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在建國初期的接受與轉化

郭 力

（哈爾濱師范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80）

一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是蘇聯在1934年8月召開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提出并通過的概念，它被這次會議正式載入《蘇聯作家協會章程》當中?？疾焯K聯文學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這個概念在20世紀30 年代的蘇聯所具有的權威性與絕對性。它不僅是創作方法，最重要的是創作原則，確切地說，它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必須遵守的黨性原則。這一概念本身蘊含了人民性、黨性、歷史性，這是第一位的，而藝術性內涵則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另外，真實性也并非是現實性，與生活同步發生的事件如果不能教育人民，它就不合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思想要求，概念“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就決定了作家只能以革命的唯物史觀忠實地反映歷史進步的事實，以發展的目光去看待一切新事物，進而與國家主流話語保持高度一致。對于這一點，當時蘇聯文藝政策的權威發言人日丹諾夫曾做過具體闡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而這是以下列一點為前提的：革命的浪漫主義應當作為一個組成部分列入文學的創造里去，因為我們黨的全部生活、工人階級的全部生活及其斗爭，就在于把最嚴肅的、最冷靜的實際工作跟最偉大的英雄氣概和雄偉的遠景結合起來。我們黨之所以始終是強而有力的，就是因為它過去和現在加倍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實際性，去跟遼闊的遠景、不斷前進的志向、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斗爭結合起來。蘇聯文學應當善于表現出我們的英雄，應當善于展望到我們的明天?！保?］

日丹諾夫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權威闡釋使中國的文藝領導者們深受啟發，周揚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一文中，以中國文藝權威發言人的身份肯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指出了中國文學在世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中的位置，明確闡明了中國今后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道路的信念以及具體的學習內容?！疤K聯文學的強大力量就在于：它是站在共產主義思想的立場上來觀察和表現生活，善于把今天的現實和明天的理想結合起來，換句話說，它的力量就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現在已成為全世界一切進步作家的旗幟，中國人民的文學正在這個旗幟之下前進?！叨韲说穆贰?，政治上如此，文學藝術上也是如此”［2］。這是一個政治姿態，也是一個宣言，表明了中國已經在文藝思想上完全轉向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

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習仲勛在《對于電影工作的意見》中指出：“在文學藝術工作上學習蘇聯，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是堅定不移的，是不能動搖的?！保?］馮雪峰在1952年在《文藝報》發表《中國文學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一文，從理論上探索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路徑：它們分別是富有人民性的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五四”新文學，一九二七年后受蘇聯影響魯迅創始的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進而得出結論：“無產階級的現實主義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保?］

文藝界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也很熱烈。從1953年4月起，全國文學創作委員會組織在北京的40余名文藝工作者學習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前后共進行了十幾次的討論，討論內容被編印成《作家通訊》印發全國。隨后，中南、西北地區也分別組織了相關的討論?！段乃噲蟆肪庉嫴扛鶕鞯赜懻撉闆r綜合整理了三篇文章，其中敏澤的《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錯誤理解》一文較有代表性，他指出了一種傾向，即有些人不是自覺地從黨性原則角度理解這個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而是只從簡單地處理題材和材料的方式上理解，把它看作是方法論而不是認識論，所以，他強調只有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原則才是唯一正確的理解［5］。1953年9月，第二次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周揚指出：“我們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作為我們整個文學藝術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工人階級作家應當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水平，同時積極地耐心幫助一切愛國的、愿意進步的作家都轉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軌道來?！鐣髁x現實主義應當成為指導和鼓舞作家、藝術家前進的力量?！保?］這是一次從思想到實踐的總動員，周揚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并不神秘，“重要的是在于學習”，而“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們學習的最好范本”。他認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后，我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藝術，就在毛澤東的文藝方針的指導下，在‘五四’革命傳統的基礎上，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保?］權威理論家的進一步闡釋，使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作與批評的最高原則成為中國意識形態唯一的合法話語，更由于強調蘇聯的榜樣作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也成為文學為工農兵服務的必由之路。

至此，新中國文藝解決了在創作與批評方面的根本原則問題，它要求全體文藝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達到高度的思想統一。

二

思想的統一是一個需要整肅的漫長過程，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認識同樣如此。從1956年到1958年，圍繞現實主義道路的討論一直爭論不休，這場爭論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作為焦點，涉及文學的典型性、真實性、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題材等問題，并上溯到三四十年代文學，從文學歷史的沿革中檢討總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來源、發展與成績。

實際上，社會主義陣營有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統一的闡釋在1954年開始了話語的松動。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蘇聯文藝界開始反思批評創作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和粉飾現實的現象，同時在創作上出現了如奧維奇金的《區里的日常生活》、愛倫堡的《解凍》等干預生活的作品。1954年12 月，西蒙諾夫在第二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主張刪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中的一段話：“同時，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必須與用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他認為，這句話是導致戰后蘇聯文學粉飾現實的主要原因。蘇聯作家代表大會采納了西蒙諾夫的意見，會議通過的新章程中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只有一句話：“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與蘇聯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從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體地去描寫現實?！?/p>

在“解凍”思潮的影響下，蘇聯作家和批評家注意到了“無沖突論”和粉飾現實的創作現象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間的必然聯系，積極主張創作中的“寫真實”和“干預生活”，試圖突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原則所帶來的條條框框，并取得了一定的創作成效。但是，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人們并不能對這一概念作徹底的反思與檢討。甚至在1957年初，蘇聯文藝界開展了一場所謂“反修”的批判運動，表現最突出的是圍繞《日瓦戈醫生》引起的軒然大波。雖然這一切同當時“冷戰”的世界格局有關，但也可以看出不論是“解凍”還是有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討論，都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

而在“雙百”方針的觸動下，中國不僅有了“干預生活”作品，而且一些作家和理論家開始表達出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理論概念的質疑。1956年9月，秦兆陽在《人民文學》發表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他認為有關現實主義新的原則的提出本身就不科學，再加上不恰當的引伸和片面性的解釋，使得真理越過了與實踐的生動的關系，原則就變成了僵硬的套子。他認為：“如果認為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里沒有‘社會主義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須要另外去‘結合’，那么，所謂‘社會主義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之中，而只是作家腦子里的一種抽象的概念式的東西，是必須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種抽象的觀念。這就無異于是，客觀真實并不是絕對地值得重視，更重要的是作家腦子里某種固定的抽象的‘社會主義精神’和愿望，必要時必須讓血肉生動的客觀真實去服從這種抽象的固定的主觀上的東西，那結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學作品脫離客觀真實，甚至成為某種政治概念的傳聲筒?！保?］隨后，周勃發表了《論現實主義及其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更加明確了秦兆陽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與前社會主義時代的創作方法并無太大的區別，因此對現實主義必須提出新的時代要求。但他在思想的迂回中也表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方向是應該承認的。

與此相反的意見似乎來得更加猛烈。從1956年底張光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存在著、發展著》開始，許多報刊都對秦兆陽等人的觀點進行了點名批判，后來，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有代表性的看法認為“攻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文學，而且是為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8］。

1957年4月，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在莫斯科舉行了關于世界文學中現實主義問題的學術討論會，會議的宗旨是保衛現實主義。正如阿尼西莫夫總結所說：“現在資產階級文學是用盡了一切辦法來反對真正的現實主義的?！嗝褡宓奶K聯文學四十年的發展所積累的經驗表明，現實主義的發展前途是異常遠大的。蘇聯作家所做的探索擴大了現實主義在創作上的可能性?！保?］這次會議的基調是蘇聯本土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肯定，一切理論探討是圍繞這個中心點進行的。謝爾賓納認為：“事實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由現實本身的發展所產生的，它的歷史既包含著我們時代的革命激情，也包含著與我們時代有聯系的戲劇性沖突。任何想脫離這種重大的復雜性來闡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企圖，都將是假科學的偽善而已?！保?0］他的看法在這次會議上具有代表性。會議討論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確是文學在世界歷史上發展的結果。這個看法與茅盾《夜讀偶記——關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及其他》中的有些觀點相類似，都有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發展歷史的勾勒，也有對現實主義與其他文學思潮關系的清理。

綜上所述，來自于蘇聯和中國的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質疑、否定再到保衛的過程，是一個值得反思、總結的歷史過程，如果單從中蘇關系看，既是蘇聯模式對中國意識形態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過程，也是兩國作家對文學本質的深度思考后的對話與互補的過程。而這其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念與蘇聯文藝方針的變化密切相關，它在中國接受轉化過程中被附加和規定了豐富的意識形態內涵。

［1］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的講演［G］∥蘇聯文學藝術問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23－24．

［2］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G］∥周揚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182－183．

［3］習仲勛．對于電影工作的意見［J］．電影創作通訊，1953（1）．

［4］馮雪峰．馮雪峰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3－385．

［5］敏澤．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一些錯誤理解［J］．文藝報，1953（12）．

［6］周揚．為創作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J］．文藝報，1953（19）．

［7］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J］．人民文學，1956（9）．

［8］林默涵．社會主義，還是修正主義［N］．人民日報，1958－05－03．

［9］阿尼西莫夫．現實主義問題與世界文學［G］∥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371．

［10］謝爾賓納．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G］∥世界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問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47．