馬錫五審判方式和群眾路線都更多的是政策和技術意義上的，關照的也不是區分敵友的政治問題，更多的是回應改革中利益平衡和社會弱勢群體的道義關照。這就是我們理解的“繼承和發揚馬錫五審判方式”。

【注釋】

①有關隴縣能動司法的具體情況，請參見中國法院網的專題，http://rmfyb.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1942，（2012 年3月20日訪問）和《人民法院報》記者張守增等人的報道。

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和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對此進行批示，參中國法院網專題http://www.chinacourt.org/zhuanti/ subject.php?sjt_id=436&kind_id=1&order_set=0&law_key，2012年3月20日訪問．

③關于這種方法和原則的解釋，請參閱蔣慶《再論政治儒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當然與之不同的是，本文并非儒學的解釋。

[1]安 東.論司法專業化和司法大眾化協調發展[C].西部法官論壇研討論文，2009：3．

[2]楊光斌.等當代中國政治制度導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198．

[3]馮 華.弘揚人民司法優良傳統踐行能動主義司法模式堅持走司法專業化與司法大眾化相結合的路子[C].西部法官論壇研討論文，2009：76-79；76．

[4]鄭永年.中國改革三步走[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62；67．

[5]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M].王福明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6]強世功.懲罰與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73．

[7]馮 象.法學三十年：重新出發[J].讀書，2008，（9）．

[8]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29-139．

[9]蘇 力.送法下鄉[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168．

[10]傅郁林.審級制度的建構原理[M].中國社會科學，2002，（4）．

[11]蘇 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82-90．

[12]潘 維.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18．

[13]梁治平.法辯[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58．

[14]張希坡.馬錫五審判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41-54．

[15]侯欣一.從司法為民到人民司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106-107．

[16]潘 維.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252．

[17]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5-02-19．

（責任編輯：吳良培）

On Causes of Political Culture Formation of Chinese Judicial Activism——Taking"Eight-four Judicial Activism"model as the center in Longxian,Shanxi Province

TANG Xue-liang

The justice is a kind of local practice with dependency.The judicial cosmopolitanism cannot hold water as a proposition viewed from the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In recent years,guided by county commit and upper court,Shaanxi Longxian court adhered to"Three-first"ideology,focusing on serving the overall,justice for the people,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Ma Shenwu trail mode,actively promoted the people's judicial fine tradition,active responded to the new requirement and expectation,under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insis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judicial speci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explored“Eight-four Judicial Activism”model and established a village judge working mechanism.In the system designing,they focused on resolving disputes,maintained stability and resolved many cases which we may not solve in proceedings and in implementation,also eliminated a large number of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That is an effective judicial experience.

Judicial Activism;Party Politics;Judicial System;Longxian Mode

DF8

A

1674-5612（2013）01-006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