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探析

趙 靜

（北京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100083）

道德是時代的產物，更是歷史的積淀。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源遠流長，由當時社會特殊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所決定，政治與倫理始終密不可分，形成了典型的倫理型政治。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對為官從政的道德拷問和倫理關懷從未懈怠，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探討規律，設計規則，尋求方法，追求真理，建立學說，積累了豐富的從政道德資源，其豐富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一、以民為本：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之根本

以民為本、注重民生的思想貫穿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的始終?！暗妹裥恼叩锰煜?，失民心者失天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為先”等等，均是古代為官從政的至理名言，也是以民為本、注重民生的集中寫照。民本即把民眾作為立國安邦的根本，重民、親民、愛民都是世代相承的道德規范，是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的核心內容。以民為本、注重民生的重要舉措就是實行仁政，“‘仁政’，是‘仁’的政治要求在處理君對民關系上的政治體現，既是政治主張，又是社會道德理想”［1］，也是解決民生問題的現實舉措。

最早的民本思想出現于殷商和西周時期，《尚書·五子之歌》中有云：“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陛^早表達和強調了以民為本的重要性。自此，民本思想便逐步步入中國政治思想領域，成為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所關注的重要問題。西周時期，周公從殷商的滅亡中吸取教訓，逐步意識到有德者為王，無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無德而民叛，并提出撫民、親民、恤民、安民、敬德保民等民本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家們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并開始系統闡述民本思想?！豆茏印つ撩瘛吩唬骸罢d，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薄蹲髠鳌でf公三十二年》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崩献犹岢隽恕笆ト顺o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的民本思想最高境界?！赌印ぜ鎼邸分鲝垺皭劾f民”?！秴问洗呵铩毡尽穭t曰：“安危榮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廟，宗廟之本在于民?！笨鬃右恢睆娬{統治者應當養民、利民、惠民、教民，實行仁政，其弟子也繼承了這一思想?！墩撜Z·顏淵》曰：“自古人皆有死，民無信而不立?！泵献蛹叭怂枷胫蟪?，著重從君與民的關系出發，對民本思想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在君與民的關系上，孟子充分認識到了民的重要性，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保ā睹献印けM心下》）孟子倡導君主要施行仁政，注重民生，以得民心；告誡君主不要施暴政，因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拌罴q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離婁上》）?？傊?，孟子主張統治者應該行仁政，因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孫丑上》），強調施行仁政、重視民生在治國從政中的根本性地位。

西漢思想家賈誼認為，民為國本，君主在施政過程中，應從愛民、惠民、慎刑三個方面真正做到以民為本。唐太宗論述了重民政策的重要性，主張“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君主應當無為、因順民心、不竭民力、以農為本，從一定意義上實現了民本思想從理論向實踐轉變，使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北宋思想家繼承儒家的重民傳統，提出“夫為政在順民心。茍民之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去之”，把民心向背作為制定政策的出發點。朱熹認為“仁者無敵”，奉勸統治者要“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幸而茍免”，“寧過于予民，不可過于取民”，還提出“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奉勸統治者要關注民生、體恤民情，以維護長期統治。

明太祖朱元璋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以安民、恤民，如，廢除苛政酷法，以寬治民，實行恤民政策，緩和社會沖突。朱棣在告誡官吏時明確指出：“君國之道，以民為本”，“為臣能體其君愛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舉得其所”（《明太祖實錄·卷八十七》）。東林黨人也提出一系列稅收調整政策，既“恤窮民”，又“保富民”。明末清初，黃宗羲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這是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改造和發展。傳統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君主民客”的基礎上的，而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則建立在“民主君客”的基礎上，使民本思想達到了新的高度，這種高度是以往的民本思想所不及的。

二、德主刑輔：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之主線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極力推崇道德教化，明確反對嚴刑峻法，但并不是全盤否定法制的作用?？鬃犹岢龅摹暗轮餍梯o”治國主張，就體現了德法兼用的思想?！暗轮巍?，是指重視對社會大眾道德的善化，重視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張政治與道德應該合為一體，甚至認為政治的根本問題就是道德問題，即把道德的良善看作政治的目的?！胺ㄖ巍?，即主張“認法不認德”，認為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權力，道德不起決定作用?！俄n非子·心度》中說：“治民無常，惟有法治?！鄙眺痹凇渡叹龝ぞ肌分姓f：“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薄澳茴I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于法”。法家之所以強調法治，是因為“事斷于法，是國之人道也”和“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運用法治是治理、管理國家的基本要義，法的最大功效在于“使私不行”，國家立法也就是為天下“立公義”，其目標是“立公而棄私”。法治作為公認的準則，以約束人們的行為，即使國君也要遵循它，不得因個人的喜好而干涉和違背，“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否則人君即是“以心裁輕重”、“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結果往往是“同功殊賞，同罪殊罰”。如果不重視法的約束作用，各級官吏就會利用政策上的空隙營私舞弊、貪贓枉法，最終給國家政權帶來極大的威脅?？梢?，法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中國自古是一個重視“德治”的國家，中國治政思想的發展歷程也表明中國古圣先王尤其是“圣賢政治”大都采用以道德教化為主的治國從政之道，“德治”為主、“法治”為輔是古代從政道德思想之主線。

早在西周時期，大政治家周公就曾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德治”為主、“法治”為輔思想。春秋時期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保ā墩撜Z·為政》）認為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管理百姓，雖然能夠使百姓避免犯罪，卻不知道犯罪是可恥的；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法來教化他們，才能使他們不但能知廉恥，而且能人心歸正。政治權術只能治標，道德才能治本，才能真正維護社會的穩定，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傊?，孔子強調為政以德，認為實行德政和德教，比實行法治更加有效和高明。荀子提出威勢有三種：“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認為其中道德之威者最重，充分肯定了道德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

漢代，思想家們對“德治”、“法治”的關系進行了更加深入的闡釋。儒學家董仲舒明確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強調“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認為道德教化對于維護封建社會穩定的作用比起刑罰來，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梢园训赖陆袒茸鞔蠛拥牡谭?，堤防堅固牢靠，就可以抵御滔滔的洪水。漢代以后不斷總結政治統治中的經驗，在先秦德治思想的基礎上吸收法家的合理思想，認為只有掌握了“權勢法制”才能更好地行德治。法治的主要手段是賞和刑，立法的目的不是為了使民懾服和畏懼，置民于死地，而是“以是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2］。這樣，“德主刑輔”的新德治理論逐步形成。兩晉、南北朝時期，大都承續儒家傳統并表明不排斥法治，認為法治是君主政治的必需，不可或缺，并且強調要維持法治的穩定性與統一性，做到君臣守法，不可以情亂法，注意執法公正和慎罰輕刑，這種以公正為出發點的法制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隋唐時期，唐太宗認為任賢是治國、行德政的必要條件，在唐太宗下令編撰的《群書治要》中尤其強調了重德教必治、獨任法必亡的思想。宋明理學的產生，給儒家“德治”思想以“理學”的思辨形態。朱熹自詡為“紹道統”、“續絕學”的一代大儒。在深刻體悟先賢的德治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闡發自己的德治思想，特別強調尊君、正君心、善用人和用善人。朱熹強調把德治作為一種正常和普遍使用的“正道”，而將刑罰作為一種權時以用的“權道”。當然，朱熹在強調以“德禮”為本的同時，也強調“刑政”為輔，兩者不可偏廢。王守仁的德治思想是以他的心學思想（心外無物）為基礎的，有其鮮明的特點：一是以“致良知”為基礎的天賦道德論，二是以知行合一為基礎的道德修養論。

三、修身為本：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之內在支撐

古代從政道德思想的重要內容和內在支撐是重視為政者的道德品質。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人生天地間，做人是第一位的，做官是從屬于做人的；做人的基礎是立德修身正心，做官必須以德從政，率先垂范，修己安人。為此，孔子曾提出要塑造具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的德性、能承擔歷史使命的理想人格——“君子”。認為“德”是人們修身立志的尺子，是為政之本。只有德才能真正使天下歸服、四方來朝，為政者必須重視個人的自身修養、道德品質，必須是“有道德”的人。

中國傳統社會對為政者的道德品質的重視，體現在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其淵源可以上溯到堯禹時期?！渡袝分杏涊d，夏禹名臣皋陶認為，檢驗從政者的言行舉止可以依據九德，也就是九種行為標準，即“寬而栗（寬宏大量而又嚴肅恭謹）、柔而立（性情柔和而又有主見）、愿而恭（態度謙虛而又莊重）、亂而敬（具有才干而又辦事認真）、擾而毅（樂于聽取意見而又剛毅果斷）、直而溫（行為正直而又態度溫和）、簡而廉（直率曠達而又方正廉潔）、剛而塞（剛正不阿而又腳踏實地）、強而義（堅強勇敢而又符合道義）”（《尚書·皋陶謨》）。認為從政者若能早晚奉行其中三德而不松懈，就可以當卿大夫，如果每天切實做到其中六德，就可以當諸侯。如果能把九種品德集中起來全面地實行，使具有不同品德的人擔任一定的職務，那么在職官員都是才德出眾的人了。殷商時期，將“德”視為決定為政者成敗的關鍵。周公強調，“天唯德而擇”，有德者為王，無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無德而民叛。西周時期，子產臨終前告誡后繼者：“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認為只有那些有高尚品德的人才是以自己的寬容和寬松的刑罰來使眾人心服的，其他的無非就是用嚴刑峻法治理。

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提出圣賢政治和道德治國，認為君主必須具備恭、寬、信、敏、惠五種美德，強調“修己”、“自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鬃诱f：“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薄盀檎缘?，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并且指出，“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在孔子看來，從政者只有嚴于律己，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才有治人之條件。如《大學》中所言：“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薄肮胖髅鞯掠谔煜抡?，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靶奚怼笔恰褒R家”、“治國”的前提，修身乃一切之根本，是治國安邦之基礎。道德修養是超越一切的無形力量，是為政以德的內在支撐，擁有這一政治人格和權力權威，就具備了為政治國、安人安百姓的資質。墨子在“官無常貴而民無常賤”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尚賢說”，要“舉公義，辟私怨”（《墨子·尚賢上》），強調對“不肖者”要“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墨子·尚賢中》），并且提出了判斷賢能標準的十項主張，其中包括奉公守法、廉潔盡職等內容。管子的“四維”（禮、義、廉、恥）和墨子的“四行”（廉、義、愛、哀），其內涵主要表現在道德修養（“廉善”）、政績表現（“廉能”、“廉政”）、執法要求（“廉正”、“廉法”、“廉辯”）三個方面，其中道德修養是根本，對從政者提出了比較具體的從政道德，要求從政者具有“良心”，即“廉”。法家強調“公平無私”、“公正為民”。即使在秦代的《為吏之道》中，也規定了官吏必備的品德，包括“嚴剛勿暴，悔過勿重，慈下勿陵，敬上勿犯，聽諫勿塞。審知民能，善度民生，勞以率之，正以矯之”，還要求官吏“為民表率”，提高辦事效率，等等。這些思想都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思想家們對為政者道德品質的重視。

西漢后期，逐步提出了考察官吏的標準，提出要“進真賢”、“舉實廉”，認為君主應當求賢舉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把人分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四種。他認為，德才兼備就是“圣人”，德才兼亡就是“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的用人方法是，用“圣人”最為理想，用“君子”也可以，實在不行用“愚人”也可以，因為“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這些思想鮮明地體現出當時對為政者道德修養的關注。

隋唐時期，提出了許多關于為政者的道德規范，如“君天下者，惟正身修德而已”、“未聞身理而國亂者”等等，主張君主必須為政以德，并且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君德規范，諸如大公無私、誠信公平、崇尚節儉、禮敬賢能、居安思危、防微杜漸，切忌妄自尊大、驕奢淫逸、放縱欲望、刻薄民眾等等。唐太宗對這些較為系統的君主道德規范極為欣賞。兩宋理學諸子認為，君主是政治生活的核心，君主的道德品行對于國家治亂至關重要，君主更要做到以德修己，所謂“天下之治亂系于君仁不仁耳”、“存天理，滅人欲”也是約束君主道德品行的重要手段。朱熹認為，“德”就是君主要修德，故而非常強調君主修德的重要性，說：“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保ā吨熳诱Z類·卷一〇八》）君主只有“修德于己”，才可能真正做到為政以德。

明清時期，明太祖朱元璋在選拔人才時提出“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者，又其次也?！保ā吨煸跋的暌洝ず槲淙荒辍罚┩醴蛑赋?，治政必先治吏。官吏隊伍的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國家的安危、政權的盛衰。他在《黃書·大正》中深刻地指出：“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刹唤渑c？”這就是說，朝政風氣如何，吏治狀況如何，事關國家的命脈，民族的前途。因此，王夫之極力主張治政首先必須從嚴治吏，尤其是對行賄受賄、敗壞風氣的行為要嚴加懲處，也就是向為政者提出了較為具體的修身措施。

四、中國古代從政道德思想評析

中國封建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原則與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相結合的倫理型政治。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精華與糟粕并存，我們在弘揚傳統文化、積極吸收借鑒其精華的同時，還要警惕傳統文化中的消極因素的不良影響。特別是深厚的封建專制傳統、濃厚的官本位意識、官僚主義作風、宗法思想、等級觀念以及其他一些封建腐朽沒落思想，都是需要高度警惕、嚴格肅清的不良思想。

例如，古代社會雖然德治、人治、法治并存，但事實上德治與法治的實質都是人治，人治是古代社會占主流的基本準則。再如，內圣外王學說在古代備受推崇，認為每個人都修養好了，就能夠達到天下大治，但事實上，“內圣外王學說的實際政治后果是把知識分子約束在內圣生活中，讓一般民眾的剩余精力花在艱難的內圣歷程中，而把外王的地盤完全讓給政治權力的掌握者”［3］，這極易導致民主化渠道缺失和“愚民政治”產生。再比如，由于歷史的局限性，統治者民本與仁政思想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和租賦來源，其邏輯歸宿其實是利君。在“朕即國家”的古代社會，國家政權、江山社稷是和君主等同的。君主是統治者，民眾是被統治的對象。因此，“民惟邦本”、“夫君無民，無以得其位”的民本思想從本質上講是君主維護其統治的手段和工具。統治者就是通過“民貴君輕”、“民水君舟”、“民主君客”、“愛民如子”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培養民眾的忠君思想?！鞍傩瘴?，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定，為了達到長期統治的目的，不得不為“得民”以“治民”，實際上“牧民”、“馭民”。

總之，雖然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從政道德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但并不意味著可以直接拿過來就用，而是應秉持積極揚棄的態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根據實際需要進行現代性闡釋和創造性轉化。

［1］朱貽庭．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95．

［2］劉澤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194．

［3］毛壽龍．政治社會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