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研究述評

李 寧，楊銀慧

（河海大學，江蘇 南京210098）

在西方學術話語中，“婦女參政”古老而又常新。圍繞中國婦女參政的研究自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才有了很大進展。根據一些重要的數據庫統計，以“婦女參政”為主題檢索到的相關論文達2000余篇，其中大部分文章分布在1980年代以后，1980年之前有關婦女參政問題的文章很少，比如1964 年刊于《世界知識》的《美國婦女選民》，這篇文章具體介紹了美國婦女參政權獲得的歷程［1］。新中國成立之初對婦女參政的研究很長一段時間內是隱藏在婦女解放思潮中的，即使偶有提及，也僅限于很小的篇幅。自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有關婦女參政的文獻多見于各地地方年鑒，如四川年鑒《婦女兒童保護工作維護婦女權益》、河南年鑒《河南省婦女聯合會培養、選拔女干部和女干部參政工作》、如皋年鑒《群眾團體—廣大婦女參政意識逐漸增強》等，雖也有一些雜志如《領導科學》等刊載相關文章，但此時的文章大都不是以“婦女參政”直接為主體進行論述，而往往以“婦女問題”的方式進行研究；直到90年代，隨著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的召開，婦女參政研究才出現了高峰，一些專門刊物諸如《婦女研究論叢》等成為新的載體，其他的一些學術期刊也開始發表有關婦女參政的文章，研究者也多以管理培訓干部、婦聯組織、婦女學的專業人員為主；2000年之后，更多的學者加入婦女參政研究的行列，學科間的交融使得婦女參政有了更深的發掘空間，這一時期涌現出大量的博士碩士論文，從不同視角、不同學科的角度對婦女參政進行研究。

相較于期刊文獻，以“婦女參政”為主題的論著則顯得很少，王行娟《中國婦女參政的行動》從社會文化的視角對婦女參政的具體行動進行了剖析；周長鮮《婦女參政：新中國60年的制度演進》以國家制度為切入點來看婦女參政的歷程；李慧英《社會性別和公共政策》從社會性別的理論視角出發，揭示性別平等立法的原則和具體措施之間的種種矛盾和沖突；而李銀河《女性權力的崛起》則對世界與中國婦女發展的現狀和未來作了全景式的描述。

縱觀六十余年的婦女參政歷程，本文擬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系統總結和分析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的發生基礎，對婦女參政的現狀、特點及模式進行探討，并從客觀、主觀以及中介媒介三個角度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婦女參政進展緩慢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的發生基礎

中西方婦女參政有著共同之處，但同時也有著顯著的區別，最明顯的就是中西方婦女參政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的不同。西方的婦女參政運動有著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支撐，婦女的從政意識、參與意識、主體意識都較強烈；而中國的婦女在政權、族權、神權和父權的桎梏下主體意識較為薄弱，并且，女性的從政意識還會觸及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男權統治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后，婦女參政得以發生的基礎是什么？學術界進行了廣泛討論。

（一）政治動力：國家的型塑力量

中國的解放運動與西方不同之處就是國家強大的型塑推動力量，無論是解放初期婦女的參政還是其他的解放運動，國家都是關鍵因素之一。一部分學者從國家干預機制或國家政策角度來論述，如李小江的《50 年，我們走到了哪里？——中國婦女解放與發展歷程回顧》、華中師范大學何平的《“國家在場”下的婦女地位提升——以建國初期的婦女解放為例》、李巧寧的《1950 年代對農村婦女的社會動員》、華中師范大學楊翠萍的博士論文《現代國家建構與農村婦女的政治參與——以河南宇縣為例（1900—2008）》、浙江大學姚琛的《新中國婦女解放實踐的國家干預機制》等，在這些論述中都提到了國家在推動婦女解放歷程中的型塑力量，剛成立的新中國在婦女參政乃至婦女解放的歷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少碩博士論文在探討中國婦女參政模式、建構婦女參政體系的時候都強調“國家主導型的參政模式”、“政府主導型的參政模式”等，如張佳佳、蔡素星等。揭愛花在總結學界相關成果的基礎上指出，“無論從何種角度解讀，婦女解放運動從屬于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的歷史主題，婦女解放的話語從屬于國家的宏大敘事，都是中國婦女解放實踐客觀的歷史規定性”［2］。

事實正是如此，國家直接出面，要求和動員婦女參加社會工作，從城市到農村，沒有例外；同時又通過各種手段諸如法律手段、意識形態、政治動員、行政干預等措施，廣泛宣傳“男女平等”等思想，以“驚人的速度”試圖突破千余年來中國婦女的從屬地位，實現西方國家百年來婦女參政的訴求。不可否認，這是中央集權國家無與倫比的優越性，但由此也導致了中國婦女參政中的依賴性、服從性，缺乏必要的自主性。

（二）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婦女觀的推動

中國的婦女參政，走過了一段漫長而又艱難的路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批優秀的女性把自身的解放與民族的解放結合起來，成為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后，婦女的參政活動漸漸擺脫了女權主義的影響，深入到工農群眾之中，顯示出自己的特色。正如顧秀蓮所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婦女已經走出了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那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爭取婦女解放的實踐，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全面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依靠政府和社會的支持，與男性攜手并肩，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維護自己的具體利益，逐步實現事實上的男女平等［3］。

《中國共產黨推進婦女解放八十年》一書系統總結了以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為代表的黨的三代領導人的主要婦女理論觀點，論證了中國共產黨如何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該書認為婦女受壓迫的主要根源是生產資料私有制，階級解放和社會發展是婦女解放的根本途徑，婦女是偉大的人力資源［4］。虞花榮《中國共產黨的婦女參政思想研究》從黨史的角度對不同階段的婦女參政進行梳理，認為婦女參政是歷史與現實的雙重選擇，并指出了婦女參政的特點是政治色彩濃于社會角色，賢妻良母與事業強者并重等［5］。嚴華勇《江澤民婦女發展思想研究》從江澤民關于婦女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文件中歸納和總結出了江澤民婦女發展的理論內容［6］。孫運峰《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時期婦女參政政策探微》則重新梳理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婦女參政政策和理論［7］。張永英認為，真正的民主社會必須賦予婦女平等的政治權利；同全體勞動人民一起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制度，是實現包括婦女參政權在內的婦女解放的先決條件；廣泛參加經濟建設，是婦女參政的物質條件；婦女參政關系著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性［8］。

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是中國婦女參政的理論武器，而中國的婦女參政也踐行和發展著馬克思婦女觀，不少學者從婦女受壓迫的根源、解放的途徑以及國家領導人的政策制度角度進行了強有力的分析和論證，但是對于婦女參政環節中的核心關鍵詞“權力”和“權利”卻鮮有詳述。對于中國婦女參政權利的理論相關理解以及具體實施等方面的研究會更加充實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當代中國的時代內容。

二、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的現狀及其參政模式分析

縱觀60多年來的婦女參政歷程，雖有起有落，但總的來說是逐漸進步的，實現了婦女參政的歷史跨越，也呈現出一些顯著特點。

（一）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的現狀

新中國的誕生，為中國女性參政創造了令世界女性欽羨的優越條件，作為國家的主人，她們在法律上獲得了同男性同樣的平等權利。在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批女性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在人大、政協、政府、政黨和社會團體中參與率穩步上升，形成了一定規模和陣容的女性領導群體，她們以其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姿態在我國政治舞臺上彰顯著自身的風采，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進步。

但是，在肯定進步的同時，我們不能無視女性參政的缺憾。華艷君在《多維視角下透析當代中國婦女參政問題》一文中分析了這種缺憾，認為其主要表現在婦女參政比例偏低，婦女參政發展速度明顯滯后，婦女參政民主參與普及而權力參與滯后，婦女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不相稱等［9］。按照目前國際衡量一個國家婦女參政水平的重要指標——女議員的數量和比例，中國雖然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世界的排名中卻不斷下降，從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2011年的第51位，僅為21．3%。在政府任職方面，上屆全國的省部級以上女干部比例為11%，正部級只占7．3%（2009年）。與此同時，截至2010年1月，有47個國家的女性正部長比例達到了25%以上，其中芬蘭的女部長比例最高，為63．2%，遙遙領先于排在第62位的中國［10］。

同時，就權力參與而言，進入高層決策中的婦女，在主干線擔任正職的很少，女性較多地停留在中層和副職，成為高級干部的比例較低，地廳級為13．7%，縣處級為16．6%（2009）。2008年，全國婦聯研究所進行了有關女干部成長規律及培養方式的調研，發現女官員成長存在輔助性崗位多、重要崗位少，虛職多、實職少，本職多、兼職少等問題，被稱作“三多三少”［10］。諸如“權力尖損現象”、“三多三少”等現象，不但是當前中國婦女參政的一些特色，也是當前婦女參政所遇到的“瓶頸”。

正如李小江所述，新中國成立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將中國的婦女社會性地解放了［11］。中國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取得西方兩百多年來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外生的力量，即黨和國家的政策支持。不難看出，中國的婦女參政乃至整個婦女解放思想的歷史淵源并不是來自廣大婦女階層的自身訴求或覺悟，而是來自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政策思想，快速發展來源于外生力量的推動；正因如此，中國的婦女參政又難以跨越目前遇到的瓶頸。

（二）中國婦女參政的模式分析

婦女參政的模式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也由于不同的國度而不同。當前國際上的婦女參政模式主要是南亞模式和北歐模式。復旦大學研究生肖莎認為“北歐模式”的特點是各國婦女從政人數多，進入高層決策領域的人多，從政婦女與權力的結合很緊密，能夠部分參與實質性的決策過程。她們的從政主要是以女權運動為依托的主動參與，從政婦女與一般婦女間有著天然的聯系，一般婦女支持從政婦女，而從政婦女代表一般婦女的利益［12］。而南亞模式卻與此截然相反，“南亞模式”的特點是在婦女整體社會地位并不高、從政活動并不廣泛的背景之下，涌現出不少女性當權者，但這些從政女性與權力的結合不緊密，與一般婦女也存在著某種“脫節”，被稱為男人的“政治替身”，是一種被動的、封閉性的模式［13］。

那么，當代中國婦女參政的模式屬于哪一種？張佳佳把南亞模式稱之為“精英模式”，把北歐模式稱之為“普遍參與模式”。在這兩種模式的選擇中，她認為雖然中國精英女性的參政帶動了廣大婦女的參政熱情，從根本上為婦女贏得了權利，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女性參政的資源與動機仍然不足，因此激發廣大婦女群體的參政熱情，與少數從政婦女共同爭取更多權利更顯必要［14］。當前學術界關于中國婦女參政的模式探討的相對比較少，蔡素星借用現代經濟學上的“政府主導型制度”中“政府主導”概念與婦女參政相結合提出了構建“政府主導型婦女參者模式”，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15］。周娟則在《我國婦女參政的歷史回眸與當代中國婦女參政模式的立體構建》一文中從國家對婦女參政影響的視角，對我國婦女參政的歷史與現實作出分析，從中探尋國家與婦女參政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提出構建“國家主導型婦女參政模式”的設想，以期對新世紀我國婦女參政的發展有所裨益［16］?？傊?，對婦女參政的模式探析或路徑選擇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三、當代中國婦女參政進步緩慢的原因透析

新中國成立以來，婦女參政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但是，也正如前文所述，婦女參政的步伐卻相對緩慢。關于婦女參政進步緩慢的原因，學術界也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首先，從客觀方面來看，婦女參政缺乏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社會生態環境最早是由西方學者杜威在研究社區時提出的，它的基本思路是：社會就是一個生態系統，要保持社會生態系統及其各子系統處于平衡穩定的發展狀態，就要注意這些生態系統所處的環境。在社會生態環境中最應注意的就是政治與政府生態環境。對此，王妍從政治生態、社會生態、文化生態以及經濟生態四個維度分析了它們與婦女參政的關系［17］。崔榕從政治環境角度質疑干部任用選拔標準，認為我國的干部選拔任用標準表面看是男女平等、性別中立的，但從社會性別視角分析，就會發現許多條例是以男性的生理和成長規律為標準設計的，并沒有充分考慮到女性的生理特點和成長規律，這種規則在執行中對女干部的發展明顯不利，是社會性別盲視政策［18］。司馬俊蓮則從經濟、教育、文化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在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各地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在某些貧困地區，人們不得不為溫飽而掙扎，為生計而奔忙［19］。學術界紛紛就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制度等多角度進行分析，但從地緣環境、人事環境進行剖析地文章不是很多。

其次，從主觀方面來看，婦女自身的局限或不足導致婦女參政的邊緣性。婦女自身的不足包括很多方面，有可能是婦女自身具備的諸如參政意識薄弱，也包括由客觀環境所導致的諸如教育水平低下等。有學者進行過個案的參與性研究，在對農村婦女進行跟進研究時，有意識地安排婦女去上相關課程，盡管邀請函上明確寫的是邀請女主人，但是女性朋友來的寥寥無幾，究其原因，很多婦女都說“這是男人的事，他們去就行”、“聽不懂，還不如男人去”、“家里走不開，要喂豬，要照顧小孩老人”等等。諸如此類的觀念，一方面是婦女角色矛盾引起的，更為重要的是婦女自身性別角色的定位使得其主體意識、公民意識缺失。中國的婦女解放從一開始就是與民族革命繼而與國家建設緊密相連的，其解放僅僅是婦女為了民族安危、國家建設而產生的附屬品，并不像西方婦女那樣尋求自身的解放。中國的婦女解放是先賦性質的，不是婦女自身奮斗的結果，而是國家制度所造就的，這樣形成的中國式的婦女解放在參政上更傾向于服從性、依賴性。

最后，從中介環節來看，主要是婦聯組織和媒體的力量。梁旭光在《大眾傳媒與婦女參政》一文中從理論層面指出，大眾傳媒宣傳面廣，受眾人數多，對政府決策、社會規范和人們的價值判斷有著巨大的影響，婦女參政亟需大眾傳媒的支持；而目前，媒體對婦女參政的支持還缺乏力度，必須改變這一狀況，充分發揮其輿論導向和壓力機制的作用［20］。金一虹則從實證視角論證了公眾對婦女參政的認知及這種認知的來源與傳媒影響力之間的關系，指出傳媒對婦女參政的影響是雙向的，既有宣傳女性優秀分子，為她們“脫穎而出”進人領導崗位創造條件的積極影響，也有“忽略”女領導干部的政績和將扭曲了的女領導干部形象刻板化、類型化［21］。對于婦聯組織的研究則可單獨成為一個領域進行研究，比如婦聯組織的運作機制、婦聯組織的作用、婦聯組織的結構等等，當前婦聯組織雖為婦女聯合的團體組織，但在當前中國國家境遇里，中國的婦聯組織聽令于國家的指揮棒，在某些領域也未能很好地代表廣大婦女的權益。

四、結論

綜合當前學術界的相關成果，我們發現，學者們對當代中國的婦女參政問題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從學科屬性來看，主要集中在社會學、管理學、歷史學、心理學、女性學等領域，在政治學領域內對婦女政治參與的研究還相對比較薄弱，并且當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現狀、原因、對策、比例的探討，而對于婦女參政的模式或是路徑探究不多；同時，在婦女參政環節，更多的學者將視野集中在相關的數據比例上，而對于婦女參政的深層次問題未加深思，比如婦女參政群體利益表達權的行使、參政婦女與大眾婦女的利益關系、參政婦女與當政的男性同胞之間的相關問題以及“權力、權利”視野下的婦女參政等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其次，當前的研究更偏向于問題應對型的研究，偏重于對婦女政治參與的現狀和對策的探討，缺乏理論的升華，還沒有形成中國婦女政治參政研究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框架，并且目前的眾多研究中鮮有對婦女參政規律和特點等方面的探索，從所收集的資料來看，理論界對此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個別研究也只是從我國現行的婦女參政規律和特點加以概述，而未將其置于歷史長河中去考察，這樣就顯得較孤立、片面，缺乏立體感。

最后，當我們都在高歌婦女參政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時，還需要深刻反思婦女“解放”問題。誠然，國家為婦女解放提供了空間，反過來，婦女在得到這種解放的過程中也似乎依賴上了國家的這種解放。當國家制定出有關保護婦女政治經濟等權益的法案時，作為當事人的中國婦女群體是真正感受到自身權益的變化，還是僅僅跟隨著國家的腳步亦步亦趨，這是我們政策制定者、更是我們廣大女性同胞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國家話語權是否已覆蓋了女性同胞的話語權。換言之，如果脫離了國家這一工具的推動作用，婦女參政又會走怎樣的一條道路？中國的婦女參政未來的路應該邁向何方，又以何種方式邁出去？中國婦女參政的道路任重而道遠。將婦女參政納入到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視野，繼續深化和推動婦女參政的研究，是21世紀緊迫而重要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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