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視閾下人文科學的基本特點

歐陽詢

(懷化學院人文教育研究所，湖南懷化418008)

人文科學是指以人類整體生活中的精神活動和作為其客觀表達的文化傳統為研究對象的學科體系。在這一涵義中，有兩對緊密關聯的范疇:整體生活與精神活動、精神活動與文化傳統。第一對范疇著眼于共時態的空間，強調精神活動植根于人類整體生活;第二對范疇則著眼于歷時態的時間，強調文化傳統是人類精神活動的載體與客觀表達，合而言之，就是一種社會—歷史的思維方式。是故，開展人文科學研究，須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在中國20世紀50—70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人文學科一詞從我國消失了，人文科學所涵蓋的各學科，全部被納入‘哲學社會科學’中”［1］。因之，從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當代的人文科學研究皆偏重于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間的比較，凸顯人文科學在研究對象、方法、價值以及構成要素方面的個性與特質，從而為人文科學的合法性存在提供理據。但是，當中國社會與科學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之后，不僅生活世界本身提出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亦即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重新融合的要求，而且新興學科、交叉學科的興起亦模糊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三大學科的研究對象，以致使得上述研究思路難以為繼，不合時宜。鑒于此，本文意欲以唯物辯證法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從三大學科體系相會通的角度著力考察人文科學的基本特點，即科學性與價值性、時代性與民族性、社會性與個體性之內在統一。

一、科學性與價值性的統一

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意指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樣，亦以事實為根據，以規律為對象，以實踐為標準。人文科學的價值性，意指真、善、美等崇高的價值理想，亦即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在理論研究中，諸多學者并不認同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因而稱人文科學為人文學科或人文學;但對于人文科學的價值性，亦即“人文精神”，他們卻極其推重，視之為人類的精神家園和終極關懷。這種割裂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與價值性的做法，不僅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中亦是有害的。茲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例，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只強調“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作為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而忽視“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那么，其結果必然是因無法把握廣大人民真實的利益內容及其實現方式，要么流于形式主義的口號，要么代民做主，執著于自己心目中的“烏托邦”，從而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悲劇的歷史重演。

究其實質，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與價值性是如何實現內在統一的呢?亦即是說，在人文科學中，科學性是如何成為價值性的基礎的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就需站在“人是社會的人”的立場，亦即站在人類精神活動植根于社會整體生活的立場，把人文科學歸屬于廣義的社會科學。而在廣義的社會科學中，確乎存在著貫穿一切歷史階段和一切社會生活方面的根本規律，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在一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總是會涌現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階級/階層批判和反抗落后的階級/階層;與之相應，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也必然會產生先進階級/階層與落后階級/階層的各自代言人之間的論爭。比如19世紀中后期馬克思通過撰寫《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等著作對資本主義經濟學家李嘉圖等人的批判，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尊孔”與“反孔”的較量，等等。如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可以明確地斷言:各種階級/階層所力倡的道德價值觀本身有著科學與不科學、合理與不合理之別。對于個體而言，情況似乎更加復雜，因為不同的階級立場、知識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個人的性情等都會深刻影響與制約著他們的人文關懷與價值選擇。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承認人文學科是科學，是就這些學科領域的總體和實質而言，不等于認為在這些領域中的任何一種觀點、學說體系都一定是科學的。就像并非每個物理學家的觀點在物理學上都能成立一樣?！畬W科’與‘學說’之間，不能簡單等同，這一點有普遍意義?！保?］

質言之，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與價值性是內在、直接的統一。其中，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是其價值性的基礎與保障，人文科學的價值性是其科學性的必然結論。是故，如欲提高道德能力與道德素質，其最佳途徑就是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增強自己的歷史洞察力，分辨社會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從而做出符合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價值選擇，“為生民立命”。

二、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

人文科學的時代性，意指人文科學研究要站在時代的前列，回答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體現時代精神;人文科學的民族性，意指人文科學研究要重視對傳統人文資源的批判性繼承，體現民族精神。對于人文科學而言，時代性與民族性是一對矛盾范疇，既相互對立、沖突，又相互轉化、統一。就對立方面而言，主要表現在:從時間維度看，時代性著眼于當代與未來，而民族性著眼于過去的傳統;從思維方式看，時代性推崇創新思維，而民族性強調守成思維;從民族文化比較角度看，時代性側重于異中求同，而民族性側重于同中求異。就統一方面而言，時代性內容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某一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先進的民族文化或文化要素在世界歷史舞臺上又往往代表著時代發展的方向和趨向。

對于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來說，都要面臨時代性與民族性問題，即便是古代民族亦是如此。例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文化的時代性問題，就有荀子的“法后王”、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王船山的“在勢之必然處見理”等;同時，關于文化的民族性問題，也有孔子的“華夷之辨”、《左傳》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清末的“天朝上國”等。但迄至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無論是中華民族(不是傳統儒家所謂的漢族中心主義)還是其他任何民族，其由低級社會形態發展到更高一級社會形態的過程，例如由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等，庶幾是在封閉的民族內部展開的，民族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只是局部的、零散的。所以，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一直處于分離狀態，尚未結合在一起。

嚴格說來，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中，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之關系作為一種問題意識是產生于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中華民族的大門之后，并且“古今中西”之爭爾后日益占據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界的主導地位。在這一論爭中，產生了三大文化思潮及其派別: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派。以胡適、陳序經等為代表的西化派，片面地強調文化的時代性，并把西方化簡單地等同于現代化;以梁漱溟、杜亞泉等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派，往往偏重于文化的民族性，有意無意地消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由此可見，無論是西化派還是文化保守主義派，都割裂了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統一關系，究其根源，則可以歸結為缺乏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作為指導思想。

那么，以唯物辯證法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如何將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進行統一的呢?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艾思奇等人看來，馬克思主義及其主張的共產主義社會代表了中國未來文化發展的方向，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同時還必須“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3］534。艾思奇說:“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完全否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反對把握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呢?當然不是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所發見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的科學規律，承認它有一般的指導的作用，而同時卻一刻也不能忘記，這些規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中間，因著客觀條件的差異，而有著各種各樣特殊的表現形式?！保?］223改革開放之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命題，并逐步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入新世紀，黨和國家又明確地提出:“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目標是，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保?］歷史實踐證明，唯有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才能實現人文科學的時代性與民族性之有機統一。

三、社會性與個體性的統一

所謂人文科學的個體性與社會性，是指人文科學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功能價值等方面兼有個體性與社會性兩種性質。在形而上學主義者那里，不管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要么蔽于人文科學的社會客觀性一面，要么蔽于人文科學的個體主觀性一面，未能科學地實現二者的統一。鑒于此，茲以唯物辯證法為理論武器，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功能價值三個方面具體考察人文科學的個體性與社會性及其統一關系。

如上所述，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整體生活中的精神活動和作為其客觀表達的文化傳統。就人類精神活動而言，它的主體必然是相對獨立的個人，“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6］532;雖然個人的精神活動內容與方式均會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生產生活方式，但縱然是屬于同一階級、階層的人們，他們的精神狀況也會因教育背景、人生經歷、家庭生活、個人性情甚至偶然的機遇等而大相徑庭。例如，“黃埔三杰”中的陳賡、賀衷寒二人，雖均出生于鄉村地主家庭，同窗于黃埔軍校，但他們卻信仰兩種相反的主義——共產主義與蔣介石、戴季陶的假三民主義。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民族，作為個體的人，作為意識到的自我，其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也是千差萬別的。這些文化心理和價值觀念都是在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形成的，……這也正是人的主體性的表現?！保?］141因之，研究人類精神活動及其產品的人文科學，要重視對象的個體性、差異性、復雜性，而不應采用機械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的研究范式。誠然，人文科學之為科學，更重要的方面是透過這些偶然性尋找背后的必然性，亦即規律。而人類一切活動包括精神活動之所以具有規律性，主要源于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先達說道:“由于人的社會性，因而真正具有科學性的人文科學的結論，都有相應的社會科學理論為依據?！保?］在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方面，西方的狄爾泰、柏格森、伽達默爾，中國的張君勱、熊十力、牟宗三等人一致認為，唯有直覺、體驗、內省等方法，方能體現人文科學研究主體的個體性與獨特性，方能掘發人文著作的生命意義。不可否認，在一個“技術統治”(史華慈語)占絕對優勢、人文精神日漸式微的現代世界里，他們的主張的確能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并且，這些方法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能夠得到積極的回應，如儒家的“返身內求”、道家的“修心達道”、佛教的“即心即佛”等，各家各派的旨趣亦是挺立“自我”在理想人格修養中的主體地位。平心而論，通過直覺、體驗、內省等方法來彰顯和弘揚個人的主體性，只是一種望梅止渴或者說是飲鴆止渴的做法。因為，這些方法不僅神秘玄虛，而且內容空泛，極易淪落為“卡里斯瑪”人物(韋伯語)控制人類思想的工具。所以，在人文科學研究中，須借助實證主義方法論展開對社會組織與社會關系的研究，辨別所謂直覺、體驗與內省的本質內容，從而真正地立定個體的主體性。

對于人文知識的功能價值，無論是傳統中國還是古代西方都高度重視。儒家認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9］7在古代西方，“英文的 Humanities直接來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繼承了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即對理想人性的培育、優雅藝術的教育和訓練”。［10］由是觀之，古代人文知識的功能價值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個體修養層面，尤其是道德修養，用孔子的話來說，即是“為己之學”;另一個是社會教化層面。與古代人文知識相比，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現代人文科學在個體與社會兩個層面更能發揮積極的作用，并且能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因為，現代人文科學通過正確地揭示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可以為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指明方向，做出有助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選擇，從而實現自我價值;同時，“人文科學以人的精神活動及其產品為對象，它直接作用于現實的個人。人文科學直接作用于個體必然作用于人類，因為處在一定社會結構中的個體是類存在物;民族同樣是由個體組成的，作用于個體，實際上也就是作用于民族，作用于人類自身”［8］。

四、結語

綜合而論，對于唯物辯證法的理解，不能僅停留在認識論范疇，即認為辯證法就是用一種聯系、發展、矛盾的觀點看問題，因為認識論范疇內的辯證法只是一種主觀辯證法，亦即“概念辯證法”，而主觀辯證法是客觀辯證法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關系中的共同內容概括為它們的最一般的思維表現，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維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內容?！保?］666在人類社會中，“事物”和“關系”都不是自在的，而是自為的存在。如是，客觀辯證法的本體論基礎就必須建立在社會歷史實踐上。而社會生產實踐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客體的也是主體的，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因此“自然”、“社會”、“人類精神”三者通過社會生產實踐而內在地結合在一起，相互滲透，相互交融，構成了一幅真實的“生活世界”圖景。進而言之，分別以“自然”、“社會”與“人類精神”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無論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功能價值或構成要素方面，區別都不是涇渭分明的，而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因此之故，人文科學的基本特點是科學性與價值性、時代性與民族性、個體性與社會性的有機統一。

［1］姜義華.中國人文科學五十年［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9).

［2］李德順.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定位［N］.光明日報，2000-04-25.

［3］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艾思奇.論中國的特殊性［A］.蔡尚思.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四卷)［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5］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EB/OL］.http://www.chinasdn.org.cn/n1249550/n1249739/11013345.html.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司馬云杰.文化主體論——一種價值實現的精神科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

［8］陳先達.尋求科學與價值之間的和諧——關于人文科學性質與創新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3，(6).

［9］李中生編注.禮記精粹［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

［10］吳國盛.科學與人文［J］.中國社會科學，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