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癖為美”：晚明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

曾 婷 婷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65)

“以癖為美”：晚明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

曾 婷 婷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 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65)

在晚明，以“癖”為美逐漸演變為文人階層普遍追求的生活品貌及價值觀。與以往相比，晚明文人癖好呈現出感官化、世俗化、生活化等特點，它是晚明經濟、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合力所共同塑就的獨特文化景觀。晚明文人以“癖”為美，“癖”既反映出一種人性解放、反抗社會世俗價值的意圖，又顯示一種以“癖”來寄托、承載生命價值、意義，透過“癖”讓生命超拔于世俗世界之上的理想?！榜薄笔菍徝栏泄倭Πl展的極致，這種身心與外物的緊密結合，開啟了一個新的美學時代。經由癖、疵等偏執之美成就的主體的獨特性，深刻反映了文人對生命本真意義的思索與追尋，體現了晚明文人生活美學樣態的畸變。

“癖”;日常生活審美;美學內涵;畸變

“癖”，即人的嗜好，指人們在生活中對某些事物或行為的愛好達到沉溺的程度。這一現象自古有之。在古代文人的世界里，“癖”有著獨特的文化內涵，是個性與深情的表現。但從總體來看有“癖”之士畢竟還是少數，他們在其時多被視為怪人、奇人，多與清高、孤傲相聯系，著重點在對世俗的精神超越。到了晚明，“癖”逐漸演變為文人階層普遍追求與認可的生活品貌及價值觀，晚明文人癖好呈現出世俗化、感官化、生活化等特點。

一、晚明“癖”觀念的特點

晚明文人特別提出并極為重視癖好這件事，對癖好的談論在晚明小品、筆記中隨處可見。如張岱“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1]。袁宏道“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2]826。李漁自認平生有二癖，一則辨審戲曲，一則置造園林[3]181。陳繼儒自稱有花癖[4]。張潮《幽夢影》更是將“癖”提升為人生必不可缺之物：“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盵5]花與蝶、山與泉、石與苔、水與藻、喬木與藤蘿是相互彰顯其存在價值與美感的，而人與“癖”之間的關系正是如此：人無“癖”，就無法顯示其生活情趣，就成為面目可憎之人。而在癖好里，又可看到人的個性。這一種身心與外物的緊密結合，開啟了一個新的美學時代。

其次，晚明文人癖好的事物種類繁多，與以往相比，呈現出世俗化、生活化等特點，如：煙霞癖、園林癖、酒顛、茶淫、花癖、書蠹、花鳥癖、硯癖、石癖等。屠隆在《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中說：“生平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廓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蹄，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水?！盵6]許次紓“有嗜茶之癖，每茶期，必命駕造余齋頭，汲全沙、玉寶二泉，細啜而探討品隙之”[7]。李漁有“蟹癖”，“嗜此一生，每歲于蟹之未出時，即儲錢以待”[3]284。又有“花鳥癖”：“夜則后花而眠，朝則先鳥而起，惟恐一聲一色之偶遺也。及至鶯老花殘，輒怏怏如有所失?！盵3]362袁宏道自稱有“青娥之癖”[2]1168，張岱說自己“好美婢，好孌童”[8]157，衛泳亦為女色之癖辯護：“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盵9]45

晚明文人之癖好舉不勝舉，其癖好對象與世俗生活密不可分，層次也參差不齊。文人的有些癖好仍然包含道德超越、人格投射之意，如茶淫、酒顛、香癖，不僅重在世俗感官的享樂，尚求超越世俗的清雅；而文人的有些癖好則偏重于感官的沉溺，與物交融的美感，如色癖；還有些癖好偏重于形式美，對物的審美達到高度的形式化與精致化，如花癖?？梢?，晚明文人之“癖”具有對象、內容、性質等方面的豐富性，“癖”的寓意是復雜的、多樣的，它與現世生活的緊密關聯彰顯了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已大大不同于前代偏重于精神超越之癖好。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晚明文人的癖好與物質文化的發展密不可分，是日益膨脹的物欲自由發展的結果。

“癖”又是分層次的，并不是所有癖好都是審美的。謝肇淛曾將文人的嗜癖分為幾個層次：“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游涉山水，李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為??；右軍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有斗牛，米元章好石，近于癖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礙；至于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紈也，甚矣?！盵10]146謝肇淛雖未提及晚明文人，但顯然是有感而發：時人以“癖”為美成為風尚，但有些不過是附庸風雅，有些則不僅于己無益，且妨礙旁人；至若逐臭、嗜足紈等則極粗俗不堪，不僅毫無美感，并且是畸形的怪癖了。謝肇淛欣賞的是發自天性，有審美提升意義的癖好?？梢?，“癖”的主體與對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癖”是否具有審美意義。實際上，“癖”指涉的正是物與我之間的關系。若詩癖、書癖、酒癖、茶癖、園林癖、色癖、煙霞癖、花鳥癖等等，由于所癖對象能引發美感興味，故使得癖的行為本身亦可能成為一種值得欣賞的審美對象。而“癖”的主體是否發自天性，悟自本心，真正與物相投契、相感發，也是“癖”能否成為審美活動的重要指標。若只涉皮毛，不懂癖趣，則不過是附庸風雅，難及美學精義。

二、晚明“癖”觀念的審美內涵

(一)“以觀性情”

晚明最重真人、真氣、真性、真情。在文人看來，癖好是真情至性的表現。張岱曾為家族中的癖執之人作傳。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家瑞陽之癖于錢，髯張之癖于酒，紫淵之癖于氣，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書史，其一往深情，小則成疵，大則成癖。五人者皆無意于傳，而五人之負癖若此。[8]136

在張岱眼里，有癖有疵的人物與忠孝節義型人物一樣，應得到名垂千古的地位，因為他們之“癖”發自真心，一往情深，其對生命癖好的執著追求已臻人生至境。在晚明文人眼里，千百年的封建傳統是壓抑人性的傳統，在儒家禮義的教誨下，文士們恪守著“存天理去人欲”的鐵打信條，以“內圣外王”為人生目標，強行壓制正常的感性欲求與個性情感，說的是心口不一的假言，做的是違背本心的假事，晚明文人最憎惡這種生命作偽。而有癖有疵的人雖然無意于事功，所癖之物不能用世，但“癖”的行為本身卻因為真情至性而成為審美對象。袁宏道也將世上言語無味、面貌可憎之人，歸因于無癖無深情之故。華淑在《癖顛小史》跋里進一步指出：“癖有至性，不受人損，顛有真色，不被世法，顛其古之狂歟，癖其古之狷矣。不狂不狷，吾誰與歸，寧癖顛也歟?！盵11]寧為狂狷，勿為鄉愿，“癖”的行為雖然偏執、顛狂，但卻真實，無偽，有著對生命“絕假存真”的誠意，這就符合了晚明文人理想中的價值情感。

“癖”也可視作“疵”，如張岱所說“其一往深情，小則成疵，大則成癖”[8]136；謝肇淛也說：“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盵10]146“癖”是偏執，是缺陷，極可能走向偏執，畸態；而傳統文化要求道德完美的圣賢人格，是容不得一點疵癖的，然而晚明文人卻對這些性格缺陷一再辯解，給予高度評價，將之塑造為另一種審美的典范。程羽文曾對晚明文人的偏執性格特色作了細致而全面的整理：

(癖)：典衣沽酒，破產營書，吟發生歧，嘔心出血，神仙煙火，不斤斤鶴子梅妻；泉石膏盲，亦頗頗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狂)：道旁荷鍤，市上懸壺，烏帽泥涂，黃金糞壤……病可原也。

(懶)：蓬頭對客，跣足為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病可原也。

(癡)：春去詩惜，秋來賦悲，聞解佩而踟躊，聽墜釵而惝恍，粉殘脂剩，盡招青冢之魂……病可原也。

(拙)：志惟對古，意不俗諧，饑煮字而難糜，田耕硯而無稼，螢身脫腐，醯氣猶酸，病可原也。

(傲)：高懸孺子半塌，獨臥元龍一樓，鬢雖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為面皮作緣，病可原也。[12]

無論癖、狂、懶、癡、拙、傲等，都屬于逸出常人的行事作風，但程羽文卻以珍惜欣賞的口吻，對它們給予包容。這六者有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容于世俗之偽，如“懶”，“蓬頭對客，跣足為賓，坐四座而無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閉門”，從世俗眼光來看，真是夠懶的了。然而，晚明文人認為，真懶者不過是對世俗的抗拒，“真懶者世外而得身，外身而得性，性便神逸，形骸不能束”[13]，他們的心思在精神的超越而非身體的裝扮，故能放浪形骸，率性而為?？傊?，無論是癖、狂、懶、癡、拙、傲，都是超越世俗之“奇”，他們無所忌憚的追求物欲、享樂，不過是至性真情的不同性格展現罷了。

晚明文人喜歡通過自曝其短的方式，來顯示自己對生命的真誠與放肆，如張岱就說自己是“富貴人”、“貧賤人”、“智慧人”、“愚蠢人”、“強項人”、“柔弱人”、“卞急人”、“懶散人”[8]157，更不在乎世人稱他為“敗子、廢物、頑民、鈍秀才、瞌睡漢、死老魅”[8]157；徐渭也在《自為墓志銘》上說自己“賤而懶且直”[14]。在晚明文人眼里，真誠是道德的必要條件。正是由于真誠，所以毫不掩飾自己性格之偏執，若偏執出于性情之真，亦可臻道德之圣境。對于癖疵的理解，是要從生命任真處去欣賞，而不必在意世俗的標準如何。更重要的是，晚明文人自曝其短，實質也是對時世深刻激烈的批判。

并且，癖好是個性才情的流露，是生活情趣的表現。雖然是“疵”，但卻是美在病處。張大復在《病》一文中說過：“木之有癭，石之有鴝鵒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盵15]董復亨認為：“太史公列傳每于人紕漏處刻劃不肯休，蓋紕漏處，即本人之精神血脈，所以別于諸人也?！盵16]在重個性、重才情的晚明社會，向世人展示與眾不同的個人風貌是一種時尚，正是經由癖、疵這類偏執之美成就了主體的獨特性，故以奇為貴、以病為美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生命寄托

“癖”意味著一種忘我的精神境界，甚至是喪己于物。這種境界存在著矛盾的兩端，一則謂寄情于物，進而達到物我交融、天人合一之境；一則謂玩物喪志，放縱欲望，流于無度的感官享受。很難單純地界定晚明文人的癖好追求究竟屬于前者還是后者。晚明是個充滿異質性的時代，文人的癖好追求同樣不能簡單歸于物質或者精神，而恰恰同時跨越了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

晚明以前，傳統文人在自我修持和審美品味上，始終強調精神的重要，不但要超越世俗的功利價值，而且要遠離物質的誘惑，所謂不役于物，才能展現完全的自主。文人的審美經驗多半來自于明心見性的道德領悟，如觀山水花木，則類比道德人格，或者寄意玄虛，陶養性靈。然而在晚明，追逐自然山水之美，已不純粹是怡養性情，而是全然陶醉于自然之形色風韻；收藏古董器物，也不再以為是喪己逐物，而是耽樂其中；品茗飲酒，賞花玩石，無不借用物性以成審美之樂，對形式美的重視甚或超過了對內涵美的強調。物我之間的這種全新關系，使得審美實踐與以往相比有了全然不同的風貌，晚明文人的嗜癖正是精神與物質關系重新調整的結果?？v觀晚明文人之“癖”，強調感官享受是重要特征，然而在這種偏好中卻寄寓著精神性、審美性的東西，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不斷為文人所思索、調整，從而造就了“癖好”類型、性質、內涵等等的豐富多姿。正是因為“癖”并不簡單等同于物質感官之沉溺，“癖”之中必有所寄，才具有了美學研究的意義。

一是日常生活必須有所寄托，“癖”是生活情趣的載體。李贄說：“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以酒為生，如某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盵17]袁宏道也說：“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樂。故有以弈為寄，有以色為寄，有以技為寄，有以文為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盵2]89

有所“癖”，有所寄，生命于茫茫塵世之中便有了支撐與堅持，為著所癖好的事物，即便歷盡艱辛磨難，百轉千回，也有發自內心之欣喜。在晚明文人眼里，“癖”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寄托著生活情趣與審美理想。如果生命無所寄，無所癖，其快樂憂傷也就失去了根基，常常困于一己之情或外界之變，終無法取得真樂。作為晚明獨特的生活美學觀念，“癖”于主體而言，是一種游戲，這種游戲超越了世俗功利，沒有特定的目的，身心自由，無拘無束，僅僅在于對美好事物的癡迷。審美主體的感官高度發達，精于捕捉玩好過程之中細微的審美元素，并進行對比、分品、歸類、組構，進而構建物我交融的復合式的審美意境。于客體而言，“癖”的對象達到了審美的高度形式化，體現在尺寸、位置、樣式的相稱相宜等等。在晚明文人看來，“癖”作為生活情趣的象征，意味著全身心的投入，非理性的全情傾注?！榜薄庇质侵黧w人格的投射，但主體人格關聯的卻并非是人的道德、理性，而更多的是人的感性風姿，如：“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閑，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盵18]對某種事物的癖好，是由于所癖事物能將主體引向某種特定的審美意境，而這種審美意境正符合了主體內心的情感需求。

二是“磊塊雋逸之氣”必有所寄。袁中道說：“古之隱君子不得志于時，而甘沈冥者，其志超然出塵?之外矣，而獨必有寄焉然后快?！蛞陨剿?，或以曲蘗，或以著述，或以養生，皆寄也。寄也者，物也，借怡于物，以內暢其性靈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者也。故隱者貴聞道，聞道則其心休矣，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隱為真隱，元亮之隱也，差適矣?！盵19]496

在晚明，有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他們或是科舉受挫，或是仕途坎坷，又或是厭倦官場，于是有人選擇了隱而不仕，如陳繼儒；有人選擇了時隱時仕，如袁宏道。這些文人往往自恃甚高，精神要出于塵世之外，肉身卻又要享盡世間繁華，他們的癖好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他們借助物質感官之“癖”，以成全精神的超脫之好，最高的審美境界仍是袁中道所謂的“聞道”，這體現了古典美學精神的延續性。由于不得志，文人胸中積聚的“磊塊雋逸之氣”需要釋放，如袁宏道所說：“嵇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云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塊雋逸之氣者也?！盵20]“磊塊雋逸之氣”中既有滿腹才華的自負、懷才不遇的苦悶，又有精神境界的超逸等等復雜情感。

于是，“癖”成了晚明文人隱于世的手段或載體，出現了不少如色隱、花隱、酒隱、懶隱等等名號的人，有所寄托才能抒發郁結，找到人生的快樂和目的?！榜薄笨梢浴昂膲研摹盵19]544，“令人名利心俱淡”[9]45。許多嗜癖其實是另有深意的。如袁中道在《苦海序》中說：“是以修行之人，常處逝多林中，借其無常之水，以消馳逐奔騰之火，此亦調心第一訣也。袁崧好唱挽歌，蓋亦有意。彼慧人也，姑借之以耗壯心，而世目之為癖則過矣?！盵19]544

“癖”是一種精力的轉移，也是一種人生的智慧?！胺蛴娜隧嵤?，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鐘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2]715。所癖好的對象往往是具有美感意境的事物，與名利、虛偽拉開距離，高雅如花隱、茶隱，世俗如色隱、懶隱，雖精神性不一，卻都與名利虛偽不相容。沉湎其中，就可以避免追名逐利，還能遠害全身。譬如衛泳說“色隱”：“古未聞以色隱者，然宜隱熟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視世之奔蝸角蠅頭者，殆胸中無癖，悵悵靡托者也。真英雄豪杰，能把臂入林，借一個紅粉佳人作知己，將白日消磨，有一種解語的花竹，清宵魂夢，饒幾多枕席上煙霞，須知色有桃源絕勝，尋真絕欲，以視買山而隱者何如？”[9]45

“色”本偏于感官性，卻也是文人消釋胸中不平，寄托情感的一種手段。從衛泳的描述可知，“色隱”源于對世事的無奈，但文人們懂得“借境調心”，化現實的無奈為積極的享受，這不得不說是晚明文人的一種生活智慧。并且，癖好可以怡養情性，徜徉于山林泉石、園林花木、美色桃源之間，易于平息內心的浮躁，延年益壽。而患有血疾的袁中道，其癖好舟居旅游，在別人眼里是逍遙游，而在他則是借以斷欲養生，希望延長壽命[21]；并且，游行于山水之間，可以啟迪智慧，有助于深化人的思想。有園林之癖的劉士龍，在其《烏有園記》一文中，也有同樣的表示：“園中之我，身無常病，心無常憂。園中這侶，機心不生，械事不作。供我指使者，無語不解，有意先承。非我氣類者，望影知慚，聞聲欲遁。皆吾之得于吾園者也?！盵22]可見，正常而健康的癖好對于人的心理和生理，均具有解憂養生的作用。又費元祿有茶癖，嬰疾在體，遂斷家事，園居棲息三年，“自非花柳招尋，不踐門前”，然而，“茶癖猶存，能受硨磲七碗”，“新茶始至，昏眼為開”[23]?？梢?，生活中的某些嗜癖，不僅可以用來觀察人的韻致、情趣，還有治病養心的效用。李流芳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子薪故有花癖……然是夜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落落，一無所有，伏枕便酣至曉，從此病頓減。此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忘也?！盵24]由此看來，晚明文人的養生觀與審美密不可分，在許多文人看來，審美帶來的感官快適與心理愉悅就是最好的藥，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癖之所在，性命與通，遽病得此，皆稱良藥”[3]381。尊生與審美的合一，是晚明文人生活美學的一大特色。

綜上所述，晚明之“癖”既是感官欲望的沉溺，又意味著一種忘我的精神境界。這種境界存在著矛盾的兩端，一則謂寄情于物，進而達到物我交融、天人合一之境；一則謂玩物喪志，放縱欲望，流于無度的感官享受。很難單純地界定晚明文人的癖好追求究竟屬于前者還是后者。晚明是個充滿異質性的時代，文人的癖好追求同樣不能簡單歸于物質或者精神，而恰恰同時跨越了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晚明文人以“癖”為美，“癖”既反映出一種反抗社會世俗價值的意圖，又顯示一種以“癖”來寄托、承載生命價值、意義，透過“癖”讓生命超拔于世俗世界之上的生命理想，深刻反映了晚明文人對生命本真意義的執著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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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漁.閑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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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岱.瑯嬛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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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袁中道，錢伯誠.珂雪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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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費元祿.轉情集[G]//吳智和.明人飲茶生活文化.宜蘭：明史研究小組，1996:105.

[24]李流芳.檀園集:卷12[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責任編輯海林]

TheAbnormalityofAestheticFormoftheLifeintheLateMingDynasty

ZENG Ting-t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65,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addiction for beauty” gradually became the Life appearance and values that the literati class pursued generally. Compare with the la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diction of the literati clas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re sensory, secularised and lively. It’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was shaped by the joined forces of the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thought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peop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ought that “addiction” is beauty. “Addiction” not only showed the intention of human liberation and rebellion of the social secular value, but also showed that people used “addiction” to bear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the life as well as let their lives surpassed above the secular world through “addiction”. “Addiction” is the extre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sense ability. The peculiarity of the subject which was shaped by bigoted beauty like “addiction” and defect reflected deeply the ponder and pursuit of the life’s basic meaning of the literati. It also showed the abnormality of aesthetic form of the lif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ddiction;aesthetics in daily life;aesthetic intension;abnormality

I206.48

A

1000-2359(2013)04-0144-05

曾婷婷(1980-)，女，廣東梅州人，廣東技術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博士，主要從事文藝美學研究。

201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