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弱組織”社區與環境抗爭

任丙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北京100191）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公民環境意識的覺醒，城市環境維權事件逐漸增多。其發生原因非常復雜。有學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結構宏觀視角進行分析，認為“政經一體化”機制是催生環境沖突的動力［1］；地方性文化在環境維權中具有重要支持作用［2］。從微觀社會網絡出發，學者開始注重社會網絡對環境維權發生所產生的影響。在農村地區，橫向關系、縱向關系和市場關系等三種網絡在環境抗爭中發揮了不同作用［3］。手機、互聯網等技術在群體行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熟人網絡—新型傳媒”動員結構有利于農村集體行動的形成［4］。

然而，這些研究都集中在農民和城市工人等弱勢群體維權，而對于城市一般居民或者城市中產階層的社區維權研究較少［5］。城市社區中社會網絡狀況與農村具有很大不同：一是城市商業住宅社區并沒有像農村那樣關系緊密，二是城市抗爭更加依賴于互聯網的作用，互聯網成為影響城市環境抗爭的一個新因素。本文主要研究在缺乏正式社會組織的社區，居民是如何利用社會網絡和互聯網進行社區環境抗爭的。文章以北京市居民反對六里屯垃圾焚燒廠和西二旗垃圾處理廠建設為例進行分析。

一、城市社區環境抗爭的前提條件

當前城市或者農村的維權行動都存在著諸多共同的前提條件或必要條件。這些條件的存在并不必然導致維權集體行動的產生，但缺乏它們就很難產生這些行動。從既有文獻出發，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前提條件。

第一，共同利益及其衍生的情感。從環境抗爭角度來看，所謂社區共同利益就是社區居民面臨著嚴重的污染威脅或者業已承受著嚴重污染危害。這種共同利益是社區居民共同行動起來的最直接原因。居民因利益受到威脅或者剝奪而產生“怨恨”。而怨恨情感是集體抗議行動發生的重要因素［6］。當然，怨恨的產生并不完全是公民個人具體利益的受損，社會轉型期個人地位的相對變化，官員腐敗、社會道德“墮落”以及環境污染等各種社會現象也會增強公民的怨恨感。在北京市六里屯案例中，周邊社區居民長期飽受垃圾臭味的困擾，采取各種辦法也無法解決。而當他們得知垃圾焚燒將產生對健康更加致命的“二惡英”時，這種怨恨就更加強烈，成為集體抗議行動的重要心理基礎。當然，某些潛在的致命威脅甚至是關于威脅的謠言都可能塑造居民的共同利益，并增強怨恨情感。

第二，政治機會機構。蒂利和塔羅認為政治機會機構是指各種促進或組織某一政治行動者之集體行動的政權和制度的特征及其變化［7］。開放的或者封閉的社會結構將影響行動者的策略。開放的社會機會機構更可能使行動者進入政治體系，并產生實質性影響。在我國當前政治體制具有較強權威的情況下，公民具有影響政府的政治機會結構。首先，在環境領域，中央政府不斷倡導科學發展觀，強調“綠色”GDP 和生態文明建設，而地方政府更注重經濟發展效益。中央和地方在環境方面的價值差異能夠有效地被公眾所利用。其次，國家和城市之間的利益分化和立場差異也能提供政治機會［8］，甚至政府內部不同部門之間也存在著權力競爭和價值分歧。另外，國家的信訪制度、大眾媒體的市場化等也使公眾通過這些途徑進入政治體系并產生相應影響。

第三，污染范圍或者受侵害者范圍能較為清晰地界定。環境抗爭能夠產生，必須是受侵害者的范圍或者污染范圍能夠清楚界定，例如在城市興建垃圾焚燒廠，那么垃圾焚燒廠附近的社區是受污染最嚴重和最明顯的社區。這意味著附近居民承擔了絕大多數的污染成本，并能明確界定污染范圍。同時，這些居民如果行動起來反抗污染改變現狀，他們也是收益的主要獲得者。因此，污染的成本和收益高度集中并且范圍能清楚界定，構成了較為強烈的“選擇性激勵”，是居民克服“搭便車”而進行集體抗爭的重要驅動力［9］。

上述條件對集體環境抗爭發揮了推動作用，如果沒有這些因素的存在，那么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集體環境抗爭都難以產生并持續。但同時存在的問題是，很多地區都存在著環境污染危害或潛在威脅，面臨著相似的政治機會機構和相似的問題，為什么有些社區能夠組織起來集體抗爭，而其他社區卻無法組織起來呢？

二、“弱組織”社區與集體行動

對于上述問題，其中的一個重要答案就是社會資本。不同的社區具有不同的社會資本。那么社會資本高的社區更能夠組織起來集體抗議，相反，社會資本低的社區組織集體抗議的能力也弱。羅伯特·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主要包括信任、規范和社會網絡［10］。但也有學者經過實證研究認為信任、規范和社會網絡并不是完全統一在一起的概念，應當分別加以研究。在環境集體行動中，正式社會網絡的確促進了集體環境抗爭的發生，但是遵守社會規范和信任他人實際上與集體行動無關［11］。在中國現行體制結構之下，關系網絡是影響城市基層環境抗爭發生及其結果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街區維權中，業主委員會作為正式組織起到了維護維權合法性以及動員資源的作用［5］。

然而，在當前許多社區中，很多社區并沒有業主委員會這種基層自治組織；其次，關系網絡密集的社區并不是集體抗爭發生的主要場所。一個現象就是，傳統公房和售后公房擁有更加密集的社會網絡，而新建商品房社區鄰里關系更弱，但目前相關維權抗爭主要集中于商品房社區［12］?！叭踅M織”社區反而能產生集體行動，這個悖論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所謂“弱組織”社區主要是指當前大多數的城市商業住宅社區所具有的一種特征。這種特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與農村社區和原單位制社區相比，商品房社區鄰里之間關系疏遠，呈現原子化狀態。中國農村，尤其是注重宗族和血緣關系的地域，村民之間聯系密切，宗族關系、地域聯系等密切結合在一起，呈現出高度的“強聯系”特點。而在城市中，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單位制使得單位職工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區。工作和居住均發生在共同空間更容易形成密集的社會網絡。而在單位制解體后，商品房社區居民由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個人構成。居民之間聯系弱化，尤其是大型商品房社區，居民更加呈現出原子化的特征。第二，商品房社區缺乏基層正式社會組織。雖然絕大多數城市社區都設有居委會，但居委會作為政府政策在基層的執行者，并不參與居民的集體行動，甚至還會設法阻礙某些被認為不利于社會穩定的活動。同時，居民對居委會缺乏認同。業主委員會是重要的社區正式組織，不過，絕大多數社區仍舊沒有成立業委會。業委會作為正式組織能夠成為社區集體行動的重要動力，不但可以產生領導者，而且業委會的行動具有合法性，能克服當前制度所設置的合法性障礙。

從上述分析來看，當前很多城市社區處于一種既缺乏密切社會網絡又缺乏正式組織的境地。在一個“分裂”的城市社區，幾乎沒有任何將居民聯系在一起的紐帶，呈現出“原子化”狀態。在這樣的社區，集體行動顯得尤其困難。那么當社區面臨共同環境危害之時，社區居民是通過什么途徑進行組織和動員，并產生集體環境抗爭的呢？互聯網成為一個重要的替代性動員工具和結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弱組織”社區的互聯網應用

互聯網對集體抗爭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改變了集體抗爭的性質和動員結構。公眾利用各種新興的互聯網技術進行情感宣泄、利益表達和行動動員。業主網絡論壇、博客、微博、QQ 群等都成為公眾利用的工具。在一個“弱組織”社區，互聯網成為業主依賴和利用的手段，并具有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對內將弱組織社區的居民聯系起來；二是對外將環境污染或者潛在威脅廣泛地傳播，吸引注意力，獲得社會同情并對政府施加壓力?；ヂ摼W的內部功能可以概括為組織替代與社區整合，外部功能可以概括為網絡議程建構。

（一）組織替代

在缺乏社會關系和正式組織的社區，居民如何才能聯系起來？互聯網承擔起替代性作用，并產生出社區集體行動所需要的要素。

首先，互聯網能在社區居民之間建立聯系，形成“鏈接性”資本（“bridging”social capital）。以社區在線論壇或者QQ 群為例，本來相互較為陌生的鄰居在虛擬公共空間中持續互動，分享信息和觀點，長期的虛擬交往會使得網民間建立信任和“弱聯系”（weak ties）。帕特南將社會資本分為“鏈接性”社會資本和“凝聚性”社會資本（“bonding”social capital）。所謂鏈接性社會資本是指不同群體成員互動所產生的社會聯系。這種資本能使不同群體成員跨越職業、種族、社會階層和教育背景等而進行信息、觀點和價值等交換。而凝聚性資本主要是由朋友、家庭、認識的人等所構成的強關系社會網絡［13］。因此，網絡業主論壇為社區原本分散、孤立的居民提供了聯系平臺，業主在論壇上討論共同話題并結成相互聯系的社會網絡。這種網絡彌補了社區社會關系不足、正式組織缺乏所導致的社區疏離。

其次，互聯網能夠產生集體行動所必要的領導精英和組織，并強化現實中的非正式網絡。在面臨環境威脅時，在線業主論壇對社區問題進行協商交流，出謀劃策。若要采取集體行動，業主亟需“帶頭人”組織行動，而不僅僅停留在網絡口頭上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網絡論壇中的積極分子自然地充當了集體行動的領導精英。他們一般具有較為寬裕的時間，有強烈的奉獻精神，有意愿并且有能力領導集體行動。同時，基于業主論壇協商而產生的領導精英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互聯網不但產生領導精英，而且能建立非正式組織。網絡領導精英是多元的，相互之間協調也必然需要一定的組織。以北京六里屯居民反對垃圾場為例，在附近社區業主論壇中涌現出一批較為堅定的積極分子，并為反對垃圾焚燒廠而建立了由兩個人組成的“行動發起小組”［14］，之后發展成為一個由15名網絡業主所組成的“核心小組”［15］。因此，原本缺乏聯系和組織的社區居民在互聯網工具的幫助下，建立了一定的弱聯系，并產生出抗爭的領導精英和非正式組織。在身體健康和財產受到嚴重威脅的條件下，“弱組織”社區通過互聯網開始走向一定的“組織化”道路。

目前大多數教學改革重點工作著力于從教師行業技能和教學過程項目化兩個方面進行。在教師行業技能提高工作上，采取教師參加培訓和教師到企業鍛煉兩種形式較多，但是在過程中很難把控教師學習質量，無法從主觀上調動教師學習和鍛煉的積極性，最終無法保證教師真正學習到行業領先的技術技能以及相關崗位真實工作經驗。

（二）資源整合

社區的集體行動不但需要領導精英和組織將居民聯系起來，還要能動員資源?；ヂ摼W提供了隨時討論與聯絡的平臺，使信息溝通更加及時、便捷，節省了時間成本。另外，互聯網克服了地域限制，將周邊更多相關群體聯系起來，擴大了抗爭群體的規模。從在線業主論壇來看，它所能動員和整合的資源主要包括抗爭信息和居民觀點。

信息溝通與整合是業主論壇重要的功能。在環境抗爭中，互聯網成為獲得各種信息的最佳途徑。在北京六里屯案例或西二旗案例中，業主從網絡或媒體獲得相關決策信息后，立刻在業主論壇中發布，引起更多業主的關注。之后，關于垃圾焚燒廠建設與危害信息、社區活動信息等都在論壇中發布，不斷整合建構而形成居民對整個工程的認知。

觀念整合是指互聯網能匯集居民意見，相互協商，并形成共識。面對突如其來的環境威脅，社區居民開始并不清楚應當如何應對。于是，各種想法都被提出并不斷討論，例如找媒體、聯系環保組織、上訪、行政訴訟、街頭抗議，甚至聯系國外組織等等。這些想法在協商過程中不斷明確，不成熟的想法被拋棄，居民采取的是多管齊下方式，包括上訪、簽名、行政訴訟、媒體和街頭抗議。這些方式在北京六里屯和西二旗案例中基本上都有所體現。因此，業主論壇網絡提供了業主進行意見表達、觀點協商與整合的公共討論空間。

（三）網絡議程

在對外方面，公眾能利用互聯網進行利益表達，吸引社會關注并影響政府。從本質上來看，城市居民的環境抗爭并不是反對政府，而是希望通過各種抗議方式影響政府。

博客、微博、BBS 和專門性網站是公眾向外界傳播信息的主要方式。在西二旗案例中，當地居民專門建立了“北京海淀區西二旗餐食垃圾處理抗議網站”（抗爭結束之后，該網站消失），在網站上收集反對建設垃圾處理站的簽名，并設有項目介紹、居民對于項目的意見等內容。新的信息技術能迅速地傳播信息，吸引社會廣泛關注，在一定時間內形成網絡“熱點”。持續的網絡熱議，加上傳統媒體的配合，使得政府受到強大的網絡壓力而不得不面對和解決問題。因此，互聯網改變了傳統集體行動獲得關注的方式，實現了在網絡上建構“議程”，從而影響和改變政府的決策。

網絡議程的建立得益于環境抗爭得到社會廣泛的關注、同情和支持，從而在抗爭居民與網民之間建立了聯系?？範幨录璐藳_破了狹窄地域的限制，社會不同群體之間被“界限激活”。因此，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溝通過程的成本，群體規模不再是集體行動的主要障礙［16］。

上述分析展示了互聯網是如何在一個弱組織社區將分散的個人聯系起來，對內整合，對外爭取關注和同情，建構網絡議程的。但是在環境維權方面，互聯網也存在著一些限制。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如何將分散的業主集中到某一個固定的網絡論壇中，這本身也是一個建立聯系的過程。另外，網絡也常常將意見停留在討論中，難以產生領導精英和實際行動。而當互聯網的所有準備工作已經就緒，環境抗爭的發生還需要現實社會網絡的配合。

四、由互聯網到社會網絡的關系擴展與動員過程

在一個弱組織的社區，社區沒有正式組織將居民聯系在一起。那么是否還存在其他非正式社會網絡，非正式網絡與基于互聯網產生的網絡是如何互動的？

非正式網絡的產生存在著兩種途徑：一種是日常途徑。社區居民在日常接觸中不斷交往而產生非正式網絡。這種交往常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他們在閑暇時間的聊天，能夠建立一定的非正式聯系，但在大型社區，這種較小規模的網絡難以形成集體行動的組織結構，也難以通過這種非正式網絡選擇出抗爭精英。另一種是由互聯網產生。在線業主論壇在面臨社區共同利益之時，能夠產生出積極分子，并有可能結成非正式組織。他們不但在網絡上密切聯系，而且將這種聯系擴展到現實中，建立新的非正式網絡。

互聯網與現實非正式網絡的互動是環境抗爭的一個核心過程。最初的階段是居民通過互聯網建立聯系和非正式組織，構成了環境抗爭的核心圈層（上文已經對這個過程進行了詳細分析）。

第二個階段是核心層人物和積極分子進行社區動員。一般是通過張貼和分發宣傳材料、懸掛標語橫幅以及召開社區會議的方式進行。社區動員在這個過程中具有三方面功能。

第一，吸收不使用網絡的社區精英進入領導群體。社區各種熱心公益、具有資源和能力的積極分子在這個過程中加入到核心圈層，主要包括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大學教師、學者等。在這個環節中，原本較弱的人際聯系開始增強，環境抗議的領導核心圈開始形成一定的“凝聚性”社會資本。也是從這個階段開始，互聯網的作用開始下降。此時，環境抗爭更加類似傳統的抗爭邏輯。因為這些人（抗爭精英）之間都比較熟悉，基本上是通過手機進行相互聯系，僅通過互聯網進行一些信息的發布。

第二，社區動員有利于信息在社區內的傳遞和分享。動員活動有利于使社區那些具有公益精神但信息閉塞的居民加入到抗爭行動中來，并成為行動的積極支持者。另外，很多居民對于環境問題也缺乏一定知識，社區動員使居民了解相關知識，從而認識到環境對身體的危害。社區老年人常成為動員的支持者。在六里屯案例中，很多老年人都參與到宣傳、動員活動中，如發放有關反建垃圾焚燒廠的宣傳材料，制作標語、展板、宣傳欄等。

第三，社區動員建立了社區認同和身份建構，有利于集體行動。只有建立起共同的價值和利益觀念，行動才能更加有效。在動員活動中，社區居民之間建立起來較為明確的身份認同和利益認同。身份認同是社區居民通過在面臨一定社區危機的情況下，相互建立起比平時更加強烈的社區身份感，即認識到大家是屬于同一個社區的居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必須團結起來。而利益認同則使社區居民認識到環境危害及其可能帶來的嚴重而長久的影響。居民共處在同一片利益受損小區，有著同樣的利益被剝奪感、較強的認知相似性，加之平日里的往來關系，彼此間信任度高，所以聯合起來維護權利的意愿較強，并產生較強的行動能力。

第三個階段是在抗爭精英的領導下，采用制度內或者制度外的方式影響政府，如上訪、行政訴訟、簽名、與政府進行座談會，或者直接進行街頭抗議。在這個階段，城市抗議群體基本上是采用多種方式同時進行。制度內的方式對于抗爭是非常重要的，在北京市的案例中，上訪成為一個重要的溝通渠道。社區居民不僅通過信訪局進行申訴，而且將申訴材料送交所有相關部門，以爭取支持。在這個過程中，非正式網絡的縱向資源也發揮著重要作用?？v向資源是指社區居民能夠認識、接觸到高層領導，獲得政治體系內高層領導的關注和支持。這對抗爭能獲得成功具有重要的影響。在北京六里屯案例中，社區居民借助一位領導精英而將“萬民簽名書”遞交給中央政府；居民通過個人關系請政協委員參觀垃圾填埋場，并促成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會議中反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其他制度外的抗爭方式對政府產生了壓力并最終促成政府政策的調整與改變。

五、結論

城市很多商品房社區缺乏正式社會組織，居民之間聯系很弱，呈現“弱組織”狀態。然而，在面臨環境威脅時，某些社區卻能組織集體行動，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是互聯網的有效利用?；ヂ摼W能在居民間建立聯系，起到替代正式社會組織的功能，同時形成網絡輿論壓力?；诨ヂ摼W的聯系能擴展到現實中，吸引更多精英加入抗爭過程。上述分析有助于回答以下問題。

首先，關于社區環境抗爭的組織化問題?；ヂ摼W能在社區精英之間形成一定的組織化。但這種組織化程度較弱，通過互聯網建立的一些非正式組織具有非常明確和具體的目標。一旦外部威脅消失或共同利益改變，這些組織也基本上消失了。城市社區的環境抗爭并沒有產生出以環境保護為目的的正式環保社團，也沒有產生出以維護居民利益為目的的正式維權團體。

其次，關于互聯網與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有利于集體行動的產生，互聯網的使用能產生一定的弱聯系。當社區面對共同威脅之時，網絡積極分子之間加強聯系，并將這種關系延伸到現實社會領域，組成更加密切的非正式網絡，產生出“凝聚性”社會資本。因此，互聯網不僅能在社區網絡使用者之間產生“鏈接性”資本，也能加強社區聯系，提高“凝聚性”資本。

最后，關于互聯網發揮作用的條件?；ヂ摼W發揮作用有一定條件：一是社區缺乏正式組織。如果城市社區具有業主委員會，那么互聯網最初的作用將降低；二是社區規模應較大。如果在較小規模的社區，居民之間通過日常人際關系也能夠建立聯系并產生抗議精英?？傊?，在新的社會條件下，互聯網能成為社區居民建立聯系的手段并促進集體行動的產生，但互聯網的角色和作用也存在很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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