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虛擬自我與人格新探

侯 巖

(華中科技大學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

網絡虛擬自我與人格新探

侯 巖

(華中科技大學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

網絡虛擬空間給人們提供了多重身份體驗的可能，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同一個體在不同的虛擬空間可能擁有多種不同的身份，塑造多個自我，傳統的自我與人格概念在面對網絡空間時遭到了普遍質疑。網絡虛擬自我與人格特征，不再以特質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內部,而是存在于人與人的關系中，存在于網絡語境之中；人們在不同的網絡情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展示著不同的自我，每一個“自我”都是與他人關系的產物；網民自我的建構和呈現都是由于網民從網絡傳播中的“意義”建構而來的，網絡傳播使個體的自我意識受到內部心理活動和外部環境變動的影響，是一個互動的建構和呈現過程；網絡自我和人格不是絕對穩定的、整體的和一貫的,而具有不確定和多元的一面。所以，網絡自我和人格以其界域性、合情性、時代性等特征，映射著網絡傳播所處的現實語境、社會現狀和文化樣態。

網絡;虛擬自我與人格;自我與人格的新界定;新特征

一、對傳統自我與人格研究的質疑

現實世界,人類經過社會化的過程和實踐經歷，逐漸形成了每個人相對統一而穩定的自我和人格，而且，自我與人格觀念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日常的生活、行為中得到相對穩固的體現，不可能隨時間、地域的改變而輕易改變。然而，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人們在網絡虛擬空間，可以自由隨意地選擇和自己相像的、理想中的角色，甚至與真實的自我相差甚遠，可以嘗試各種新的角色認同。這種人格與自我的改變，沖擊著傳統概念的穩定性。

心理學的人格研究，主張遵從普遍性、永恒性、邏輯性等原則，主張從復雜、多樣、瞬間的表面行為中去探尋其背后的、深層的人格“本質”，研究人格，就是要力圖揭示那些使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相對穩定的、具有跨情境和跨時間的一致性的品質。

然而，當前，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傳統人格觀遭到了普遍質疑。

第一，相對穩定的“人格”是否存在?主流心理學秉承科學理性精神，往往從可以觀察到、可以量化、可以控制的人的外顯行為出發，來推斷行為背后所表現出的某種人格特征。但是反過來再詢問，這種外顯行為的內在原動力是什么呢？學者們往往又歸因于他具有的某種人格特征,顯然,這是一種循環推理。不可能真正找到心理行為的發生機理。

第二,“人格”恒定存在，是否就意味著人類能夠超越文化和歷史而存在。真實情況是，“人格”不是存在于任何文化環境之中的。所謂“人格”，歸屬于人類所生活的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政治經濟、生態結構的附屬,不可能恒定地、穩固地存在，超越于歷史和文化之上。

第三,“人格”是否何時何地都具有穩定性。答案是否定的。按照文化心理學的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與社會語境下，人類的行為表現完全有可能不同。

第四,是否每個人都有一個統一的、一貫的人格。事實是，根據社會語境、文化傳統和交往對象的改變，一個人一定會有多個自我和多重人格。

作為心理概念，人格和自我是用來說明人的心理構成的概念。不同的符號形態和符號關系構成了文化，文化的差異必然通過符號互動過程影響到自我。顯然，人在社會生產、生活活動中，首先按照各自的意志、情感、價值、需要、觀念等心理行為來改造自然，使之“文化化”，具有一定的意義；同時，人又通過自身的心理行為來理解、體驗、把握自然社會的意義、知識。這樣，世界“文化化”，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自我與人格在特定社會文化的刺激下形成發展，都是社會、文化的產物。

然而，網絡空間的匿名性、開放性、自由性，給人們提供了多重身份體驗的可能，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同一個體，在不同的虛擬空間中可能擁有多種不同的身份，利用自設的代號或形象，在網絡上重新塑造多個自我。網絡虛擬空間突破了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之間的界限,更滿足了人們多重自我塑造的愿望[1]。人們在不同的網絡情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展示著不同的自我，每一個“自我”都是與他人關系的產物，網絡傳播使個體的自我意識受到內部心理活動和外部環境變動的影響，是一個互動的建構和呈現過程，網絡自我和人格不是絕對穩定的、整體的和一貫的,而具有不確定和多元的一面。

二、網絡自我與人格概念的新界定

網絡傳播心理概念中的自我和人格概念應重新作如下理解。

1．網絡自我與人格，并非作為穩定的心理特質獨立于人的心理結構之中,而是存在于“關系”“連接”中，存在于特定的語境中。

網民的網絡活動都是在不同網絡語境下進行的網絡互動?；邮蔷W絡的本質特征。受眾通過虛擬空間的數字化符號及其表征意義，實現彼此之間的溝通、交流、連接，建立起相應的網絡傳播中的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組織、組織與社會等多重復雜的關系，進一步促進虛擬社會各種關系的形成。網絡互動的獨特性就在于人們愿意分享與自己有關的信息，談論內心明白是真的、但以前卻難以表達的事情。美國心理學家羅杰斯稱此為“真實的自我”[2]。那些在線上還是線下愿意展示的真實自我，決定了他們在何處愿意發展更有意義的關系。如果一個人在線上展現了真實自我，那他們也會在線上發展起有意義的關系，還會努力把這種關系帶到線下，以使之成為一種社會現實。網絡語境對自我表達起著重要作用。研究表明，虛擬交往的主體“符號化”“虛擬化”，可能導致交往主體的“自我迷失”[3]。面對面交往更容易發現實際的自我，而網絡互動更容易發現真實的自我。網絡自我是變化的、多重的，隨著網絡語境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2．網絡自我由于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而有所不同，并由于“關系”和“連接”而產生意義。

在真實世界里，人的身份、地位都是他所生活的社會和時代的標簽，是有形的，具有很強的穩定性，個人身份的認同決定于它在人際關系中獲得肯定。它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行動的產物。然而，在多元的、碎片化的虛擬空間，個人的身份、自我的認同都是由個人來規定，更多地體現在自我概念、自我界定，通過連接各種形態的網絡關系、網絡組織、網絡社區，個體可以創造出多個新的“自我”，其虛擬身份模糊不定、難以捉摸。這種自主界定網絡自我身份的情形，對傳統的自我、人格概念提出了挑戰。自我與人格不能再被理解成穩定、固定、不變的心理結構,應該是在多重、多層面、多元的網絡互動中產生的臨時的動態的心理結構。人和網絡的關系,是人和現實關系的一個延伸。

由于實踐和認知環境的不同與變化，在理論上可以認為網民的自我意識分裂為“網絡上的自我意識”和“現實中的自我意識”兩部分，網民通過網絡活動可以建構和呈現出一個“網絡我”，以與現實活動中建構和呈現的“現實我”相區別。作為正常個體的網民的實踐和認知環境有兩大領域，即“網絡實踐和認知環境”和“現實實踐和認知環境”。在面對這兩個不同環境時，網民會有“網絡活動”和“現實活動”之分。因此，網民的自我意識同時受到其“網絡活動”和“現實活動”的雙重影響，是這兩者共同影響下的產物。作為網絡傳播的“終端”的網民是一個個具體的個人，但是透過計算機在網絡上進行各種網絡互動活動的網民就建構和呈現了一個“網絡我”的存在。正是由于這種鏈接，而使得網絡自我與人格具有了意義。

3．網民的自我建構和呈現都是由于網民從網絡傳播中的“意義”建構而來的。

網絡傳播帶來的一大特點就是進行網絡文本的“意義”的生產和再生產，體現在網絡上就是意義生產的無限性、生產時間和空間的連續性以及生產方式的多樣性，從而不斷地擴大和增加了網絡的信息容量。網民在網絡上接觸的符號等網絡文本所進行的信息傳播，其目的是為了獲取、建構或生產其“意義”，是“有意義活動”，而“無意義”活動(在心理學上可以理解為既無目的又無動機)對人類來說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網民自我總是在網絡傳播中不斷獲取、建構或生產意義，并進行意義和信息的再生產，或通過各種方式(網絡或非網絡的)將之呈現出來的。

4．網民自我的建構與呈現離不開網民網絡傳播中作為“傳受者”的信息傳播特點。

人們進行信息處理的“傳——受”傳播過程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內隱的內向傳播[4]，又被稱為“自我傳播”或“人內傳播”層次，這是任何人都具有的，也是意義建構的必然環節；另一個是外顯的信息傳播的層次，既包括意義的建構，也包括意義的呈現，這一點在網民身上尤為明顯。

所謂內向傳播“是發生在—個人體內的—種信息交流活動，是在主我(I)和客我(me)之間進行的信息交流”[5]，即個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體內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過程。這一過程只在個體內部產生，除非主體有意表現否則外部觀察者是看不到的，因為意義的建構并不等于意義的呈現，只有通過外部的行為展示或言語表述等方式才可能將其建構的意義呈現出來，因此是內隱的。這種傳播不是傳播學關注的重點，但是它的確是一種最自由的傳播活動。外顯的信息傳播是指網民的網絡活動是由“傳”和“受”兩個信息傳播過程統一組成的，網民就是一個以“傳受者”的角色而存在的個體[6]，既是意義的建構者和也是意義的呈現者，而意義的建構和呈現就通過其外顯的“傳”和“受”的兩個傳播活動過程來體現，相互統一。

5．網絡自我受內部心理活動和外部環境變動的雙重影響，網絡自我與人格的形成是與內外因素相互作用的建構過程。

從外部環境來看，網絡不是一個傳統的單向信息傳播媒體，它與傳統媒體的最大區別在于即時交互性。網民在網絡傳播活動中生產或獲取信息的同時也能夠反過來改變網絡信息的組成和狀態，從而形成互動關系。這一特點，必然使網民的網絡活動處于一個經常不斷變化發展的環境之中，使其自我意識的建構和呈現不斷受其發展與變化的影響而發展和變化。

從內部心理活動來看，網民通過網絡活動所生產或獲取的信息的處理不斷受到個人的多種生理和心理條件或傾向的制約，比如動機和目的、喜好和習慣、情感和認知等。這也必然會造成網民自我意識建構的方式和過程等呈現不同的變化。網絡活動是處于具體的、特定的網絡語境之中的。網絡主體的存在狀態發生改變，網絡導致主體破碎、關系重構，“獨立存在的個體”走向“多個版本存在的個體”，傳統意義上的主體對象在網絡空間消失了，轉換成多重形態，并在虛擬空間自如、真實地生活[7]。網民自我意識的建構和呈現，既有來自網絡活動的影響，也不可能避免現實社會活動的影響，而且在網絡上也要具體分析其所處于的特定網絡互動語境和信息處理上的傳受者特點。

三、網絡虛擬自我與人格的新特征

網絡人格與自我的概念不是單一的、穩定的，涉及對網絡個體生存狀態的描述和理解，涉及網絡主體的身份認同，在一系列概念分析的背后，映射著網絡傳播所處的現實語境、社會現狀和文化樣態等。

1．界域性

心理學概念在普遍性之外存在著一定的界域性。因為，作為概念的心理學還是一種社會、文化的差異性存在，是特定地域范圍、文化傳統之內的人與周圍世界相互作用、建構而成的心理現象、行為表現的產物，蘊含著一代代人類積淀下來的概念系統。

歷史學家利莎·吉特爾曼提供了一個視角，認為媒體在兩個層面上工作：一是它意味著一種溝通成為可能的技術，一是它有一套相關的協議或者說圍繞著技術而成長起來的社會和文化實踐[8]。媒體技術是一種文化技術，媒體系統也是一種文化系統。生活于網絡空間、進行著網絡傳播與網絡互動的個體，在網絡文化的特定背景下，文化的痕跡已經刻在了個體所創造的一切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為了進一步迎合虛擬空間虛擬生存的需要，必然相應地形成新的行為方式和交往方式，在這個過程中，實際上也形成了新的文化模式，而反過來，新的文化模式又在培養造就新一代的網絡人，網絡人按照網絡生活的樣式，形成了與網絡相適應的網絡人格。文化的界域性，將所有網絡傳播過程的心理行為打上個性化烙印。

2．合情性

心理學概念不僅僅合乎理性的要求，在社會、時代的背景之下，應該具有合情性。心理作為一種電磁場，人類有限的五種感官是無法直接感知的，人們的價值、觀念、動機、需求、氣質、愛好等主觀體驗，都連接著日常生活的所有心理問題，構筑每個個體獨特的心理世界。

當前，網絡技術手段比任何媒介都更能強烈地、徹底地表達著網民的情感狀態，情感的訴求不斷被觸發、被相互分享、被無限制地復制，越來越多地浸潤到人的情感世界之中。網絡在滿足現代人的情感訴求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讓人們的精神獲得自由和解放，成為人們克服內心分裂、尋找精神寄托的一種再合適不過的方式。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壓力可以通過移情的方式在非現實的虛擬空間得以釋放，網絡以其自由和平等精神契合了大眾釋放心理壓力的需求，能夠在輕松浪漫的氛圍中撫平大眾的心靈創傷。同時，由于網絡圖像、網絡音頻、視頻等具有形象化特點，受眾通過觀看形象能夠確認對形象的情感認同和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將個人內心的沉重幻化成愉悅的風景。

所以，網絡帶給人們的幸福感是現實中的傳統媒介無法比擬的。網絡是一個充滿文化精神的虛擬空間，網民們可以避開所有的現實煩惱，使自己自由徜徉在并非虛幻的世界里感受著希望得到的所有滿足與幸福。從這個角度分析，網絡傳播心理概念具有典型的常識性概念特征，屬于合情性的層面。

3．時代性

主流心理學強調研究對象的可觀察、可操作、可證實性，如行為主義只研究客觀的外部行為，凡是與意識有關的心理學概念都被視為不可知的形而上學問題，排斥在研究范圍之外；即使研究高級心理過程的認知心理學，把人腦模擬為計算機，人與機器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這給人機功能類比帶來了麻煩，限制了心理學的研究范圍，忽視了認得情感、意向活動、人格、變態等概念的研究。這些研究取向都有問題。心理學概念追求抽象性、概括性、精確性、量化性、普遍性，一旦形成就具有永恒性，嚴重脫離時代特征。

網絡傳播中涉及的虛擬自我與人格，必然與網絡時代特征密不可分。比如近年來頻發的網絡群體性事件，很多網絡事件都走向了極端。這些事件的相似之處都在于:由一個無法確認真偽和來源的網絡話題引發網民大規模的爭論，此后爭論逐步升級，引發一場關于正義、道德、倫理的網絡討伐，并借助網絡壓力對當事人的現實生活、名譽和隱私造成了不良的影響，對現實社會產生了巨大沖擊，每一個事件的背后都折射了時代的特征。中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矛盾密集期，諸多問題疊加積聚，各類網絡事件觸及的社會領域更加寬泛，影響面更大，主要涉及民生訴求、涉法涉警、官員腐敗、貪污瀆職、經濟政策、社會公共問題、科教文衛問題、民族矛盾問題等。影響的程度也從虛擬走向現實?；ヂ摼W的發展，為公眾公共決策打開了一條參與之道，網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逐步增強，網絡民間群體已經蓬勃成長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自發地、群發地將行動作用于現實空間。

對網絡事件的分析，離不開每一次網絡事件發生的具體語境：時間、空間、主體、成因、環節、目標、趨向、影響以及意義等，在基于個案和事件的基礎上，應加強對新媒體事件中網民社會心理背景、網民的參與心理、事件發展過程中網民的感染、模仿、暗示和盲從等心理狀態，扮演核心角色的意見領袖的心理行為特征及事件消退后網民對該事件的心理態度的調查研究，等。只有將研究置于網絡場域中，賦予網絡傳播心理概念的典型時代特征，才能為我們提供一種動態分析的視角，發現網絡事件背后體現的“隱性”動力，真實反映當下的社會心理。網絡傳播心理概念已深深打上了網絡社會、網絡文化和網絡時代的烙印。

[1]趙惜群.網絡文化與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J].東疆學刊，2011(2).

[2]卡爾·R.羅杰斯．當事人中心治療:實踐、運用和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35-37．

[3]孫偉平.虛擬交往社會效應的哲思[N]．北京日報，2012-12-03.

[4]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45-46.

[5]胡正榮．傳播學總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121.

[6]劉京林.新聞心理學原理[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245.

[7]段永朝.互聯網：碎片化生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8.

[8]胡泳.新媒體“新”在何處？[J].21世紀商業評論，2007(11).

[責任編輯孫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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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2359(2013)04-0169-04

侯巖(1968-)，女，河南鄭州人，河南教育報刊社副編審，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網絡與新聞傳播研究。

2013-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