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體系走進法治體系

曹詩權

（湖北警官學院，湖北 武漢 430034）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習近平總書記兩次講話強調：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以憲法為最高法律規范，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全面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進程，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這是法治中國在新時代、新形勢、新環境下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新起點、新目標、新任務，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新使命、新內涵、新要求。其要旨之一，就是全面、加快推進中的法治國家正在從法律體系走進法治體系。

一、法治體系的前置性認知

從歷史意義的法制進入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體系，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確立四個前置性認知：

一是法。這是法治的客觀要素和先在前提。沒有法，則談不上有法治。但是，從非嚴格意義上講，“法”的歷時性和共時性表現有三種樣態，或者說存在三個層面：第一種樣態或第一個層面，叫觀念上的法。觀念的法是抽象而普遍的。社會大眾，包括領導人和普通百姓，可能沒有專門學習法律，但是只要他們生活在法律社會中，就會有法的心理、法的觀念、法的思維，就有他們心目中的法定義、法意識、法認知、法體悟、法感覺。他們中的許多人盡管不能從理論上對法進行解釋，但是他們關于法的理解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影響著他們的行為。觀念上的法是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的自發或自覺、有意或無意、主動或被動養成，具有潛在性、差異性、文化性、習俗性。第二種樣態或第二個層面，是制度的法。制度的法是明確而規范的，它以立法的結果狀態存在，以具體的規范形式或判例作為存在的載體，可以是成文法，也可以是不成文法，帶有確定性的規范意義，能夠告訴人們可以做什么、應該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什么以及相應的法律后果，具有規范性、嚴格性、普遍性和可預見性。第三種樣態或第三個層面，謂現實的法、生活的法。它是生動而變化的，存在于社會現實中和法律實踐中，通過具體的法律實施、法律適用、法律行為、法律文件、法律文書，乃至社會生活的現實來表達，是最生動、最富于變化的法。理想的法治體系，應該達到這三者的融合、融洽和融通。

二是治。既包含了動態的治理、控制、調整、規范的操作體系，也包含了究竟治什么的對象和范圍，具體指向國家、地方和社會等方面的治理體系、治理結構、治理模式?！爸巍钡耐庋訌V泛，內涵不確定，所以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被不斷地泛化、轉換使用，但實際上應該界定為規范、調整、控制、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宏觀層面，就是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等等，或者說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領域。在微觀層面，就是幾大基本社會關系，即公權與公權、公權與私權、私權與私權、公權與社會公共利益、私權與社會公共利益及其相互交織疊加等六類關系。理想的法治體系，應該是“五大建設”以法治為依據、以法治為支撐、以法治為尺度、以法治為保障，在法治的同構中穩定持續長效有序；“六類關系”在法治的調控中界域清晰、規制衡平、運行有度。

三是依法而治。這是法與治的關系解讀，即實現法的統治。其基本定位就是法律至上、法律權威、法律統治。在此意義上，法被賦予主導性、先在性、主體性人格力量，整個國家和社會機體被納入法的控制之下。法律是檢測、衡量、評判各類社會關系、社會行為的最具權威的標準。對公權來說，法無授權則違法；對私權來說，法無禁止則自由。由此，依法而治絕不等同于用法而治、以法而治。

四是由誰依法，依法治誰。這是對法治的主體和客體的同構認知。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階段，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把握存在誤區，即把法當作工具、當作手段；把法治喊在口頭上，落在相對人、落在老百姓身上，或落在外在事物上。一定要明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由作為執政者、執法者、法律適用者即執掌國家公權的人或組織，充當著依法的主體、執法的主體、權力的主體，同時又是被法首先治理的客體和對象。在這里，主體與客體、治與被治、依法與對象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F代法治對執政者、執法者來說，其核心就是治官、治權、治己，規范、制約、監督公權執掌人員和組織，防范公權濫用，控管公權逾越邊界、侵奪私權。由此可見，作為法治主體，同時也是法治客體和對象的人，一方面依據法律享有權力、行使權力，另一方面憑借權力執掌、適用、實施法律；一方面依法管人管事，另一方面受法律監督制約。因此，這類主體的法律意識、法律思維、法律理念、法律認知解讀水平，一句話，其法治方式、法治能力，在實現、推進法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黨和國家才特別強化依法執政、依法治國、依法行政；黨的十八大才特別強調“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二、法治體系已經是逐漸展開的歷史體系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九十余年，也是中國現代法治建設的九十余年。就法治進程的歷史脈絡來看，可大致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到新中國成立，順應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根據地建設和解放戰爭的需要，進行了法制建設的實踐探索，凸顯了我黨法制建設的雛形，為新中國法制建設提供了很好的經驗鋪墊。

第二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秉承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大使命，是我黨領導的中國現代法制摸索、創建和奠基的歷史時期。其間，既有寶貴經驗的積累，更有慘痛教訓的警醒。

第三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是中國現代法制恢復、重建、新生并發展的歷史階段，也是一個逐步漸進的過程。其歷史基點建立在法治思想醒萌和對“文革”的反思基礎上，反映出從不要法到要法、從無法到有法的轉變；其進路重在制度形態的“法制”探索、恢復和建設，并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內涵定位和目標要求。

第四階段：從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到黨的十六大，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全面轉型轉軌階段。即從歷史意義的法制開始轉向現代意義的法治，從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法制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從“人治”開始轉向法治，從制度形態的法制轉向國家和社會治理形態的法治，從法治的工具性、手段性開始轉向法治的主體性和法治的目的性，從強調中國特色的法治轉向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的法治。這一階段法制建設的最大成果是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基本方略和發展目標，并以黨章和憲法加以確定，使法治提升到一個空前的地位。

第五階段：以黨的十六大為標志，以十七大為延續，十八大強化“全面、加快、推進”。這一階段的法治，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總目標，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為方向，堅持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和黨的領導三者統一，反映“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中國的法治進程從此注入了強勁的生機和活力，展示出鮮明的時代風貌：一是從長期側重于經濟法治開始走向政府法治、經濟法治、文化法治、社會法治、生態文明法治統籌兼顧，政府法治、社會法治尤顯突出，生態文明法治日趨加重；二是從側重于對公權的放權、授權開始轉向對公權行使的嚴格限制、監督和約束；三是從以管理為本位、以權力為本位的法制開始走向以人為本位、以民為本位、以權利為本位的法治，充分彰顯執政為民、執法為民、保護人權的宗旨；四是從依法行政走向更高境界、更深程度的依法執政，不僅依法治國，而且強調依法治黨，治黨務必從嚴；五是從管制性、高壓性的法制定勢開始走向保障性、民主性、公共服務性和公眾互動參與性法治；六是從以偏重于學習和借鑒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論為取向的追仿型法治進路，轉向以適應中國具體國情、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為基本目標，立足于自我發展、自主創新的自主實踐型法治進路。

至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基本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方向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加快；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總體上實現了有法可依，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基礎奠定，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順勢展開；伴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睋藨撉逍颜J識，推進中的法治體系建設面臨六個并存：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與法律實效性不夠并存，法律被虛化、軟化、弱化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憲法和法律實施任重道遠；二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強化與西方法治思想思潮的滲透影響并存，理論交鋒、思想碰撞不可忽視；三是法治本土化取向與移植搬用傾向并存，如何在傳統文化、本土創新和普適性法治文明成果共享之間構建契合點尚需積極探索；四是法治權威性、公信力提升與權大于法、人大于法的現象并存，法治與人治的較量還在一定層面存在；五是法治的統一性、普遍性與地方保護、部門分割、行業壁壘并存，“條塊”的權力、利益驅動對法治的干擾依然存在；六是公民法律意識、權利意識、民主意識的明顯增強與依法維權的能力和責任的某些不足并存，以法治引領社會建設、給力社會管理任務較重。

基于這“六個并存”，必須牢牢把握“六個堅持”：一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統領和指導；二是堅持共享人類法治文明成果與中國特色法治元素兼收并用，遵循法治模式的多元性、多樣化、共時性規律；三是堅持法治漸進性、階段性、發展性內在特點，遵循法治與時俱進的歷時性規律；四是堅持現代法治的衡平取向，著力構建權力與權力、權力與權利、權利與權利、法律與其他社會規范、法治手段與其他手段的平衡；五是堅持以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為重心，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形成人們不愿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環境，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六是堅持以法治建設規范、支撐、保障經濟建設，引領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升法治實效。

三、法治體系應該是內涵豐富的科學體系

法治體系是一個動態復雜的系統工程，內涵豐富，底蘊厚重，延展寬闊。就其核心要素來看，至少應該把握好七個方面。

（一）憲法至尊

憲法至尊是法治體系的首位要素。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憲法與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息息相關，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并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新形勢下，我們黨要履行好執政興國的重大職責，必須依據黨章從嚴治黨、依據憲法治國理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真正做到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帶頭守法，更加自覺地恪守憲法原則，弘揚憲法精神，履行憲法使命。

（二）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法治體系的同構要素。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實質體現和基本保障。民主是法治的靈魂，是法治國家的基本精神；沒有民主必然沒有法治，也必然沒有法治國家。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需要以法治國家的形式來實現，沒有法治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一方面，民主是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是法律體系制定的源流，是法律實施的支撐，是法治體系的目標追求，政治民主本身就是法治國家的構成內核和重要表征；另一方面，法治是民主存在的主要載體，是民主活動的基本準則，是民主程序、民主過程的重要保障，是民主疏失的救濟途徑，政治民主的內容由法治來制度化、定型化、長效化。民主制度的最恰當存在方式是法治國家。民主是法治之里，法治是民主之表。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條件和本質要求，依法治國必須是為了實現和保障社會主義民主，真正體現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當家作主的雙重價值。依法治國的主體必須是、也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任何機構和個人絕不能成為人民之外或人民之上的治理國家的主體。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各項事務，對象是執掌、操持這些事務的機構和人員。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任何國家事務都應在人民的依法管理之下。凡是涉及這些事務、事業的人員和機構，不論職位高低、權力大小，應當無一例外地受到法律的規范和制約。推進法治體系，必須堅決克服法治的“治民論”、“權力工具論”、“權力保障論”傾向。

（三）立法科學

立法科學是法治體系建設的前提要素，是法律體系形成之后對立法從數量到質量提出的更高要求。其主要目標至少有四：一是確保立法的規律性，反映改革發展的普遍需求，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富有前瞻性、及時性和針對性；二是確保立法的民主性、民生性，嚴防通過立法謀取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和特定群體利益；三是確保立法內部的統一性，在法律規范多層多元多塊多樣的格局下，強化法律技術層面的統一審查、備案和解釋，健全統一審查、解釋的長效體制和常態機制；四是確保立法的準確性、穩定性，全面清理、廢改既有規范，加快解決現行規范配套性不全、滯后性突出、協調性不夠、操作性不強等問題。

（四）法律權威

法律權威是法治體系的本位要素，也是憲法至尊的必然延伸和展開。法律權威，就是法律所具有的尊嚴、力量和威信。樹立和維護法律權威，就是在國家和社會治理各項工作中必須確立法律的主體性地位。具體來講：1.法律在整個社會調整機制和全部社會規范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不得以政策、道德、習慣等調整手段或其他規范沖擊或代替法律。2.一切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的一切權力都來源于并受制于法律。3.一切政黨和社會力量都要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4.全體社會成員只能以法律作為其行為的評價標準，堅持“法有授權方合法、法不禁止即不違法”的行為認定準則。5.以法律監督、限制和制約國家權力的行使。6.維護執法部門的公信力。法律的目的和宗旨要通過執法司法來實現，法律的權威也要通過執法者的權威來體現。因為，在社會上一般人心目中，執法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的化身，代表著法律權威和尊嚴。樹立執法部門公信力，一方面要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嚴格執法，對一切違法行為嚴肅處理，絕不能姑息放縱，不能“法不責眾”；另一方面要加強對執法部門的約束，確保公正廉潔文明執法，切實解決執法逐利、司法不公問題，提高執法部門的聲譽和公信力，讓執法司法行為令人信服，用公正贏得權威和公信。7.法律獲得社會廣泛的認同和普遍的遵守。8.維護法制統一。法制統一是法律尊嚴和權威的基礎，要求做到內容統一、效力統一、實施統一。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任何法律、法規、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觸，地方性規范不得同全國性法律相抵觸。要嚴格遵循立法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賦予的立法權限，堅決克服地方、部門利益驅動下的破壞法制統一的行為。

（五）保障人權

保障人權是法治體系的目標要素，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質屬性，亦是現代法治的普適性原則。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各部門法規定了公民其他權利，為公民享有、行使權利提供了確定可靠的規范依據和制度保障。推進法治體系建設，客觀上要求依法保障全體公民享有的憲法基本權利和其他權利得到實現，保障公民的政治權、人身權、財產權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的權利利益得到落實。從法律體系上的人權轉變到法治體系中的人權，必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切實做到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法行為都能夠嚴格依法受到追究，各類經濟主體、市場主體的地位、待遇、機會、處境和享受政策平等；必須進一步解決現實存在的各種不平等現象，具體包括社會性不平等，制度性、政策性、保障性不平等，權利、義務、責任配置上的不平等，處罰和責任追究上的不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的不平等。唯有如此，才能確保人權保障的法律實效，真正實現法律人權的社會化和社會人權的法治化。

（六）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法治體系的關鍵要素。在國家公權體系中，行政權具有六大特點：一是權力內容構成復雜，涵蓋寬廣，邊界模糊；二是權力聚合，決策權、規范制定權、審批許可權、執行權、監管權、處罰權等集于一體，難以監督制約，容易膨脹濫用；三是社會施展面普遍廣泛，市場滲透侵擾影響力強，相對人眾多量大；四是與國家和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密不可分，直接決定、影響黨和國家政策的正確貫徹實施；五是與人民群眾、社會主體、市場主體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密切相連，和人權、私權交融碰撞度高，侵權風險性大，直接反映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認同度和滿意度；六是國家和地方法律規范中，行政法規范最多最細，行政執法最頻繁、最廣泛，社會反響最強烈?；?，依法執政落腳點在依法行政，依法治國重心點在依法行政，法治體系關鍵點在依法行政。推進法治體系，建設法治政府，必須依法對行政權力進行管控規制，把政府的權力關進籠子里，確保行政機關合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行政、便民利民行政、陽光透明行政，確保行政權力只為人民謀利益、干好事，防止為部門謀特權、為個人謀私利，對人民干壞事；確保政府真正成為有限政府、服務政府、陽光政府、責任政府和親民政府。

（七）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法治體系的保障要素。司法是法律實施、適用的集中、能動和權威環節，是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防線，具有終結糾紛、制約權力、衡平和救濟權利的不可替代不可或缺功能，是法治水平的直接標表和現實展示。當前，司法問題仍然普受關注和詬病，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強司法隊伍建設，完善司法運行機制，健全司法配套制度，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能力水平，樹立司法公信權威，增進司法公正公平，是法治體系建設的十分重要且非常迫切的現實任務。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從體制和機制、司法機關外部和內部進一步采取有力措施，統籌規劃，多管齊下，改革創新，消除權力內斂，突破既存職權的利益藩籬和壁壘，切實解決司法行為不公、不廉、不能、不強和不優等問題，切實消除影響干擾司法公正效率的體制因素、權力因素、利益因素、隊伍素質因素和環境因素，穩步健全公正高效、公信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四、法治體系必須是開放包容的衡平體系

推進法治體系建設并不意味著法律獨尊而舍棄其他，必須克服“法治烏托邦”的浪漫幻想和“法律工具主義”、“法律萬能主義”、“法律單邊主義”的極端傾向，在發揮法律主導作用的同時，確立多元主義精神，實現法律與多元規則的互動平衡。在彰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同時，培植協同、包容、和諧的社會發展精神，實現權力、權利與義務、責任的同構衡平。

（一）法律與道德的衡平

依法治國是政治文明的標志，以德治國是精神文明的標志。黨的十五大以來，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思想；黨的十六大將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確定為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經驗，并把依法治國納入政治文明范疇、以德治國納入精神文明范疇。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教育，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弘揚時代新風；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丑，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

（二）國家法與地方法的衡平

維護國家憲法、法律的尊嚴和權威，堅持法制的統一，是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原則。在此基礎上，源于改革、轉型的時代背景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國情，應該進一步重視加強地方法研究和實踐，激活地方法的正能量，增強地方法治效果，提升地方法治效力。應該看到，在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中，地方是規則制度的改革創新源流，是憲法、法律和政策具體實施主體，是各種矛盾糾紛的防控處置陣地，是社會穩定、和諧與秩序的前沿，是公平正義的直接負載和傳遞者，是公民權利利益交融交匯交鋒的集散地。因此，地方法治是法治國家建設的基石，是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要素。只有真正重視地方法治，加快推進地方法治建設，法治國家的理想才有可能實現。在具體實踐中，需要進一步妥當界定國家法與地方法的關系，構建國家法與地方法的衡平，克服地方法被邊緣化的傾向，消除以地方紅頭文件替代地方法進而干擾國家法的非法治現象。

（三）“國家法”與“民間法”的衡平

“民間法”是在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范圍內自發形成、相沿傳承或者專門制定，并為該范圍內的成員普遍認可、自覺遵循和反復踐行，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和約束力的行為規則。在現代社會，“民間法”應該涵蓋民俗習慣、村規民約、行業規范、自治規則、組織章程、單位制度、市場慣例、技術或質量標準等諸多方面，可以說是國家法之外的各種規范、約束、調整人們行為或關系的規則總稱?！懊耖g法”基于其地域特性或屬人特征，程度不同地保持著一定的普遍性、確定性、正當性、善良性、進步性和強制性?！皣曳ā贝碇鴱纳现料?、整齊規劃的“建構理性”傾向，“民間法”則代表著從下至上、自主多元的“經驗理性”方向。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一方面，全方位、全覆蓋的全面法律規范不僅不可能，而且難免使人們成為法律的附庸而對國家和政府產生過分的依賴，削減了社會自律、互律和自治的秩序活力；另一方面，輕視“國家法”而過度夸大倚重“民間法”，會助長“自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傾向，破壞當代社會多元利益沖突背景下的規則統一和公平正義，不利于現代法治的發展和變革。為此，應該適度構建“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互動平衡，通過國家立法或法律實施、法律適用等法治實踐的科學把握，使“民間法”成為法治體系的必要社會支撐和缺位補充，從而釋放其積極效能和衡平效果。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多元和諧的規則秩序。

（四）權力與權利的互動衡平

理論界注意到，隨著全球化的縱深發展和法治的當代變革，傳統的分權制約機制已發生了畸變，權力與權利的二元對立思維受到了挑戰。一方面，全球化時代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依賴和滲透，決定了權力與權利互動平衡的發展走向；另一方面，社會和公共管理經由國家統治、私權保障歷史，開始向公共治理演變，并促進了權力和權利的互動平衡走向。傳統法治中的控權論過度強調以私人權利為中心，強調對公權的控制防范，忽視了在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背景下，公權在調控宏觀經濟、糾正市場失靈、關注改善民生、提供社會福利和公共危機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忽視了通過公權有效行使，提升行政效能、促進公共利益、增進社會建設和民生福祉的功能；忽視了公權在高風險社會中積極進行利益協調整合，防控、處置、化解各種不確定性風險的獨特效能。中國法治體系建設，應該超越歷史偏狹的公權限控說教，順應現代社會的復雜多元需求，構建一種更加平衡的模式，既保證對公權的有效規范和制約，又有利于樹立公權權威和多元利益協調、公共服務保障、突發事件管理及社會福利構建等職能的充分發揮，增進國家、政府、團體、個人之間的相互信賴和協同配合，實現政府、社會、市場、公民的利益與價值的良性互動衡平。在此意義上，權力來源于權利，應當服務于權利的實現和增長，亦即權力要對權利負責、受權利監督、為保障和實現權利服務；反過來，權利讓渡出權力、服從權力，接受權力的規制和約束，通過權力的秩序與調和來實現。轉型期的中國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實現“五位一體”①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拓展為包括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的建設目標，更需要進行公權力和社會權利、私權利的適度調整和平衡。既要按照法治政府的構建積極有效地消減和控制公權力，但又不能因此就認為社會權利和自由越多、政府權力越少就越好。否則，在良好的國家和社會治理機制還未充分形成的情況下就急速消解國家權威，很可能會導致社會秩序失控，法治體系的理想目標化為泡影。

（五）權利與權利的互動衡平

必須看到，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歷史階段，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同構并進，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意識流同時共生，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同期涌動，自由主義、個人本位、權利本位的弊端日益顯現，社會分配不公、利益失衡、權利沖突漸趨突出，權利的實現與社會的成本嚴重不符，社會出現了較大的利益分化和解組，破碎化、多元化、流動性、不確定性等等利益格局導致了不斷加劇的對抗、沖突與整合的不良社會生態。這是推進法治體系建設必須應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從法治體系的視野看，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目標是：為多元自由和權利提供同等的條件，化解自由、權利沖突，促進所有人自由和權利的均衡發展；反對超越于公益之上的極端利己主義和個人權利，但不是片面限制或取消個人自由和權利。其最佳愿景應該是一種自我權利和他人權利、個人權利和群體權利、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自律與他律的衡平訴求和價值關懷，從而最大限度地化解權利的沖突和利益的碰撞。應當明確，過度的權利訴求帶來的結果不僅是徒勞無益，而且還會破壞社會穩定。面對不斷增長的權利，需要根據社會發展狀況、條件和承受能力，秉承社會正義與公平，對不同階層、群體權利相互之間進行合理平衡，既能把社會發展進步所產生的利益和空間轉化為最大限度的權利和自由，同時又不致超出當下社會發展條件的承受力而產生動蕩和危機。沒有這種權利的平衡，社會結構就會發生嚴重傾斜，道德倫理就會發生崩潰，社會秩序也就難以維系。

（六）權利與義務的互動衡平

現代法治以維護自由和權利為目標。但是，自由和權利的實現需要義務和責任同構保證。在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上，雖然理論上有“權利本位論”、“義務本位論”或“雙重本位論”、“權利義務一致論”等不同觀點，但權利與義務的現實關系和制度設計所遇到的問題，卻不是以哪個為“本位”、“重心”或“一致”就能簡單回答或解決的。在法治體系進程中，很難確定哪一個“本位論”，更重要的則是需要對權利和義務進行恰當的平衡。實際上在法治標準中，權利義務天生就是一種互動平衡關系。各種社會主體在法律上都是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違法與問責的統一同構體，不允許存在只有權利沒有義務、只有權力沒有責任、違法違禁而不問責的情形存在。過多的權利與較少的義務、較少的權利與過多的義務，都會喪失公平，進而威脅權利實現和社會秩序；過于強調私權保護和個人權利的形式化分配，輕視義務設置對于權利實現的責任效能，尤其是對自由權和財產權的過分看重，必然導致惡性的競爭壟斷和嚴重的兩極分化，引發社會結構性利益失衡。同理，對執掌國家公權的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來講，這一法治內涵仍應予特別強化。其具體要求就是“職權由法定，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

（七）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衡平

推進法治體系建設，必須堅守法治的核心要素和底線原則，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嚴格執行法治統一。無論是制定政策還是實施適用法律，都應堅持把握和遵循法治的權威性、普適性、統一性，清除“內外有別、內內有別、外外有別、先后有別、大小有別、富貧有別、親疏有別、公私有別、官民有別、城鄉有別、軟硬有別”等特權與歧視共存現象；堅持不同主體利益的兼顧，正確處理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的關系，平衡地方經濟發展、城市建設與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益的保護，防范、克服所謂“公共利益”的濫用；堅持關注弱者，特別保護和照顧弱勢群體、弱勢個體的權利利益，增進實體公正。在掌握處理各種權利沖突和利益博弈中，不能被形式上的平等表象所掩蓋，致使弱勢一方權利落空，利益受損。

在具體法治實踐中，一方面應該在整個法律體系中把握相關的法律規范，按照嚴謹、科學的規則解釋和適用法律，充分彰顯積極的正面法律效果；另一方面應注意結合特定環境和關聯因素，爭取獲得理想的社會效果。但是，考量社會效果，應該盡可能做到有法律范圍內的規范依據、有合理性政策因素的支持、有社會道德和公序良俗的支撐、有普通民眾善意心態的認同、有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掌控；防范執法者司法者的法外專斷，防范強勢集團、強勢主體的不當影響；防范以強調法外社會效果為借口肆意干擾和影響正當法律效果；防范以社會效果廣開法外之門，導致非法律因素介入擠壓、損害法治的安定性、確定性、穩定性和統一性，貶低執法司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傊?，社會效果一定要通過法律來實現，一定要在法律之內尋求社會效果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