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述評(1927－1949)

左雙文，王英俊

(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廣東廣州510631)

民國時期的中外關系是民國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在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民國的對外關系中，中德關系是其中一組頗為重要的關系，也受到學術界的相當關注，出版了一批較高水平的論著。筆者根據所掌握的資料，擬對這一時期的中德關系研究作一個粗略的回顧，以便學術界對這一領域學術動態的把握，并期待學術界在這方面取得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

一、大陸地區研究概況

大陸學術界對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的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有學者開始關注，90年代以來，隨著相關資料的逐步開放而有所發展。下面就這方面的情況略作介紹。

(一)著作方面，涉及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種:

1.吳景平著:《從膠澳被占到科爾訪華——中德關系1861至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該書對一戰后至1941年的中德關系，尤其是德國在華顧問團的情況進行了詳細論述。書末附有“中德關系大事年表 (1235年—1993年2月)”、“中德關系主要文件選錄”等，是改革開放后大陸地區較早出版的一部集中展現近代以來中德關系發展的論著，其開創之功不可沒?！白髡邔Ｖ沃腥A民國史，這五章內容因此尤見功力?！雹賱⒘⑷?《中德關系史研究在中國》，《德國研究》，1996年第1期。

2.馬振犢、戚如高著:《友乎?敵乎?——德國與中國抗日戰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另以《蔣介石與希特勒》的書名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于1998年出版)。該書是1996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民國時期的中德關系”的研究成果之一。它廣泛地吸收了海內外的有關研究成果，以豐富的史料系統地論述了抗戰期間的中德關系，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可以說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專著。

3.杜繼東著:《中德關系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本書是國家“九五”重點出版項目“百年中國史話”系列叢書的第三輯，對從鴉片戰爭前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德關系進行了梳理，內容包括中德早期交往、建立外交關系、德國在華勢力的擴張、德國強占膠州灣、德國與南京國民政府等，為讀者了解中德關系提供了便利。

4.陳仁霞著:《中德日三角關系研究 (1936－1938)》(三聯書店2003年版)。該書是近幾年從多邊關系研究中德關系的代表之作。其重現了三國以國家利益為準繩進行外交角逐的歷史過程，利用中、德、日三方文獻，對三國的外交政策、雙邊關系和三邊關系進行了梳理。分析了三國關系的走勢、特點和規律，展示了各國處理不同利益的過程和風格，繼而從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外交學等角度評價了國民政府的外交策略和外交行為。該書對德方外交材料的利用尤其予人以深刻印象。

5.潘其昌主編:《百年中德關系》(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本書是外交學院牽頭編撰的“百年中外關系系列叢書”成果之一。該書有兩大特點:一是歷史資料翔實，材料新;二是立論有突破，能夠從雙邊角度探尋事態發展原因。該書第一編第二章中對南京國民政府與德國的關系進行了詳細敘述。

6.馬振犢主編:《戰時德國對華政策》(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該書系武漢大學胡德坤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課題“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系列成果之第九卷，重點考察了戰時德國對華政策對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影響。本書盡力搜集了海峽兩岸的檔案史料和德方新資料，史料的充分運用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該書的另一特色在于曲徑探幽，盡力揭示二戰時期中德關系之若干謎底。誠如作者自己在“本卷綜述”中所言:“我們在撰寫書稿時，力爭最大可能地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對其中諸如‘德中易貨貿易’、‘希特勒納粹及其納粹黨之中國觀’、‘德國與汪偽政權’等重點研究課題進行了詳細討論，使人們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外交史上這神秘的一頁有一個初步的印象?！睉撜f本書是近些年研究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的又一力作，有力地推動了大陸地區中德關系史的研究。

7.［美］柯偉林著，陳謙平、陳紅民等譯:《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①此書雖為譯著，但在大陸地區影響廣泛，為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之必備書目，故附列于此。(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新譯本以《德國與中華民國》的書名由江蘇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這是一部中德關系史的譯著。書中引用了大量德國和美國方面的文獻材料以及作者自己親自訪問得到的口述史料，從而厘清了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發展的基本脈絡，具有頗高的學術價值。

(二)史料方面，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理出版的《中德外交密檔 (192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該資料共45萬字，書中包括蔣介石與希特勒1935年至1936年間個人往來函電、中德易貨貿易、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活動、德國與汪偽政權關系等檔案。此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出版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 (1927－193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和第二編 (1937－1945)(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也有若干中德關系的史料。該館主編的《民國檔案》1989、1991、1993、1996年各期也刊發了涉及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史料。

(三)論文集方面，主要有以下幾種:1.趙振玫主編:《中德關系史文叢》第一輯 (中國建設出版社1987年版)，收錄中國學者論文15篇，譯文2篇;2.劉善章、周荃主編:《中德關系史文叢》第二輯 (青島出版社1991年版)，收錄中國學者論文17篇，譯文4篇;3.劉善章、周荃主編:《中德關系史譯文集》(青島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了日、英、德等學者的論文;4.中國德國史研究會等編:《德國史論文集》(青島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中國學者關于中德關系史的論文9篇。②以上見劉立群:《中德關系史研究在中國》，《德國研究》，1996年第1期。大陸地區關于中德關系研究的重要論文，本文將在下一部分專門介紹，在此不一一列舉。

相關學術機構的建立也有力地推動了國內中德關系的研究。同濟大學德國學術中心 (原名德國問題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是國內成立較早的中德關系研究機構，它的成立緣于同濟大學與德國的悠久的交往歷史 (同濟大學由德國人于1907年創辦)，其所辦刊物《德國研究》(原名《聯邦德國研究》)創刊于1986年，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一份專門的德國問題研究刊物。此外，北京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 (掛靠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等學術機構都對中德關系研究作出了積極貢獻。

二、民國時期中德關系中重要問題的研究

近些年來，在中德關系的研究中，德國在華顧問和軍事合作、中德經濟合作、陶德曼調停、抗戰初期的中德關系、滇緬路事件后國民黨內的聯德傾向等成為學界關注較多的熱點，涌現了不少高水平的論著，有力地推動了中德關系的研究，下面就其中的若干問題略作回顧。

1．德國在華軍事顧問團和軍事合作。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出于對德國軍事科學和軍事訓練的仰慕，聘請了先后以鮑爾、魏采爾、塞克特和法肯豪森為團長的德國軍事顧問團達10年之久。顧問團在軍官培養、軍隊訓練、幫助中國建立國防工業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軍事顧問團到來的同時，德國的軍事武器也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明顯地增強了國民政府的抗日力量。對于這一時期中德關系呈現的變化，學界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學者的視角主要集中在德國軍事顧問來華的原因、工作狀況及顧問團在中德關系史上的地位與作用等。孫果達在研究蔣介石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團來華的原因、經過以及顧問團在中國的活動和作用后指出，顧問團雖然在中德關系方面起了橋梁作用，但其主要作用還是在軍事方面，德國顧問團無疑促進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力量的增強。①孫果達:《國民黨政府中的德國軍事顧問述論》，《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陳仁霞在中德日三角關系背景下考察了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的始末，指出德國不顧國民政府的苦苦挽留，強行撤回在華10年之久的在華軍事顧問，其原因在于國家利益的需要，國家利益決定了中德日三國之間關系的變化。②陳仁霞:《德國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始末——中德日三角背景下的歷史考察》，《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4期。馬振犢研究了抗戰爆發前中德間的軍火貿易，詳細考察了德國輸入中國軍火的數量、類型、用途，并最后得出結論:盡管戰前德國軍火之輸華在客觀上幫助了中國的抗日國防建設，但就其本質而言它只不過是一種商業生意。③馬振犢:《抗戰爆發前德國軍火輸華述評》，《民國檔案》，1996年第3期。丁棟、談利兵指出國民政府以德為師，從武器裝備的引進、軍事工業的興建和基礎工業的發展諸方面著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現代化軍事技術變革，使中國軍隊逐步擺脫了破敗落后的面貌，從而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④丁棟、談利兵:《二戰前德國與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技術現代化》，《德國研究》，2007年第2期。朱孔寶和單衛華從軍事、經濟和外交三個方面對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的作用給予了較客觀和公正的評價。⑤朱孔寶、單衛華:《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對華作用之評價》，《學術界》，1999年第6期。黃翠芳、馬振犢利用檔案史料對德國特使佛德訪華及其對中德關系的影響作了客觀評價。⑥黃翠芳、馬振犢:《1938年德國特使佛德秘密訪華述評》，《民國檔案》，1997年第4期。徐康等也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⑦徐康:《抗戰前德國軍事顧問團對中國軍事教育的改進與貢獻》，《民國檔案》，2010年第1期;章百家:《德國顧問與國民政府的抗日戰備》，《百年潮》，2004年第9期、第10期、第11期;何蘭:《德國軍事顧問與中德關系》，《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2．中德經濟合作。中德經濟合作一直是兩國關系發展的紐帶，這里的經濟合作主要是指中德之間的易貨貿易，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見于中外經濟關系史的論文中。吳景平利用德方原始史料，探討了漢斯·克蘭在德中易貨貿易中所起的作用。⑧吳景平:《漢斯·克蘭與抗戰前的中德關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他的另一篇文章還對抗戰時期德國對華提供滾動信貸的數額、利率、擔保、償還方式等進行了考察。⑨吳景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德軍事和經貿合作關系的若干史事述評》，《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陳謙平利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的檔案資料，重點探討了在中德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的鎢砂貿易，并對國民政府的所謂“鎢砂外交”進行了評述。⑩陳謙平:《抗戰初期的中德鎢砂貿易》，《抗日戰爭研究》，1998年第3期。史義銀、印少云從中德鎢錫貿易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在處理1939－1940年中德鎢錫交易問題上所采取的政策是積極靈活的，并取得了顯著效果。①史義銀、印少云:《中德鎢錫貿易和國民政府的外交對策》，《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此外，周建明運用專業的經濟學知識也對這一時期的鎢砂貿易進行了論述。②周建明:《20世紀20至30年代的中德鎢砂貿易》，《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劉盛、張安研究了中德易貨貿易后指出，抗戰時期中德關系經歷了一個由熱趨冷并最終破裂的過程，易貨貿易作為中德關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只不過是雙方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國防經濟進行互補的一種需要。③劉盛、張安:《抗戰時期中德易貨貿易述評——兼論中德關系的演變》，《哈爾濱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楊捷從中德雙方各自的角度分析了易貨貿易興盛的原因，指出德國對華貿易之所以采用“易貨貿易”的形式有兩點原因，一是雙方產品結構的互補性，二是實行“貨幣貿易”對彼此都有困難。④楊捷:《論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中德“易貨貿易”》，《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周建明不僅對民國時期的中德間貿易進行了詳細而完整的考察，而且對中德之間的貿易數據進行了細致分析。⑤周建明:《民國時期的中德貿易 (1919－1941)》，《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1期。他的另一篇文章則是對中德間的技術貿易進行了研究。⑥周建明:《20世紀30年代的中德技術貿易》，《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薛毅研究了1936年中德簽訂的《德華信用借款合同》，指出該合同的簽訂增強了中國軍隊抵抗日軍的實力，有利于國民政府在國統區政令的統一，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工業現代化進程。⑦薛毅:《1936年〈德華信用借款合同〉簽訂的作用與影響》，《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4年第6期。

3．陶德曼調停。陶德曼調停是中國抗戰初期值得關注的事件?！捌咂呤伦儭焙?，日本妄想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計劃破產，進而改變策略向國民政府實施誘降政策，正是在此背景下“陶德曼調?！睉\而生?！霸谝酝难芯恐?，德日兩個法西斯國家被認為從一開始就狼狽為奸，德國協助日本破壞中國的抗戰?！雹嗤踅ɡ?《抗日戰爭時期中外關系研究述評》，《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隨著新史料的不斷發掘，現在人們認識到這種說法并不十分準確，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引人矚目的是王建朗的文章。⑨王建朗:《陶德曼調停中一些問題的再探討》，《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王文引用大量德方史料，對國民黨政府“卑鄙無恥的投降行徑”的傳統觀點予以澄清，認為德國在陶德曼調停中的態度基本上是中立的，沒有“超出一個遞信員的地位”;國民政府又不完全對調停抱有幻想，即使議和不成，也可以趁此機會在軍事上喘一口氣。劉昭豪也不贊同把“陶德曼調?！币暈槭Y介石向日本投降的觀點，指出其實蔣在采取“緩兵之計”，并取得了1938年臺兒莊會戰的勝利。⑩劉昭豪:《重評陶德曼調?！?，《湘潭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易豪精對陶德曼調停的背景進行考察后認為它是希特勒對華采取“騎墻”政策的反映，其背景是德國不希望因擴大侵華致使日本受損進而削弱乃至失去對蘇聯的牽制，故而希特勒努力協調中日關系支持調停。?易豪精:《從“蜜月”到斷交——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中德外交關系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6期。陳仁霞根據大量德方檔案文獻，較為詳盡和客觀地再現了陶德曼調停的三個階段，指出納粹德國政府不斷施加壓力給國民政府，阻止中蘇聯合，最終導致了調停的失敗。?陳仁霞:《陶德曼調停新論》，《歷史研究》，2003年第6期。胡獻研究了陶德曼調停期間蔣介石的對日立場，指出蔣介石的立場是比較強硬的，他堅持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與和談中中方的平等立場。?胡獻:《簡評陶德曼“調?！逼陂g蔣介石的對日立場》，《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3期。此外，蔡德金等都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蔡德金、楊立憲:《陶德曼“調?！背跆健?，《民國檔案》，1987年第1期;李廣起:《1937年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利益所在》，《南開學報》，1992年第4期;曾巍:《國民政府與德國斷交原因淺析》，《復旦學報》，1994年第4期;馬駿:《日本侵華后的中德關系及其變化》，《世界歷史》，1989年第3期。

4．抗戰初期的中德關系?？箲鸪跗诘闹械玛P系呈現出十分復雜而獨特的情形，引起學者極大興趣，發表了多篇論文。張憲文指出1933年以前的德國軍事人員和顧問團并不具有官方性質，雙方的經濟貿易也僅限于民間，1933年后特別是從1938年開始，中德關系逐步逆轉、后退，并最終走向破裂。?張憲文:《三十年代中德關系初探》，《歷史檔案》，1990年第2期。陳紅民從蔣介石和希特勒私人關系的角度進行考察，指出這一時期雙方的合作主要是圍繞易貨貿易、經濟互助和德國軍事顧問問題進行，希特勒對中國出現的法西斯運動沒有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在中日關系全面惡化尤其是陶德曼調停后，中德關系出現破裂，蔣與希特勒關系即告斷絕。?陳紅民:《蔣介石與希特勒關系論》，《史學月刊》，1996年第4期。易豪精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指出抗日戰爭前后中德關系的演變可分為三個時期，1928－1933年是兩國關系的初步發展時期，1934－1937是中德關系發展的緊密期，1938－1941是中德關系走向逆轉并最終斷交的時期。①易豪精:《從“蜜月”到斷交——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中德外交關系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6期。

關于這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對納粹德國的政策，王建朗指出國民政府所采取的“中立德國、不使為敵”的外交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它不僅阻緩了德國迅速倒向日本，而且國民政府源源不斷地從德國購得大量軍火，從而增強了中國的軍事力量。②王建朗:《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外交綜論》，《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左雙文探討了德國承認偽滿問題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應對，認為正是在德國執行了放棄中國、拉攏日本、牽制蘇聯的遠東方針之后，國民政府才在重壓之下堅定了聯蘇的決心。③左雙文:《德國承認偽滿問題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史學月刊》，2008年第11期。張北根考察了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中德斷交的中德關系，試圖厘清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德雙邊關系的基本走向。④主要論文有張北根:《抗日戰爭時期中德關系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張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關系》，《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還有學者指出，抗戰初期南京國民政府和希特勒德國的政治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即使在德國將外交重心轉向日本之后，國民政府仍竭力修復瀕于中斷邊緣的中德關系。⑤吳景平:《抗戰初期的中德關系》，《民國春秋》，1995年第2期。同時，眾多學者指出抗戰初期德國對日本侵華并不持支持態度，而是擔心日本擴大侵華會使中國站在蘇聯一邊，從而失去對蘇聯的牽制作用，總之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并不符合德國的戰略利益。⑥楊玉文、楊玉生:《中日戰爭期間納粹德國“調?！被顒蛹捌浣Y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陳方孟:《論抗日戰爭初期德國的對華政策》，《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2期;王建朗:《二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外交綜論》，《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關于這一時期希特勒政府的對華政策，吳首天認為希特勒從實利主義立場出發，在對華關系上采取了投機主義，從而表現出一種左右搖擺、實為左右投機的趨向。⑦吳首天:《論希特勒的對華政策 (1931－1941)》，《民國檔案》，1990年第2期。此外，還有眾多學者對這一時期的中德關系進行了深入考察，這里不再一一列舉。⑧主要有:李樂曾:《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對德政策——以朱家驊使德計劃為中心》，《德國研究》，2009年第4期;李樂曾:《試析1933至1938年納粹德國在遠東政策上的分歧》，《歷史教學問題》，1998年第4期;徐暉:《抗戰爆發前后中德關系的演變》，《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何蘭:《試論1938－1941年的中德關系》，《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6期;薛念文:《平等外交的幻想與現實——三十年代中德關系述評》，《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1期;方世敏:《中日戰爭爆發前后中德關系走向述評》，《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3期;李蘭琴:《試論20世紀30年代德國對華政策》，《歷史研究》，1989年第1期。

5．滇緬路事件后國民黨內的聯德傾向。1940年7月英國封鎖滇緬路后，國民黨內一度出現了在外交方針上是繼續親英美還是轉向聯德的議論，聯德傾向抬頭，并有所行動。左雙文認為，國民政府在滇緬路事件之后的對德試探只是其外交謀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為了利用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從國家的最高利益出發以集中對付當前最兇狠的敵人日本，這一方針是基本正確的。⑨左雙文:《轉向聯德，還是繼續親英美?——滇緬路事件后國民黨內曾謀劃調整外交路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楊天石指出在包括孫科、白崇禧等人的黨內高層高呼“聯德，拒英”的壓力下，蔣介石力排眾議，堅持外交政策不變即維持與美、英、法之固有關系，對德外交僅限于經濟、文化等方面，從而避免了二戰后中國淪為戰敗國的噩運，蔣介石的選擇無疑是正確、明智的。⑩楊天石:《聯德還是聯英美?——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重要抉擇》，《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李樂曾依據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朱家驊檔案，從個案角度對歐戰爆發后至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簽訂前朱家驊的聯德活動進行了研究，指出歐戰爆發后朱家驊向蔣介石提出聯德意見是“他在對德外交中強調國防軍路線的重要體現”，即使在1940年德意日三國簽訂同盟條約后，朱依然主張通過各種渠道間接影響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李樂曾:《歐戰爆發后朱家驊的對德立場與聯德活動》，《民國檔案》，2010年第1期。

三、臺灣地區研究概況

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一直在海內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關于對德關系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即有學者從事中德關系的研究，李國祁可以說是這一領域的拓荒者，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張水木、周惠民、傅寶真、辛達謨等致力于德國對華政策與德中關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①馬振犢主編:《戰時德國對華政策》，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

近些年大量新史料的發掘和公布，有力地推動了臺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史研究。這些新公布的史料有:藏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臺灣“國史館”開放的蔣中正檔案、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閻錫山檔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朱家驊檔案及刊印的《王世杰日記》、《徐永昌日記》、《王子壯日記》等。下面就臺灣地區中華民國史研究中涉及國民政府與德國關系的內容略作介紹。

涉及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著作主要有:傅啟學的《中國外交史》下冊 (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版);王正華的《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臺北:環球書局1987年版);黃慶秋編的《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8年版);傅寶真的《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 (臺北:民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周惠民的《德國對華政策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版);“國史館”中華民國外交志編撰委員會編輯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志》(臺北:“國史館”2002年版)等。

涉及的史料主要有:［德］郭恒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善豪譯的《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之中德關系》(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叢刊1991年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1981年版);羅家倫主編的《革命文獻》第72輯《抗戰前國家建設史料——外交方面》(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輯發行，1977年);陳志奇的《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匯編》(1912－1945)(臺北:渤海堂1996年版);［德］墨爾著，張采欣譯的《蔣介石的功過——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臺北:學生書局1994年版);程天放的《使德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79年版)等。

此外，臺灣學者還對涉及中德關系的若干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發表了大量論文。這些論文主要有:陳存恭的《蔣公中正與俄德軍事顧問》(《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6年版);蔣永敬的《南京失陷前后陶德曼之調停中日戰爭——據〈徐永昌日記〉資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94年第11期);辛達謨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的中德關系(1928－1938)》(一、二、三、四、五、六)(《傳記文學》，1982年第10－12月號，1983年2月、3月、5月號);辛達謨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在華工作的探討》(《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臺北: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6年版)。②此外，辛達謨還有關于中德關系的多篇論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德國顧問之貢獻》，《近代中國》，第45期;《國父對德外交政策之研究》，《近代中國》，第36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德外交關系之研究1928－1933》，《近代中國》，第39期;《法肯豪森將軍回憶中的蔣委員長與中國》，《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第6期，第21卷第1期等。淡江大學朱景鵬、張友銘的碩士論文《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研究:民國17年至27年》和《國民政府陸軍變革與德國顧問(1928—1938)》;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王惠群的碩士論文《合步樓公司與中德關系》等。

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張水木的博士論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中德外交關系之演變1919－1939》也是研究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力作。全書共分四章，利用中英德日四種文字的已刊未刊外交檔案，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中德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不足之處在于沒有對中德間的文化和經濟交流進行專章介紹，略顯單薄。③參見李國祁:《中德關系研究的回顧》，《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 (1)，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張水木還對中德關系間的重要問題進行了研究，例如對日抗戰期間的中德關系，作者追溯了從九一八事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德關系的演變歷程，對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起伏和重大轉變進行了詳細考察，指出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起伏不定和最后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的對華政策。④張水木:《對日抗戰期間的中德關系》，《近代中國》，第35期，1983年6月。他的另一篇文章研究了德國對中日戰爭的調停，在對調停的醞釀、進行和失敗等各個階段進行詳細考察后，指出德國調停的考慮和失敗都源于其國家利益的選擇。①張水木:《德國對中國抗日戰爭之調?！?，(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刊》，1985年。李國祁研究了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所謂“合步樓”方案的經驗與其重要性，作者使用了中德已刊、未刊檔案及中外學者過去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德這一時期的軍事合作乃是各取所需，中國希望爭取德援，加速推動工業化，而德國欲借此取得中國豐富的礦產鎢銻等原料，從而增強戰備，對中國其實并無真正援助之意。②李國祁:《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4年總第32期。傅寶真根據存放于華盛頓和柏林的德國陸軍和外交機密文檔，對從北伐開始一直到塞克特第二次訪華期間的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團進行了系統考察。③傅寶真:《在華德國軍事顧問史傳》，《傳記文學》，第23卷第3期 (1973年9月)、第24卷第1期 (1974年1月)。此外，他還有多篇關于中德關系的論文。主要有:《德國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背景之分析》，胡春惠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6年版;《抗戰時期之法爾克豪森與德國顧問團之撤退》，《傳記文學》，第46卷第6期;《國民政府時期外籍軍事顧問團產生之背景與意義》，《近代中國》，第83期，1991年6月;《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認識——從馬丁博士一篇演講引發的省思》，《近代中國》，第67期;《對“德國顧問團在中國”任務研究的再認識》，《近代中國》，第68期;《外籍顧問組與中國之現代化 (一):1923－1938年德俄顧問團比較之研究》，《逢甲學報》，1986年第19期;《色克特將軍第二次訪華》，《傳記文學》，第28卷第1期、第30卷第2期;《法肯豪森與中德軍事合作高潮》，《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等。周惠民對德國對于“滿洲國”及“汪政權”的外交態度進行了研究，指出德國對“滿洲國”及“汪政權”的外交態度，實質是德國一直在充當中日兩國間調停人的角色，其目的在于牟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④周惠民:《德國對“滿洲國”及“汪政權”的外交態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005年第23期。他的另一篇文章則對中德間軍事合作發揮重大作用的魏澤爾進行了考察。⑤周惠民:《魏澤爾與中德軍事合作》，《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1998年。此外，作者還著有《合步樓公司與廣東軍火貿易》，胡春惠等編:《近代中國與亞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版;《德國軍事顧問團撤出中國始末》，《慶?？箲饎倮迨苣陜砂秾W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版等。馬文英對德國軍事顧問團中為中德軍火貿易起到推動作用的鮑威爾、佛采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進行了深入考察，指出在中德軍火貿易的官方化與制度化上，德國顧問的功勞不容忽視。⑥馬文英:《德國軍事顧問團與中德軍火貿易關系的推展》，《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4年第23期 (下)。陳郴對1941年到1945年德國在日本占領地區進行的軍事情報工作進行了考察，指出中國作為遠東情報工作的基地，對德國軍事情報組織而言具有很大的戰略意義和價值。⑦陳郴:《德國在華軍事情報機關 (1941－1945)》，《臺大歷史學報》，第44期，2009年12月。郭秋慶則利用德國的原始檔案，對第三帝國時期德國政府中掌握政府職權的國家社會主義人士對華政策的調整進行了深入考察。⑧郭秋慶:《經濟利益與信念維系:論第三帝國對華外交政策之轉變》，《思與言》，1991年，第29卷第2期。

四、民國時期中德關系研究展望

毫無疑問，在兩岸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德關系的研究在過去二十余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涌現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研究的范圍在不斷拓展，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同時，新史料的不斷發掘也給中德關系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如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中德關系的研究，成為學界共同思考的問題。筆者在此不避淺陋，談幾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薄弱環節和空白領域的研究需要加強。從本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以往對這一時期中德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中德軍事合作，包括德國軍事顧問團和軍火交易，二是中德經濟合作，三是中德政治關系，而對這一時期中德間的文化往來尚少有涉及。還有一些題目也是過去學術界較少研究又頗值得關注的，例如關于德國調停1929年中東路事件的問題，關于蔣作賓、劉崇杰、程天放、陳介等駐德大使的研究，關于孔祥熙、朱家驊等要人在對德外交中作用和地位的研究，關于德國對華友好人士的研究，關于中德之間民間交往的研究，關于旅德華僑、留學生和在華德僑、德國商人等的研究，應該都是饒有興趣的。

二、若干重點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深入研究。比如這一時期中德的軍事合作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影響還缺乏更有深度、更為切實的考察，又如從多邊關系入手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德關系、蔣介石的對德謀略等也還很有深入的空間。

三、同這一時期的中日、中美、中蘇關系的研究相比，還缺少全面闡述中德關系發展的通史性力作。德國作為這一時期對中國頗具影響力的大國，中德關系史研究理應獲得更多成就，從而以史為鑒推動新世紀中德關系的發展。

四、史料的發掘、整理、出版，還不能盡如人意，一是由于國內大陸地區的外交檔案開放不夠，二是由于語言等方面的障礙，學界對外文檔案尤其是德文檔案的利用不夠。此外，關于海外中德關系研究成果的譯介也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