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改革后俄國農民問題解決方案評析

毛 倩

（山東師范大學 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山東 濟南250014）

1861年農奴制改革后，俄國走上了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資本主義有了較為迅速的發展。但是改革后廣大農民的生活仍極端困苦，農民起義與騷動層出不窮，農民問題成為沙俄統治動搖不已的根源。為解決農民問題，從沙俄統治集團到各社會組織、各社會團體乃至個人紛紛提出了各自的主張及措施。然而這些主張及措施卻先后走向失敗，直至沙俄政權走向滅亡，農民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這些主張及措施為何走向失敗，沙俄農民問題的出路到底在何方，過去學術界對此鮮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本文對此問題加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一、1861年改革后廣大農民的境況

1861年3月3 日（俄歷2月19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頒布了《解放農奴法案》。根據法案，“農奴對地主的財產和人身依附永久地取消”，“農民和解放的農奴享有農村自由等級的人身權和財產權”，“地主須分給農民永久所有的宅旁園地和耕種的份地”［1］，至此農奴不再隸屬于地主，而成為與地主擁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自由民，并且可以從地主處分得一塊份地。但是，改革后農民的境況并未根本好轉，廣大農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列夫·托爾斯泰是著名的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其作品廣泛地反映了19世紀后半期至20世紀初整個沙俄社會的黑暗現實，而農民問題是托爾斯泰尤為關注的問題之一。對于改革后廣大農民的貧困生活，托爾斯泰在其作品《安娜·卡列寧娜》及《復活》中描寫得非常深刻。在《安娜·卡列寧娜》中，作者刻畫了農民在農忙季節的艱辛勞動：在“一年中最緊張的農忙季節，所有的農民在勞動中都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自我犧牲的緊張精神?！赏赀@一切，就需要全村的老老少少，毫不間歇地勞動三四個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艱苦三倍，靠著克瓦斯（一種俄國農民家庭自制飲料）、蔥頭和黑面包過日子，夜里打谷和搬運谷捆，而且24小時內睡不到兩三個鐘頭。全俄國每年都是這樣的”［2］872。關于農民的勞苦，作者寫道：地主“盡量廉價雇傭工人……用奴役辦法來雇人，以預付的方式壓低他們應得的工資”，“一個雇工在農忙季節因為父親死了回了家，也是不能饒恕的……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錢”［2］871?！袄习傩占娂娝劳觥瓋和舱?，婦女從事力不勝任的繁重勞動，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人缺乏吃的東西……臉色蒼白的娃娃……臉像個小老頭，扭動兩條像蚯蚓一般的細腿”［3］298－301。地主、管家、警察 專橫狠毒，動輒即對農民罰款，逼迫他們做工補償，把他們抓進監獄，根本不管他們的死活。這一切均表明，改革后廣大農民依舊在生死線上痛苦掙扎。

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1861年“解放”本身即是“對農民的一次無恥的掠奪”［4］。法案規定農民從地主那里取得土地，必須以勞務和現金方式贖買。即農民需交納昂貴的贖金，才能獲得自己應得的那份土地?！皳⒆鏌料壬y計，農民改革使地主農民平均獲得3．4 俄畝份地，付出贖金8．67 億盧布，實際土地價格應為5．44億盧布，贖金比實際價格高出3．23億盧布。在非黑土地帶，贖金高于市價120%，在黑土地帶，高出市價56%。到1906年，地主農民已償付15．65 億盧布（包括利息和各種費用）”［5］。其次，土地分配極不公正。改革后，土地逐漸集中到貴族地主手中，農民擁有的份地數額則極少。據統計，1905 年，10．7 萬名大地主擁有多達5300俄頃的土地，人均459達俄頃，其中擁有1 萬俄頃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有527個。而農奴擁有的份地在剛解放時約為人均4．8俄頃，至1905年降至人均1俄頃。農民擁有的份地越來越少，甚至有的農民完全失去土地，淪為佃農。到1905年，無地雇農已占農民總數的15%。不僅如此，肥沃豐腴的土地多為地主所占有，而農奴分到的則往往是貧瘠荒蕪的土地。再次，1861 年改革并不徹底，保留了很大的農奴制殘余。改革后，地主只是把舊式的勞役制剝削改為新式的工役制剝削。工役制是指農民為了租佃地主的土地必須用自己的農具替地主耕種土地；其另一種剝削形式是對分制，即農民把租地收成的一半交給地主作為地租。此外，地主對農民還保留有某些封建義務和體罰等權利。為了鞏固地主階層利益，維持他們所需的勞動力，沙皇政府于1881年和1889年兩次頒布法令禁止農民遷移；1893年，又對1861年立法進行修改，改革時給予農民的一點自由也被取消了。復次，農民要承擔高額地租和沉重的賦稅。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農民占有的份地數額日益減少，決定了農民不得不向地主租用土地，由于在私有地中占統治地位的貴族地產享有種種特權，農民要支付的地租遠遠高于實際的地價。1872年，部分省份農民租稅占收入的比例：彼得堡為34%，莫斯科為105%，黑土地帶省份為30%～148%［6］90。此外，農民還要承擔高額的人頭稅及對各種日常消費品征收的消費稅。最后，改革取消了封建制度下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宗法依賴關系，這就意味著農民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在地主宗法制關系下，一些必備的生活用品，如薪料、肥料、木材等均可從地主處免費領取，但現在均需農民自己出資購買，這使得他們的生活成本增加。農民通過勞動所掙得的錢財少得可憐，很難支付購買生活必需品的費用，而若向富農貸款，則利息竟高達300%左右。除地主的剝削外，農民還要遭受官吏、高利貸者的層層盤剝。各地地方長官運用手中特權可控制農民的通行，嚴懲拖欠稅款的行為，農民犯罪則可能隨時被奪去其賴以生存的土地。

綜上可見，1861 年農奴制改革并“未能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反而使其生存環境更為惡劣”［7］。生活的極度困苦，使得廣大農民不得不為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起而斗爭。19世紀最后30 年，農民騷動與起義風起云涌，農民的斗爭嚴重地威脅著沙皇專制統治制度。

二、紛擾的農民問題解決方案

面對嚴重的農民問題，俄國社會各階層紛紛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提出自己的主張，為解決農民問題尋找出路。

（一）列夫·托爾斯泰的個人主張及其實踐

列夫·托爾斯泰目睹了廣大農民的困苦生活，為自己“不勞而獲”坐享農民艱苦勞動的果實而深受良心的譴責。為了改善農民生活，托爾斯泰提出了自己的農民問題解決方案。托爾斯泰認為，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唯一能用來養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因此托爾斯泰的解決方案主要表現為土地分配方案，即“把土地交給農民，收取租金，并規定地租是農民的財產，由他們自己支配，繳納稅款和用作公益事業”，其中“主要是他放棄土地所有權”［3］301。托爾斯泰的這一方案由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亨利·喬治的“土地單一稅”轉化而來。作品《復活》中，主人公聶赫柳朵夫在反復努力后，終于使其方案在姑母的莊園中得到了農民的贊同和認可。

托爾斯泰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主張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形成所謂“托爾斯泰主義”。盡管如此，托氏的主張在社會實踐中并沒能得到真正的實施，即便是托爾斯泰自己也絲毫未能將其落實。1856年5月到6月間，托爾斯泰決定在其亞斯亞納·博浪納莊園中實施其提出的解放農奴方案，但遭到了農奴們的反對，他們認為托爾斯泰是在騙他們，對其方案“堅決拒絕”?！稄突睢分械耐恋胤桨?，由于社會、家庭、作者年邁等多方面的原因，始終只留在了作者的筆尖上。

（二）民粹主義者的主張及其實踐

俄國民粹主義興起于1861年大改革之后，它是受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具有俄羅斯特色的空想社會主義理念。民粹主義代表的是農民小生產者的利益，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菲格納、阿普捷克曼、查蘇里奇、米海洛夫以及早期的普列漢諾夫等。

在當時的俄國，民粹主義既是理論探索，又是實踐探索。作為理論探索，在社會經濟領域內，民粹主義提出以村社為載體，使俄國跳過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具體到農民問題上，其主張是“全部土地歸勞動農民所有，并視為全體人民的財產”［8］。即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分給農民，并以村社為載體運轉、經營，從而使俄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并一舉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問題。作為實踐探索，他們主要的實踐活動是19世紀70年代的“到民間去”運動?！斑\動的參加者以‘英雄’、‘救世主’自居，他們宣稱其到農村去的目的是解救受苦受難的農民，他們換上農民的服裝，努力模仿農民的語言，在廣大農民中進行宣傳，企圖發動農民立即舉行推翻沙皇政府的暴政”［9］。

但是，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民粹主義者的探索都是不成功的。在理論上，村社這一原始公社的遺存，“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性并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式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后者是資本主義最獨特的最后產物”［10］442。經典作家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只能產生于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而俄國村社與社會主義相比，僅僅具有“公有制”這一共同特點，根本不具備“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要素。村社作為原始公社遺存，它應當解決的是由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問題，而民粹主義者企圖將其作為跨越資本主義社會，直接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載體，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者，農奴制改革后，俄國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民粹主義者無視這一現實，企圖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違背俄國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的。在實踐上，民粹主義者深入到農村開展活動的勇氣十分可嘉，但他們根本不了解農民和農民的真正需要，他們的主張及實踐不能為農民所理解和接受，因而他們的活動根本得不到農民的支持；又由于其活動觸動了統治階層的利益，遭到官方嚴厲鎮壓，民粹主義者的實踐活動也以失敗告終。

（三）統治階級的主張及實踐

至19世紀末，隨著連續幾年的饑荒，俄國農民狀況已惡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面對嚴重的農民問題，沙俄統治階層不得不將其放在異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考慮。其間為解決農民問題而付諸實踐的兩位代表性人物是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和斯托雷平。

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1892至1903年間任財政大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沙俄政壇上一位重要的改革派人物。他對農民問題非常重視，他認為“俄羅斯帝國的前途實際上完全取決于這個問題（農民問題）能否妥善解決；如果對這個問題處置不當，草率從事，它就會成為各種動蕩和國政紊亂的淵藪”。維特認為，農民問題的實質在于“要使他們從公民權利的觀點來看成為一個人”，“而不在于賦稅，不在于保護關稅制度，不在于土地不足，至少不在于強制劃出土地歸農民所有”［11］398。意即要使農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權。為此他還主張為農民編纂專門的民法典，成立農民法院，甚至是可為農民提供購買土地的貸款的農民銀行。他曾多次上書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建立有關農民問題的專門委員會，商討并采取解決農民問題的各種措施。1902年，經尼古拉二世批準后，成立了維特任主席的“農業工業需要問題專門委員會”。委員會成立后，還組織成立了下屬的省級和縣級委員會，以搜集整理各種有關農民問題的資料。委員會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維特主張的實行個人私有制，給予農民平等的公民權，成立農民法院等問題。然而農民會議的主張遭到了許多大貴族的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在挖“根基”。1903年3月30日，尼古拉二世在沒有任何預示的情況下，停止了委員會的活動，而此時委員會尚未“作出任何最后的結論，沒有拿出任何成文的東西來”［11］427。

維特看到了俄國農民所處的不平等的奴役地位及農民對這種狀況的不滿，他對農民問題的主張中有不少是有其合理之處的，也符合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但是，他本身是一個君主專制主義者，忠于“獨裁原則”，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無論是促進工業化的舉措還是解決農民問題的主張——都是為了維護沙皇專制統治。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維特的農民問題方案不能真正地維護農民的利益。維特的農民政策只是對原有政策上的一些調整，是不系統的。維特從未公開反對過地主土地所有制，他也不會這么做。他的方案的實質是在維護貴族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企圖通過政治法律關系的些微調整以緩解農民的不滿情緒，鞏固地主階級統治。但即便如此，他的主張還是損害了傳統貴族的眼前利益，為他們所不能容忍，并遭到了堅決反對，其突出代表即是普列維任部長的內務部。財務部和內務部為了各自利益，在農民問題上互相指責，互相拆臺。維特關于農民問題的主張遭到重重阻力，基本上均未能得到實施。

1904年對日戰爭的失敗激化了俄國國內的各種矛盾，引發了1905年革命，沙皇被迫于10 月17日（俄歷）宣布實行君主立憲以挽救自己的統治。革命的爆發也使農民問題再次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在此背景下，1906年7月，尼古拉二世任命鐵腕人物斯托雷平為大臣會議主席。斯托雷平上臺后，一面采取嚴厲手段鎮壓當時普遍發生的農民奪地運動，建立特別軍事法庭，將大批造反者送上斷頭臺；另一面運用專制暴力工具，頒布一系列土地法令，強制推行有利于地主的土地改革。其土地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允許農民自由退社和把份地固定為私人所有；“土地整理”，即通過重新分配土地，進行地塊合并，推動土地兼并和富農農莊的形成；組織移民，長久以來，俄國居民大部分集中在歐俄地區，特別是中央黑土帶和非黑土地帶以及烏克蘭地區，廣大的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則人煙稀少，斯托雷平改革時，為緩和因改革而失去土地的貧農對政府的不滿，并為富農創造發財的機會，政府大力支持移民。但是在移民過程中，由于政府未能做好相關的移民安置工作，造成了大批移民的非正常死亡。

斯托雷平改革較為徹底地破壞了俄國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落后的農村生產力，適應并推動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當時俄國的歷史發展角度來說，斯氏改革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取得了顯著成果：“一戰前數年俄國糧食產量一舉超過當時西方三大糧食出口國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的總和，1913年全俄糧食人均產量記錄直至赫魯曉夫時才打破，俄國成了歐洲谷倉，世界最大農業出口國。由于農業的拉動，整個國民經濟也出現繁榮?！保?2］因而，“斯托雷平改革的八年（1907—1914）常被稱為沙俄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這次改革在經濟上取得的成果是顯著的，但是未能解決積弊已久的農民問題。首先，改革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礎上的。以“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培養親政府勢力，維護沙皇統治”為指導思想的改革其代價主要由廣大下層群眾承受，而其利益則由上層和少數人享有。其次，改革的目的是塑造強大的富農階層，以使其取代村社成為沙皇專制統治的新的牢固基礎。然而，富農經濟雖然得到了發展，但富裕農民畢竟只占農民總數的很少一部分，難以成為政府的統治基礎，而貧農們又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搗毀富農田莊運動。不僅如此，斯托雷平改革還因觸動了貴族地主和上層統治者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堅決反對。改革的政治后果對統治階層而言是相當惡劣的，斯托雷平本人也遭到了各方的反對甚至嫉恨。1911 年9月14日，斯托雷平在陪沙皇觀看歌劇時遭刺客槍擊，傷重死去。

1914年，沙皇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使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更加惡化。1917年，俄國爆發革命，在工農群眾的怒吼聲中，羅曼諾夫王朝命隕黃泉。而廣大的沙俄農民，卻依舊在困苦中掙扎。

三、沙俄農民問題的出路

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沙皇專制政府煙消云散，它所留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衰敗的農業、貧困的農民以及動蕩的農村，這一切一直困擾著此后的蘇俄乃至現在的俄羅斯。那么，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及長遠的歷史發展前途來看，俄國農民的出路到底在哪兒？

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沙皇俄國在其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農奴制、農村公社與沙皇專制制度三位一體的帝俄統治體制。其中，沙皇專制是根本，農奴制是基礎，而農村公社則是束縛農奴、維護沙皇專制的鏈接點，三者緊密結合，缺一不可。

不難看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要真正解放農奴，徹底解決農民問題，首先必須撼動沙皇專制統治這一反民主、反自由、反文明的社會制度。俄國的沙皇專制統治確立于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已歷時300余年。隨著世界以及俄國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沙皇專制已成為俄國社會進步的嚴重障礙；俄國人民政治民主意識、自由意識等綜合素質的提高，也使這一體制遭到了廣大人民的堅決反對。然而，歷數各流各派解決農民問題的主張，未有一個觸及沙皇專制統治這一根本問題，而統治階層的歷次改革，從1861年農奴“解放”到1906年以后的斯托雷平農業改革，其目的反而是維護沙皇專制這一極端的反動體制，其后果必然是走向失敗，甚至是使問題更加惡化。

農奴制是對人的發展的一種束縛。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大體上分為三段，即從“人的依附關系”到“人的獨立性”再到“自由個性”。第一種發展狀況屬于前近代或者前資本主義時代，第二種屬于近代資本主義時代，而第三種則是馬克思設想的一種未來的理想狀態。當時的俄國顯然處于由“人的依附關系”到“人的獨立性”的發展階段，即從前資本主義時代的共同體（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階段。因而，當時的沙俄必須徹底廢除農奴制，使農民完成由依附人格到獨立性，由服從分配到私人交換，由強制勞動到自由勞動的轉換，適應并促進俄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也才是真正適應了世界潮流。但是，1861年“解放”并未徹底廢除農奴制，工役制和對分制等奴役方式仍然在俄國廣泛存在，這就束縛了廣大農民勞動的積極性，阻礙了生產的發展，農民問題當然也不能得到解決。

要解決農民問題，也必須廢除農村公社這一違反歷史潮流、束縛農民的農村社會組織形式，實行土地私有，自主經營。1861 年改革后，廣大俄國農民也是強烈要求廢除村社的。但是，村社作為俄國農村的基本組織形式在俄國存在的歷史長久，要廢除它只能循序進行，斷不可操之過急，而斯托雷平改革卻正好違背了這一點，其廢除村社時不僅殘酷無情，而且極不公平，這就必然違背歷史及現實情況，其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引起了廣大農民聲勢浩大的復興村社運動。

十月革命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爭取農民的支持，采取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在農村又恢復了村社，實行傳統的“公有私耕”，而斯大林時期，則直接實行“公有共耕”的集體農莊，但是這都是與俄國社會由“依附人格到人的獨立性，由服從分配到私人交換，由強制勞動到自由勞動的轉換”的歷史現實相違背的。歷史現象的積重難返最終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的那場“劇變”，使俄國嘗到了違反規律的苦果。直至今日的俄羅斯，仍不得不繼續體驗著這場痛苦的蛻變。

沙俄統治末期的農民問題是產生于俄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綜合病癥，是沙皇專制政權腐朽肌體上的一顆毒瘤，要真正鏟除之，就必須順應歷史潮流，從沙皇專制政權入手，對農奴制和村社制采取有力而審慎的改革措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沙俄覆亡已近百年，俄羅斯至今仍在調整著其農業、農村、農民等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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